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上，再没有哪个片断比十九世纪中叶与中国进行的那场鸦片战争更可耻了。
让我们后退二百年。饮茶正从富人的奢侈走入英格兰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上所有的茶都栽培在中国，也都只能从那里购买。英国不仅需要茶，还需要瓷器、丝绸、漆器。可是中国对不列颠的产品却几乎没有什么需求，而且只有一个非常有限的经由广东深入内陆的贸易网络。外国商人是“夷人”；外国女人不许进入中国，而外国男人只能持有临时签证。
东印度公司是英国的垄断公司，在十七世纪独享着在东方进行贸易的权利。在十八世纪，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了生产鸦片的垄断公司。这成为了支付茶叶费用的解决方法。鸦片在加尔各答被拍卖、装船，由商人们运到广东销售换成白银，鸦片由中国的走私者带往沿海和内地；而白银随后被用来购买茶叶。
鸦片贸易在十九世纪早期迅速繁荣起来。鸦片在中国被定为非法不过是一个很小的阻碍，武力强大的英军和中国的走私者，以及大量的行贿受贿，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
令人震惊的是，据估计，鸦片贸易的交易额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商品贸易的交易额。从中赚取的巨额财富使得那些大毒枭能够广置田宅，在英国国会购买席位。鸦片贸易的另一端则毫不夸张的是上百万中国人吸食成瘾。这毒瘾能破坏人的健康甚至直接导致死亡；代价还远不止这些，瘾君子和他们的家人会因此陷入贫穷。这才是在全球推广致瘾物的真正代价——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
随着毒瘾的传播和造成的社会后果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因此丧命，后来甚至祸及皇子。北京的禁烟派在与那些倾向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人的较量中占据了强势。湖广总督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查禁鸦片贸易。他在广东查没了大量鸦片并焚毁，还给远在英格兰的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一封信：
查该国距内地七六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以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中华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民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勒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
为报复鸦片被查没和焚毁，来自苏格兰的大毒品商威廉·查顿(William Jardine)便策动英国政府对中国开战。支持开战的力量还来自想自由进出中国的自由商人，和那些对中国持侵略和种族主义态度的英国人。
这个时候，英国的工业化和军需品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英国海军和军队的大炮、来复枪在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一支由三十艘舰船、炮舰和一万两千名士兵组成的军队扫除了中国的抵抗力量。
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员偿补原价……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员，大皇帝准为偿补。”
鸦片在条约中并没有被特别提到，但是根据这个条约，鸦片贸易被恢复并扩大了。中国政府不敢再禁烟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政府甚至被迫规定使用鸦片合法。
鸦片战争在英国国内并非没有反对者。格莱斯顿（Gladstone），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英国首相说：“我不知道也从没听说过，目的不正义、永远玷污英国名声更有甚于此的战争了。英国国旗被高高举起保护可耻的走私；如果它除此之外从未在中国的沿海升起过，我们应该因其丑恶而自惭形秽。”
英国政府假装大规模的鸦片走私与己无关，这使鸦片贸易成为英国伪善面目的一个极不体面的例子。这项贸易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尽管有很多的反对者，但十九世纪末一项对鸦片贸易的调查却断定不应对此采取任何措施。理由是：即便英国不做这项贸易，也会有别人来做的。
英国政府那时对奴隶制的态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就像一位帝国历史学家弗格森（Ferguson）所写：“如果一八二一年以后就被中国官方禁止的鸦片出口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于财政上不是那么重要的话，很难理解鸦片战争会发生。一八四一年战争结束后获得香港的惟一好处，就是给那些诸如怡和洋行的公司提供了进行鸦片走私的基地。为废止奴隶贸易而建立起来的同一支海军也积极参与了扩大毒品贸易，这实在是对维多利亚时代价值体系的诸多嘲讽之一。”
现在，让我们再向前走二百年时间。情况是何其的相似。这一次，我们研究的是香烟。
烟草贸易已经给商人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英国和美国政府收入的一大块来自于对香烟所课的税款。
但香烟的消费在西方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它对健康的影响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它是一种危险的致瘾物。尽管如此，在西方仍有上百万人吸烟成瘾。
出于对健康的考虑，西方国家的政府正致力于减少香烟的消费。它们禁止香烟广告，要求在香烟包装上标记大而醒目的健康警告，禁止香烟资助体育，禁止卖烟给青少年。美国和英国的烟草公司正承受巨大的压力，包括癌症受害者起诉烟草公司隐瞒香烟致癌作用的几十亿美元的官司。对这些巨大压力的一种反应就是，寻找新的市场。没有比中国更大的市场了。
在这方面能帮上他们的，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于二○○一年加入的WTO推动并要求开放贸易。WTO（和此前的GATT——即关贸总协定）认可各国政府对香烟征税并限制香烟的宣传。但对外国产品的差别性对待在一九九四年泰国尝试这样做时就被有限地禁止了。
现在有充足的证据显示，西方危险的毒品贩子对中国展开了新的进攻。和上次一样，这次进攻也有很多中国同谋。
在中国，吸烟以前主要限于老年男性，现在则在年轻人和女性中日益增多，形成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世界最大的市场。这对健康的影响将是十分显著的。由中国、英国和美国的流行病学家共同进行的一项重要研究对正在中国出现的烟草危害进行了调查，主要结论包括：香烟目前导致了13％的男性死亡。三分之二的男性在二十五岁前就已成为烟民；很少有人戒掉，而且坚持吸烟的人中大约一半会在中年或老年时因吸烟死亡。如果现在的吸烟形势继续下去，三亿零到二十九岁的中国男性中会有大约一亿最终会死于吸烟。
中国正面临着大规模的全国性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与鸦片贸易的后果颇为相似。
美国法院做出的“明尼苏达判决”，要求公开上百万份与针对烟草公司的法律诉讼有关的烟草行业文件，这使得更多有关西方烟草进攻中国的证据浮现出来。一项发表于二○○四年十一月，对与英美烟草（BAT，即555牌香烟和其他很多品牌的生产者）有关的文件进行的研究发现：“英美烟草已经下定决心重新夺回其自一九七九年中国对外国公司开放以来在中国市场的统治地位。”英美烟草希望与中国烟草总公司达成一项协议，“以便能控制我们的品牌在中国的营销”。通过这样的运作，英美烟草试图在二○一五年前在大中华市场获得15％的份额，即两千五百亿支香烟。
文件显示，英美烟草十分依赖非法进口扩大555牌香烟和其他主要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走私的程度，香港公共廉洁中心(Hong Kong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有所记载。他们发现：“尽管进口税急剧上升到430％之高，香烟进口的配额也很严格，但根据公司的数据，英美烟草在中国的销售额还是增加到了四倍，从一九八九年的一百一十亿支增加到了一九九三年的四百六十亿支以上。一份题目为‘亚太回顾’，标记为‘机密’的英美烟草一九九三年的文件提到，英美烟草所有在中国的业务只有5.4％是通过合法渠道：中国烟草总公司——中国的烟草专卖商——进行的。余下的份额靠的都是被英美烟草巧立名目的所谓‘自由市场’、‘一般性贸易’、或者‘漏税’的手段。实质上，就是假手活动在香港、菲律宾和新加坡的批发商去走私。”
走私并不是这个行业寻求成功的惟一方式。烟草控制期刊的一位编辑这样说：“烟草控制在亚洲受到的阻碍在过去是令人困惑的，但现在可以理解了。烟草行业渗透进一些最值得尊敬的科学机构（比如大学），现在人人都知道那些对烟草破坏健康的科学证据进行反驳的科学家是拿到了钱的。”
国际卫生组织（WHO）对烟草行业的影响做了一项调查。基于烟草行业文件的调查显示这样的做法在亚洲还没有被禁止：
通过精心筹划的事件来转移对烟草使用带来的公众健康问题的注意力；
试图减少对WHO开展的科学和政策活动的预算；
造成其他联合国组织与WHO的对立；
试图说服发展中国家相信WHO对烟草的控制项目只是“第一世界”的事情；
扭曲重要的烟草科研的结果；
破坏WHO作为一个组织的名声。
最近在中国推广外国香烟的活动之一，就是资助中国在上海第一次举办的汽车大奖赛。把F1方程式赛车和大烟草业者联系起来的做法，被英国最老的医学期刊《柳叶刀》说成是“比谁死得快”。
十九世纪的鸦片和二十一世纪的香烟之间肯定是有很大区别的。鸦片在中国是非法的而香烟则是一种合法的致瘾物。但是，在鸦片和西方香烟之间有着很多的类似之处。
都是危险的致瘾物。
都是在自由贸易的理念下为致瘾物贸易找到理由。
都是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国家收入依靠危险的致瘾物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
都存在生产者、供应商和公众健康的利益矛盾。公众健康的利益不幸沦为第二位。
都是英国向海外推广却在国内市场加以限制的致瘾物。
都有强大的开放市场的国际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导致了政府内部的腐败和矛盾。
商人和政府都为自己的伪善打出自由主义的幌子，声称就算自己不参与，别人也会提供同样的致瘾物，所以自己提供致瘾物并没有导致这一消费水平的提高。
自由贸易有很多好处，但是，如果论及危险的致瘾物，它的好处就一点都没有了，如同我们在鸦片贸易中所看到的、如今又会在西方香烟上重演的那样。西方的香烟提供的吸引力不仅是吸口味略淡一点的香烟，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种现代、精致和时尚的意味，销售量大增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已经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这可能会带来更有效的烟草控制，但这对限制合法的烟草贸易没有任何作用。禁止外国香烟进口将成为一个防止西方烟草利益集团所鼓励的吸烟上升的有效手段。
但是，这涉及到难以对付的全球性的利益集团。第一，有烟草种植者和香烟生产商。在美国这些人是布什总统连任的重要推动者。第二，有依赖于烟草税的各国财政部。第三，有上百万的烟民，比起在英国或美国，吸烟在中国仍然是被更为广泛接受的。对外国人来说，中国有60％的医生吸烟是令人惊讶的。第四，有世界贸易组织。
贸易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仅仅交给WTO。虽然自由贸易有很多的好处，但一个掌握着自己命运和健康的国家有权对某些方面的贸易说不。不贸易的自由，应该是贸易自由的一部分。
就像对鸦片贸易一样，在西方会有很多人抵制限制，在中国也会有很多从烟草贸易中获利的人暗中阻挠。但如果中国真的打算有效减少吸烟，就必须抵制西方烟草利益集团的讨好和贿赂。
中国输掉了鸦片战争。现在输给西方烟草利益集团，代价又将是无以计数的死亡。但只要坚持对外国香烟不实行贸易自由，中国是不会输的！
让我们后退二百年。饮茶正从富人的奢侈走入英格兰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上所有的茶都栽培在中国，也都只能从那里购买。英国不仅需要茶，还需要瓷器、丝绸、漆器。可是中国对不列颠的产品却几乎没有什么需求，而且只有一个非常有限的经由广东深入内陆的贸易网络。外国商人是“夷人”；外国女人不许进入中国，而外国男人只能持有临时签证。
东印度公司是英国的垄断公司，在十七世纪独享着在东方进行贸易的权利。在十八世纪，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了生产鸦片的垄断公司。这成为了支付茶叶费用的解决方法。鸦片在加尔各答被拍卖、装船，由商人们运到广东销售换成白银，鸦片由中国的走私者带往沿海和内地；而白银随后被用来购买茶叶。
鸦片贸易在十九世纪早期迅速繁荣起来。鸦片在中国被定为非法不过是一个很小的阻碍，武力强大的英军和中国的走私者，以及大量的行贿受贿，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
令人震惊的是，据估计，鸦片贸易的交易额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商品贸易的交易额。从中赚取的巨额财富使得那些大毒枭能够广置田宅，在英国国会购买席位。鸦片贸易的另一端则毫不夸张的是上百万中国人吸食成瘾。这毒瘾能破坏人的健康甚至直接导致死亡；代价还远不止这些，瘾君子和他们的家人会因此陷入贫穷。这才是在全球推广致瘾物的真正代价——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
随着毒瘾的传播和造成的社会后果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因此丧命，后来甚至祸及皇子。北京的禁烟派在与那些倾向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人的较量中占据了强势。湖广总督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查禁鸦片贸易。他在广东查没了大量鸦片并焚毁，还给远在英格兰的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一封信：
查该国距内地七六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以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中华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民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勒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
为报复鸦片被查没和焚毁，来自苏格兰的大毒品商威廉·查顿(William Jardine)便策动英国政府对中国开战。支持开战的力量还来自想自由进出中国的自由商人，和那些对中国持侵略和种族主义态度的英国人。
这个时候，英国的工业化和军需品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英国海军和军队的大炮、来复枪在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一支由三十艘舰船、炮舰和一万两千名士兵组成的军队扫除了中国的抵抗力量。
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员偿补原价……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员，大皇帝准为偿补。”
鸦片在条约中并没有被特别提到，但是根据这个条约，鸦片贸易被恢复并扩大了。中国政府不敢再禁烟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政府甚至被迫规定使用鸦片合法。
鸦片战争在英国国内并非没有反对者。格莱斯顿（Gladstone），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英国首相说：“我不知道也从没听说过，目的不正义、永远玷污英国名声更有甚于此的战争了。英国国旗被高高举起保护可耻的走私；如果它除此之外从未在中国的沿海升起过，我们应该因其丑恶而自惭形秽。”
英国政府假装大规模的鸦片走私与己无关，这使鸦片贸易成为英国伪善面目的一个极不体面的例子。这项贸易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尽管有很多的反对者，但十九世纪末一项对鸦片贸易的调查却断定不应对此采取任何措施。理由是：即便英国不做这项贸易，也会有别人来做的。
英国政府那时对奴隶制的态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就像一位帝国历史学家弗格森（Ferguson）所写：“如果一八二一年以后就被中国官方禁止的鸦片出口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于财政上不是那么重要的话，很难理解鸦片战争会发生。一八四一年战争结束后获得香港的惟一好处，就是给那些诸如怡和洋行的公司提供了进行鸦片走私的基地。为废止奴隶贸易而建立起来的同一支海军也积极参与了扩大毒品贸易，这实在是对维多利亚时代价值体系的诸多嘲讽之一。”
现在，让我们再向前走二百年时间。情况是何其的相似。这一次，我们研究的是香烟。
烟草贸易已经给商人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英国和美国政府收入的一大块来自于对香烟所课的税款。
但香烟的消费在西方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它对健康的影响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它是一种危险的致瘾物。尽管如此，在西方仍有上百万人吸烟成瘾。
出于对健康的考虑，西方国家的政府正致力于减少香烟的消费。它们禁止香烟广告，要求在香烟包装上标记大而醒目的健康警告，禁止香烟资助体育，禁止卖烟给青少年。美国和英国的烟草公司正承受巨大的压力，包括癌症受害者起诉烟草公司隐瞒香烟致癌作用的几十亿美元的官司。对这些巨大压力的一种反应就是，寻找新的市场。没有比中国更大的市场了。
在这方面能帮上他们的，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于二○○一年加入的WTO推动并要求开放贸易。WTO（和此前的GATT——即关贸总协定）认可各国政府对香烟征税并限制香烟的宣传。但对外国产品的差别性对待在一九九四年泰国尝试这样做时就被有限地禁止了。
现在有充足的证据显示，西方危险的毒品贩子对中国展开了新的进攻。和上次一样，这次进攻也有很多中国同谋。
在中国，吸烟以前主要限于老年男性，现在则在年轻人和女性中日益增多，形成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世界最大的市场。这对健康的影响将是十分显著的。由中国、英国和美国的流行病学家共同进行的一项重要研究对正在中国出现的烟草危害进行了调查，主要结论包括：香烟目前导致了13％的男性死亡。三分之二的男性在二十五岁前就已成为烟民；很少有人戒掉，而且坚持吸烟的人中大约一半会在中年或老年时因吸烟死亡。如果现在的吸烟形势继续下去，三亿零到二十九岁的中国男性中会有大约一亿最终会死于吸烟。
中国正面临着大规模的全国性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与鸦片贸易的后果颇为相似。
美国法院做出的“明尼苏达判决”，要求公开上百万份与针对烟草公司的法律诉讼有关的烟草行业文件，这使得更多有关西方烟草进攻中国的证据浮现出来。一项发表于二○○四年十一月，对与英美烟草（BAT，即555牌香烟和其他很多品牌的生产者）有关的文件进行的研究发现：“英美烟草已经下定决心重新夺回其自一九七九年中国对外国公司开放以来在中国市场的统治地位。”英美烟草希望与中国烟草总公司达成一项协议，“以便能控制我们的品牌在中国的营销”。通过这样的运作，英美烟草试图在二○一五年前在大中华市场获得15％的份额，即两千五百亿支香烟。
文件显示，英美烟草十分依赖非法进口扩大555牌香烟和其他主要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走私的程度，香港公共廉洁中心(Hong Kong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有所记载。他们发现：“尽管进口税急剧上升到430％之高，香烟进口的配额也很严格，但根据公司的数据，英美烟草在中国的销售额还是增加到了四倍，从一九八九年的一百一十亿支增加到了一九九三年的四百六十亿支以上。一份题目为‘亚太回顾’，标记为‘机密’的英美烟草一九九三年的文件提到，英美烟草所有在中国的业务只有5.4％是通过合法渠道：中国烟草总公司——中国的烟草专卖商——进行的。余下的份额靠的都是被英美烟草巧立名目的所谓‘自由市场’、‘一般性贸易’、或者‘漏税’的手段。实质上，就是假手活动在香港、菲律宾和新加坡的批发商去走私。”
走私并不是这个行业寻求成功的惟一方式。烟草控制期刊的一位编辑这样说：“烟草控制在亚洲受到的阻碍在过去是令人困惑的，但现在可以理解了。烟草行业渗透进一些最值得尊敬的科学机构（比如大学），现在人人都知道那些对烟草破坏健康的科学证据进行反驳的科学家是拿到了钱的。”
国际卫生组织（WHO）对烟草行业的影响做了一项调查。基于烟草行业文件的调查显示这样的做法在亚洲还没有被禁止：
通过精心筹划的事件来转移对烟草使用带来的公众健康问题的注意力；
试图减少对WHO开展的科学和政策活动的预算；
造成其他联合国组织与WHO的对立；
试图说服发展中国家相信WHO对烟草的控制项目只是“第一世界”的事情；
扭曲重要的烟草科研的结果；
破坏WHO作为一个组织的名声。
最近在中国推广外国香烟的活动之一，就是资助中国在上海第一次举办的汽车大奖赛。把F1方程式赛车和大烟草业者联系起来的做法，被英国最老的医学期刊《柳叶刀》说成是“比谁死得快”。
十九世纪的鸦片和二十一世纪的香烟之间肯定是有很大区别的。鸦片在中国是非法的而香烟则是一种合法的致瘾物。但是，在鸦片和西方香烟之间有着很多的类似之处。
都是危险的致瘾物。
都是在自由贸易的理念下为致瘾物贸易找到理由。
都是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国家收入依靠危险的致瘾物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
都存在生产者、供应商和公众健康的利益矛盾。公众健康的利益不幸沦为第二位。
都是英国向海外推广却在国内市场加以限制的致瘾物。
都有强大的开放市场的国际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导致了政府内部的腐败和矛盾。
商人和政府都为自己的伪善打出自由主义的幌子，声称就算自己不参与，别人也会提供同样的致瘾物，所以自己提供致瘾物并没有导致这一消费水平的提高。
自由贸易有很多好处，但是，如果论及危险的致瘾物，它的好处就一点都没有了，如同我们在鸦片贸易中所看到的、如今又会在西方香烟上重演的那样。西方的香烟提供的吸引力不仅是吸口味略淡一点的香烟，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种现代、精致和时尚的意味，销售量大增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已经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这可能会带来更有效的烟草控制，但这对限制合法的烟草贸易没有任何作用。禁止外国香烟进口将成为一个防止西方烟草利益集团所鼓励的吸烟上升的有效手段。
但是，这涉及到难以对付的全球性的利益集团。第一，有烟草种植者和香烟生产商。在美国这些人是布什总统连任的重要推动者。第二，有依赖于烟草税的各国财政部。第三，有上百万的烟民，比起在英国或美国，吸烟在中国仍然是被更为广泛接受的。对外国人来说，中国有60％的医生吸烟是令人惊讶的。第四，有世界贸易组织。
贸易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仅仅交给WTO。虽然自由贸易有很多的好处，但一个掌握着自己命运和健康的国家有权对某些方面的贸易说不。不贸易的自由，应该是贸易自由的一部分。
就像对鸦片贸易一样，在西方会有很多人抵制限制，在中国也会有很多从烟草贸易中获利的人暗中阻挠。但如果中国真的打算有效减少吸烟，就必须抵制西方烟草利益集团的讨好和贿赂。
中国输掉了鸦片战争。现在输给西方烟草利益集团，代价又将是无以计数的死亡。但只要坚持对外国香烟不实行贸易自由，中国是不会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