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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自商周时代起,古人就喜欢将青铜磨光作镜子,并在其背面雕刻精美的纹饰。铜镜多为圆形,方形次之,直至唐代,铜镜才开始多元化。其实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古代最大的方镜——齐王墓青铜方镜就已问世。
1980年,西汉齐王墓考古队在距齐故城遗址23公里处——山东淄博窝托村南进行考古挖掘,于五号陪葬坑欣喜地发现了一面大型方形铜镜。该铜镜镜长115.1厘米,宽57.7厘米,厚1.2厘米,重56.5千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铜镜,享有“铜镜之王”的美誉。
齐王墓青铜方镜的正背面均带有少许绿色锈,正面十分平正,局部光亮可鉴,背面的花纹凸起1毫米,均为浅浮雕;四周边缘饰有半圆形连弧文,四角及中间有5个拱形的三弦钮,钮长5厘米,宽3.5厘米,高3.2厘米。据考古学家推测:这面大型铜镜大概要用柱子和座子加以支撑,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是与柱子和座子固定時用的。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龙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西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强盛和文化繁荣的时期之一,当时的皇帝就常把自己与龙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以彰显帝王的神通广大,夸大龙的灵异和权威。龙纹便成了西汉早期最流行的纹饰,也是皇家的象征——此镜背面的纹样就采用了当时流行的龙纹图案,铸造的工匠依长方形的镜身对纹样做了改进,卷曲的龙身极富韵致,张嘴吐舌,呼之欲出,正是泱泱大汉帝国盛世之貌的生动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这面铜镜长达115.1厘米,厚度却只有1.2厘米,而且,这种方形铜镜在当时属于异形,铸造难度可想而知。考古学家介绍,常见的圆形铜镜的铸造工艺规律性较强,但异形铸件的铸造工艺难度则很大,这往往更需要依赖工匠丰富的铸造经验。长方形镜体配以龙纹图案,相得益彰,可谓匠心独运。
西汉时期,铜镜不仅被赋予整理衣冠的基本功能,还常作陪葬器物,为逝者在九泉之下驱邪避灾,并寓意长宜子孙。而齐王墓青铜方镜的拥有者,据说是第二任齐王刘襄。他上任之际,其父亲汉高祖刘邦的庶长子、第一任齐王刘肥已经实现齐国经济的空前繁荣,在刘襄的接力下,齐都临淄成了“民众殷富巨于长安”的国际名都。
齐王墓青铜方镜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较此前的青铜器的种类和风格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为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艺术价值。2002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现藏于山东省淄博博物馆。
1980年,西汉齐王墓考古队在距齐故城遗址23公里处——山东淄博窝托村南进行考古挖掘,于五号陪葬坑欣喜地发现了一面大型方形铜镜。该铜镜镜长115.1厘米,宽57.7厘米,厚1.2厘米,重56.5千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铜镜,享有“铜镜之王”的美誉。
齐王墓青铜方镜的正背面均带有少许绿色锈,正面十分平正,局部光亮可鉴,背面的花纹凸起1毫米,均为浅浮雕;四周边缘饰有半圆形连弧文,四角及中间有5个拱形的三弦钮,钮长5厘米,宽3.5厘米,高3.2厘米。据考古学家推测:这面大型铜镜大概要用柱子和座子加以支撑,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是与柱子和座子固定時用的。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龙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西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强盛和文化繁荣的时期之一,当时的皇帝就常把自己与龙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以彰显帝王的神通广大,夸大龙的灵异和权威。龙纹便成了西汉早期最流行的纹饰,也是皇家的象征——此镜背面的纹样就采用了当时流行的龙纹图案,铸造的工匠依长方形的镜身对纹样做了改进,卷曲的龙身极富韵致,张嘴吐舌,呼之欲出,正是泱泱大汉帝国盛世之貌的生动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这面铜镜长达115.1厘米,厚度却只有1.2厘米,而且,这种方形铜镜在当时属于异形,铸造难度可想而知。考古学家介绍,常见的圆形铜镜的铸造工艺规律性较强,但异形铸件的铸造工艺难度则很大,这往往更需要依赖工匠丰富的铸造经验。长方形镜体配以龙纹图案,相得益彰,可谓匠心独运。
西汉时期,铜镜不仅被赋予整理衣冠的基本功能,还常作陪葬器物,为逝者在九泉之下驱邪避灾,并寓意长宜子孙。而齐王墓青铜方镜的拥有者,据说是第二任齐王刘襄。他上任之际,其父亲汉高祖刘邦的庶长子、第一任齐王刘肥已经实现齐国经济的空前繁荣,在刘襄的接力下,齐都临淄成了“民众殷富巨于长安”的国际名都。
齐王墓青铜方镜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较此前的青铜器的种类和风格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为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艺术价值。2002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现藏于山东省淄博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