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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小档案：
李君如，浙江鄞县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有“研究宣传伟人理论的理论家”之称。1947年5月出生，1973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政史系,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多年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一直活跃在伟人理论的研究宣传领域，是伟人理论和中国现实问题方面研究的重量级专家。他常常勉励自己：山水同乐，又仁又智；学思相兼，不罔不殆。采访李君如，给人最深的感受是，他不像一位省部级高官，更多的却是学者的本色。
“从自己多年的体会来看，当官是次要的，学术研究才是重要的”
随着学术成果的不断增多，李君如的职位也在不断提升：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一次次职位升迁的背后，是李君如学术研究成果的积累。李君如说：“从自己多年的体会来看，当官是次要的，学术研究才是重要的。当官，组织上需要你做好它，那么你就要认真负责地做好它。但本质上，你还是一个普通人，学术研究是你的看家本领。而且，在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年代里，也是出研究成果的最好时期，政治理论、经济理论都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采访时，李君如对自己的母校上海师大念念不忘，十分感恩：“我是1973年从上海师大政史系师资培训班毕业的，在校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母校在我人生旅途上打下的印记却是很深很深的。今天我是一名党的理论工作者，而我的基础理论正是在上海师大的课堂里、图书馆里打下的。”他说：如果讲“第一次”的话，我第一次接触哲学史并对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感兴趣，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接触政治经济学并开始全面研读《资本论》，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系统地学习英、法、德、俄历史，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学习社会发展史并参加编写社会发展史名词解释，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长篇论文，也是在上海师范大学写成，离校后经母校老师帮助修改后发表的。
直到现在，李君如仍然认为，政史系的好处在于它既有政治的内容，也在历史的内容。而有“史”的背景，对以后从事的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史”的基础，只可能是干巴巴的概念。他说“在母校的学习经历，对于我培养起用社会科学的知识思考问题，并走上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道路，起了重大的作用。”
1981年，经报考，李如君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哲学所成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他出任主任，开始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李君如说：“毛泽东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一个伟人，关键在于他有一套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人们通常说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论’上，他还有《论新阶段》、《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当年影响更大的著作。从他的政治著作、经济著作、军事著作中更能够看出他的哲学思想的精华。”
潜心研究，终有收获。李君如撰著的《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组成“毛泽东研究三部曲”，获得第11届中国图书奖，并一再印刷发行。
后来，李如君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完全步入了邓小平理论研究领域。他撰写的《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全国“五个一工程”1991年度优秀论文奖，与夏禹龙合作撰写的《邓小平的管理思想和领导艺术》，获全国“五个一工程”1992年度优秀论文奖。
应该说，李君如研究邓小平理论，起步不算早，但是起点很高。他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共十四大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当时李君如发表的《邓小平的“治国论”初探》等文章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注意。
1993年３月，李如君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后，如虎添翼。一方面，他组织撰写邓小平理论学习纲要，另一方面出版了数部有关著作。其中，1997年8月12日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的论文《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影响极大，首次提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观点，在正值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发表，自然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
1998年11月，李君如调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为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他组织举办了革命英烈事迹展览，把党史研究推向社会，还组织策划了一些电视专题片。
2000年5月，李君如又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管科研，分管7个部门。职务的升迁，并没有影响到李君如身为理论家的学术研究。相反，在致力于理论创新和理论宣传方面，发挥着更为积极、重要的作用。
用自己的学习研究成果，阐述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李君如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立的情况比较相似，主要是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积累的新经验，并在对前人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科学总结和集成创新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强调，科学发展观是要在统筹兼顾中达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这是我们在“发展”问题上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它包含了三个重要理念：一是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二是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三是统筹兼顾，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而我们强调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所谓“又好又快”，一是指发展的速度要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以避免走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和效益的老路；二是指快速发展要与平稳发展相统一，避免大起大落、经济波动过大而造成重大损失；三是指经济快速发展要与加大社会建设力度、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相统一，以解决经济、社会“一腿长一腿短”等问题。
李君如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针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遇到的挑战和考验，在解决实践中新问题的时候形成的新观点、新理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是因为要完成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必须解决好影响小康社会原定指标完成的‘三农’和社会建设滞后等问题。2003年4月突如其来发生的非典疫情，也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在推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还要搞好公共卫生、教育等各方面工作，要把对人的关爱放在我们工作的重要位置上。至于城市拆迁和农村大量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更引起中央的重视。这就促使我们第一次提出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树立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使社会能够全面进步。”李君如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来的，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迫切要求，也是总结“十五”经验、制定“十一五”规划的需要，“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尤其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所反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也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的认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论述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的时候，总是把“深刻总结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同“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新成果”并提。李君如说，在研究如何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中央也注意到世界上的两方面经验教训：一方面是，一些国家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这个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升级而引发的矛盾特别多，有的由于处理不好，引发了各种社会冲突，甚至导致政局动荡；另一方面，在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观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认识到增长不等于发展，人力资源在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发展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等等。这就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使经济社会能够又快又好地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国家能够安定团结，社会能够和谐发展。
李君如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发展理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形成和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同时既努力纠正邓小平指出的‘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又不断从新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观点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尽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没有‘以人为本’的提法，没有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统一的要求提出来，没有‘五个统筹’这样的表述，但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及其主要内容，包括在‘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叫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问题上，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有明确的论述。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是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问题的科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并直接从那里继承下来的。”李君如强调，我们既要充分肯定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发展的思想的重大发展，又要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发展的思想的坚持和继承。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须把握好四个问题
李君如认为，我们现在说的“和谐社会”，是一个简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有一个全称，叫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全称告诉我们，在各式各样的和谐社会中，我们选择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和谐社会。“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与古代所讲的和谐社会有着本质差别，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和谐社会思想中不乏值得我们今天重视和肯定的见解。”博学多才的李君如扳着指头而数：把“和谐”作为一种社会文明的要求、作为处理矛盾的一种方法是应该肯定的，认为“和谐”是在矛盾运动的过程中动态地实现的，这也应该肯定。
李君如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属性，也就是说“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属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长期的奋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不是一项短期的任务，同样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逐步实现。只有扎扎实实地从现实问题出发，不断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不断地完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有阶段性的。我们今天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这是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务的关键一仗，为了社会更加和谐。”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李君如强调，在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构建具有这样6个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把握好4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既要使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团结。缺乏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一潭死水、死气沉沉的社会，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和谐社会；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缺乏保障的社会，四分五裂、动荡不安的社会，更谈不上和谐社会。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生机活力与稳定团结相统一的社会，是在生机勃勃的氛围中保持稳定团结的社会。
第二，既要信任和依靠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过程中具有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的，能够带头致富的社会群体，又要救济和帮助社会中那些困难和弱势的群体。对于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新的社会阶层，要认识到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要鼓励和引导他们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多作贡献；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十分贫困的群众，要努力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使他们能够尽快地脱贫致富。作为领导干部，要把“访贤问能”与“访贫问苦”很好地统一起来，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三，既要把解决公平的问题提到重要地位，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分配公平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及其效率，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能够达到的公平只能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公平。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唯物史观来阐述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阐述公平的内涵和在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的实际意义，提出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特点的、并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够达到的公平要求。离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把分配公平问题上升到第一位或重点的位置，甚至抽象地谈论公平，势必把问题复杂化，甚至只会扩大矛盾面、激化矛盾程度，危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要真正做到兼顾公平而不是不顾公平，并把公平问题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来；另一方面，我们要认真研究切实可行的、能够保证大多数人满意的公平方案。
第四，既要正视矛盾、不回避矛盾，又要善于缓和矛盾、化解矛盾。我们今天面临的矛盾，十分复杂。在当代世界，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一旦达到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个国家就有可能进入黄金发展期，也有可能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我国人口多资源少、农民多耕地少、产业结构调整难、就业问题解决难，这些情况使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些矛盾，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地处理好这些矛盾。我们要善于运用民主法治的方式，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要善于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善于缓和人民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而不能随意激化矛盾，把可以争取和团结的人们推到对立面去。
生活中的李君如，是一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只是现在工作、研究占去了太多的时间。他最不喜欢应酬吃饭，类似的活动他基本上不参加，宁愿用这个时间休息休息、读点书。他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每年夏天到北戴河，他总是沿着防鲨网畅游一番，游个痛快。
在工作之余，李君如也不时地上上网。他说：“我非常关注网上的活动，我也是网友，我希望在网上了解天下大事，了解我所关心的问题。我曾被新华网邀请作客，跟新华网网友交流，我是以平常的心态，有什么就说什么，我想这样比较好，相互之间是平等的交流。从网友提出的问题里面，我可以知道大家关心什么，从交流里面可以看到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思想，从跟大家交流的里面我可以知道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可以研究哪些问题。通过这样的交流可以说收获良多，网络是个好平台。”
李君如，浙江鄞县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有“研究宣传伟人理论的理论家”之称。1947年5月出生，1973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政史系,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多年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一直活跃在伟人理论的研究宣传领域，是伟人理论和中国现实问题方面研究的重量级专家。他常常勉励自己：山水同乐，又仁又智；学思相兼，不罔不殆。采访李君如，给人最深的感受是，他不像一位省部级高官，更多的却是学者的本色。
“从自己多年的体会来看，当官是次要的，学术研究才是重要的”
随着学术成果的不断增多，李君如的职位也在不断提升：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一次次职位升迁的背后，是李君如学术研究成果的积累。李君如说：“从自己多年的体会来看，当官是次要的，学术研究才是重要的。当官，组织上需要你做好它，那么你就要认真负责地做好它。但本质上，你还是一个普通人，学术研究是你的看家本领。而且，在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年代里，也是出研究成果的最好时期，政治理论、经济理论都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采访时，李君如对自己的母校上海师大念念不忘，十分感恩：“我是1973年从上海师大政史系师资培训班毕业的，在校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母校在我人生旅途上打下的印记却是很深很深的。今天我是一名党的理论工作者，而我的基础理论正是在上海师大的课堂里、图书馆里打下的。”他说：如果讲“第一次”的话，我第一次接触哲学史并对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感兴趣，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接触政治经济学并开始全面研读《资本论》，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系统地学习英、法、德、俄历史，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学习社会发展史并参加编写社会发展史名词解释，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长篇论文，也是在上海师范大学写成，离校后经母校老师帮助修改后发表的。
直到现在，李君如仍然认为，政史系的好处在于它既有政治的内容，也在历史的内容。而有“史”的背景，对以后从事的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史”的基础，只可能是干巴巴的概念。他说“在母校的学习经历，对于我培养起用社会科学的知识思考问题，并走上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道路，起了重大的作用。”
1981年，经报考，李如君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哲学所成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他出任主任，开始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李君如说：“毛泽东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一个伟人，关键在于他有一套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人们通常说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论’上，他还有《论新阶段》、《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当年影响更大的著作。从他的政治著作、经济著作、军事著作中更能够看出他的哲学思想的精华。”
潜心研究，终有收获。李君如撰著的《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组成“毛泽东研究三部曲”，获得第11届中国图书奖，并一再印刷发行。
后来，李如君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完全步入了邓小平理论研究领域。他撰写的《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全国“五个一工程”1991年度优秀论文奖，与夏禹龙合作撰写的《邓小平的管理思想和领导艺术》，获全国“五个一工程”1992年度优秀论文奖。
应该说，李君如研究邓小平理论，起步不算早，但是起点很高。他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共十四大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当时李君如发表的《邓小平的“治国论”初探》等文章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注意。
1993年３月，李如君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后，如虎添翼。一方面，他组织撰写邓小平理论学习纲要，另一方面出版了数部有关著作。其中，1997年8月12日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的论文《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影响极大，首次提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观点，在正值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发表，自然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
1998年11月，李君如调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为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他组织举办了革命英烈事迹展览，把党史研究推向社会，还组织策划了一些电视专题片。
2000年5月，李君如又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管科研，分管7个部门。职务的升迁，并没有影响到李君如身为理论家的学术研究。相反，在致力于理论创新和理论宣传方面，发挥着更为积极、重要的作用。
用自己的学习研究成果，阐述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李君如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立的情况比较相似，主要是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积累的新经验，并在对前人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科学总结和集成创新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强调，科学发展观是要在统筹兼顾中达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这是我们在“发展”问题上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它包含了三个重要理念：一是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二是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三是统筹兼顾，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而我们强调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所谓“又好又快”，一是指发展的速度要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以避免走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和效益的老路；二是指快速发展要与平稳发展相统一，避免大起大落、经济波动过大而造成重大损失；三是指经济快速发展要与加大社会建设力度、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相统一，以解决经济、社会“一腿长一腿短”等问题。
李君如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针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遇到的挑战和考验，在解决实践中新问题的时候形成的新观点、新理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是因为要完成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必须解决好影响小康社会原定指标完成的‘三农’和社会建设滞后等问题。2003年4月突如其来发生的非典疫情，也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在推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还要搞好公共卫生、教育等各方面工作，要把对人的关爱放在我们工作的重要位置上。至于城市拆迁和农村大量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更引起中央的重视。这就促使我们第一次提出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树立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使社会能够全面进步。”李君如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来的，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迫切要求，也是总结“十五”经验、制定“十一五”规划的需要，“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尤其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所反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也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的认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论述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的时候，总是把“深刻总结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同“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新成果”并提。李君如说，在研究如何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中央也注意到世界上的两方面经验教训：一方面是，一些国家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这个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升级而引发的矛盾特别多，有的由于处理不好，引发了各种社会冲突，甚至导致政局动荡；另一方面，在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观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认识到增长不等于发展，人力资源在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发展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等等。这就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使经济社会能够又快又好地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国家能够安定团结，社会能够和谐发展。
李君如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发展理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形成和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同时既努力纠正邓小平指出的‘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又不断从新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观点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尽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没有‘以人为本’的提法，没有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统一的要求提出来，没有‘五个统筹’这样的表述，但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及其主要内容，包括在‘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叫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问题上，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有明确的论述。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是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问题的科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并直接从那里继承下来的。”李君如强调，我们既要充分肯定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发展的思想的重大发展，又要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发展的思想的坚持和继承。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须把握好四个问题
李君如认为，我们现在说的“和谐社会”，是一个简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有一个全称，叫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全称告诉我们，在各式各样的和谐社会中，我们选择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和谐社会。“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与古代所讲的和谐社会有着本质差别，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和谐社会思想中不乏值得我们今天重视和肯定的见解。”博学多才的李君如扳着指头而数：把“和谐”作为一种社会文明的要求、作为处理矛盾的一种方法是应该肯定的，认为“和谐”是在矛盾运动的过程中动态地实现的，这也应该肯定。
李君如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属性，也就是说“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属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长期的奋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不是一项短期的任务，同样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逐步实现。只有扎扎实实地从现实问题出发，不断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不断地完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有阶段性的。我们今天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这是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务的关键一仗，为了社会更加和谐。”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李君如强调，在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构建具有这样6个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把握好4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既要使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团结。缺乏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一潭死水、死气沉沉的社会，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和谐社会；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缺乏保障的社会，四分五裂、动荡不安的社会，更谈不上和谐社会。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生机活力与稳定团结相统一的社会，是在生机勃勃的氛围中保持稳定团结的社会。
第二，既要信任和依靠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过程中具有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的，能够带头致富的社会群体，又要救济和帮助社会中那些困难和弱势的群体。对于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新的社会阶层，要认识到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要鼓励和引导他们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多作贡献；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十分贫困的群众，要努力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使他们能够尽快地脱贫致富。作为领导干部，要把“访贤问能”与“访贫问苦”很好地统一起来，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三，既要把解决公平的问题提到重要地位，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分配公平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及其效率，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能够达到的公平只能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公平。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唯物史观来阐述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阐述公平的内涵和在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的实际意义，提出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特点的、并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够达到的公平要求。离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把分配公平问题上升到第一位或重点的位置，甚至抽象地谈论公平，势必把问题复杂化，甚至只会扩大矛盾面、激化矛盾程度，危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要真正做到兼顾公平而不是不顾公平，并把公平问题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来；另一方面，我们要认真研究切实可行的、能够保证大多数人满意的公平方案。
第四，既要正视矛盾、不回避矛盾，又要善于缓和矛盾、化解矛盾。我们今天面临的矛盾，十分复杂。在当代世界，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一旦达到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个国家就有可能进入黄金发展期，也有可能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我国人口多资源少、农民多耕地少、产业结构调整难、就业问题解决难，这些情况使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些矛盾，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地处理好这些矛盾。我们要善于运用民主法治的方式，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要善于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善于缓和人民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而不能随意激化矛盾，把可以争取和团结的人们推到对立面去。
生活中的李君如，是一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只是现在工作、研究占去了太多的时间。他最不喜欢应酬吃饭，类似的活动他基本上不参加，宁愿用这个时间休息休息、读点书。他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每年夏天到北戴河，他总是沿着防鲨网畅游一番，游个痛快。
在工作之余，李君如也不时地上上网。他说：“我非常关注网上的活动，我也是网友，我希望在网上了解天下大事，了解我所关心的问题。我曾被新华网邀请作客，跟新华网网友交流，我是以平常的心态，有什么就说什么，我想这样比较好，相互之间是平等的交流。从网友提出的问题里面，我可以知道大家关心什么，从交流里面可以看到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思想，从跟大家交流的里面我可以知道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可以研究哪些问题。通过这样的交流可以说收获良多，网络是个好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