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有力回击了对中国经济的种种质疑。同时，下更大气力破解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才能使中国经济实现爬坡过坎、持续前行。
　　破解矛盾和问题，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要抓牛鼻子。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剖开来看，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紧紧盯住这“三大失衡”问题的解决。
　　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40年的持续高强度开发建设后，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传统产业和房地产相对饱和，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的产能已近峰值。
　　但实事求是来看，相当多的供给满足的是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这同过去大规模投资和大规模出口的需求结构有关。随着进入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的新消费时代，以往那种模仿型排浪式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消费逐步退场，消费结构加快扩充升级，出口需求相对下降，既有的供给结构越来越不适应需求的新变化新趋势。
　　从更深层看，伴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等收入群体加速扩大，对消费不断提出新要求。然而，供给体系未能及时调整跟进，结果一方面过剩甚至严重过剩，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供销不对路；另一方面消费者对质量高、有信誉保障的消费品需求快速增长，国内供给无法满足，境外購物热度不减、“需求外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高供给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提高供给的质量。这就要求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如果我们的供给能够体现高质量高水平，必然会大大提高国内消费市场的活跃度和消费规模。
　　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思路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把结构性供需矛盾当作总需求不足，以增发货币来扩大需求。但因为缺乏足够的回报，增加的货币资金很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形成游资寻求一夜暴富。这样的背景下，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实体经济严重缺血，导致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逐步下降，一些企业难以维持，甚至选择歇业和退出。
　　另一种是不把结构性供需矛盾看作是总需求不足，而是要看到真正需求的存在，关键是充分认识到有效需求得不到有效的供给。现实生活中，有大量中小微企业抱怨“融资难”“融资贵”“融资险”，这既有中小微企业自身的问题，也存在金融企业“嫌贫爱富”的问题。破解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就是要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业实现了约20年的“黄金增长”，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衍生出的问题是，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加上土地、财税、金融政策不配套，城镇化有关政策和规划不到位，致使大量资金涌入本来属于实体经济的房地产市场，用加杠杆的办法进行房地产投机，带动了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房地产高收益诱使资金脱实向虚，一些地方经济增长、财政收入、银行利润依赖“房地产繁荣”，进一步推高了实体经济成本。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要坚持分类因城因地施策调控，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
　　上述“三大失衡”有其内在因果关系，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如果只是简单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有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抬高杠杆率和企业成本。正是基于此，中央强调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通过去除没有需求的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盯“三大失衡”，关键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与长期、减法与加法、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主攻方向应当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必然是深化改革，最终目的肯定是满足需求。从我国在世界经济的坐标系中看，这是一个艰巨但又必须回答好的世纪性大课题。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