向斌南先生去世时，父亲曾惋惜地说，向斌南生不逢时啊，可惜了。
　　向斌南先生是我父亲的同事，也是我的发小向学余的父亲。他是一位我非常尊崇的建筑声学工程师，也是中国建筑声学界的权威。喜欢观看音乐现场演出和去影院看电影的北京朋友们，在迈进各式音乐厅、影院和礼堂观看、聆听高水准的音乐会、艺术演出和电影时，都应该对向斌南先生和他的建筑声学专家同事们心怀感激。正是这些建筑声学工程师们为观众设计、营造出了科学、舒适和美妙的视听音响环境。
　　


　　向斌南先生开始学的是建筑专业，后来发现自己是色盲，无奈改学建筑声学专业了。他毕业时，声学设计的概念在当时的中国建筑设计中还比较陌生。所以，他参加工作后在专业上难有大的施展。之后，又赶上“文革”——建筑声学最被漠视的特殊年代——在那个年月里，高品位的音樂艺术被划进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范畴，全国几乎没有什么公开的西洋歌剧、交响音乐会、室内乐的演出。那时候，电影也还没有进入到立体声环绕的时代。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人们对剧场和影院等特殊建筑的声音设计要求几乎等于零。影院、剧场只要安装个高音喇叭能把声音放出去，让在场的人听清楚就OK了。那时的建筑声学主要是满足会场发言的音效和对室外噪音的抗阻要求即可。这种低端要求令这个专业的专家人才基本上是空怀了一身本事，却难有用武之地。
　　我不知道当时北京有多少建筑声学工程师，但我只认识其中的两位。除了向先生外，还有一位姓姚的先生。我只记得这位姚工程师的夫人是京剧演员刘长瑜的长辈亲属。当年刘长瑜唱《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一炮走红成了名角，京城百姓都想争睹她的芳容。我们沾了姚工程师的光，隔三岔五地能在大院里近距离地一睹李铁梅的芳颜，并把每次的“偶遇”毫不浪费地兑现成随后一周四处炫耀的谈资。
　　后来，在一次现场指导北京某著名场所声效改建时，姚先生不慎失足从舞台跌落到乐池。他还未来得及呈现出自己最后这个设计作品的成果，便早早抱憾殒命了。姚先生的意外离世，锐减了我认识的建筑声学专家的存量，使得向斌南先生成为我这辈子认识的建筑声学专家中硕果仅存的一位了。了解了这样的背景，您应该明白向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何等的珍贵了吧？其实，对我而言，向先生的弥足珍贵，并不在于他是国内稀缺的建筑声学专家，而在于他恩赐给了我一种特殊的教育——向先生是我古典音乐的启蒙者。
　　小时候，我的桀骜不驯是臭名昭著的。上中学时甚至被老师定性为典型的不可救药的“问题学生”，并因此遭到批判和被“划清界限”的处罚。其实，我不是上了中学才“变坏”的，上小学时我就因与音乐老师作对而闻名。我一生中考试的最差成绩就产生于音乐这科。
　　记得小学5年级时音乐课也有了考试。考试分成两部分，先考乐理，再考唱歌。基于简谱的乐理很简单，我轻松地考了满分。但到了唱歌时我出了问题。
　　音乐考试的奇特经历令我长久难以释怀。从此，我也就认准了自己在音乐方面的能力如老师给的分数一样——零分。我对音乐这科也基本持排斥态度，不再去触碰了。上中学后，尽管教音乐的老师对我挺好，但她仍然不幸地成为第一个被我起了外号并传播开来的老师。
　　直到在向先生家听到了古典音乐的唱片录音，我才重新对音乐产生了兴趣。
　　


　　记得上中学时的某天，我再次受向学余之邀去他家下棋。在下棋间歇，他的父亲向斌南先生打开了录音机，一段美妙的音乐立即飘荡在了房间里。这音乐绝对不是我从小就听熟了并害我考试得零分的革命歌曲，也不是电影里听到过的苏联、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音乐。见我听得入迷，向先生便向我介绍，这是莫扎特的《G小调第40号交响曲》。
　　陌生的人名，晦涩的曲名，但音乐却无比的亲切妙曼。它像是把我生活中所经历过的所有美好、烦恼、困惑和幻想都集结在了一起，让我产生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战栗。那一刻，我非常想知道莫扎特是谁？他为什么会写出这种完全有别于我过去听到过的音乐？
　　向先生当时并没有给我所渴望的那些答案。他说，你先听听这些音乐吧。你想了解的肯定不仅仅是莫扎特，你应该去认识古典音乐。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天我离开向家时，衣襟里藏着两盘向斌南先生借给我的盒式磁带。盒带里都是他从老式黑胶唱片转录的西方古典名曲。那时已经是文革的晚期，但仍然属于革文化命的年代。这种唱片本应当作“四旧”被查抄和砸烂，不知向斌南先生是如何保留下来的。我猜想大概是与他所从事的专业有关吧——建筑声学要求对声音和音乐有超出常人的敏锐的辨识力，大量地听音乐应该属于专业素养和技能的训练和维护吧。或许就是这个由头，使得向家的唱片可以“苟且偷生”地免遭到同类的厄运。
　　从此，我定期地从向家借磁带，仔细聆听了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勃拉姆斯、舒伯特、柴可夫斯基、肖邦、巴赫、威尔第、约翰·施特劳斯 、拉威尔、德沃夏克、鲍罗丁等欧洲和俄罗斯音乐家的古典音乐作品。由于向斌南先生自己喜欢拉小提琴、弹钢琴，他收藏的唱片里除了交响乐外，最多的是小提琴曲和钢琴曲。所以，帕格尼尼和拉赫玛尼诺夫的名字很快就被我所熟知了。
　　上大学后，我仍然继续从向家借磁带。到了那时，我听那些赋格的音乐时已经不再觉得重复的单调和索然了，逐渐喜欢上那种乐音上的位移、对比和微妙的变化了。对舒伯特的《鳟鱼》和鲍罗丁的《波罗维茨舞曲》这些名曲的美妙之处，也逐渐有所体悟并愿意反复聆听。学生会组织舞会，我从来不跳，只喜欢坐在旁边去听舞曲，辨别曲名和作曲家。
　　后来，学校为了学外语，为每间宿舍配置了一台开盘录音机。有聪明的同学告诉我，磁带的背面也可以录上东西。于是，我们在磁带的一面录上学习材料，然后悄悄地在磁带另一面录上优美的古典音乐。在大学期间，我听音乐那面的频率和时间远远超过了听学习材料的那面。结果，大学时我的英语成绩最差，害得我毕业数年后，不得不专门出国去补这门课。
　　再后来，我似乎与音乐就有了缘分——偶然的机会与崔健认识了，并因此涉足到了中国早期的摇滚乐的圈子;也是在那时候，我交了在中国音乐学院音像资料室工作的女朋友，这让我有机会通过她借出了大量的音乐录音资料，帮助我涉猎到范围宽泛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
　　这段时间的聆听和学习，使我在和音乐圈的人交流时不显得那么吃力了，为我赢得在音乐方面的各种兼职奠定了基础。最后，有一段时间我竟然全职做了几年与交响乐、古典音乐密切相关的工作，并颇有成效。
　　回想一下，从抗拒唱歌，自己主动地与音乐隔绝;到最后能够吃上音乐这碗饭，这之间的差距是多么巨大啊，而我居然完成了这种匪夷所思的突变。这一切的发生和实现，都有赖于向斌南先生当年看似不经意间的启发，以及他后来源源不断提供的音乐录音。向先生可能很快就忘记了这段小小的往事，但于我却是刻骨铭心的难忘。
　　色盲的向斌南先生，眼睛所见的世界只有单调的颜色。感谢上帝用音乐给他打开了另一扇窗，为他的生命灌注了满满的浪漫和阳光，让他的心中充溢着无比绚烂的色彩。尽管向斌南先生经历了许多困顿、挫折和苦难，但他仍然把心中所有的美好、真诚，无私地传播、分享给了我，让我也有幸沐浴到音乐的美妙，并从中获得滋润和营养。
　　是向斌南先生引领我逃脱黑暗，让我走进音乐的阳光。从这个意义上讲，向斌南先生改变了我对音乐的认识，重塑了我的人生态度，他是我生命旅程中的贵人。
　　去年向学余在微信里放了一段他80多岁老母亲、向斌南先生的遗孀在家里演奏钢琴的视频。我看后立即联想起已经驾鹤西去的向斌南老先生，不免一番唏嘘。
　　音乐对于很多人而言，可能只是一种娱乐;但对于特殊的一小群人而言，音乐可能就是生命的全部。
　　永远感激向斌南先生恩赐给我的古典音乐启蒙和仁爱的感情。愿美好的音乐在天堂里与向斌南先生始终相伴。
　　（编辑·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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