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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下午2：28，在四川汶川爆发了8级强烈地震，余震至今未绝，而举国上下众志成城的救灾重建工作亦在持续进行中。自灾难发生那一刻起，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还有各大门户网站和新闻博客也开始不间断地提供关于地震的新闻报道。
“坚韧顽强的生者”、“自我牺牲的逝者”、“舍身忘我的救者”、“无私奉献的援者”——通过20多天的新闻报道，他们和他们的故事，给了国内外读者、看者、听者最深刻的感动，折射出“人性之本善”，正是康德所说的“美的理想”。在灾难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和事件的特征和意义由于“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有普遍性”，也就更能体现典型的特征；而关于他们和他们的故事的报道，无疑可视作“典型报道”。
在汶川地震中所涌现出来的“典型”是如此之多，如此之丰满，因而为典型报道的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通过对地震报道的观察和分析，笔者注意到，国内的新闻传媒在地震报道中有意无意地实践了典型报道的创新，无论是理念上、结构上还是文本上，都有诸多案例可以来佐证这种创新的存在。本文在对地震典型报道进行事实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学理分析来阐释此次典型报道创新的价值和对未来实践的指导意义。
典型报道的理念创新：变有意宣教为自然感动
仔细思考汶川地震中的人物和事件报道，难免会怀疑这些报道是否可以界定为典型报道。一方面，这些报道对象所包含的人物和事件，均是颇具典型性且富有感染和教化意义的；另一方面，这些报道若为典型报道，又似乎和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报道有些差距，特别是并没有明显大规模组织宣传报道的特点。
在广义上，典型报道即是对具有典型特征的人物和事迹的报道。而这种报道，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亦广泛存在，尤其是涉及对英雄人物的报道。
而富有中国特色的典型报道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逐步转变，在定义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典型报道是新闻媒介选择事实、强调新闻事实社会意义的报道方式，多表现为经验新闻、先进人物新闻。典型报道是宣传性的报道方式，即为了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才在同类事物中选择典型的事例。”①有学者指出其特征为：“以社会效益为旨趣，以宣传政策、教化民众为主旋律，以新闻媒介为主阵地并调动各种舆论宣传工具，经常性地从上至下步调一致、口径一律、有组织有目标地对某一新闻典型（人物、事件、经验等）所进行的集中报道。”②概而言之，狭义上的典型报道是以宣传为目的的，而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一般而言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参照这两个定义的框架，我们来分析地震中的先进人物和事迹的报道，可以发现：这些报道虽然起到了宣传和教化的效果，但并不具有如此明确的目的性；虽然这些报道事实上是各家媒体在共同地、集中地报道，但也并非有组织的合力。也就是说，地震报道实现了狭义典型报道的目的，但没有使用传统典型报道的操作模式，因此，更接近广义的典型报道定义，它摒弃了传统做法中人为的组织和控制，而更用心去报道和彰显人物和事件的本质之美，得以变有意的宣传、教化为自然的感染、感动。
狭义的典型报道的理念方式，现在看来是有着媒介宣传强效果的潜意识。而随着受众研究由被动向主动视角的转移，新闻媒介也开始注意到受众对媒介编码的对抗性解读的存在，类似于逆反心理、求异心理。现代受众自身并不愿意被界定为“愚民”而接受“宣传”，他们更乐意“自愿”地被“刺激”、被“感动”。因此也要求新闻媒体在典型报道时敢于放弃一些公关策略上的“刻意而为之”，更重视案例选择和新闻文本写作，从而“润物细无声”。因为媒介内容是最有可能影响受众认知的。
在过去多年的典型报道实践中，典型报道的组织方式已经出现了有益的改变。“典型报道向整合传播方向发展……有些典型报道作为战役性的大型报道，领导机构、主管部门对其组织和实施做了细致的策划安排、步骤分解和总结评估。在近年来的几次大型典型报道中，组织者对不同种类的多家媒体进行科学安排、合理调动，一次次奏出了感动中国的乐章。”③可以说，之前典型报道的组织方式已经开始考虑和多媒介格局下的新闻传播规律相匹配，从而有效淡化人为的、组织的因素；而此次汶川地震的典型报道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更加重视挖掘新闻本身的价值。
典型报道的结构创新：从单个案到多个案，从个体到整体
关注地震的典型报道，在发现报道理念进步的同时，不能忽视此次典型报道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而规模宏大即有可能出现“规模效应”。
笔者注意到在新浪网的地震报道专题中，有一个“十大”系列专题，如“十大勇敢少年儿童”、“十大坚强人物”、“十大生命奇迹”、“十大感动教师”④等。而在每一个主题下都至少有十个以上的被新闻媒体报道过的感动人物和故事。
除此之外，新浪博客上也有博友汇集新闻报道所做的感动专辑，例如“儿童节：让我们记住灾区100个坚强的孩子”，“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感动中国的10大灾区教师”，“二十个平凡英雄：地震没留时间让他们悲伤”……⑤
在汶川这场地震的灾难中涌现出了如此之多的不平凡的人物和故事，从报纸、电视到网络，新闻媒体都在不间断地将这些典型人物及其事迹报道出来。而这些典型，笔者稍作归类，至少有如下类别：
1．为了保护学生自我牺牲的人民教师；
2．为了保护孩子自我牺牲的伟大母亲；
3．为了救助他人不顾自身和至亲安危的公务员、警察、军人和医生；
4．虽然年少却勇敢、坚强、懂事的孩子；
5．具有强大求生意志的灾难幸存者；
6．不富裕却很有爱心积极捐款捐物的民众；
7．自己即为受灾群众却主动帮助他人的农民兄弟……
而每一个类别下，我们都可以收集到数十个典型报道个案。
由此可推断：众多具有共性的典型个案在共同呈现某一个典型类别时，在规模上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强大的说服力；而同类个案之间的互相佐证也使得此类典型在宏观上更具有真实性和感染力。而这种做法，笔者认为是从传统单个案的典型报道转向多个案典型报道模式。
在地震中涌现出的典型形象是如此之多且丰满。那么在地震典型报道中，就不可能也不必要刻板地按照过去典型报道挑选典型必须“出类拔萃”的做法，针对某一“类”只选取一个“样本”来进行报道，而是可以用多个个案报道的“样本”组成“案例群”，进而用一系列具有相同高尚品德和感人行为的人物和事件案例来塑造一个总体意义上的“类”的“典型”。
借鉴统计学的一些观点，就某一特征而言，单个案只能证明个性，而样本越多越丰富，也就更具有推广和普适的可能。就地震典型报道而言，为了体现“美的理想”，为了积极有效地影响受众，比起单个案的单薄，多个案报道模式更能充分显现人性之崇高的普遍性，因此较之个体的“高、大、全”，会更具有说服力。
另外，参考国内学者提出的关于新闻宏观真实的见解：“以多信源的宏观竞争机制消解单一信源的微观的不确定或失真；以极广大受众的主动化的对真相的追求，取代少数把关人对真实性的施与；以信息的极大丰富激发受众对于真实的判断力以及受众作为思想主体群落的自组织性。”⑥分析这次地震的典型报道，对每一个典型“类”的报道，都是多家媒体独立的、不同的个案报道的结合；都以充足的案例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给予受众进行事实判断的可能；此外，典型报道的层出不穷也可以间接反映媒介的选择更注重新闻现象本身的品质，而并非媒介内部意识形态把关的抉择。由此可见，多个案的报道模式对实现“宏观真实”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因此，从此次地震报道的多个案现象所呈现出的“多个案报道”模式的优势，我们认为，这是典型报道创新的一条有益之路。
此外，如果从更宏大的结构视角来审视这次地震灾难报道中的典型报道，笔者认为，它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充分地树立了某几种类别的典型，而是这些多个案所呈现的众多范畴的典型，在宏观上又集体显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典型。通过对新闻报道的分析，可以说地震典型报道中所涉及的人物几乎涵盖了中国民众的所有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而几乎每一个角色类别，都有相关的典型报道存在。因此，可以说：这次典型报道在总体上发现并报道了一个中国人的典型，即非个体，也是集体意义上的典型。地震典型报道让外人重新认识了典型中国人的普遍性格特征：爱国、团结、仁爱、宽容、有牺牲精神、有奉献精神、有集体主义精神……而这一层次上的典型呈现是对历史上、国际上对中国人所持有的一系列消极刻板成见的有效反击。
注释：
①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142页。
②朱清河：《典型报道：理论、应用与反思》，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3页。
③丁柏铨、韦磊：《新面孔新理念接地气显生气——论近年来典型报道的变化（上）》，《新闻与写作》，2007，（8）。
④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ｚ／08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ｏｐｌ0／ｙｏｕｎｇｓｔｅｒ．ｈｔｍｌ．
⑤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ｌｉｓｔ－１265722751－1－1．ｈｔｍｌ．
⑥杜骏飞：《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被解放的新闻价值观》，《现代传播》，2002（1）。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编校：施宇
“坚韧顽强的生者”、“自我牺牲的逝者”、“舍身忘我的救者”、“无私奉献的援者”——通过20多天的新闻报道，他们和他们的故事，给了国内外读者、看者、听者最深刻的感动，折射出“人性之本善”，正是康德所说的“美的理想”。在灾难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和事件的特征和意义由于“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有普遍性”，也就更能体现典型的特征；而关于他们和他们的故事的报道，无疑可视作“典型报道”。
在汶川地震中所涌现出来的“典型”是如此之多，如此之丰满，因而为典型报道的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通过对地震报道的观察和分析，笔者注意到，国内的新闻传媒在地震报道中有意无意地实践了典型报道的创新，无论是理念上、结构上还是文本上，都有诸多案例可以来佐证这种创新的存在。本文在对地震典型报道进行事实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学理分析来阐释此次典型报道创新的价值和对未来实践的指导意义。
典型报道的理念创新：变有意宣教为自然感动
仔细思考汶川地震中的人物和事件报道，难免会怀疑这些报道是否可以界定为典型报道。一方面，这些报道对象所包含的人物和事件，均是颇具典型性且富有感染和教化意义的；另一方面，这些报道若为典型报道，又似乎和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报道有些差距，特别是并没有明显大规模组织宣传报道的特点。
在广义上，典型报道即是对具有典型特征的人物和事迹的报道。而这种报道，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亦广泛存在，尤其是涉及对英雄人物的报道。
而富有中国特色的典型报道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逐步转变，在定义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典型报道是新闻媒介选择事实、强调新闻事实社会意义的报道方式，多表现为经验新闻、先进人物新闻。典型报道是宣传性的报道方式，即为了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才在同类事物中选择典型的事例。”①有学者指出其特征为：“以社会效益为旨趣，以宣传政策、教化民众为主旋律，以新闻媒介为主阵地并调动各种舆论宣传工具，经常性地从上至下步调一致、口径一律、有组织有目标地对某一新闻典型（人物、事件、经验等）所进行的集中报道。”②概而言之，狭义上的典型报道是以宣传为目的的，而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一般而言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参照这两个定义的框架，我们来分析地震中的先进人物和事迹的报道，可以发现：这些报道虽然起到了宣传和教化的效果，但并不具有如此明确的目的性；虽然这些报道事实上是各家媒体在共同地、集中地报道，但也并非有组织的合力。也就是说，地震报道实现了狭义典型报道的目的，但没有使用传统典型报道的操作模式，因此，更接近广义的典型报道定义，它摒弃了传统做法中人为的组织和控制，而更用心去报道和彰显人物和事件的本质之美，得以变有意的宣传、教化为自然的感染、感动。
狭义的典型报道的理念方式，现在看来是有着媒介宣传强效果的潜意识。而随着受众研究由被动向主动视角的转移，新闻媒介也开始注意到受众对媒介编码的对抗性解读的存在，类似于逆反心理、求异心理。现代受众自身并不愿意被界定为“愚民”而接受“宣传”，他们更乐意“自愿”地被“刺激”、被“感动”。因此也要求新闻媒体在典型报道时敢于放弃一些公关策略上的“刻意而为之”，更重视案例选择和新闻文本写作，从而“润物细无声”。因为媒介内容是最有可能影响受众认知的。
在过去多年的典型报道实践中，典型报道的组织方式已经出现了有益的改变。“典型报道向整合传播方向发展……有些典型报道作为战役性的大型报道，领导机构、主管部门对其组织和实施做了细致的策划安排、步骤分解和总结评估。在近年来的几次大型典型报道中，组织者对不同种类的多家媒体进行科学安排、合理调动，一次次奏出了感动中国的乐章。”③可以说，之前典型报道的组织方式已经开始考虑和多媒介格局下的新闻传播规律相匹配，从而有效淡化人为的、组织的因素；而此次汶川地震的典型报道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更加重视挖掘新闻本身的价值。
典型报道的结构创新：从单个案到多个案，从个体到整体
关注地震的典型报道，在发现报道理念进步的同时，不能忽视此次典型报道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而规模宏大即有可能出现“规模效应”。
笔者注意到在新浪网的地震报道专题中，有一个“十大”系列专题，如“十大勇敢少年儿童”、“十大坚强人物”、“十大生命奇迹”、“十大感动教师”④等。而在每一个主题下都至少有十个以上的被新闻媒体报道过的感动人物和故事。
除此之外，新浪博客上也有博友汇集新闻报道所做的感动专辑，例如“儿童节：让我们记住灾区100个坚强的孩子”，“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感动中国的10大灾区教师”，“二十个平凡英雄：地震没留时间让他们悲伤”……⑤
在汶川这场地震的灾难中涌现出了如此之多的不平凡的人物和故事，从报纸、电视到网络，新闻媒体都在不间断地将这些典型人物及其事迹报道出来。而这些典型，笔者稍作归类，至少有如下类别：
1．为了保护学生自我牺牲的人民教师；
2．为了保护孩子自我牺牲的伟大母亲；
3．为了救助他人不顾自身和至亲安危的公务员、警察、军人和医生；
4．虽然年少却勇敢、坚强、懂事的孩子；
5．具有强大求生意志的灾难幸存者；
6．不富裕却很有爱心积极捐款捐物的民众；
7．自己即为受灾群众却主动帮助他人的农民兄弟……
而每一个类别下，我们都可以收集到数十个典型报道个案。
由此可推断：众多具有共性的典型个案在共同呈现某一个典型类别时，在规模上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强大的说服力；而同类个案之间的互相佐证也使得此类典型在宏观上更具有真实性和感染力。而这种做法，笔者认为是从传统单个案的典型报道转向多个案典型报道模式。
在地震中涌现出的典型形象是如此之多且丰满。那么在地震典型报道中，就不可能也不必要刻板地按照过去典型报道挑选典型必须“出类拔萃”的做法，针对某一“类”只选取一个“样本”来进行报道，而是可以用多个个案报道的“样本”组成“案例群”，进而用一系列具有相同高尚品德和感人行为的人物和事件案例来塑造一个总体意义上的“类”的“典型”。
借鉴统计学的一些观点，就某一特征而言，单个案只能证明个性，而样本越多越丰富，也就更具有推广和普适的可能。就地震典型报道而言，为了体现“美的理想”，为了积极有效地影响受众，比起单个案的单薄，多个案报道模式更能充分显现人性之崇高的普遍性，因此较之个体的“高、大、全”，会更具有说服力。
另外，参考国内学者提出的关于新闻宏观真实的见解：“以多信源的宏观竞争机制消解单一信源的微观的不确定或失真；以极广大受众的主动化的对真相的追求，取代少数把关人对真实性的施与；以信息的极大丰富激发受众对于真实的判断力以及受众作为思想主体群落的自组织性。”⑥分析这次地震的典型报道，对每一个典型“类”的报道，都是多家媒体独立的、不同的个案报道的结合；都以充足的案例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给予受众进行事实判断的可能；此外，典型报道的层出不穷也可以间接反映媒介的选择更注重新闻现象本身的品质，而并非媒介内部意识形态把关的抉择。由此可见，多个案的报道模式对实现“宏观真实”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因此，从此次地震报道的多个案现象所呈现出的“多个案报道”模式的优势，我们认为，这是典型报道创新的一条有益之路。
此外，如果从更宏大的结构视角来审视这次地震灾难报道中的典型报道，笔者认为，它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充分地树立了某几种类别的典型，而是这些多个案所呈现的众多范畴的典型，在宏观上又集体显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典型。通过对新闻报道的分析，可以说地震典型报道中所涉及的人物几乎涵盖了中国民众的所有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而几乎每一个角色类别，都有相关的典型报道存在。因此，可以说：这次典型报道在总体上发现并报道了一个中国人的典型，即非个体，也是集体意义上的典型。地震典型报道让外人重新认识了典型中国人的普遍性格特征：爱国、团结、仁爱、宽容、有牺牲精神、有奉献精神、有集体主义精神……而这一层次上的典型呈现是对历史上、国际上对中国人所持有的一系列消极刻板成见的有效反击。
注释：
①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142页。
②朱清河：《典型报道：理论、应用与反思》，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3页。
③丁柏铨、韦磊：《新面孔新理念接地气显生气——论近年来典型报道的变化（上）》，《新闻与写作》，2007，（8）。
④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ｚ／08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ｏｐｌ0／ｙｏｕｎｇｓｔｅｒ．ｈｔｍｌ．
⑤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ｌｉｓｔ－１265722751－1－1．ｈｔｍｌ．
⑥杜骏飞：《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被解放的新闻价值观》，《现代传播》，2002（1）。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