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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新青年》一至五卷合装本”出版广告不仅提醒后人，批孔并非空穴来风，又说明《新青年》此后的作为，以至“许多现今正在讨论的问题”，几乎全都派生于批孔，并预言“将来”必会因此产生“许多纠葛”。2至3卷《通信》较之陈独秀《新青年》上的批孔文章，更具有批孔过程的“纪实”和“实录”性，而可见这一过程的艰难和丰富。对“批孔”与“文学革命”二者由此及彼的关系体味最深的，除了陈独秀、胡适，就是钱玄同，还有鲁迅、周作人。在此后的历史上因此而产生的一次次“纠葛”中，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并没有在这些当事人身上隐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