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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莎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的女主人公塔摩拉长期被当作“恶女”解读，遮蔽了她的母亲身份对引发戏剧冲突、推动剧情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本文通过审视她在剧中经历的由丧子的母亲→意图杀子的母亲→纵子作恶的母亲→食子的母亲的形象嬗变，归纳了她的形象与该剧素材中的哥特王后的差异，并结合近代早期英国父权文化对母亲的新界定，阐释了塔摩拉被塑造为“恶母”的原因。
关键词：塔摩拉 “恶母” 《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塔摩拉是威廉·莎士比亚早期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下简称《泰》）中的女主人公，该剧主要围绕她与泰特斯家族的恩怨、复仇展开，理解这一人物无疑是把握该剧脉络的关键之一。塔摩拉在剧中的存在与她的母亲身份密不可分，忽视其母亲身份，就无法准确评价这个人物，但直至21世纪仍有不少中国学者指责她“狠如豺狼、毒如蛇蝎”（肖四新，1996：91），只有少数评论者提到了她在该剧开场时表现出的慈母之心（詹虎，2002：81）。鉴此，有必要对塔摩拉从“丧子的母亲→纵子作恶的母亲→意欲杀子的母亲→食子的母亲”的变化做一深入分析。
一 丧子的母亲
塔摩拉在《泰》的开场就经历了丧子之痛，她向凯旋归国的罗马将军泰特斯下跪，乞求他别用她的长子阿拉勃斯献祭：“……得胜的泰特斯，……要是你爱过自己儿子，啊！你知道我儿子对我也同样宝贵。……饶恕我的长子吧！”为了儿子，塔摩拉抛开哥特女王的尊严，以“母亲”的身份恳求身为“父亲”而不是罗马将军的泰特斯，希望他能将心比心，网开一面。可泰特斯固执己见，导致塔摩拉的长子惨死。他首肯燔祭，并不是为了安抚所有罗马死难将士的亡灵，而是为了让他儿子的阴魂“不至为祟人间”。泰特斯做决定时只想到了他儿子，决定燔祭的与其说是位军队统帅，倒不如说是个“父亲”。这个“父亲”出于对自家儿子的爱，毫不犹豫地让异族“母亲”的儿子去送死。塔摩拉一开场就蒙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她发誓复仇也理所应当。
二 纵子作恶的母亲
塔摩拉纵子作恶，标志着她的母亲形象继续转变。她痛恨泰特斯不放过她的长子，允许其余二子强暴泰特斯之女拉维妮娅。她本想亲手杀死拉维妮娅，但听过儿子的提议后，认为让她受辱更符合报复泰特斯的初衷，因而无视拉维妮娅的乞求，怂恿儿子“狠狠作践她”。塔摩拉借羞辱拉维妮娅来达到报复泰特斯的目的，表明她已内化父权社会的理念，即女性失贞是家族之耻，更是男性家长之耻。《泰》对拉维妮娅受辱在家族内引起的反应做了充分展示，如泰特斯为此几乎快把眼睛“哭瞎了”；泰特斯他的兄弟玛克斯带领家人下跪发誓复仇等等，这些细节均证明塔摩拉达到了预期目的。
在父权社会，子女总是被视为父亲的财产，塔摩拉为了泰特斯的缘故不放过拉维妮娅，正是遵从了这一逻辑。泰特斯一族同样是该逻辑的拥趸，如路歇斯想要惩罚艾伦时，就下令把他儿子吊起来。塔摩拉嫁给罗马皇帝，“与罗马结为一体”，也内化了罗马的思维模式。她对拉维妮娅的报复看似粗野残暴，实际上与泰特斯等人以她长子献祭一事具有显明的“对称”性（Bate，1995：6）：阿拉勃斯被肢解、丢进火里烧成焦炭；拉维妮娅也被斩去了双臂，遭受被形容为“先打出谷粒，再把稻草烧去”的凌辱。这两个事件在残酷性上旗鼓相当，唯一不同的是，泰特斯家族使阿拉勃斯惨死，可以冠冕堂皇地说这是“罗马的祭礼”，塔摩拉及她儿子让拉维妮娅遭不幸，就被理解为是恶徒受“承自其母的”好色天性驱使为非作歹，塔摩拉也因此饱受谴责。实际上凌辱拉维妮娅是艾伦的阴谋，残损拉维妮娅的肢体是塔摩拉的儿子们的自创，她并未指示他们那么做。
三 意欲杀子的母亲
塔摩拉要求情人艾伦杀死他们的私生子，是她的母性发生异化的开始。在高踞罗马的后位，有力量使正义“俯首颤栗”时，她却为了自保主动提出杀子，与此前为子乞命的形象截然相反，难免使人怀疑她的母性。对她更为不利的是，一向歹毒的艾伦为保全私生子，舍弃荣华富贵返回哥特人领地，他的父爱使塔摩拉的母性相形失色。但私生子事件中，尽管塔摩拉是表面上的主使，操控其意志的仍是父权社会的无形力量。塔摩拉深知若私情败露她就必死无疑，她所处的父权社会不关心女性的处境、欲望和造成女性私通的原因，只注重维持男性对女性的权威和稳定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将女性私通看成对男性家长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蔑视和反叛，当作影响子嗣的血统与家族声望的重罪。由于贵为罗马皇后，塔摩拉的私情直接威胁到男权统治的基础，必然不为社会所容。塔摩拉要求杀死私生子，是她在身家性命濒临绝境时采取的断然行动，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动机，将之定义为“残忍”无疑过于简单化了。
四 食子的母亲
“食子的母亲”是塔摩拉对母性的最后演绎。泰特斯之子路歇斯替家族复仇率哥特军反攻罗马，塔摩拉扮为复仇女神带着两个儿子前去斡旋。但她的“妙计”反被泰特斯利用，他扣下她儿子，用他们的血肉烘焙面饼，要使塔摩拉“吃下她的亲骨肉”。在剖白计划时，泰特斯三次用“母亲”一词来指称塔摩拉，强化了“母亲”食子的可怖意象。她的两个儿子之所以会死，直接原因是塔摩拉对她的口才过于自信。除了在为长子乞命的场合外，她的“多言”总与情欲和控制欲相连，折损了她的母性，如在密林中挑逗情人及对皇帝频频使用“请听我说一句……”、“听从我的请求”等字句。父权社会认为女性的话语会挑战、威胁父权制的权威，认为话语、词锋就像锐利的锋刃，是男性的专属“武器”（Friedman，1990：353）。塔摩拉吃下人肉饼后被泰特斯用“锋利的刀尖”刺死，与她逞口舌之能，展现出男性化——即非女性/母性——的特征具有隐喻性的联系，反映了父权社会对她这种女性/母亲的嫌忌。
五 “恶母”成因分析
莎士比亚塑造塔摩拉时，对素材——《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的悲惨经历》和民谣《令人哀痛的T·安德洛尼克斯的悲惨经历》（Bullough，1973：38-45）——中的哥特王后做了改造：1、添加了泰特斯用塔摩拉的长子献祭的情节，强化了她向泰特斯复仇的动机；2、添加了塔摩拉在婚礼翌日与人私会的情节，突显了她的“淫荡”；3、将塔摩拉由迫害泰特斯一家的主谋改写为同谋，减少了她对泰特斯的家族惨剧应负的责任，但又给她增添纵子作恶、下令除掉私生子等“污点”。可见莎士比亚在刻画塔摩拉时，既增强了她以母亲身份介入戏剧冲突的必然性，又通过强调她的情欲和残忍，使她决定性地成为父权社会定义的“恶母”，这种笔法与他塑造《亨利六世》中的玛格莱特王后、《辛白林》中的王后等“恶母”形象时所用者如出一辙。莎剧中的“恶母”大多不得善终（玛格莱特失去儿子、丈夫，只能在放逐中凄凉而终；辛白林的王后发疯自杀……），可见莎士比亚对“恶母”的排斥。
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是个新教社会，新教将婚姻视为让男性发泄自然欲望，避免通奸罪和性邪恶的渠道，如德国新教作家伊拉斯谟斯·埃尔伯茹斯（Erasmus Alberus,1500-1553）就在《婚姻良集》（1534）中宣扬，在贞节与淫荡的战争中，男人是魔鬼的主要猎食对象，拥有一名年轻漂亮的妻子则是男人赢得这场战争的基本保证（Alberus,1534：Aii），可见新教无法对两性关系做实质性的调整，还导致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沦为男性的玩物。新教影响之下的英国父权社会只认可女性的生育职能，并为保证子嗣血统纯正，要求女性婚前守身如玉，婚后只向丈夫献出柔情，将她们其他张扬生命本能的行为一概贬为“淫荡”。塔摩拉为了保全自己及其余二子，应允罗马皇帝的求婚，从此落入父权社会为女性设定的囹圄，因私通、生下私生子被钉上了耻辱柱。
攻击塔摩拉“残忍”的声音来自《泰》剧内外。剧中拉维妮娅就斥骂塔摩拉将“残暴的天性”传给儿子，还指责她只“长着一张女人面孔”，不仅质疑了她的母性，也谴责了她的男性化的残暴，这种描写折射了16-17世纪英格兰父权社会对女性的理解和对母亲要求。当时社会将两性差别视为绝对、根本的不同，在男女之间刻意划出界限，如将勇敢、主动、有支配力等等视为男性性格特征，将温柔、被动、柔顺等视为女性性格特征，女性若未表现出社会界定的“女性性格特征”，或是表现出社会认定属于男性的性格特征，就会被视为“反常”而遭到排斥。此外，当时“新的文艺复兴理论带来了‘新母亲’观念的发展”（Travitsky,1980：33），社会褒扬要求母亲担负起养护、教育子女、关心子女的身心健康等职责，称道温柔慈爱的“良母”，也贬抑未达到“标准”的母亲，这在《泰》中折射为展露情欲、纵容孩子作恶、意图杀死私生子的塔摩拉被当成背离社会推崇的妇道和母德的“异端”，一再遭到辱骂。评论家分析该剧时，也时常对塔摩拉持否定态度，指责她“为了报复泰特斯杀子之仇，处心积虑，设计陷害了泰特斯的独生女儿”（马焯荣，1986：50）。实际上，尽管塔摩拉曾发誓将泰特斯一家斩尽杀绝，艾伦才是其复仇的动力来源，塔摩拉的复仇计划在他离开后就陷入停滞，皇帝要惩罚泰特斯时，她甚至出面求情。在泰特斯家族的惨变里，塔摩拉只起到次要作用，却要惨死、曝尸，这是极具象征意味的。似乎只有剪除了这个“行为不端”的“恶母”，罗马社会才能恢复原来的秩序，男性才能稳固地把持统治大权。
六 结语
从塔摩拉及她在剧中的命运轨迹不难体会，女性在文艺复兴时期相较男性而言仍是依附性的存在，保守的女性观仍在压制、毒害她们的个性。父权社会根据男性需要而树立的“母亲”形象在当时仍被奉为女性履行母职时须遵从的圭臬，符合规范的母亲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母亲若受生命本能驱使，表现出舒展个性的要求，就等于违反了父权社会认同的母性操守，难与社会倡导的“母性”规范契合。不利的现实环境使有的母亲为获得生存权而曲矫个性，而表现出社会认为专属男性的性格特征，又会被当作母性异化的“恶母”受到敌视和批判。塔摩拉反映了父权社会中的男性对有情欲而少“母性”的“恶母”的恐惧与排斥，她的悲惨结局训诫其他的女性要时刻听命于男性/夫主。塔摩拉的形象及悲剧命运证明了莎士比亚和他的时代对母亲的苛刻要求，也反映出莎士比亚的女性观“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范畴，只能达到伊丽莎白时代的水平线”（任明耀，1991：75）。
参考文献：
[1] Alberus,Erasmus.Eyn gut buch von der Ehe was die Ehe sei…weiland zu Latin gemacht durch den Wolgelerten Franciscum Barbarum/Rahthern zu Venedig/Nun aber verdeutscht durch Erasmus Alberum.Hagenau,1534.
[2] Bate,Jonathan（ed.）Titus Andronicu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5.
[3] Bullough,Geoffrey.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Vol.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
[4] Friedman,Michael D.“Hush’d on Purpose to Grace Harmony”:Wives and Silence in“Much Ado about Nothing”.Theatre Journal 42.3（Oct.1990）:350-363.
[5] Hinman,Charlton（prep.）The Norton Facsimile:The First Folio of Shakespeare.New York:W.W.Norton,1968.
[6] Travitsky,Betty S.“The New Mother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Her Writings on Motherhood”.The Lost Tradition: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Literature.Eds.Cathy N.Davidson and E.M.Broner.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80.
[7] 马焯荣：《谈“莎味”与“中国化”之争》，《戏剧艺术》，1986年第3期。
[8] 任明耀：《情趣无穷的〈驯悍记〉》，张泗洋、孟宪强主编：《莎士比亚在我们的时代》，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9] 肖四新：《〈圣经〉原型——莎士比亚创作的基石》，《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10] 詹虎：《神话祭祀与悲剧张力——论莎士比亚早期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关键词：塔摩拉 “恶母” 《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塔摩拉是威廉·莎士比亚早期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下简称《泰》）中的女主人公，该剧主要围绕她与泰特斯家族的恩怨、复仇展开，理解这一人物无疑是把握该剧脉络的关键之一。塔摩拉在剧中的存在与她的母亲身份密不可分，忽视其母亲身份，就无法准确评价这个人物，但直至21世纪仍有不少中国学者指责她“狠如豺狼、毒如蛇蝎”（肖四新，1996：91），只有少数评论者提到了她在该剧开场时表现出的慈母之心（詹虎，2002：81）。鉴此，有必要对塔摩拉从“丧子的母亲→纵子作恶的母亲→意欲杀子的母亲→食子的母亲”的变化做一深入分析。
一 丧子的母亲
塔摩拉在《泰》的开场就经历了丧子之痛，她向凯旋归国的罗马将军泰特斯下跪，乞求他别用她的长子阿拉勃斯献祭：“……得胜的泰特斯，……要是你爱过自己儿子，啊！你知道我儿子对我也同样宝贵。……饶恕我的长子吧！”为了儿子，塔摩拉抛开哥特女王的尊严，以“母亲”的身份恳求身为“父亲”而不是罗马将军的泰特斯，希望他能将心比心，网开一面。可泰特斯固执己见，导致塔摩拉的长子惨死。他首肯燔祭，并不是为了安抚所有罗马死难将士的亡灵，而是为了让他儿子的阴魂“不至为祟人间”。泰特斯做决定时只想到了他儿子，决定燔祭的与其说是位军队统帅，倒不如说是个“父亲”。这个“父亲”出于对自家儿子的爱，毫不犹豫地让异族“母亲”的儿子去送死。塔摩拉一开场就蒙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她发誓复仇也理所应当。
二 纵子作恶的母亲
塔摩拉纵子作恶，标志着她的母亲形象继续转变。她痛恨泰特斯不放过她的长子，允许其余二子强暴泰特斯之女拉维妮娅。她本想亲手杀死拉维妮娅，但听过儿子的提议后，认为让她受辱更符合报复泰特斯的初衷，因而无视拉维妮娅的乞求，怂恿儿子“狠狠作践她”。塔摩拉借羞辱拉维妮娅来达到报复泰特斯的目的，表明她已内化父权社会的理念，即女性失贞是家族之耻，更是男性家长之耻。《泰》对拉维妮娅受辱在家族内引起的反应做了充分展示，如泰特斯为此几乎快把眼睛“哭瞎了”；泰特斯他的兄弟玛克斯带领家人下跪发誓复仇等等，这些细节均证明塔摩拉达到了预期目的。
在父权社会，子女总是被视为父亲的财产，塔摩拉为了泰特斯的缘故不放过拉维妮娅，正是遵从了这一逻辑。泰特斯一族同样是该逻辑的拥趸，如路歇斯想要惩罚艾伦时，就下令把他儿子吊起来。塔摩拉嫁给罗马皇帝，“与罗马结为一体”，也内化了罗马的思维模式。她对拉维妮娅的报复看似粗野残暴，实际上与泰特斯等人以她长子献祭一事具有显明的“对称”性（Bate，1995：6）：阿拉勃斯被肢解、丢进火里烧成焦炭；拉维妮娅也被斩去了双臂，遭受被形容为“先打出谷粒，再把稻草烧去”的凌辱。这两个事件在残酷性上旗鼓相当，唯一不同的是，泰特斯家族使阿拉勃斯惨死，可以冠冕堂皇地说这是“罗马的祭礼”，塔摩拉及她儿子让拉维妮娅遭不幸，就被理解为是恶徒受“承自其母的”好色天性驱使为非作歹，塔摩拉也因此饱受谴责。实际上凌辱拉维妮娅是艾伦的阴谋，残损拉维妮娅的肢体是塔摩拉的儿子们的自创，她并未指示他们那么做。
三 意欲杀子的母亲
塔摩拉要求情人艾伦杀死他们的私生子，是她的母性发生异化的开始。在高踞罗马的后位，有力量使正义“俯首颤栗”时，她却为了自保主动提出杀子，与此前为子乞命的形象截然相反，难免使人怀疑她的母性。对她更为不利的是，一向歹毒的艾伦为保全私生子，舍弃荣华富贵返回哥特人领地，他的父爱使塔摩拉的母性相形失色。但私生子事件中，尽管塔摩拉是表面上的主使，操控其意志的仍是父权社会的无形力量。塔摩拉深知若私情败露她就必死无疑，她所处的父权社会不关心女性的处境、欲望和造成女性私通的原因，只注重维持男性对女性的权威和稳定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将女性私通看成对男性家长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蔑视和反叛，当作影响子嗣的血统与家族声望的重罪。由于贵为罗马皇后，塔摩拉的私情直接威胁到男权统治的基础，必然不为社会所容。塔摩拉要求杀死私生子，是她在身家性命濒临绝境时采取的断然行动，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动机，将之定义为“残忍”无疑过于简单化了。
四 食子的母亲
“食子的母亲”是塔摩拉对母性的最后演绎。泰特斯之子路歇斯替家族复仇率哥特军反攻罗马，塔摩拉扮为复仇女神带着两个儿子前去斡旋。但她的“妙计”反被泰特斯利用，他扣下她儿子，用他们的血肉烘焙面饼，要使塔摩拉“吃下她的亲骨肉”。在剖白计划时，泰特斯三次用“母亲”一词来指称塔摩拉，强化了“母亲”食子的可怖意象。她的两个儿子之所以会死，直接原因是塔摩拉对她的口才过于自信。除了在为长子乞命的场合外，她的“多言”总与情欲和控制欲相连，折损了她的母性，如在密林中挑逗情人及对皇帝频频使用“请听我说一句……”、“听从我的请求”等字句。父权社会认为女性的话语会挑战、威胁父权制的权威，认为话语、词锋就像锐利的锋刃，是男性的专属“武器”（Friedman，1990：353）。塔摩拉吃下人肉饼后被泰特斯用“锋利的刀尖”刺死，与她逞口舌之能，展现出男性化——即非女性/母性——的特征具有隐喻性的联系，反映了父权社会对她这种女性/母亲的嫌忌。
五 “恶母”成因分析
莎士比亚塑造塔摩拉时，对素材——《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的悲惨经历》和民谣《令人哀痛的T·安德洛尼克斯的悲惨经历》（Bullough，1973：38-45）——中的哥特王后做了改造：1、添加了泰特斯用塔摩拉的长子献祭的情节，强化了她向泰特斯复仇的动机；2、添加了塔摩拉在婚礼翌日与人私会的情节，突显了她的“淫荡”；3、将塔摩拉由迫害泰特斯一家的主谋改写为同谋，减少了她对泰特斯的家族惨剧应负的责任，但又给她增添纵子作恶、下令除掉私生子等“污点”。可见莎士比亚在刻画塔摩拉时，既增强了她以母亲身份介入戏剧冲突的必然性，又通过强调她的情欲和残忍，使她决定性地成为父权社会定义的“恶母”，这种笔法与他塑造《亨利六世》中的玛格莱特王后、《辛白林》中的王后等“恶母”形象时所用者如出一辙。莎剧中的“恶母”大多不得善终（玛格莱特失去儿子、丈夫，只能在放逐中凄凉而终；辛白林的王后发疯自杀……），可见莎士比亚对“恶母”的排斥。
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是个新教社会，新教将婚姻视为让男性发泄自然欲望，避免通奸罪和性邪恶的渠道，如德国新教作家伊拉斯谟斯·埃尔伯茹斯（Erasmus Alberus,1500-1553）就在《婚姻良集》（1534）中宣扬，在贞节与淫荡的战争中，男人是魔鬼的主要猎食对象，拥有一名年轻漂亮的妻子则是男人赢得这场战争的基本保证（Alberus,1534：Aii），可见新教无法对两性关系做实质性的调整，还导致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沦为男性的玩物。新教影响之下的英国父权社会只认可女性的生育职能，并为保证子嗣血统纯正，要求女性婚前守身如玉，婚后只向丈夫献出柔情，将她们其他张扬生命本能的行为一概贬为“淫荡”。塔摩拉为了保全自己及其余二子，应允罗马皇帝的求婚，从此落入父权社会为女性设定的囹圄，因私通、生下私生子被钉上了耻辱柱。
攻击塔摩拉“残忍”的声音来自《泰》剧内外。剧中拉维妮娅就斥骂塔摩拉将“残暴的天性”传给儿子，还指责她只“长着一张女人面孔”，不仅质疑了她的母性，也谴责了她的男性化的残暴，这种描写折射了16-17世纪英格兰父权社会对女性的理解和对母亲要求。当时社会将两性差别视为绝对、根本的不同，在男女之间刻意划出界限，如将勇敢、主动、有支配力等等视为男性性格特征，将温柔、被动、柔顺等视为女性性格特征，女性若未表现出社会界定的“女性性格特征”，或是表现出社会认定属于男性的性格特征，就会被视为“反常”而遭到排斥。此外，当时“新的文艺复兴理论带来了‘新母亲’观念的发展”（Travitsky,1980：33），社会褒扬要求母亲担负起养护、教育子女、关心子女的身心健康等职责，称道温柔慈爱的“良母”，也贬抑未达到“标准”的母亲，这在《泰》中折射为展露情欲、纵容孩子作恶、意图杀死私生子的塔摩拉被当成背离社会推崇的妇道和母德的“异端”，一再遭到辱骂。评论家分析该剧时，也时常对塔摩拉持否定态度，指责她“为了报复泰特斯杀子之仇，处心积虑，设计陷害了泰特斯的独生女儿”（马焯荣，1986：50）。实际上，尽管塔摩拉曾发誓将泰特斯一家斩尽杀绝，艾伦才是其复仇的动力来源，塔摩拉的复仇计划在他离开后就陷入停滞，皇帝要惩罚泰特斯时，她甚至出面求情。在泰特斯家族的惨变里，塔摩拉只起到次要作用，却要惨死、曝尸，这是极具象征意味的。似乎只有剪除了这个“行为不端”的“恶母”，罗马社会才能恢复原来的秩序，男性才能稳固地把持统治大权。
六 结语
从塔摩拉及她在剧中的命运轨迹不难体会，女性在文艺复兴时期相较男性而言仍是依附性的存在，保守的女性观仍在压制、毒害她们的个性。父权社会根据男性需要而树立的“母亲”形象在当时仍被奉为女性履行母职时须遵从的圭臬，符合规范的母亲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母亲若受生命本能驱使，表现出舒展个性的要求，就等于违反了父权社会认同的母性操守，难与社会倡导的“母性”规范契合。不利的现实环境使有的母亲为获得生存权而曲矫个性，而表现出社会认为专属男性的性格特征，又会被当作母性异化的“恶母”受到敌视和批判。塔摩拉反映了父权社会中的男性对有情欲而少“母性”的“恶母”的恐惧与排斥，她的悲惨结局训诫其他的女性要时刻听命于男性/夫主。塔摩拉的形象及悲剧命运证明了莎士比亚和他的时代对母亲的苛刻要求，也反映出莎士比亚的女性观“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范畴，只能达到伊丽莎白时代的水平线”（任明耀，1991：75）。
参考文献：
[1] Alberus,Erasmus.Eyn gut buch von der Ehe was die Ehe sei…weiland zu Latin gemacht durch den Wolgelerten Franciscum Barbarum/Rahthern zu Venedig/Nun aber verdeutscht durch Erasmus Alberum.Hagenau,1534.
[2] Bate,Jonathan（ed.）Titus Andronicu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5.
[3] Bullough,Geoffrey.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Vol.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
[4] Friedman,Michael D.“Hush’d on Purpose to Grace Harmony”:Wives and Silence in“Much Ado about Nothing”.Theatre Journal 42.3（Oct.1990）:350-363.
[5] Hinman,Charlton（prep.）The Norton Facsimile:The First Folio of Shakespeare.New York:W.W.Norton,1968.
[6] Travitsky,Betty S.“The New Mother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Her Writings on Motherhood”.The Lost Tradition: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Literature.Eds.Cathy N.Davidson and E.M.Broner.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80.
[7] 马焯荣：《谈“莎味”与“中国化”之争》，《戏剧艺术》，1986年第3期。
[8] 任明耀：《情趣无穷的〈驯悍记〉》，张泗洋、孟宪强主编：《莎士比亚在我们的时代》，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9] 肖四新：《〈圣经〉原型——莎士比亚创作的基石》，《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10] 詹虎：《神话祭祀与悲剧张力——论莎士比亚早期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