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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过不少国外的文学作品,能读到这些作品,当然得感谢原作者,因为是他们赋予了作品“生命”。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人是功不可没的,他们架起了一座语言的桥梁,让这些来自异国的文字在新的土壤上开出美丽的花朵。他们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主角——翻译家。
在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著名翻译家傅雷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一生翻译了40多部世界文学名著,其中大多为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梅里美等法国文豪的作品。世界文学佳作得以在中国传播,傅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曾有人这样评价傅雷:“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要了解这位杰出的翻译家,我们可以从几个小故事说起——
※有一次,为了翻译巴尔扎克的一部作品,傅雷请一位法国的朋友买了一大批研究巴尔扎克的资料,然后没日没夜地翻阅,做了许多的笔记,甚至“睡觉都做巴尔扎克的梦”。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使用了不少方言土语,为了翻译成中文后能保留这种原汁原味,傅雷特意买了厚达五千余页的《国语词典》,潜心研究我国的方言。
※傅雷翻译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时,读者们已经公认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译本。但是,傅雷自己始终不满意,越想越觉得对不起读者,以至于打算把第一次的译本烧掉。
一件件小事,可以折射出傅雷对待翻译的态度:一丝不苟、追求完美。
傅雷曾这样说过:“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者。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试想一下,要将一部外文的长篇巨著反复精读四五遍,那得花多少工夫啊!可他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为很多翻译工作者作出了表率。
有人说,屠岸先生的名字,是和惠特曼、莎士比亚、济慈等诗人的那些闪光的诗篇紧密相连的。真的一点不错!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济慈诗选》等,都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屠岸对诗歌有着浓厚的感情,人称“诗呆子”。他走上诗歌创作和翻译之路,离不开母亲的启蒙。屠岸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门第,很小就跟着母亲学习古诗文。如果母亲说读30遍才能罢休的话,绝不可以只读29遍就蒙混过关。在这样严格的约束下,渐渐地,屠岸竟然从朗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乐趣,还熟练地掌握了古诗词遣词造句的方法和平仄格律,这为他以后的创作和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诗歌的热爱,还为屠岸赢得了“尤里卡”这个“美名”。“尤里卡”一词是古希腊语“太好啦”的意思,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在澡盆里偶然发现浮力原理时,就发出了这样一句惊呼。屠岸曾有过一次与阿基米德类似的经历:
屠岸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诗情有独钟。有一次,他在一家理发店理发,突然想起了一句济慈的诗,于是就在心里面默念起来。谁知道,他越念越入迷,越品越觉得这诗写得绝妙。不知不觉中,他竟然激动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连声赞叹:“好诗!好诗!”这可吓坏了正在帮他理发的理发师。不久这件事就传开了,朋友们都戏称他为“尤里卡”。
“诗呆子”“尤里卡”,这样的名号可不是凭空获得的。如果不是对诗歌达到痴迷的境界,又怎么能把其中的美妙传达出来呢?
在翻译领域,其实不光有书面作品翻译,更有一类高难度的工作,叫“口译”。口译又叫同声传译,要求翻译者必须能跟得上发言人的说话速度,准确无误地及时作出翻译。
担任过联合国纽约总部口译处中文科科长的王若瑾,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口译专家。
在外交场合担任口译,压力之大难以想象,一不小心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而且,汉语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在无形之中给口译人员增加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考验。对此,王若瑾有着难忘的经历:
一次联合国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在回应一位美国代表的发言时,用到了“此地无银三百两”这句俗语。要是在国内,这个典故可谓妇孺皆知,可是怎么才能准确地让美国人明白呢?如果译不好,说不定会让美国人满世界去找三百两银子,岂不闹笑话?如果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典故,那将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时间又不允许,这可难住了王若瑾和她的同事们。
会议结束后,王若瑾和几位译员一起推敲,终于找到了一个和“此地无银三百两”意思相近的成语,“欲盖弥彰”。从此以后,王若瑾就经常和同事们一起研究,商量怎样准确地翻译像“唇亡齿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等典故。虽然困难多多,但也充满乐趣。后来,就连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也觉得我们中国的语言太有魅力,也情不自禁地和他们一起探讨呢!
其实,在调到联合国工作之前,教师才是王若瑾的“老本行”。1979年开始,北京外国语学院开办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王若瑾在此执教了10期,培养出的学生如今大都在联合国各机构从事口译工作。口译“掌门人”这个称号,王若瑾是当之无愧啊!
看到这儿,你会不会也对这“架起语言桥梁”的职业产生兴趣了呢?不过,当上翻译家可不简单哟!语言的学习需要踏实、刻苦、肯钻研,从事翻译,要至少精通两门以上的语言,这就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你对这门行业怀有热情,想一想,该从哪儿做起呢?
在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著名翻译家傅雷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一生翻译了40多部世界文学名著,其中大多为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梅里美等法国文豪的作品。世界文学佳作得以在中国传播,傅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曾有人这样评价傅雷:“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要了解这位杰出的翻译家,我们可以从几个小故事说起——
※有一次,为了翻译巴尔扎克的一部作品,傅雷请一位法国的朋友买了一大批研究巴尔扎克的资料,然后没日没夜地翻阅,做了许多的笔记,甚至“睡觉都做巴尔扎克的梦”。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使用了不少方言土语,为了翻译成中文后能保留这种原汁原味,傅雷特意买了厚达五千余页的《国语词典》,潜心研究我国的方言。
※傅雷翻译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时,读者们已经公认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译本。但是,傅雷自己始终不满意,越想越觉得对不起读者,以至于打算把第一次的译本烧掉。
一件件小事,可以折射出傅雷对待翻译的态度:一丝不苟、追求完美。
傅雷曾这样说过:“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者。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试想一下,要将一部外文的长篇巨著反复精读四五遍,那得花多少工夫啊!可他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为很多翻译工作者作出了表率。
有人说,屠岸先生的名字,是和惠特曼、莎士比亚、济慈等诗人的那些闪光的诗篇紧密相连的。真的一点不错!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济慈诗选》等,都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屠岸对诗歌有着浓厚的感情,人称“诗呆子”。他走上诗歌创作和翻译之路,离不开母亲的启蒙。屠岸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门第,很小就跟着母亲学习古诗文。如果母亲说读30遍才能罢休的话,绝不可以只读29遍就蒙混过关。在这样严格的约束下,渐渐地,屠岸竟然从朗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乐趣,还熟练地掌握了古诗词遣词造句的方法和平仄格律,这为他以后的创作和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诗歌的热爱,还为屠岸赢得了“尤里卡”这个“美名”。“尤里卡”一词是古希腊语“太好啦”的意思,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在澡盆里偶然发现浮力原理时,就发出了这样一句惊呼。屠岸曾有过一次与阿基米德类似的经历:
屠岸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诗情有独钟。有一次,他在一家理发店理发,突然想起了一句济慈的诗,于是就在心里面默念起来。谁知道,他越念越入迷,越品越觉得这诗写得绝妙。不知不觉中,他竟然激动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连声赞叹:“好诗!好诗!”这可吓坏了正在帮他理发的理发师。不久这件事就传开了,朋友们都戏称他为“尤里卡”。
“诗呆子”“尤里卡”,这样的名号可不是凭空获得的。如果不是对诗歌达到痴迷的境界,又怎么能把其中的美妙传达出来呢?
在翻译领域,其实不光有书面作品翻译,更有一类高难度的工作,叫“口译”。口译又叫同声传译,要求翻译者必须能跟得上发言人的说话速度,准确无误地及时作出翻译。
担任过联合国纽约总部口译处中文科科长的王若瑾,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口译专家。
在外交场合担任口译,压力之大难以想象,一不小心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而且,汉语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在无形之中给口译人员增加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考验。对此,王若瑾有着难忘的经历:
一次联合国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在回应一位美国代表的发言时,用到了“此地无银三百两”这句俗语。要是在国内,这个典故可谓妇孺皆知,可是怎么才能准确地让美国人明白呢?如果译不好,说不定会让美国人满世界去找三百两银子,岂不闹笑话?如果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典故,那将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时间又不允许,这可难住了王若瑾和她的同事们。
会议结束后,王若瑾和几位译员一起推敲,终于找到了一个和“此地无银三百两”意思相近的成语,“欲盖弥彰”。从此以后,王若瑾就经常和同事们一起研究,商量怎样准确地翻译像“唇亡齿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等典故。虽然困难多多,但也充满乐趣。后来,就连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也觉得我们中国的语言太有魅力,也情不自禁地和他们一起探讨呢!
其实,在调到联合国工作之前,教师才是王若瑾的“老本行”。1979年开始,北京外国语学院开办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王若瑾在此执教了10期,培养出的学生如今大都在联合国各机构从事口译工作。口译“掌门人”这个称号,王若瑾是当之无愧啊!
看到这儿,你会不会也对这“架起语言桥梁”的职业产生兴趣了呢?不过,当上翻译家可不简单哟!语言的学习需要踏实、刻苦、肯钻研,从事翻译,要至少精通两门以上的语言,这就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你对这门行业怀有热情,想一想,该从哪儿做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