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亚太之宽”(本刊第三期)发表前后，发生了两件事，证明笔者概括之“海宽体”的效应。
　　1，1月13日，澳大利亚外长陆克文在美国亚洲协会发表有关太平洋未来的长篇演讲，主旨是共创“太平洋和平”，以应对中国崛起。他说，太平洋和平是有可能实现的，关键在于“共同安全”的建设。为此，他过去提出的“亚太共同体”与基辛格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不谋而合，如今，东亚峰会扩容对推荐亚太共同安全是个“好的尝试”。
　　2，恰一个月后，自2月13日起，中国习近平副主席访美，再次提及太平洋足够宽，容得下中美。期间，中美发布《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情况说明的第七条很有意思：“中美双方同意，分享各自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中日韩自贸区协定》等区域自贸协定中的相关信息。”去年，美国大力推进不包括中国的TPP，被战略界理解为剑指中国；而不包括美国的中日韩合作又令美国担心自己在东北亚的盟友与中国日益融合。彼此在相互猜疑的领域“分享相关信息”，确是增信释疑、扩展太平洋宽度的“好的尝试”。如果其他参加TPP的国家也能这样做，太平洋将会变得更宽。
　　我有时感觉，陆克文的对华思想和外交方式，深受基辛格的影响。将陆克文与基辛格的英文名字放在一起搜索，就能发现不少他们交往的记录。甚至有一位学者撰文《从基辛格的“创意外交”到陆克文反思“华盛顿共识”》，强调二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对国际秩序破旧立新的想法神似。
　　基辛格之所以成为世界级的领导人，主要功绩在于协助尼克松打开了中国大门，是古往今来的大手笔，是改变世界的“大外交”。基辛格虽然不懂中文，但对中国的理解和把握已到神通的境界，西方政要多向基辛格请教中国问题。因此，不能小看基辛格的《论中国》对西方政要的影响力，也不能低估其太平洋共同体的思想和实践价值。
　　陆克文对中澳关系、亚太秩序以及全球格局，也有自己的宏图伟愿。陆克文有做世界级领导人的雄心，如果他能长期执政，并探索出一条与崛起中国和谐相处、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的道路，估计也能成为世界级的政治家。自2007年以来，陆克文还是显示出了成为世界级政治家的一些迹象，比如他熟悉中文，又曾是国家领导人，不少西方政要希望通过陆克文了解中国，等等。从这个角度讲，不能小看陆克文的影响力。但坦率地讲，陆克文要想达到基辛格的高度和地位，仍需努力。至少目前的中澳关系，还不能令人满意。另外，基辛格是中国人的老朋友。孔子说的“友直，友谅，友多闻”，基辛格差不多都做到了，透着圆熟的劲道。陆克文则将自己定位为中国的“诤友”，稍显血气方刚。
　　为了让中澳之间的太平洋足够宽，中澳两国智库也在积极努力。过去两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CIW)，联合完成了一份《中澳关系概述》的研究报告，将于2月27日在京举行发布会。
　　现代院院长崔立如先生在报告的前言中写道：
　　“当前，中澳两国相互支持，在相对成功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共同洗礼之后，再次步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两国发展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全球大变局、大转型、大调整的背景下，以更成熟的心态、战略、机制和措施，创建更有成效、更富创造精神、更具地区和全球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其本质，就是如何克服两个‘速度’的差异。
　　首先是克服两国经济社会变迁速度快于两国战略关系跟进速度的差异。这就意味着两国长期以来以经济相互依赖为主要支柱的关系模式不再适应形势，如何发展社会文化层面的相互依赖，形成多根支柱，成为中澳关系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其次是如何克服亚太格局转型速度快于两国战略关系跟进速度的差异。随着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崛起，美国重返亚太，加快全球重心向亚太转移以及亚太格局转型的速度，加剧了各国战略磨合和摩擦的强度。中澳战略关系的调整既会受格局演化的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格局演化。但是，中澳战略关系调整的速度，显然落后于亚太整体战略格局的演变。因此，两国如何在复杂的亚太战略互动中发展新型合作关系，使全球重心向亚太转移的步伐更加稳健，使和谐亚太的构建更加平稳，成为当务之急。客观地说，报告是专业、冷静、务实的。”
　　今年是中澳建交40周年，我真诚希望这份报告能成为诸多推动中澳关系良性发展、成就太平洋之宽美意的积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