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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9年参加革命,到1987年离休,整整奋斗了58个春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常委蔡顺礼中将,用他的一颗赤子心,谱写了一曲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党的事业坚定不移、对党的工作任劳任怨的壮丽凯歌。
当好红军司号员
1913年,蔡顺礼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油田乡金鸡村。他从小失去父母,靠叔伯哥哥抚养长大。1929年,年仅16岁的他就报名参加游击隊。因为年龄小,游击队安排他当勤务兵。随着斗争的发展,游击队被编入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蔡顺礼在部队改当司号员。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后,他所在部队被编入红二十军,后又被编入红四军。1932年,蔡顺礼在红四军教导营司号连任司号员。后来,教导营被编入红军大学,他就在红军大学司号连学习。不久,由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到红军大学挑选司号员,蔡顺礼被选中,调到东路军司令部当司号员。由于他好学上进,又做过青年工作,司令部让他当党支部青年委员。因他年龄较小,不够入党年龄,组织上便以团员兼党员的身份推荐他为支部青年委员,到达年龄后才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1932年3月,东路军开始攻打福建漳州,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部队执行攻打漳州城的任务。4月10日,东路军首先攻打福建龙岩,蔡顺礼等司号员紧随东路军指挥部行动。首长不断往前线靠近,司号员也不断靠近前线,以便及时传达首长的命令,指挥战斗。攻克龙岩城后,19日,红军主力对漳州外围之敌发起攻击。在红军强大火力压制下,敌人开始动摇了,林彪、聂荣臻在指挥所用望远镜观察到此情况时,立即叫蔡顺礼吹响冲锋号。顿时,冲锋号声响彻云霄,红军战士一个个像猛虎下山,向敌人阵地猛扑。突破敌人主阵地后,红军又向纵深发展,于20日占领了漳州,俘敌1600余人,缴获了大量物资。漳州战役的胜利,对巩固闽西苏区,援助东江红军均有重大作用。1932年10月,蔡顺礼被选送到红一军团政治部教导队学习,后被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连任排长、连长、红一师三团青年干事,并随部队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
临危受命救首长
长征途中,在攻打赤水城时,担任红一师二团团部指导员的蔡顺礼冲锋在前,指挥部队英勇作战,不幸左臂负伤,被转移到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后,他又回到二团团部。由于天天长途行军,不久,蔡顺礼的脚上裂了几个口子,一点也走不动。当时,团领导准备把他寄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养伤,蔡顺礼再三要求随部队前进,团领导只好给他找了一匹小马驮着他行军。后来,他的脚好了些,便将马让给其他伤员骑,自己一瘸一拐地跟着部队。到了大渡河,蔡顺礼率二团从安顺场坐船过了河。因船少,水流湍急,大部队渡河十分困难。蔡顺礼奉命率部队过河后沿东岸直奔泸定桥,他们在扫除路上敌人堵截后,配合西岸强攻泸定桥的部队消灭敌人,使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大渡河。
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边区后不久,蔡顺礼又参加了直罗镇战斗和东征战役。之后,他又被选送到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第二科学习。1936年年底,蔡顺礼从红军大学毕业,留在军委后方政治部工作。次年3月,他担任了中央保卫营政委,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首长的安全。5月下旬,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去西安同国民党谈判,原准备乘坐飞机,因天气不好,他们临时改乘汽车。但因为没有小汽车,他们只能坐大卡车,保卫营派了一个排长带着10名战士,负责周恩来的警卫工作。当大卡车行至劳山的时候,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周恩来的工作人员,负责警卫的排长及大部分战士在掩护周恩来时都牺牲了,只剩下两位同志保护周恩来摆脱危险。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知道情况后,立即通知蔡顺礼派兵增援,而且行动要快。周兴还说:“你马上到机关,不管是谁的马,都可以立即牵走,用最快速度营救周副主席。”蔡顺礼马上组织一个排,拉了30匹马向劳山方向奔去,成功在十里堡接到周恩来。延安各界为这次牺牲的同志开了追悼会。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反动分子预先策划的一次暗杀,妄图置周恩来于死地,从而达到破坏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进而破坏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目的。
铁骑横扫日伪军
七七事变后,蔡顺礼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营二连指导员,他们首战平型关,在倒马关与日军相遇。担任前卫的二连抢占道路左侧山头阻击敌人,经过一场恶战,将敌人击退,保护了一一五师主力在侧面作战的安全。此后,蔡顺礼跟随骑兵营相继收复了河北的曲阳、唐县、完县(今顺平县)、满城。1938年年初,他担任骑兵营政委,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挺进到津泊镇,对日军的交通线构成了威胁。在蔡顺礼的指挥下,骑兵营在冀东交河县消灭一股伪军,接着挺进到大清河地区的容城、新安、徐水等县。一天,蔡顺礼率领骑兵一、二连从北向南行军,在王村遇到日军。他决心歼灭这股日军,战斗进行得很快,骑兵营一下子就把鬼子逼到了一个大院子里,战士们纷纷上房,把敌人压在院里,最后将100多个日伪军全部消灭。
随着晋察冀军区的建立和发展,日军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和“围剿”。为了配合军区的反“扫荡”和反“围剿”作战,蔡顺礼率领骑兵营活动在敌人的交通线上,开展游击战,找机会消灭日伪军,破坏敌人封锁线,掩护群众,拦截敌人运粮车队,捣毁敌人兵站,使得敌人胆战心惊,日夜不安。当地老百姓都说骑兵营真是厉害,不愧为老八路。1940年冬反“扫荡”后,蔡顺礼离开了骑兵营到军区政治部工作,后又调到中共北方局党校,负责干部审查,直到抗战结束。
解放战争时期,蔡顺礼先后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政委、七旅政委、第八纵队副政委,1949年2月,任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过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太原、兰州等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蔡顺礼奉命负责对傅作义第十六军一个师的改编工作,最后使这支部队顺利编入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顺礼担任过公安部武装保卫局局长、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政委等职。面对频繁的工作变动、职务的高低变化,蔡顺礼始终毫无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戎装常委查大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蔡顺礼也受到冲击,遭受到长时间的迫害和批判。但他始终坚信,我们的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要搞好身体,保持乐观的情绪,利用空闲时间多读一些书,积累知识。他曾说:“只要身体不垮,意志不垮,就什么都不怕。”其间,蔡顺礼每天坚持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等许多经典著作,并且撰写了1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
1982年,蔡顺礼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成为中纪委唯一的一名军队常委。他具体负责中南片区,经常不顾年迈体弱,到湖南、湖北、广东、海南等地视察工作。1984年,海南岛违反政策进口汽车案发生后,蔡顺礼亲自带领工作组到海南岛,给当地干部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认识这是违反政策的行为,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后来,海南行署的领导同志配合工作组清查车辆,并将车上交。根据中央指示,汽车要交中央处理,但也不能让地方“倾家荡产”,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查,工作组共查出进口车辆7万多辆,由于汽车数量大,又临近台风季节,面临从岛上运往大陆的困难。为此,蔡顺礼多次与海军南海舰队联系,想方设法多运、快运,从而顺利完成了这次运输任务。“海南汽车事件案”发生后,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被给予了一定的处罚,但中纪委有的同志认为处理太轻了。蔡顺礼和工作组的同志则认为:这些同志主观愿望是为海南岛经济发展解决一些资金问题,他们并没有中饱私囊,平时工作也是努力的,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处罚不宜过重,最后中央的处理决定基本上是采用了工作组的意见。
蔡顺礼在中纪委工作两年多,后来因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就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辞去中纪委常委职务,于1987年正式离休。
2009年7月22日,蔡顺礼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
当好红军司号员
1913年,蔡顺礼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油田乡金鸡村。他从小失去父母,靠叔伯哥哥抚养长大。1929年,年仅16岁的他就报名参加游击隊。因为年龄小,游击队安排他当勤务兵。随着斗争的发展,游击队被编入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蔡顺礼在部队改当司号员。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后,他所在部队被编入红二十军,后又被编入红四军。1932年,蔡顺礼在红四军教导营司号连任司号员。后来,教导营被编入红军大学,他就在红军大学司号连学习。不久,由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到红军大学挑选司号员,蔡顺礼被选中,调到东路军司令部当司号员。由于他好学上进,又做过青年工作,司令部让他当党支部青年委员。因他年龄较小,不够入党年龄,组织上便以团员兼党员的身份推荐他为支部青年委员,到达年龄后才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1932年3月,东路军开始攻打福建漳州,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部队执行攻打漳州城的任务。4月10日,东路军首先攻打福建龙岩,蔡顺礼等司号员紧随东路军指挥部行动。首长不断往前线靠近,司号员也不断靠近前线,以便及时传达首长的命令,指挥战斗。攻克龙岩城后,19日,红军主力对漳州外围之敌发起攻击。在红军强大火力压制下,敌人开始动摇了,林彪、聂荣臻在指挥所用望远镜观察到此情况时,立即叫蔡顺礼吹响冲锋号。顿时,冲锋号声响彻云霄,红军战士一个个像猛虎下山,向敌人阵地猛扑。突破敌人主阵地后,红军又向纵深发展,于20日占领了漳州,俘敌1600余人,缴获了大量物资。漳州战役的胜利,对巩固闽西苏区,援助东江红军均有重大作用。1932年10月,蔡顺礼被选送到红一军团政治部教导队学习,后被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连任排长、连长、红一师三团青年干事,并随部队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
临危受命救首长
长征途中,在攻打赤水城时,担任红一师二团团部指导员的蔡顺礼冲锋在前,指挥部队英勇作战,不幸左臂负伤,被转移到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后,他又回到二团团部。由于天天长途行军,不久,蔡顺礼的脚上裂了几个口子,一点也走不动。当时,团领导准备把他寄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养伤,蔡顺礼再三要求随部队前进,团领导只好给他找了一匹小马驮着他行军。后来,他的脚好了些,便将马让给其他伤员骑,自己一瘸一拐地跟着部队。到了大渡河,蔡顺礼率二团从安顺场坐船过了河。因船少,水流湍急,大部队渡河十分困难。蔡顺礼奉命率部队过河后沿东岸直奔泸定桥,他们在扫除路上敌人堵截后,配合西岸强攻泸定桥的部队消灭敌人,使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大渡河。
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边区后不久,蔡顺礼又参加了直罗镇战斗和东征战役。之后,他又被选送到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第二科学习。1936年年底,蔡顺礼从红军大学毕业,留在军委后方政治部工作。次年3月,他担任了中央保卫营政委,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首长的安全。5月下旬,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去西安同国民党谈判,原准备乘坐飞机,因天气不好,他们临时改乘汽车。但因为没有小汽车,他们只能坐大卡车,保卫营派了一个排长带着10名战士,负责周恩来的警卫工作。当大卡车行至劳山的时候,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周恩来的工作人员,负责警卫的排长及大部分战士在掩护周恩来时都牺牲了,只剩下两位同志保护周恩来摆脱危险。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知道情况后,立即通知蔡顺礼派兵增援,而且行动要快。周兴还说:“你马上到机关,不管是谁的马,都可以立即牵走,用最快速度营救周副主席。”蔡顺礼马上组织一个排,拉了30匹马向劳山方向奔去,成功在十里堡接到周恩来。延安各界为这次牺牲的同志开了追悼会。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反动分子预先策划的一次暗杀,妄图置周恩来于死地,从而达到破坏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进而破坏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目的。
铁骑横扫日伪军
七七事变后,蔡顺礼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营二连指导员,他们首战平型关,在倒马关与日军相遇。担任前卫的二连抢占道路左侧山头阻击敌人,经过一场恶战,将敌人击退,保护了一一五师主力在侧面作战的安全。此后,蔡顺礼跟随骑兵营相继收复了河北的曲阳、唐县、完县(今顺平县)、满城。1938年年初,他担任骑兵营政委,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挺进到津泊镇,对日军的交通线构成了威胁。在蔡顺礼的指挥下,骑兵营在冀东交河县消灭一股伪军,接着挺进到大清河地区的容城、新安、徐水等县。一天,蔡顺礼率领骑兵一、二连从北向南行军,在王村遇到日军。他决心歼灭这股日军,战斗进行得很快,骑兵营一下子就把鬼子逼到了一个大院子里,战士们纷纷上房,把敌人压在院里,最后将100多个日伪军全部消灭。
随着晋察冀军区的建立和发展,日军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和“围剿”。为了配合军区的反“扫荡”和反“围剿”作战,蔡顺礼率领骑兵营活动在敌人的交通线上,开展游击战,找机会消灭日伪军,破坏敌人封锁线,掩护群众,拦截敌人运粮车队,捣毁敌人兵站,使得敌人胆战心惊,日夜不安。当地老百姓都说骑兵营真是厉害,不愧为老八路。1940年冬反“扫荡”后,蔡顺礼离开了骑兵营到军区政治部工作,后又调到中共北方局党校,负责干部审查,直到抗战结束。
解放战争时期,蔡顺礼先后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政委、七旅政委、第八纵队副政委,1949年2月,任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过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太原、兰州等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蔡顺礼奉命负责对傅作义第十六军一个师的改编工作,最后使这支部队顺利编入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顺礼担任过公安部武装保卫局局长、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政委等职。面对频繁的工作变动、职务的高低变化,蔡顺礼始终毫无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戎装常委查大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蔡顺礼也受到冲击,遭受到长时间的迫害和批判。但他始终坚信,我们的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要搞好身体,保持乐观的情绪,利用空闲时间多读一些书,积累知识。他曾说:“只要身体不垮,意志不垮,就什么都不怕。”其间,蔡顺礼每天坚持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等许多经典著作,并且撰写了1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
1982年,蔡顺礼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成为中纪委唯一的一名军队常委。他具体负责中南片区,经常不顾年迈体弱,到湖南、湖北、广东、海南等地视察工作。1984年,海南岛违反政策进口汽车案发生后,蔡顺礼亲自带领工作组到海南岛,给当地干部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认识这是违反政策的行为,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后来,海南行署的领导同志配合工作组清查车辆,并将车上交。根据中央指示,汽车要交中央处理,但也不能让地方“倾家荡产”,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查,工作组共查出进口车辆7万多辆,由于汽车数量大,又临近台风季节,面临从岛上运往大陆的困难。为此,蔡顺礼多次与海军南海舰队联系,想方设法多运、快运,从而顺利完成了这次运输任务。“海南汽车事件案”发生后,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被给予了一定的处罚,但中纪委有的同志认为处理太轻了。蔡顺礼和工作组的同志则认为:这些同志主观愿望是为海南岛经济发展解决一些资金问题,他们并没有中饱私囊,平时工作也是努力的,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处罚不宜过重,最后中央的处理决定基本上是采用了工作组的意见。
蔡顺礼在中纪委工作两年多,后来因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就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辞去中纪委常委职务,于1987年正式离休。
2009年7月22日,蔡顺礼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