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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比较文学研究并交流学术思想，《读书》编辑部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于六月二十八日邀请北京部分教授和研究工作者召开座谈会，下面是发言的一部分。
比较文学研究在我国重又兴起，是件好事，对认清中国文学的特点地位、推动文学的发展具有相当意义。
周珏良：比较文学的研究，在我国很有点历史了。我们在清华读书时，吴宓先生就搞这个。在座的朱光潜先生在三十年代发表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给我的印象很深。其中有一章论中国文学为什么缺乏悲剧。中国的观众不能接受悲剧，什么悲剧都要来一个团圆的结尾，起码也要象窦娥冤那样，灵魂出现，这都与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有关。这是一篇很好的比较文学的文章。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更是这方面研究的优秀成果。现在有不少文章重提这个问题，不少评论家和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对此有兴趣，是件好事，令人鼓舞。
陈冰夷：比较文学研究，五四以后就已经有前辈的专家们介绍到我国来，而且在对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上作出了不少成绩。遗憾的是后来有相当一个时期，这种研究方法在我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被否定了。但是在我们的文学研究的实践中，却常常不自觉地还是在运用这种方法。例如，有不少论文和著作是评论外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对我国现代的新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影响的。这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影响研究”的表现。现在我们重新提出比较文学这种方法，而且已经发表了许多有关的文章，这种研究和探讨是完全应该鼓励的。
黄药眠：我赞成把比较文学的研究重视起来，并逐渐扩大范围。首先从我们中国文学同近邻国家的文学加以比较。这里不能够有民族自大主义。我们的文学史过去一直是关起门来讲的，一直只讲咱们这一家。一讲就是“《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而且常常是越古的东西评价得越高，好象唐以后的文学就不值得一提似的，其实在我看来，中国文学史，唐以后才更加丰富。但当时如果没有印度的音韵文学输进来，那么唐诗还是有，可能就不象今天的唐诗那样了。
中国的文学是生长在中国的土壤上，显然首先是同中国人民的生活有血肉联系。但关起门来讲中国文学的特点，是难于把自己的特点讲清楚的。我们也常提到变文、说唱文学、俗讲、评话等与印度文学有关，但由于缺乏印度文学的修养，究竟具体的关系怎么样就说不清楚了。
同样是一种学说，在他们本国，影响并不大，但是传到外国，影响倒很大。如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经鲁迅翻译过来以后，对当时中国的青年文学家影响很大，在日本倒并不大。为什么呢？据我猜测，这是由于我们当时的中国青年有很多人正处于苦闷徨中。又如泰戈尔的诗，在我们中国也曾一时发生很大的影响，冰心的《繁星》、《春水》就是在他的诗的影响下写出来的，但泰戈尔的诗在印度的影响如何呢？冰心的诗在我们中国所发生的影响又如何呢？这些都值得研究。“五四”后，我们大量接受西洋文学的影响，甚至有人提倡全盘西化，打破中国诗的“平平仄仄”的格律，也有人提倡写十四行诗，写豆腐干诗，但是结果影响并不大。又如现代派的诗，虽然也有人提倡，但影响也并不大。总之，五四以后我们的新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也有很多规律可以探索。
朱光潜强调，真正的比较研究，对纵的传统和横的影响都不应忽视。
朱光潜：做一切科学工作，都免不了要比较，或者相关的问题比较，或者发现了问题来比较。说比较，不外是两个方面：纵的，文化遗产有什么，哪些是应当继承的；横的，各民族的相互影响，接受了什么外来的东西。我想，真正的研究一定要看这纵的传统和横的影响。这样，比较文学的范围就应当非常宽，不能狭窄。我过去在国外，搞过“拜伦在希腊”这个题目，就是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拜伦给希腊什么影响，他本人又受到什么影响。
我们既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多下功夫，又要睁开眼睛看世界，通过比较文学的研究，我相信，一定会对我们的文学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简单比附是当前已经出现的一个问题，周珏良等提出，搞比较研究应当具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态度，不要绝对化、表面化，要把中国文学放到同时期世界文学大潮中去考察。
周珏良：搞比较文学，读一种文学不到一定的程度不要比。特别是中国文学，用比较传统的方法读起，要读透，先不要牵进外来的东西。读到一定程度，才能有所选择，知道哪些值得比，哪些是表面现象，不值得比。象我们的诗歌，里面咏菊花的很多，外国作家咏玫瑰花的多，这样比，也可以，但没什么意思。
杨周翰：比较文学的面很宽，一个是影响研究，一个是平行发展的比较，这是一个很有成果的领域。但对这个问题千万不要绝对化，以为文学研究只有比较一途，这很危险。还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历史的态度，不能为比较而比较。如就因为某某作家与另一作家同年同月同日生，就比较起来，这样不一定会出什么成果。比较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要有明确目标。
陈冰夷：对待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我们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研究。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要避免牵强附会、简单化、庸俗化的偏向，特别要注意排除“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努力发扬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创立富有我们自己的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
李健吾：最近英国一位学者给我寄了篇论文，《论李健吾戏剧》，说《母亲的梦》受辛格《骑马下海的人》的影响。的确有影响，我那时非常喜欢《骑马下海的人》，可也不全受他的影响，我写的是自己的母亲，苦了一辈子，很可怜。诗，我受英国整齐派的影响，每隔两行押一个韵，大家翻早期的《语丝》可以看见我的诗。所以影响是哪个领域都存在。但谁要研究我，还必须回到历史里去，历史在限制，环境在限制，出身在限制，我还是我自己，不了解这一点，批评就会弄错。
温儒敏：比较文学要求从宏观或整体的角度来分析文学现象，把中国文学放到同时期世界文学大潮中去考察。但我们有些文章还只满足于寻找中国某一具体作家作品与外国某一具体作家作品的相同点或相异点。这种研究的视野未免狭窄，甚至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考察鲁迅如何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搜罗一些鲁迅有关语录或作品，作些表面的归纳后冠之于“现实主义”或别的什么等等，再从国外思潮中找几条印证，这样得出来的结论就难免片面。只有从鲁迅本身和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乃至世界文学思潮总的趋势出发，来考察鲁迅是如何多元地有批判地吸取外来思潮的营养，并且分析鲁迅是如何受制于时代思潮而又表现其独创性，这才可能比较接近真实的鲁迅。
桶周翰认为，中国封建文学与西方中世纪文学的比较研究大有可为，值得下一番功夫。
杨周翰：前些时候给外文所的研究生讲中世纪文学，想到一个问题，中世纪文学是封建文学，中国几千年的文学都是封建文学，都是封建文学，如果要找一个比较的基础，这就是个基础。所以，中西中世纪文学比较可能比出一些东西。比如，西方的中世纪文学做梦特别多，中国的这种手法也是有的，如《红楼梦》。我特别分析了英国十四世纪的一首诗叫《珍珠篇》，说的是一个诗人的女儿死了，诗人非常怀念，在她的墓旁睡着了，做了个梦，梦见她的女儿已成为耶稣的新娘。诗人想过河跟女儿生活在一起，女儿说，不行，一个凡人只有死了才能过河。中国也有哭女儿的诗，我在《清诗别裁》里看到一首，“十岁言诗有性灵，木兰爱说替爷征，黄泉不是黄河水，闻否爷娘唤女声。”这与西方想念女儿很不一样，西方常常联系宗教，中国常讲的是人伦、世俗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中国跟外国特别是封建文学方面可研究的东西很多，可惜我们对西方中世纪文学不很注意。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汇通，是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温儒敏对此有一些看法。
温儒敏：我做过一个大略的统计，仅一九八○年以来发表的这一类文章，就有二、三十篇之多。这些文章大都以影响研究为多。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一个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它受外国文学很大影响，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都日益与世界现代文学融汇。五四新文学既是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产物，同时又是外国文学思潮涌进的产物。所以要真正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面目，认识这短短三十多年文学史提供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不能不进行影响研究的。现在发表的这一类文章，大都只就某个重要作家而论，而且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比较客观地考察这些作家如何按照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文学思潮进行筛选和改铸。如鲁迅对进化论、郭沫若对泛神论、茅盾对现实主义、郁达夫对卢梭的人性论等等，无一不是经过改造，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才结出丰硕的成果。这种有分析的结论，和过去某些比较文学家囿于“欧洲中心论”的结论大相径庭。他们并不把影响看作是一方施加、另一方消极接受的简单过程，这当然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更能启发人。让人们认识到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外国文学思潮。
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妨站得高一些，视野再扩大一些，不但要继续研究个别作家所受外来影响，更要注意从同时期世界文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现象。可以抓一些大的题目，作综合的考察。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在短短的二三十年走过了西方国家用上百年时间所走的途程，这造成了哪些特点？有什么经验和难免的缺失？二十年代初叶在中国发生的东西文化大交流，无论规模还是影响之大，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其中又有哪些东西值得总结？为什么在涌进中国的种种文学思潮中，现实主义能逐渐占了主导面？当二三十年代世界文学日益转向现代主义时，为什么中国作家却较少受现代主义影响？这里是否光有经验而无缺失？欧美、日本、苏俄等不同国家文学思潮对我国不同的文学社团、流派到底产生过多大的制约或影响？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如何受制于传统文化和现实变革而形成某种比较共同的创作心理等等。乍看起来，题目很大，但如果运用比较文学的广角镜来考察，也许能看得更清楚。
陈冰夷认为，文学的比较方法可以运用得再开阔些，不但古典文学可以比较，现代、当代文学也可以比较；而在当前，后者的比较研究更有现实意义。
陈冰夷：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实行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方针，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有了空前的进展。如果我们思想更开阔些，试试运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比较方法来研究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律，我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是会起促进作用的。
近几年来，我们有一部分作家，主要是中青年作家，在创作上努力探索和开闯新的路子，发掘新的思想内容和寻找新的表现方式，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增添了新的光彩。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些作品表现了不健康的思想内容和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人民群众欣赏习惯格格不入的艺术形式。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现象。以上两个方面，在许多地方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其中或多或少有着外来的、特别是西方当代文学影响的痕迹。我们是否可以在运用其他有效的研究方法之外，不妨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一下西方当代文艺思潮对我国当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到底有些什么影响，它的得失、利弊如何，如何正确对待等等。这都是在新的形势下发生的新的问题，要采取相应的新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批判吸收外来文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足以让我们回顾和借鉴。古代的不说，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新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是继承和发扬了我们民族的古代文化传统和广泛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结果。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学习了国际的、特别是苏联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经验，在我们自己的土壤上产生和发展了我国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学。这里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至今还没有而迫切需要进行系统的总结，以便今后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批判吸收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更加自觉地避免重犯过去犯过的“全盘西化”和“照搬某国”的弊病，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得以更加健康和兴旺地成长。这项工作显然也是比较文学方法的研究对象。
各国和各民族文学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于当前我们文学界发生的上述现象，需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方式来解决。在文化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是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外来文化要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研究。闭关锁国，排斥一切外来文化是错误的，不加分析地照搬一切外来文化，也是错误的。这方面我们过去有过很多经验教训。对于有利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外来文化，要放手大胆地批判吸收，但是对于不利于和有害于发展我国文学的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思想影响，一定要坚决抵制。我们既要比较我国当代文学和西方当代文学的异同之处，更要比较我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性质和文化传统习惯的异同之处。我们要对这两个世界和两个方面作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透彻的了解和比较研究，从而具体地作出判断：哪些东西可以吸收，哪些东西应该批判地吸收，哪些必须坚决排斥。这恐怕也是属于比较文学研究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
通过比较东西方对文学的根本认识，李赋宁谈对三类文学作品比较研究的看法。
李赋宁：比较文学研究应当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性质、作用和价值。回答什么是文学或什么不是文学这个问题，东方和西方有各自不尽相同的答案。中国有文以载道的传统看法，西方也强调文学寓教导于娱乐之中。文学的定义，也有广狭之别。例如一般的政治、历史、哲学著作就不是文学作品。但是其中又有一些优秀的著作却被公认为文学作品，例如柏拉图的《对话录》、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等。那么，界限应该划在哪里？一般说来，文学作品与题材或内容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主要看它是否具有独创性和高明的写作技巧。换言之，文学作品必须具备某种优秀的质量——无论是政治的、伦理道德的或美学的优秀质量。具备这种优秀质量的著作才有资格进入国别文学作品的行列。但这种著作是否能进入世界文学作品的行列，这就要靠比较文学研究来回答了。这一类文学作品我们叫做第一类文学作品(或广义的文学作品)。
第二类文学作品可以称为幻想文学、虚构文学。这类文学作品以小说为主，也包括侦探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等次等文学(subliterature)在内。这类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虚构性。虚构可以提出一定的改造社会的理想，例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提出的“云中杜鹃城”，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等等。这些作品属于高级虚构文学或严肃文学的范畴。也还有低级的、通俗的虚构文学，如英国文学史上十八世纪末叶的哥特式传奇等。在第二类文学作品范围内，还可以区别优秀的、严肃的爱情小说和一般庸俗的言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可以比较不同国别文学中优秀的、严肃的爱情小说，甚至还可比较研究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总之，在这类文学作品领域里，比较文学研究也有广阔的天地。
第三类文学作品可以称为纯文学。如哈代的小说《苔丝姑娘》。这类文学作品是严肃的、高级的文学作品，它的特征是在作品中美学作用占主导地位。所谓美学作用，在于这类文学作品能够发人深思，能够净化人的感情和灵魂，使人追求更高境界的真善美。因此这类文学潜移默化的教育力量是巨大的。这类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作品是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当然，优秀的诗歌作品，如雪莱的《西风颂》、密尔顿的《失乐园》等也在这个行列。这里，我们可以比较研究但丁的《神曲》和屈原的《离骚》，华兹华斯的诗歌与陶渊明的诗歌等等。我认为第三类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应是我们的研究重点，因为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我们能更深刻地总结出世界文学宝库中最优秀的作品和特点，以便国别文学作家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从而创作出更优秀的现代作品，使世界文学宝库不断增加新的财富，进一步丰富、提高人类的精神生活。
具体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固然重要，但季羡林、张隆溪认为更应该提倡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
季羡林：前几天开会谈大百科的辞条，碰到中国文学卷、历史卷里面的老调比较多，如对中国文学家的评价，讲韦苏州，说“风格婉丽、音调流美”，说孟浩然“自然浑成，而意境清隽、韵致流溢”，讲骆宾王“格高韵美、辞华朗耀”，说张九龄“缠绵超旷，各有独至”。过去中国文艺理论评论作家、诗人往往使用这些词句，看着好象懂，可究竟什么意思，说不出来。我想，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时间相当久，水平相当高，人相当多，《文心雕龙》、《诗品》，多得很。特别是诗话，多极了。讲神韵，讲性灵，到王国维讲境界，讲“隔”与“不隔”，这些词儿，要翻成外文毫无办法，可我们的文艺理论就这些词儿，我们的表达方式和欧洲不一样。这些词儿不仅是一些术语，我们的文艺理论体系和这些词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这些词儿的含义弄清楚，也就弄清了我们文艺理论的体系。世界上讲文艺理论只有三个地方能言之成理，自成体系。一是中国，有几千年了；另是印度，它的文艺理论相当多，也有些名词象中国这些词，现在也说不清；还有西欧，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到近代的立普斯、克罗齐等。这三套理论的表现方式不同，欧洲评论就不说韵致流美、意境清隽这些话。我想现在我们也应该用科学的语言，明确的语言，明白的语言。三十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听朱先生讲文艺心理学，到现在五十年了，还忘不掉。我想中国的这套东西，只有用比较文艺理论的研究来解决。归纳起来就是说，以马列主义的文艺学为基础，再学点自然科学、心理学，这样经过努力，我们中国文艺理论就能用明确、科学的语言说清楚了。
张隆溪：只有加强理论的比较，具体作品的比较才能深入。我讲一个例子，这也涉及到文学和哲学、文学和宗教间的关系。
中国论诗讲神韵，以禅入诗，实际是把宗教概念借到文学当中来。中国诗讲含蓄，似也和宗教的神秘性有关。钱钟书先生早在《谈艺录》里就指出过诗秘与神秘间的关系。柏拉图《对话集》的《伊安篇》中讲到灵感的问题，他认为诗人本身只是平常的人，只有神灵附在他身上，有灵感时才能写出好诗。西方讲这个东西最多，但丁就用中世纪解释《圣经》的办法来解释自己的《神曲》，借用了宗教的神秘性概念，认为诗的语言有高于字面意义的象征意义。在中国，最早在周易里讲“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实际上这是讲了言、意、象三者之间的关系。书面的语言文字，甚至形象，都不能完全传达诗人的意图，于是要追求所谓“象外之象”、“韵外之致”，于是要含蓄，要暗示，要“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在欧洲讲的也很多，如德国近代哲学家卡西列在《语言与神话》一书中说，任何语言都只是一种象征，是个中介、媒介，而任何媒介又必然要滤掉某些本来的意思，因此任何说出口的语言都不全是本来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他引席勒的一段话说：“当灵魂说话的时候，说话的已经不是灵魂了。”这段话颇可以拿来为神韵派的理论作注脚。美国当代诗人麦克利希(A.MacLeish)在《诗艺》一诗中说，诗应该是没有声音的，诗不应该有意思。这实际上是神韵派那种理论。就是说字面的语言不能表达诗人真正的意思，应该有一种韵外之致，读者体会作者的意思要通过分析作品本身去细细体验。我觉得这些都只有通过比较的研究，广泛地把中国的、西方的、古代的、当代的联系起来，甚至联系到其他艺术领域，如音乐、绘画，联系到文艺以外的领域如哲学、历史等等，有些文艺理论才能讲清楚。孤立在一个国家，或孤立在文学作品的范围内研究，就很难看清楚。这说明，比较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发展，正是由于它能够提供一些我们在局限的范围内不能得到的启示。我想，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应该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严绍提出创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的构想。
严绍：世界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学派，基本上是按照研究的方法论来区分的。但是，无论是注重实证考据，以辨明各国文学相互关系的德国学派，还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从平行的角度来探索文学本质特征的美国学派，其内容基本上都是以欧洲文学为中心的，虽有某些学者顾及东西研究，但毕竟是极少部分，而言之中肯者，更是为数寥寥。
目前，当比较文学研究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继承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只有这样，才能与中国文学的悠久历史，和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相称。
这一构思中的“中国学派”的研究任务，我以为至少应该有三方面：
第一，探讨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发展的影响，从而阐明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同时，也探索外来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从而阐明中国文学对外来文学的分解与融合的能力。这一研究任务，应该看成是构成“中国学派”的基础。
第二，在与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中，真实地(而不是臆想地)揭示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阐明这种特色形成的过程、与外来文学的关系、在世界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并力图使这一研究成果成为当今作家从事创作的借鉴。
第三，把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发展中的一种形态，与各国(民族)文学相比较而探索文学的一般规律，从而阐明人类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揭示文学的本质。这一任务，应该作为构想中的“中国学派”的最终目的。
要实现这样一些任务，我们在方法论上应该有所突破，所谓“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都不是绝对的，而常常是互相包容的。事实上，实际的研究中还必然会采用文学史的方法和文艺批评的方法，否则无法得出结果。因此，我以为“中国学派”既不排斥“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更应该从实际研究中摸索出一种适合于完成我们任务的“综合性研究”的方法论。
老一辈的学者，为创造“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大量的实际研究，还有待于中青年来做。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是，既有兴趣却又缺少素养。比较文学研究，它必须在熟悉两国以上文学及其历史文化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简单的“比附”与“类比”，不能给人以什么启示。我以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比较文学研究者要以更加踏实的学风，进行更加刻苦的学习和实在的研究，提高修养，不务空名。只有这样，比较文学的研究才能逐步在我国得到发展，我们也才能在世界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创建起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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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研究在我国重又兴起，是件好事，对认清中国文学的特点地位、推动文学的发展具有相当意义。
周珏良：比较文学的研究，在我国很有点历史了。我们在清华读书时，吴宓先生就搞这个。在座的朱光潜先生在三十年代发表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给我的印象很深。其中有一章论中国文学为什么缺乏悲剧。中国的观众不能接受悲剧，什么悲剧都要来一个团圆的结尾，起码也要象窦娥冤那样，灵魂出现，这都与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有关。这是一篇很好的比较文学的文章。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更是这方面研究的优秀成果。现在有不少文章重提这个问题，不少评论家和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对此有兴趣，是件好事，令人鼓舞。
陈冰夷：比较文学研究，五四以后就已经有前辈的专家们介绍到我国来，而且在对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上作出了不少成绩。遗憾的是后来有相当一个时期，这种研究方法在我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被否定了。但是在我们的文学研究的实践中，却常常不自觉地还是在运用这种方法。例如，有不少论文和著作是评论外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对我国现代的新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影响的。这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影响研究”的表现。现在我们重新提出比较文学这种方法，而且已经发表了许多有关的文章，这种研究和探讨是完全应该鼓励的。
黄药眠：我赞成把比较文学的研究重视起来，并逐渐扩大范围。首先从我们中国文学同近邻国家的文学加以比较。这里不能够有民族自大主义。我们的文学史过去一直是关起门来讲的，一直只讲咱们这一家。一讲就是“《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而且常常是越古的东西评价得越高，好象唐以后的文学就不值得一提似的，其实在我看来，中国文学史，唐以后才更加丰富。但当时如果没有印度的音韵文学输进来，那么唐诗还是有，可能就不象今天的唐诗那样了。
中国的文学是生长在中国的土壤上，显然首先是同中国人民的生活有血肉联系。但关起门来讲中国文学的特点，是难于把自己的特点讲清楚的。我们也常提到变文、说唱文学、俗讲、评话等与印度文学有关，但由于缺乏印度文学的修养，究竟具体的关系怎么样就说不清楚了。
同样是一种学说，在他们本国，影响并不大，但是传到外国，影响倒很大。如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经鲁迅翻译过来以后，对当时中国的青年文学家影响很大，在日本倒并不大。为什么呢？据我猜测，这是由于我们当时的中国青年有很多人正处于苦闷
朱光潜强调，真正的比较研究，对纵的传统和横的影响都不应忽视。
朱光潜：做一切科学工作，都免不了要比较，或者相关的问题比较，或者发现了问题来比较。说比较，不外是两个方面：纵的，文化遗产有什么，哪些是应当继承的；横的，各民族的相互影响，接受了什么外来的东西。我想，真正的研究一定要看这纵的传统和横的影响。这样，比较文学的范围就应当非常宽，不能狭窄。我过去在国外，搞过“拜伦在希腊”这个题目，就是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拜伦给希腊什么影响，他本人又受到什么影响。
我们既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多下功夫，又要睁开眼睛看世界，通过比较文学的研究，我相信，一定会对我们的文学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简单比附是当前已经出现的一个问题，周珏良等提出，搞比较研究应当具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态度，不要绝对化、表面化，要把中国文学放到同时期世界文学大潮中去考察。
周珏良：搞比较文学，读一种文学不到一定的程度不要比。特别是中国文学，用比较传统的方法读起，要读透，先不要牵进外来的东西。读到一定程度，才能有所选择，知道哪些值得比，哪些是表面现象，不值得比。象我们的诗歌，里面咏菊花的很多，外国作家咏玫瑰花的多，这样比，也可以，但没什么意思。
杨周翰：比较文学的面很宽，一个是影响研究，一个是平行发展的比较，这是一个很有成果的领域。但对这个问题千万不要绝对化，以为文学研究只有比较一途，这很危险。还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历史的态度，不能为比较而比较。如就因为某某作家与另一作家同年同月同日生，就比较起来，这样不一定会出什么成果。比较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要有明确目标。
陈冰夷：对待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我们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研究。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要避免牵强附会、简单化、庸俗化的偏向，特别要注意排除“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努力发扬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创立富有我们自己的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
李健吾：最近英国一位学者给我寄了篇论文，《论李健吾戏剧》，说《母亲的梦》受辛格《骑马下海的人》的影响。的确有影响，我那时非常喜欢《骑马下海的人》，可也不全受他的影响，我写的是自己的母亲，苦了一辈子，很可怜。诗，我受英国整齐派的影响，每隔两行押一个韵，大家翻早期的《语丝》可以看见我的诗。所以影响是哪个领域都存在。但谁要研究我，还必须回到历史里去，历史在限制，环境在限制，出身在限制，我还是我自己，不了解这一点，批评就会弄错。
温儒敏：比较文学要求从宏观或整体的角度来分析文学现象，把中国文学放到同时期世界文学大潮中去考察。但我们有些文章还只满足于寻找中国某一具体作家作品与外国某一具体作家作品的相同点或相异点。这种研究的视野未免狭窄，甚至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考察鲁迅如何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搜罗一些鲁迅有关语录或作品，作些表面的归纳后冠之于“现实主义”或别的什么等等，再从国外思潮中找几条印证，这样得出来的结论就难免片面。只有从鲁迅本身和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乃至世界文学思潮总的趋势出发，来考察鲁迅是如何多元地有批判地吸取外来思潮的营养，并且分析鲁迅是如何受制于时代思潮而又表现其独创性，这才可能比较接近真实的鲁迅。
桶周翰认为，中国封建文学与西方中世纪文学的比较研究大有可为，值得下一番功夫。
杨周翰：前些时候给外文所的研究生讲中世纪文学，想到一个问题，中世纪文学是封建文学，中国几千年的文学都是封建文学，都是封建文学，如果要找一个比较的基础，这就是个基础。所以，中西中世纪文学比较可能比出一些东西。比如，西方的中世纪文学做梦特别多，中国的这种手法也是有的，如《红楼梦》。我特别分析了英国十四世纪的一首诗叫《珍珠篇》，说的是一个诗人的女儿死了，诗人非常怀念，在她的墓旁睡着了，做了个梦，梦见她的女儿已成为耶稣的新娘。诗人想过河跟女儿生活在一起，女儿说，不行，一个凡人只有死了才能过河。中国也有哭女儿的诗，我在《清诗别裁》里看到一首，“十岁言诗有性灵，木兰爱说替爷征，黄泉不是黄河水，闻否爷娘唤女声。”这与西方想念女儿很不一样，西方常常联系宗教，中国常讲的是人伦、世俗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中国跟外国特别是封建文学方面可研究的东西很多，可惜我们对西方中世纪文学不很注意。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汇通，是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温儒敏对此有一些看法。
温儒敏：我做过一个大略的统计，仅一九八○年以来发表的这一类文章，就有二、三十篇之多。这些文章大都以影响研究为多。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一个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它受外国文学很大影响，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都日益与世界现代文学融汇。五四新文学既是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产物，同时又是外国文学思潮涌进的产物。所以要真正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面目，认识这短短三十多年文学史提供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不能不进行影响研究的。现在发表的这一类文章，大都只就某个重要作家而论，而且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比较客观地考察这些作家如何按照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文学思潮进行筛选和改铸。如鲁迅对进化论、郭沫若对泛神论、茅盾对现实主义、郁达夫对卢梭的人性论等等，无一不是经过改造，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才结出丰硕的成果。这种有分析的结论，和过去某些比较文学家囿于“欧洲中心论”的结论大相径庭。他们并不把影响看作是一方施加、另一方消极接受的简单过程，这当然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更能启发人。让人们认识到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外国文学思潮。
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妨站得高一些，视野再扩大一些，不但要继续研究个别作家所受外来影响，更要注意从同时期世界文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现象。可以抓一些大的题目，作综合的考察。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在短短的二三十年走过了西方国家用上百年时间所走的途程，这造成了哪些特点？有什么经验和难免的缺失？二十年代初叶在中国发生的东西文化大交流，无论规模还是影响之大，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其中又有哪些东西值得总结？为什么在涌进中国的种种文学思潮中，现实主义能逐渐占了主导面？当二三十年代世界文学日益转向现代主义时，为什么中国作家却较少受现代主义影响？这里是否光有经验而无缺失？欧美、日本、苏俄等不同国家文学思潮对我国不同的文学社团、流派到底产生过多大的制约或影响？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如何受制于传统文化和现实变革而形成某种比较共同的创作心理等等。乍看起来，题目很大，但如果运用比较文学的广角镜来考察，也许能看得更清楚。
陈冰夷认为，文学的比较方法可以运用得再开阔些，不但古典文学可以比较，现代、当代文学也可以比较；而在当前，后者的比较研究更有现实意义。
陈冰夷：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实行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方针，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有了空前的进展。如果我们思想更开阔些，试试运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比较方法来研究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律，我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是会起促进作用的。
近几年来，我们有一部分作家，主要是中青年作家，在创作上努力探索和开闯新的路子，发掘新的思想内容和寻找新的表现方式，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增添了新的光彩。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些作品表现了不健康的思想内容和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人民群众欣赏习惯格格不入的艺术形式。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现象。以上两个方面，在许多地方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其中或多或少有着外来的、特别是西方当代文学影响的痕迹。我们是否可以在运用其他有效的研究方法之外，不妨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一下西方当代文艺思潮对我国当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到底有些什么影响，它的得失、利弊如何，如何正确对待等等。这都是在新的形势下发生的新的问题，要采取相应的新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批判吸收外来文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足以让我们回顾和借鉴。古代的不说，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新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是继承和发扬了我们民族的古代文化传统和广泛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结果。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学习了国际的、特别是苏联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经验，在我们自己的土壤上产生和发展了我国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学。这里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至今还没有而迫切需要进行系统的总结，以便今后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批判吸收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更加自觉地避免重犯过去犯过的“全盘西化”和“照搬某国”的弊病，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得以更加健康和兴旺地成长。这项工作显然也是比较文学方法的研究对象。
各国和各民族文学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于当前我们文学界发生的上述现象，需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方式来解决。在文化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是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外来文化要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研究。闭关锁国，排斥一切外来文化是错误的，不加分析地照搬一切外来文化，也是错误的。这方面我们过去有过很多经验教训。对于有利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外来文化，要放手大胆地批判吸收，但是对于不利于和有害于发展我国文学的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思想影响，一定要坚决抵制。我们既要比较我国当代文学和西方当代文学的异同之处，更要比较我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性质和文化传统习惯的异同之处。我们要对这两个世界和两个方面作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透彻的了解和比较研究，从而具体地作出判断：哪些东西可以吸收，哪些东西应该批判地吸收，哪些必须坚决排斥。这恐怕也是属于比较文学研究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
通过比较东西方对文学的根本认识，李赋宁谈对三类文学作品比较研究的看法。
李赋宁：比较文学研究应当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性质、作用和价值。回答什么是文学或什么不是文学这个问题，东方和西方有各自不尽相同的答案。中国有文以载道的传统看法，西方也强调文学寓教导于娱乐之中。文学的定义，也有广狭之别。例如一般的政治、历史、哲学著作就不是文学作品。但是其中又有一些优秀的著作却被公认为文学作品，例如柏拉图的《对话录》、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等。那么，界限应该划在哪里？一般说来，文学作品与题材或内容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主要看它是否具有独创性和高明的写作技巧。换言之，文学作品必须具备某种优秀的质量——无论是政治的、伦理道德的或美学的优秀质量。具备这种优秀质量的著作才有资格进入国别文学作品的行列。但这种著作是否能进入世界文学作品的行列，这就要靠比较文学研究来回答了。这一类文学作品我们叫做第一类文学作品(或广义的文学作品)。
第二类文学作品可以称为幻想文学、虚构文学。这类文学作品以小说为主，也包括侦探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等次等文学(subliterature)在内。这类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虚构性。虚构可以提出一定的改造社会的理想，例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提出的“云中杜鹃城”，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等等。这些作品属于高级虚构文学或严肃文学的范畴。也还有低级的、通俗的虚构文学，如英国文学史上十八世纪末叶的哥特式传奇等。在第二类文学作品范围内，还可以区别优秀的、严肃的爱情小说和一般庸俗的言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可以比较不同国别文学中优秀的、严肃的爱情小说，甚至还可比较研究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总之，在这类文学作品领域里，比较文学研究也有广阔的天地。
第三类文学作品可以称为纯文学。如哈代的小说《苔丝姑娘》。这类文学作品是严肃的、高级的文学作品，它的特征是在作品中美学作用占主导地位。所谓美学作用，在于这类文学作品能够发人深思，能够净化人的感情和灵魂，使人追求更高境界的真善美。因此这类文学潜移默化的教育力量是巨大的。这类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作品是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当然，优秀的诗歌作品，如雪莱的《西风颂》、密尔顿的《失乐园》等也在这个行列。这里，我们可以比较研究但丁的《神曲》和屈原的《离骚》，华兹华斯的诗歌与陶渊明的诗歌等等。我认为第三类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应是我们的研究重点，因为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我们能更深刻地总结出世界文学宝库中最优秀的作品和特点，以便国别文学作家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从而创作出更优秀的现代作品，使世界文学宝库不断增加新的财富，进一步丰富、提高人类的精神生活。
具体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固然重要，但季羡林、张隆溪认为更应该提倡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
季羡林：前几天开会谈大百科的辞条，碰到中国文学卷、历史卷里面的老调比较多，如对中国文学家的评价，讲韦苏州，说“风格婉丽、音调流美”，说孟浩然“自然浑成，而意境清隽、韵致流溢”，讲骆宾王“格高韵美、辞华朗耀”，说张九龄“缠绵超旷，各有独至”。过去中国文艺理论评论作家、诗人往往使用这些词句，看着好象懂，可究竟什么意思，说不出来。我想，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时间相当久，水平相当高，人相当多，《文心雕龙》、《诗品》，多得很。特别是诗话，多极了。讲神韵，讲性灵，到王国维讲境界，讲“隔”与“不隔”，这些词儿，要翻成外文毫无办法，可我们的文艺理论就这些词儿，我们的表达方式和欧洲不一样。这些词儿不仅是一些术语，我们的文艺理论体系和这些词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这些词儿的含义弄清楚，也就弄清了我们文艺理论的体系。世界上讲文艺理论只有三个地方能言之成理，自成体系。一是中国，有几千年了；另是印度，它的文艺理论相当多，也有些名词象中国这些词，现在也说不清；还有西欧，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到近代的立普斯、克罗齐等。这三套理论的表现方式不同，欧洲评论就不说韵致流美、意境清隽这些话。我想现在我们也应该用科学的语言，明确的语言，明白的语言。三十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听朱先生讲文艺心理学，到现在五十年了，还忘不掉。我想中国的这套东西，只有用比较文艺理论的研究来解决。归纳起来就是说，以马列主义的文艺学为基础，再学点自然科学、心理学，这样经过努力，我们中国文艺理论就能用明确、科学的语言说清楚了。
张隆溪：只有加强理论的比较，具体作品的比较才能深入。我讲一个例子，这也涉及到文学和哲学、文学和宗教间的关系。
中国论诗讲神韵，以禅入诗，实际是把宗教概念借到文学当中来。中国诗讲含蓄，似也和宗教的神秘性有关。钱钟书先生早在《谈艺录》里就指出过诗秘与神秘间的关系。柏拉图《对话集》的《伊安篇》中讲到灵感的问题，他认为诗人本身只是平常的人，只有神灵附在他身上，有灵感时才能写出好诗。西方讲这个东西最多，但丁就用中世纪解释《圣经》的办法来解释自己的《神曲》，借用了宗教的神秘性概念，认为诗的语言有高于字面意义的象征意义。在中国，最早在周易里讲“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实际上这是讲了言、意、象三者之间的关系。书面的语言文字，甚至形象，都不能完全传达诗人的意图，于是要追求所谓“象外之象”、“韵外之致”，于是要含蓄，要暗示，要“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在欧洲讲的也很多，如德国近代哲学家卡西列在《语言与神话》一书中说，任何语言都只是一种象征，是个中介、媒介，而任何媒介又必然要滤掉某些本来的意思，因此任何说出口的语言都不全是本来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他引席勒的一段话说：“当灵魂说话的时候，说话的已经不是灵魂了。”这段话颇可以拿来为神韵派的理论作注脚。美国当代诗人麦克利希(A.MacLeish)在《诗艺》一诗中说，诗应该是没有声音的，诗不应该有意思。这实际上是神韵派那种理论。就是说字面的语言不能表达诗人真正的意思，应该有一种韵外之致，读者体会作者的意思要通过分析作品本身去细细体验。我觉得这些都只有通过比较的研究，广泛地把中国的、西方的、古代的、当代的联系起来，甚至联系到其他艺术领域，如音乐、绘画，联系到文艺以外的领域如哲学、历史等等，有些文艺理论才能讲清楚。孤立在一个国家，或孤立在文学作品的范围内研究，就很难看清楚。这说明，比较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发展，正是由于它能够提供一些我们在局限的范围内不能得到的启示。我想，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应该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严绍
严绍
目前，当比较文学研究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继承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只有这样，才能与中国文学的悠久历史，和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相称。
这一构思中的“中国学派”的研究任务，我以为至少应该有三方面：
第一，探讨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发展的影响，从而阐明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同时，也探索外来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从而阐明中国文学对外来文学的分解与融合的能力。这一研究任务，应该看成是构成“中国学派”的基础。
第二，在与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中，真实地(而不是臆想地)揭示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阐明这种特色形成的过程、与外来文学的关系、在世界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并力图使这一研究成果成为当今作家从事创作的借鉴。
第三，把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发展中的一种形态，与各国(民族)文学相比较而探索文学的一般规律，从而阐明人类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揭示文学的本质。这一任务，应该作为构想中的“中国学派”的最终目的。
要实现这样一些任务，我们在方法论上应该有所突破，所谓“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都不是绝对的，而常常是互相包容的。事实上，实际的研究中还必然会采用文学史的方法和文艺批评的方法，否则无法得出结果。因此，我以为“中国学派”既不排斥“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更应该从实际研究中摸索出一种适合于完成我们任务的“综合性研究”的方法论。
老一辈的学者，为创造“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大量的实际研究，还有待于中青年来做。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是，既有兴趣却又缺少素养。比较文学研究，它必须在熟悉两国以上文学及其历史文化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简单的“比附”与“类比”，不能给人以什么启示。我以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比较文学研究者要以更加踏实的学风，进行更加刻苦的学习和实在的研究，提高修养，不务空名。只有这样，比较文学的研究才能逐步在我国得到发展，我们也才能在世界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创建起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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