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早在建国初期就成为全国人民非常熟悉敬仰的作家,许多人都想见到他的形象,但是他却非常不爱照相｡因此他一生留下的照片,特别是正面肖像照片很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与他同在山西工作了许多年,却只得到了两次为他拍新闻照的机会｡
　　我听说赵树理的名字是在1948年,当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晋察冀画报社和晋冀鲁豫的人民画报社合并成华北画报社｡在那之前,我在晋察冀边区,赵树理在晋冀鲁豫边区,没有接触的机会｡合并后,我见到了一本《赵树理文选》,读后非常喜欢,他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等让我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感到格外亲切｡1958年9月我从部队转业到山西,听说赵树理是山西人,就萌发了为他拍一套个人照片的想法｡但因他当时在北京工作,我的工作也很忙,一直未能如愿｡
　　1964年,我第一次得到机会为他拍照｡当时晋东南专区在长治举行了一次“自编革命现代戏观摩会演大会”,我作为山西戏剧工作研究室的摄影记者,需要采访报道这次会议｡当我得知因有一部赵树理编的剧本参加演出,赵树理也应邀参加了此会时,真是高兴极了,认为自己多年的愿望这次可以实现了｡
　　会议第一天上午,赵树理开完会走出会场,等在门口的我赶紧举起相机准备拍照｡没想到赵树理看到我要给他照相,很快地把右手一伸,挡住我的镜头,笑着说:我长得太丑了,别砸了你的镜头｡说完马上就走了,我一听,很不好意思,赶紧收起了相机,照片就没有照成｡事后,我非常后悔:快门为什么不早按动?我还不死心,就央求晋东南专区戏剧研究室主任李近义去向赵树理讲情,因他俩是老乡,我想这事一定能办成｡可是赵树理同志在拍照这个事情上真是坚决极了,说什么也不答应,李近义也没有办法,我当时感到挺失望｡
　　没办法,我只能在以后几天的会议中抓拍一些赵树理讲话的镜头｡当时我只有两台禄莱相机,只有标准镜头,一台照黑白,一台照彩照｡在会场上拍照时,要想照赵树理的正面像,不得不在代表们的后面离得远远的,照片中的人太小,又没有长焦镜头,无法拉近距离拍特写｡本想靠前照得大一些,一方面出于对赵树理的敬仰,觉得那样不太礼貌,另一方面又怕引起人家的反感,结果照的好多都是侧面像｡最后,连彩色带黑白我为赵树理照了有十几张照片,大部分是作报告､开座谈会及接见演员的镜头｡回来后,我把较好的片子放大后存档,一些自认为不太好的就随便地放在了一边｡由于赵树理当时大部分时间在中央工作,我又常出差比较忙,因此这些照片我一直未找到机会让他亲眼看一看｡
　　我第二次得到机会给赵树理照相,是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多的时候｡当时领导干部和文艺界知名人士大都被造反派群众打成了“走资派”和“黑帮”而遭到批斗,文艺界的“造反派”不断对他们进行游斗｡有一次,山西文艺界的六位领导——包括赵树理､马烽､贾克､张焕､巨玉秀在山西大剧院集体接受批斗,我当时还在戏剧研究室工作,出于职业习惯,对于文艺界的这种大事自然要用相机记录下来｡
　　但是照片拍完洗出来后,我看到自己拍摄的这些场面,心里感到非常难过,画面中被肆意侮辱的这些人都是我素来非常敬重的前辈老领导和十分崇拜的大文艺家,批斗场面简直不忍目睹｡我觉得对他们侮辱得太残暴了,太令人痛心了｡但当时我还没有什么“为历史作见证”的意识,只是觉得很内疚｡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我一把火连底版带照片全烧了｡
　　“文革”继续发展着,所有文化单位都受到冲击,我所在的文化局被外单位占领,成了武斗据点,干部们都被赶出去到处流浪｡武斗过后,我回到办公室一看,顿时痛心不已,只见文件柜全被打开,里面的东西荡然无存,其中光我拍摄下来存在里面的,就有彩照2500多张和黑白照10000多张,是我在1958年至1966年9年间拍摄的,而且连底版也基本上丢光了｡只有地下还散落着一些零星的照片,都是以前因照得不好未放入资料柜中的,有100多张｡我把它们归堆打包,带回家随手塞在床下｡这包东西中就有那次戏剧会演我给赵树理照的照片,但我当时并未留意｡
　　很快,我又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1970年到1974年我在吕梁地区待了5年后才回到太原｡“文革”后我忙于工作,一直未得闲暇整理自己手中的资料｡直到1990年我离休后,才开始一点点地整理｡1995年我整理到那包东西,赫然发现里面还有8张赵树理的照片,感到十分珍贵,立刻翻拍放大装裱｡后来山西要成立一个赵树理纪念馆,委托当时任山西美协主席的美术家董其中为赵树理做一个木刻头像,他到处寻找有关赵树理的形象,但很难找到｡有一次开会,我们俩碰在一起,他提到曾在另一个原先晋东南地区文化局摄影记者吴向周的手里借过一些赵树理的照片,但觉得不够,很是遗憾｡我立刻表示我可以把自己的资料给他,当时我心里很高兴,觉得是为赵树理尽了一点心意｡
　　现在我把自己保存的赵树理照片公布出来,也是这个意思,希望能为我敬重的人民作家尽一点心意｡
　　(责编 韵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