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小波说：“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我没办法决定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事，客观条件注定了我也不能有什么远大理想。
初中毕业之后，我和哥哥便被动地去参加技校的招考，因家庭贫困，父亲说只能供一个人继续读高中，另一个要去读技校，早点出来工作。我主动选择了后者，唯一的想法是给家里挣钱，希望给辛苦劳作的家人缓解一些生活压力，改变一下贫困的现状。那年，我15岁，这也是我人生中做的第一个单纯的决定，并没有意识到它对未来的影响有多重要。
1990年，两年的技校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县医院工作，当了一名电工。每天上班时，扛着人字梯，背着电工包，跟在师傅后面，更换灯泡，维修线路，以及安装新的线路。俗话说“三人同行，小的吃苦”，钻到天花板上面猫着腰布线，蹬着梯子用电钻打孔、钉线卡之类的脏活累活大都是我来干，常常是一头蛛丝、一身灰。说实话，我很不喜欢在医院工作，整天在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里走动，特别是还干电工，对于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我觉得很不体面，有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但是，一想到我的初衷是要为家里减负，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就默默坚持着，每天只管上班下班，工资一分不留如数交给家里。我也曾有过改变人生的机会，在参加工作第二年，我悄悄填了征兵表，想要去当兵，但母亲不知怎么随后就知道了，跑到医院来找我，哭着不让我去，她怕我上战场。我心一软，就放弃了。
可以说，我的青春时代是鲜有欢乐的，内心是孤独和苦闷的。和别的孩子一样，我也有一颗闯荡世界的野心，却被现实囚禁不得动弹，压抑与不甘挤压着我年轻的心。几年后，我仍想过外出打拼，但一想到一个技校文凭的人能找到什么工作呢，遂心灰意冷。那段时间真得感谢足球，在足球场上奔跑让我释放了内心的压抑。当所有的可能性被堵死之后，我开始借文字抒发胸中积郁，这是我在医院写诗的原始冲动和发端。
后来，医院分了一间破旧的小平房给我们电工组，用来放电工器材杂物，在征得师傅的同意后，我将房间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作为我的单身宿舍，一半用来储放杂物。小房子既成了我工作的地方又是我生活的地方。房间里，我摆了一张床、一张小桌子、几把凳子，另外我还弄来一个经常卡带的旧录音机。之后，我和朋友从磷肥厂废弃的机器上弄来两个大齿轮，固定在钢管两端，做了一个杠铃，又挂了一副吊环和一个沙袋，用于锻炼。于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独立空间完成了。
因为光线不好，我的小房子被永红称为小黑屋，倒是十分妥帖。小黑屋是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自从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后，朋友们来往就多了，有球友、文友，以及永红这样投缘的朋友。但我很少与单位的人交往，是刻意保持距离，以缓解我的自卑感吗？我和朋友们在小黑屋里喝酒、打牌、听崔健、beyond的歌，边听边扯着嗓子跟着吼，常常彻夜不眠。如果困了，就三四個人横着挤在窄窄的单人床上睡一会。
来的朋友中最多的就是永红，永红那时读高三，后来考取了安徽大学，放假时就来我这里玩。我也常去他父亲开的竹器店里混日子。国斌那时还在江边一所中学教书，周末有时骑自行车来城里时就会过来，我负责出题，然后我们就写同题诗。小黑屋在医院里像是个另类的存在，现在看来，它更像是命运赠予我的一个幻觉，让我在这样的幻觉中慢慢消化了内心的阴霾。
没有朋友来访时，我就在那里读书，听音乐，写诗。当然，那时写的东西大多并不能称之为诗，更多是心情文字，现在想来，它也并非没有意义，它的意义在于收纳和消化了那段灰涩时光，并将我控制在一个充满弹性的边界之内，不至于走上歧途。前些时候，经过医院老区，看到房子全部都被推倒了，我的小黑屋当然也不例外，不由得生出一丝伤感。在那些混乱懵懂的岁月中，诗在我心中野草一样杂乱生长着，这就是我的诗酒年华吗？
小黑屋隔壁是食堂，食堂隔壁是太平间，太平间隔壁是锅炉房，医院的小型手摇发电机设置在锅炉房里。那时，经常深夜停电，我需要去发电，经过太平间时心里发毛，但必须硬着头皮去发电，我不得不经常告诫自己得认命。
但我的诗里很少写医院，我的视线有意避开了医院，落在虚无缥缈之间。直至有一天，黄昏时我去散步，经过医院围墙时，看到一个农妇靠在墙上，怀抱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孩，孩子脸色像白纸一样毫无血色，一动不动。夕阳从墙边柳树间照到她的脸上，她神情木然，但我能感受到那种极度悲伤，这个场景深深震撼了我，它将我的缥缈之心拉了回来，勒令我把目光投注到身边的事物。我开始有意无意关注我每天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医院，这个特殊的所在。
虽然朋友们的频繁来访缓解了我内心的郁闷，但仍是心有不甘的，独自一人时，那些愁绪又会围拢过来，让人时时萌生逃离的想法。有一次，我怀揣一只口琴，骑着一辆借来的摩托车，从华阳乘坐一艘小船过江，想去江南的山里转转。船行到江中心时，江风突然猛烈起来，小船剧烈摇晃，我扶着摩托车差点落到江水里，现在想来，仍有后怕。上岸后，漫无目地地骑车沿着山路走，在一处废弃的林场，我停了下来，林场有个破旧招待所，我开了个房间，在那住了几天。
山里清静，整日除了鸟鸣几乎没有其他声音。白天时我就躺在床上睡觉，或者打开布满雪花点的小黑白电视机，少得可怜的几个频道也没啥东西可看，就铺开纸张，写几句诗。早晨和黄昏，我就爬山，在山顶上可以远远看到长江像一条白练萦绕于树梢之间。我有时靠着松树枯坐，有时吹起口琴，有鸟鸣唱和，松涛阵阵，晚霞满天。山中几日，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逃离之旅，自然山水治愈着我。后来，我写了一首长诗《自闭症》，也可以算是向这段苦闷时期的告别。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做了近十年电工之后，领导发现我有点写作的能力，要调我去给单位做文字宣传工作。啊，我终于可以扔掉不喜欢的工作，专门与文字打交道了，我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了一丝抚慰。除了日常宣传工作之外，我还承担了部分大小材料的撰稿，并创办了院报。在工作间隙，写几句诗，直至现在都是，我的大部分诗都是在办公室完成的，很少有回家后还写诗。为此，我怀着私心向医院提了个条件，要一间单人办公室，以免写稿时被打扰，幸好领导满足了我的要求。 医院是一个见证生死的地方，几乎每天，都听到痛苦的哀嚎声和新生命的啼哭，太平间经常会突然响起鞭炮声，那是与亡者告别。我不是医生，因为我认为自己喜欢自由散漫，无法对病人生命负责，因此也放弃了上班之后去学医的机会。从刚开始面对血淋淋的伤者感到恐怖，到后来这种恐怖感的消失，这之间发生了什么？看到有人死去，被放到担架上蒙上白色床单运往太平间，内心也不会再有大的波澜。我是不是看见死亡太多了，内心麻木了吗？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不是简单的麻木，而是看多了死亡，对生死已经从内心坦然接受。但那些波澜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到了诗里面。我以为以前当电工时拒绝了医院，现在想来，当时工作时所见的场景依然在诗里闪现，比如我曾写道“我站在梯子上收回晾晒在屋顶的棉花，/也为病房更换坏掉的灯泡，/病人们齐刷刷用浊黄的眼睛看着我”，就是当时在病房换灯泡时的情形。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以它的方式参与到了我的写作中，这是无疑的。
从1990年至今，我已在医院工作超过了30年，我写诗的时间几乎与其同步，可以说我人生的黄金时间基本都是在医院度过。在一个地方工作那么多年，想想挺枯燥的，也时常有厌倦感。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枯燥和厌倦，让我不自觉中在用诗构建自己的另一个世界。
在办公室写诗，工作也会和写作产生一些矛盾，比如，当你正在思考写作时，有工作来了，你得放下你的思绪去干活，同时，你心里仍在惦记着诗。但工作必须要去完成，要做好，毕竟，办公室是工作的地方，工作为主，写诗为次，写诗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对于我来说，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早已驾轻就熟。但在自己内心的认定里，却是相反的，写诗为主，工作为次。我早已将这两者分得很清晰，一个是赖以养家糊口的生计，一个是自己内心的追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有意识地甩掉了一些工作，比如工作材料之类，专门从事宣传工作，一个人做这份工作，对时间和工作的把控相对自主一些，可以多空出点时间来思考诗歌。
医院是个复杂的地方，人性的善恶体现得最为分明，没有什么事比生死更大，面对生死，你亮出来的是花朵还是刀刃一目了然。我看到过病人对医生的苛求以及无理取闹，也看到过医生对病人的呵斥与冷言冷语。我在一首小长诗《医院工厂指南》里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思考，后来，此诗得到了认可，并获得了那年的御鼎诗歌奖。在诗的创作谈里浅谈了一些感想，摘录部分如下：
医院是个小社会，医院更是个多棱镜，它可以折射出最为真实的世道人心。尽管从未停止过倡导医者仁心，但没办法阻止医院由一个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存在地演变为一个冰凉的维修工厂。客观地说，这并非医院本身的问题，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价值观变化所致，在用金钱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度量器的时代，缺失了最为根本的人性的温暖，医院尴尬地成为了这两者之间矛盾的聚集地。医闹、残害医生、在医院鸣鞭炮烧纸、抬着亲人的尸体封堵大门等，让医者心寒、让死者不安，直至获得满意的赔偿之后离开，好像死者因此而获得了安慰，但死者并不需要金钱。
任何地方都有卑劣人性存在，医院也一样，也有唯利是图的医生，但更多的医生还是希望自己的病人能够得到有效治疗而康复。医学是具有实验性质的学科，医院不是保险箱，医生并非起死回生的神仙，医生除了要治病救人，还要承担各种社会矛盾和人身安危的风险，这常常让医者感到无力。据我所知，绝大部分同事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从医，这是个可怕的现象。
信仰与敬畏的弱化导致了普遍的无耻和“无畏”， 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根本的信任、理解和宽容，快节奏的生活压力让人喘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将人类文明的进程提速，又滋生了思想的惰性，将人的自我精神的修养远远抛在了后面，于是产生了科技膜拜。独立精神的没落让人只剩下服从、再服从，人性的温暖与独立思想精神的灰烬难以寻觅，人成了只有行为没有思想的机器，从属于欲望的机器。
我尽量不掺杂自己的情感来写这首诗，以类似参观指南的方式来展示我视角中的医院，即作为维修工厂存在的医院。当然，我写的并不仅仅是医院，我试图通过对医院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写出如雾霾般普遍笼罩于我们的世界和心灵的那冰冷的光。
在上面的创作谈中，大致集中了我对医院这样一个地方的思考，以及长期以来医院对我诗歌的潜在又漫长的作用或影响。因为工作，我曾站在手术台边看过一台外科手术，当闪亮的刀片划过病人的頭皮，割开颅骨，我心中掠过一阵凛然的寒意，当医生顺利完成脑瘤手术，合上颅骨，长吁了一口气，我拎紧的心终于放下。我曾写过一首《对一次脑瘤手术的非专业记录》的诗，就是写这次手术的观感。医生必须“狠心”才能对病人下刀时准确无误，必须时刻保持冷静，才能救人命，你能说他无情吗？在医院写诗，促使我更多地向着人性探寻，人性的冷暖就这样不自觉地进入到诗中。
上班来到办公室后，关上门，一个人独自面对自己，是我的常态。除了工作之外，我基本不去别的办公室串门，不大和同事闲聊，所以越来越不爱说话，可能在不太了解我的同事眼里，我是个奇怪的人。管他呢，我已习惯于与医院之间的这种游离状态，在医院相对安静地存在着，工作和写诗，我愿意这样单纯地继续下去，不会去想更多无关的东西。
张建新，1973年生，著有诗集《生于虚构》《雨的安慰》。现居安徽望江。
初中毕业之后，我和哥哥便被动地去参加技校的招考，因家庭贫困，父亲说只能供一个人继续读高中，另一个要去读技校，早点出来工作。我主动选择了后者，唯一的想法是给家里挣钱，希望给辛苦劳作的家人缓解一些生活压力，改变一下贫困的现状。那年，我15岁，这也是我人生中做的第一个单纯的决定，并没有意识到它对未来的影响有多重要。
1990年，两年的技校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县医院工作，当了一名电工。每天上班时，扛着人字梯，背着电工包，跟在师傅后面，更换灯泡，维修线路，以及安装新的线路。俗话说“三人同行，小的吃苦”，钻到天花板上面猫着腰布线，蹬着梯子用电钻打孔、钉线卡之类的脏活累活大都是我来干，常常是一头蛛丝、一身灰。说实话，我很不喜欢在医院工作，整天在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里走动，特别是还干电工，对于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我觉得很不体面，有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但是，一想到我的初衷是要为家里减负，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就默默坚持着，每天只管上班下班，工资一分不留如数交给家里。我也曾有过改变人生的机会，在参加工作第二年，我悄悄填了征兵表，想要去当兵，但母亲不知怎么随后就知道了，跑到医院来找我，哭着不让我去，她怕我上战场。我心一软，就放弃了。
可以说，我的青春时代是鲜有欢乐的，内心是孤独和苦闷的。和别的孩子一样，我也有一颗闯荡世界的野心，却被现实囚禁不得动弹，压抑与不甘挤压着我年轻的心。几年后，我仍想过外出打拼，但一想到一个技校文凭的人能找到什么工作呢，遂心灰意冷。那段时间真得感谢足球，在足球场上奔跑让我释放了内心的压抑。当所有的可能性被堵死之后，我开始借文字抒发胸中积郁，这是我在医院写诗的原始冲动和发端。
后来，医院分了一间破旧的小平房给我们电工组，用来放电工器材杂物，在征得师傅的同意后，我将房间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作为我的单身宿舍，一半用来储放杂物。小房子既成了我工作的地方又是我生活的地方。房间里，我摆了一张床、一张小桌子、几把凳子，另外我还弄来一个经常卡带的旧录音机。之后，我和朋友从磷肥厂废弃的机器上弄来两个大齿轮，固定在钢管两端，做了一个杠铃，又挂了一副吊环和一个沙袋，用于锻炼。于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独立空间完成了。
因为光线不好，我的小房子被永红称为小黑屋，倒是十分妥帖。小黑屋是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自从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后，朋友们来往就多了，有球友、文友，以及永红这样投缘的朋友。但我很少与单位的人交往，是刻意保持距离，以缓解我的自卑感吗？我和朋友们在小黑屋里喝酒、打牌、听崔健、beyond的歌，边听边扯着嗓子跟着吼，常常彻夜不眠。如果困了，就三四個人横着挤在窄窄的单人床上睡一会。
来的朋友中最多的就是永红，永红那时读高三，后来考取了安徽大学，放假时就来我这里玩。我也常去他父亲开的竹器店里混日子。国斌那时还在江边一所中学教书，周末有时骑自行车来城里时就会过来，我负责出题，然后我们就写同题诗。小黑屋在医院里像是个另类的存在，现在看来，它更像是命运赠予我的一个幻觉，让我在这样的幻觉中慢慢消化了内心的阴霾。
没有朋友来访时，我就在那里读书，听音乐，写诗。当然，那时写的东西大多并不能称之为诗，更多是心情文字，现在想来，它也并非没有意义，它的意义在于收纳和消化了那段灰涩时光，并将我控制在一个充满弹性的边界之内，不至于走上歧途。前些时候，经过医院老区，看到房子全部都被推倒了，我的小黑屋当然也不例外，不由得生出一丝伤感。在那些混乱懵懂的岁月中，诗在我心中野草一样杂乱生长着，这就是我的诗酒年华吗？
小黑屋隔壁是食堂，食堂隔壁是太平间，太平间隔壁是锅炉房，医院的小型手摇发电机设置在锅炉房里。那时，经常深夜停电，我需要去发电，经过太平间时心里发毛，但必须硬着头皮去发电，我不得不经常告诫自己得认命。
但我的诗里很少写医院，我的视线有意避开了医院，落在虚无缥缈之间。直至有一天，黄昏时我去散步，经过医院围墙时，看到一个农妇靠在墙上，怀抱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孩，孩子脸色像白纸一样毫无血色，一动不动。夕阳从墙边柳树间照到她的脸上，她神情木然，但我能感受到那种极度悲伤，这个场景深深震撼了我，它将我的缥缈之心拉了回来，勒令我把目光投注到身边的事物。我开始有意无意关注我每天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医院，这个特殊的所在。
虽然朋友们的频繁来访缓解了我内心的郁闷，但仍是心有不甘的，独自一人时，那些愁绪又会围拢过来，让人时时萌生逃离的想法。有一次，我怀揣一只口琴，骑着一辆借来的摩托车，从华阳乘坐一艘小船过江，想去江南的山里转转。船行到江中心时，江风突然猛烈起来，小船剧烈摇晃，我扶着摩托车差点落到江水里，现在想来，仍有后怕。上岸后，漫无目地地骑车沿着山路走，在一处废弃的林场，我停了下来，林场有个破旧招待所，我开了个房间，在那住了几天。
山里清静，整日除了鸟鸣几乎没有其他声音。白天时我就躺在床上睡觉，或者打开布满雪花点的小黑白电视机，少得可怜的几个频道也没啥东西可看，就铺开纸张，写几句诗。早晨和黄昏，我就爬山，在山顶上可以远远看到长江像一条白练萦绕于树梢之间。我有时靠着松树枯坐，有时吹起口琴，有鸟鸣唱和，松涛阵阵，晚霞满天。山中几日，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逃离之旅，自然山水治愈着我。后来，我写了一首长诗《自闭症》，也可以算是向这段苦闷时期的告别。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做了近十年电工之后，领导发现我有点写作的能力，要调我去给单位做文字宣传工作。啊，我终于可以扔掉不喜欢的工作，专门与文字打交道了，我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了一丝抚慰。除了日常宣传工作之外，我还承担了部分大小材料的撰稿，并创办了院报。在工作间隙，写几句诗，直至现在都是，我的大部分诗都是在办公室完成的，很少有回家后还写诗。为此，我怀着私心向医院提了个条件，要一间单人办公室，以免写稿时被打扰，幸好领导满足了我的要求。 医院是一个见证生死的地方，几乎每天，都听到痛苦的哀嚎声和新生命的啼哭，太平间经常会突然响起鞭炮声，那是与亡者告别。我不是医生，因为我认为自己喜欢自由散漫，无法对病人生命负责，因此也放弃了上班之后去学医的机会。从刚开始面对血淋淋的伤者感到恐怖，到后来这种恐怖感的消失，这之间发生了什么？看到有人死去，被放到担架上蒙上白色床单运往太平间，内心也不会再有大的波澜。我是不是看见死亡太多了，内心麻木了吗？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不是简单的麻木，而是看多了死亡，对生死已经从内心坦然接受。但那些波澜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到了诗里面。我以为以前当电工时拒绝了医院，现在想来，当时工作时所见的场景依然在诗里闪现，比如我曾写道“我站在梯子上收回晾晒在屋顶的棉花，/也为病房更换坏掉的灯泡，/病人们齐刷刷用浊黄的眼睛看着我”，就是当时在病房换灯泡时的情形。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以它的方式参与到了我的写作中，这是无疑的。
从1990年至今，我已在医院工作超过了30年，我写诗的时间几乎与其同步，可以说我人生的黄金时间基本都是在医院度过。在一个地方工作那么多年，想想挺枯燥的，也时常有厌倦感。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枯燥和厌倦，让我不自觉中在用诗构建自己的另一个世界。
在办公室写诗，工作也会和写作产生一些矛盾，比如，当你正在思考写作时，有工作来了，你得放下你的思绪去干活，同时，你心里仍在惦记着诗。但工作必须要去完成，要做好，毕竟，办公室是工作的地方，工作为主，写诗为次，写诗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对于我来说，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早已驾轻就熟。但在自己内心的认定里，却是相反的，写诗为主，工作为次。我早已将这两者分得很清晰，一个是赖以养家糊口的生计，一个是自己内心的追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有意识地甩掉了一些工作，比如工作材料之类，专门从事宣传工作，一个人做这份工作，对时间和工作的把控相对自主一些，可以多空出点时间来思考诗歌。
医院是个复杂的地方，人性的善恶体现得最为分明，没有什么事比生死更大，面对生死，你亮出来的是花朵还是刀刃一目了然。我看到过病人对医生的苛求以及无理取闹，也看到过医生对病人的呵斥与冷言冷语。我在一首小长诗《医院工厂指南》里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思考，后来，此诗得到了认可，并获得了那年的御鼎诗歌奖。在诗的创作谈里浅谈了一些感想，摘录部分如下：
医院是个小社会，医院更是个多棱镜，它可以折射出最为真实的世道人心。尽管从未停止过倡导医者仁心，但没办法阻止医院由一个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存在地演变为一个冰凉的维修工厂。客观地说，这并非医院本身的问题，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价值观变化所致，在用金钱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度量器的时代，缺失了最为根本的人性的温暖，医院尴尬地成为了这两者之间矛盾的聚集地。医闹、残害医生、在医院鸣鞭炮烧纸、抬着亲人的尸体封堵大门等，让医者心寒、让死者不安，直至获得满意的赔偿之后离开，好像死者因此而获得了安慰，但死者并不需要金钱。
任何地方都有卑劣人性存在，医院也一样，也有唯利是图的医生，但更多的医生还是希望自己的病人能够得到有效治疗而康复。医学是具有实验性质的学科，医院不是保险箱，医生并非起死回生的神仙，医生除了要治病救人，还要承担各种社会矛盾和人身安危的风险，这常常让医者感到无力。据我所知，绝大部分同事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从医，这是个可怕的现象。
信仰与敬畏的弱化导致了普遍的无耻和“无畏”， 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根本的信任、理解和宽容，快节奏的生活压力让人喘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将人类文明的进程提速，又滋生了思想的惰性，将人的自我精神的修养远远抛在了后面，于是产生了科技膜拜。独立精神的没落让人只剩下服从、再服从，人性的温暖与独立思想精神的灰烬难以寻觅，人成了只有行为没有思想的机器，从属于欲望的机器。
我尽量不掺杂自己的情感来写这首诗，以类似参观指南的方式来展示我视角中的医院，即作为维修工厂存在的医院。当然，我写的并不仅仅是医院，我试图通过对医院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写出如雾霾般普遍笼罩于我们的世界和心灵的那冰冷的光。
在上面的创作谈中，大致集中了我对医院这样一个地方的思考，以及长期以来医院对我诗歌的潜在又漫长的作用或影响。因为工作，我曾站在手术台边看过一台外科手术，当闪亮的刀片划过病人的頭皮，割开颅骨，我心中掠过一阵凛然的寒意，当医生顺利完成脑瘤手术，合上颅骨，长吁了一口气，我拎紧的心终于放下。我曾写过一首《对一次脑瘤手术的非专业记录》的诗，就是写这次手术的观感。医生必须“狠心”才能对病人下刀时准确无误，必须时刻保持冷静，才能救人命，你能说他无情吗？在医院写诗，促使我更多地向着人性探寻，人性的冷暖就这样不自觉地进入到诗中。
上班来到办公室后，关上门，一个人独自面对自己，是我的常态。除了工作之外，我基本不去别的办公室串门，不大和同事闲聊，所以越来越不爱说话，可能在不太了解我的同事眼里，我是个奇怪的人。管他呢，我已习惯于与医院之间的这种游离状态，在医院相对安静地存在着，工作和写诗，我愿意这样单纯地继续下去，不会去想更多无关的东西。
张建新，1973年生，著有诗集《生于虚构》《雨的安慰》。现居安徽望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