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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山西省平顺县的西沟和长治县的南呈都是晋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西沟村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勤俭办社,建设山区”的典范,南呈村荣获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名的奖状。西沟的带头人是李顺达、申纪兰,南呈的村干部是李秉壁、司中枢。由于经常在一块学习、开会,他们认识了;又由于禀性相投,他们建立了革命的友谊。透过这些带头人特别是司中枢与李顺达的交往,可以看出李顺达的为人和处事的态度。
李顺达与司中枢
1970年夏,司中枢去西沟参加晋东南地区的农业现场会。在西沟接待站报到后,他就去了李顺达家。李顺达家是一个小院,有几间北屋、几间东屋。院子不大,还种着几棵苹果树。司中枢进屋后,看到墙上挂满了奖章、奖状和相片,毛主席和李顺达握手的那张照片挂在正中央。司中枢好奇地看,看了很长时间。
隔了一会儿,李顺达回来了,他的脸色又黑又黄,额头上布满了皱纹。才50多岁的人,竟像个小老头。李顺达领着司中枢到村里看。西沟大队由好几个小自然村组成,有的村有二三户,有的七八户。村与村之间其实没有路,就是在荒草荆棘中走。只见满山遍野都是树,有松树、柏树、杏树、桃树等,一眼望不到头。松柏树那时候已有碗口粗了。李顺达还拍拍一棵杨树干,说这是从武乡八路军总部移栽过来的“红星杨”。李顺达爬山如履平地,他对气喘吁吁的司中枢说,西沟村的目标就是“树木满山沟,庄稼绿油油,走路不小心,苹果碰着头”。走了好几里路,来到老西沟,这里种的全是苹果树。李顺达指着一孔破窑洞说:“这就是我逃荒到山西后住过的窑。”老西沟那时还住着两户人家,见有客人来,就端水出来让他们喝。
现场会开了好几天,司中枢每天晚上在西沟招待所吃了饭就去李顺达家。李顺达家吃的很简单,常常是把白菜、地瓜煮到锅里,再拌上点玉茭(方言,即玉米)面疙瘩就算是一顿饭。李顺达有时不在,司中枢就等,李顺达回来后便边吃饭边和司中枢说话。李顺达说西沟的地大都种的是树,庄稼很少,这些年就是栽了一些树。还说刚开始时,西沟人都不愿意种,嚷“千年的松,万年的柏,不如老汉歇一歇”,嫌种树来得慢。可这地方要土没土,要水没水,不种树种什么哩?有天谈得晚了,李顺达说:“招待所的门早关了,就在这儿睡吧!”司中枢就在李顺达的家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司中枢起床后,见李顺达已扛着锄从山上回来了。那是一把又宽又长的锄头,供销社卖的就没有这种锄,是西沟人自己打的。李顺达用它硬是让树从石头缝里长出来。
秋天,国家农业部的一位女同志来到南呈,在地里看了半个月。后来接到省革委会的电话,要南呈和西沟代表晋东南地区去阿尔巴尼亚出席中国农产品展览。10月下旬的一天,司中枢和驻西沟的一位军代表拿着玉茭、白菜、南瓜等样品,乘火车去了太原。省革委会的领导正在迎泽宾馆开会,两人就进去了。正碰上刘格平和张日清争吵,刘格平当时是省革委会主任,张日清是省军区政委。那几天晋东南的公路交通因武斗中断了,刘格平要派工宣队去解决问题,张日清要派部队去。两人争了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张日清说:“西沟和南呈参加展览的事怎么办?”刘格平问:“怎么偏偏让西沟去?”张日清说这是中央定的。刘格平说:“既然中央定了,我也同意。”司中枢和那位军代表就去了北京。北京农展馆把他们带来的农作物样品用石膏复制下来,再运往阿尔巴尼亚。复制品跟样品一模一样,连玉茭上的红胡子都有。从北京回来,司中枢对李顺达提起省委领导吵架的事,李顺达叹口气说:“复杂呀!”李顺达干力气活还行,要让他耍心机跟人斗,他动不了那个瞎脑筋。
老实人李顺达
李顺达是个老实人,1962年4月他在《山西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种人在平常年代受欢迎,可一有个风吹草动他就倒霉。
1968年1月,山西省召开“双代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民兵代表会)。西沟的李顺达、南呈的郭翠香、襄垣的容改改等参加了这个会。16日散会后,刚从太原回到长治,他们就在车站被截。一伙人手里拿着木棒恶狠狠地走上来。李顺达从大卡车上跳下来还没站稳,有个人指着他说:“这就是李顺达。”话还没说完,另外一个人抡着颗手榴弹就朝他的脑袋打去。血流出来了,疼得李顺达抱着头跪在地上。
他和山西的另一位劳模陈永贵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李顺达认不了几个字,有时候开会见他手里拿着厚厚一沓稿子,可上面的字有桃核大,写小了他更认不得。李顺达也不会说,轮到他讲话冷场是经常的事。陈永贵也不识几个字,可陈永贵会说,见山说山高,见水说水长。司中枢回忆那年在昔阳县开农业学大寨会议,陈永贵说着说着站起来了,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台下的人都竖起耳朵听。李顺达早有打算,把西沟的几个自然村合并到一处,建设社会主义新西沟。可有几户本土观念太重,就是不搬,他也没办法。可陈永贵有办法,谁要不听他的话,他就把谁治得服服帖帖。
李顺达比陈永贵出名早,但陈永贵随着地位的提高,就不把李顺达放在眼里了。司中枢记得那年在昔阳县开会,陈永贵在讲台上说:“你今年55岁了,我也55岁了,你是保守倒退,我是跟着毛主席扑上身子干革命。”大家都能听出来,“你”就是说李顺达。李顺达是1915年生,陈永贵是1914年生,两人年龄差不多。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山西流传着这么一件事,说陈永贵的本事大。他和谢振华、李顺达等人在一块吃饭,他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才能开饭。吃饭时他黑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吃完饭服务员就搀他休息去了,也不和省委其他领导打招呼。司中枢曾问过李顺达有没有这事?李顺达答:“吃罢饭了不走还干甚?”
那时陈永贵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大公无私”,他说自己外出开会,有时没有补贴,回来后大寨贫下中农要给他补,可他一分钱不要。还说自己白天劳动,夜里开会,每年至少在地里干活300天。陈永贵的这些话,当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很是听不惯,说:“什么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就很不错了。”陈永贵那时是山西省革委会主任,李顺达是省革委会副主任。陈、谢有了矛盾,都来对李顺达说。陈永贵说:“大公无私怎么啦?毛主席就提倡大公无私。”谢振华说:“人谁没有个私心,大寨的好几项工程都是国家投资的,他怎不说一说。” 李顺达是个老实人,被夹在中间,张着大嘴答不上话来。
后来陈永贵在全国推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大寨工”。“大寨工”就是先选出一个思想好、出力多的社员作为标兵,定出标兵出勤一天应得多少工分,然后人人对照标兵,自报该得多少工分,最后再经大家评议。客观地讲,这种计分方法在大寨行之有效,因为大寨是个只有80多户、400多人的小村子。陈永贵站在街上高喊一声,说不定全村都能听见。社员们在一处干活,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大家也一目了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寨社员的思想觉悟肯定比其他村子的社员要高得多。“大寨工”不一定在全国都宜实行,比如西沟就不适宜。西沟大队社员居住分散,方圆有好几里,村与村之间有的社员一年难得见上一回面,谁知道谁今天干的什么活,干得怎样?不了解又怎能坐在一起互相评比?鉴于这种情况,李顺达就没在西沟实行“大寨工”。这下惹恼了陈永贵,陈永贵就在不同场合多次说“晋东南有一股反大寨势力”。这“一股势力”主要是指平顺县的西沟和长治县的南呈。其实李顺达对陈永贵是很尊重的,每年秋天报产时,他总要先看看大寨报多少,然后自己再报。可西沟的粮食产量高了是“反大寨”,低了还是“反大寨”,这把李顺达弄得不知怎样才好。
李顺达心善。好像是1974年,司中枢和晋东南地区的一伙劳模坐汽车去太原开会,经过武乡时,见李顺达的“伏尔加”停在路边。原来是不知哪个村的拖拉机把李顺达的车碰了。司中枢他们下车来,听李顺达说:“算了算了,自己拖回去修修吧!”司中枢问李顺达是谁的责任,李顺达说:“不管谁对谁错,咱个人修修吧!开拖拉机的是个年轻后生,说不定因为这大队就不让他开了,连个媳妇也说不上。”
中国农民有好几亿,可喝过毛主席敬的酒的人没几个。问题是李顺达从没把这事当回事。他常说:“我是从林县逃荒上来的,从记事起就没吃过一顿饱饭。这会儿冬天能穿上棉袄,一天三顿饭能吃饱,还要怎哩!”
身处逆境也助人
1977年以后的几年是李顺达一生中最困难的几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在全国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结果有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硬说李顺达是“四人帮”的人。李顺达和“四人帮”没有任何瓜葛,根本就没有接触的机会。这时党的十一大即将召开,山西省有的领导让李顺达承认错误,说承认了就让他当十一大代表。李顺达没说话。李顺达曾是党的八大、九大、十大代表,这次他落选了。晋东南地区批判李顺达的大会也是一个接一个地开,有个人上台发言:“李顺达懂什么?他没文化没水平,就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台下的人就嘀咕:“你有文化,你有水平,一个萝卜不是一个坑是几个坑?”可见人心自有公道在。李顺达家在西沟,村上的情况也糟,批判他的大喇叭正对着他家门口。更严重的是人们正在西沟的山上砍树,这可是他一棵棵亲手种起来的呀!李顺达心疼得要死。
就在这时,司中枢和省总工会的高锋林来西沟看李顺达。李顺达正抡着镢头在院子里刨地,他把两人让进屋子说:“省里有人说我是‘四人帮’的人,这事正查着。”高锋林安慰他多在家里歇歇,李顺达说自己是个受罪的命,一天不干活就身上难受。他让老伴赶紧剁羊肉馅,要留高锋林和司中枢在家吃饭。李顺达心情很不好,闺女剥葱时把绿叶子扔了,他就大发脾气,说:“这都能吃。”李顺达有心脏病,做过手术,医生在他的体内安装了进口的 “心脏起搏器”。人的情绪对心脏影响很大,司中枢让他多保重身体,他说:“没事,死不了。”
吃完饭,李顺达问司中枢当村干部多少年了,司中枢答14年了。李顺达说农村干部不好当啊!他见高锋林拿着相机,就说:“给我和中枢照张相吧!”三人来到院子里,站在花墙前,背后是莽莽苍苍的太行山,高锋林拍下了李顺达和司中枢的合影。从照片上看,李顺达是一脸无奈。
就在李顺达自身难保时,他还挺身而出保护他人。1978年8月21日,原南呈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秉壁因“反大寨”锒铛入狱。当李秉壁的家人找到李顺达时,李顺达仗义直言,致信胡耀邦,为李秉壁申冤。后来,司中枢、外调干部郭翠香、李秉壁的长子李保山拿着这封信到北京找了胡耀邦。
1981年8月,胡耀邦亲临山西,在长治宾馆召开省革委、晋东南地区、长治县革委三级会议,问了李秉壁的情况。11月,中共山西省委以(晋清)字(1981)51号文下发了《关于为李秉壁同志平反的批复》。李秉壁问题终于水落石出。
李秉壁一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顺利解决,离不开李顺达写的那封信。胡耀邦相信李顺达,知道他是个实在人。
在中央的多次过问下,李顺达的问题也得到落实,他被安排在省农委任副主任。1980年春,司中枢去太原看望李顺达。他住在省政府东侧省农委的大院里。他刚从他弟弟李贵达家回来。他说:“住在这大楼里,也不能种树,也不能种玉茭,真要把我憋出病来。”司中枢问李顺达每天干什么?李顺达说在街上转转。两人坐下来,李顺达问起农村的情况,问现在玉茭下什么种子?问收成怎样?还问老百姓吃饱吃不饱。最后,李顺达要司中枢常来看看他,陪他说说话。
1983年7月2日,司中枢接到晋东南地区的电话,说李顺达因病去世了,是登五台山时心脏病发作去世的,要他去太原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司中枢是7月5日上午赶到太原的,来到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见大门口排满了小轿车。进入遗体告别厅,见李顺达躺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如熟睡一般,还是一脸憨相。司中枢低下头去,向这位敬爱的兄长做最后的告别。
李振华也来向李顺达的遗体告别。李振华原任晋东南行署专员,时任山西省副省长。他握着司中枢的手说,老李是个好同志,重病在身了还一直问西沟的情况。他要司中枢继承李顺达的遗志,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遗体告别毕,司中枢陪着李顺达的遗体来到火葬场,看着李顺达被推入火化炉。一代劳模就这样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
和李顺达同时期的劳模,有些人没有经受住物质名利的诱惑。长治县琚寨的苟佩芳,1958年和李顺达一起坐火车去北京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大会,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奖状。长春电影制片厂曾把他修河滩、开水渠的事迹拍成纪录片,在全国宣传。可慢慢地苟佩芳滋生了享乐思想,1962年因破坏军婚被开除出党。河北省遵化县“穷棒子社”的王国藩,和李顺达同时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可他在荣誉面前骄傲自大。李顺达保持住了劳模的本色。如今晋东南的老劳模们提起他,都说他是个好人。得到这话不容易,这说明李顺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也是对这位一生朴实的劳模的高度评价。
(责任编辑刘荣刚)
李顺达与司中枢
1970年夏,司中枢去西沟参加晋东南地区的农业现场会。在西沟接待站报到后,他就去了李顺达家。李顺达家是一个小院,有几间北屋、几间东屋。院子不大,还种着几棵苹果树。司中枢进屋后,看到墙上挂满了奖章、奖状和相片,毛主席和李顺达握手的那张照片挂在正中央。司中枢好奇地看,看了很长时间。
隔了一会儿,李顺达回来了,他的脸色又黑又黄,额头上布满了皱纹。才50多岁的人,竟像个小老头。李顺达领着司中枢到村里看。西沟大队由好几个小自然村组成,有的村有二三户,有的七八户。村与村之间其实没有路,就是在荒草荆棘中走。只见满山遍野都是树,有松树、柏树、杏树、桃树等,一眼望不到头。松柏树那时候已有碗口粗了。李顺达还拍拍一棵杨树干,说这是从武乡八路军总部移栽过来的“红星杨”。李顺达爬山如履平地,他对气喘吁吁的司中枢说,西沟村的目标就是“树木满山沟,庄稼绿油油,走路不小心,苹果碰着头”。走了好几里路,来到老西沟,这里种的全是苹果树。李顺达指着一孔破窑洞说:“这就是我逃荒到山西后住过的窑。”老西沟那时还住着两户人家,见有客人来,就端水出来让他们喝。
现场会开了好几天,司中枢每天晚上在西沟招待所吃了饭就去李顺达家。李顺达家吃的很简单,常常是把白菜、地瓜煮到锅里,再拌上点玉茭(方言,即玉米)面疙瘩就算是一顿饭。李顺达有时不在,司中枢就等,李顺达回来后便边吃饭边和司中枢说话。李顺达说西沟的地大都种的是树,庄稼很少,这些年就是栽了一些树。还说刚开始时,西沟人都不愿意种,嚷“千年的松,万年的柏,不如老汉歇一歇”,嫌种树来得慢。可这地方要土没土,要水没水,不种树种什么哩?有天谈得晚了,李顺达说:“招待所的门早关了,就在这儿睡吧!”司中枢就在李顺达的家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司中枢起床后,见李顺达已扛着锄从山上回来了。那是一把又宽又长的锄头,供销社卖的就没有这种锄,是西沟人自己打的。李顺达用它硬是让树从石头缝里长出来。
秋天,国家农业部的一位女同志来到南呈,在地里看了半个月。后来接到省革委会的电话,要南呈和西沟代表晋东南地区去阿尔巴尼亚出席中国农产品展览。10月下旬的一天,司中枢和驻西沟的一位军代表拿着玉茭、白菜、南瓜等样品,乘火车去了太原。省革委会的领导正在迎泽宾馆开会,两人就进去了。正碰上刘格平和张日清争吵,刘格平当时是省革委会主任,张日清是省军区政委。那几天晋东南的公路交通因武斗中断了,刘格平要派工宣队去解决问题,张日清要派部队去。两人争了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张日清说:“西沟和南呈参加展览的事怎么办?”刘格平问:“怎么偏偏让西沟去?”张日清说这是中央定的。刘格平说:“既然中央定了,我也同意。”司中枢和那位军代表就去了北京。北京农展馆把他们带来的农作物样品用石膏复制下来,再运往阿尔巴尼亚。复制品跟样品一模一样,连玉茭上的红胡子都有。从北京回来,司中枢对李顺达提起省委领导吵架的事,李顺达叹口气说:“复杂呀!”李顺达干力气活还行,要让他耍心机跟人斗,他动不了那个瞎脑筋。
老实人李顺达
李顺达是个老实人,1962年4月他在《山西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种人在平常年代受欢迎,可一有个风吹草动他就倒霉。
1968年1月,山西省召开“双代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民兵代表会)。西沟的李顺达、南呈的郭翠香、襄垣的容改改等参加了这个会。16日散会后,刚从太原回到长治,他们就在车站被截。一伙人手里拿着木棒恶狠狠地走上来。李顺达从大卡车上跳下来还没站稳,有个人指着他说:“这就是李顺达。”话还没说完,另外一个人抡着颗手榴弹就朝他的脑袋打去。血流出来了,疼得李顺达抱着头跪在地上。
他和山西的另一位劳模陈永贵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李顺达认不了几个字,有时候开会见他手里拿着厚厚一沓稿子,可上面的字有桃核大,写小了他更认不得。李顺达也不会说,轮到他讲话冷场是经常的事。陈永贵也不识几个字,可陈永贵会说,见山说山高,见水说水长。司中枢回忆那年在昔阳县开农业学大寨会议,陈永贵说着说着站起来了,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台下的人都竖起耳朵听。李顺达早有打算,把西沟的几个自然村合并到一处,建设社会主义新西沟。可有几户本土观念太重,就是不搬,他也没办法。可陈永贵有办法,谁要不听他的话,他就把谁治得服服帖帖。
李顺达比陈永贵出名早,但陈永贵随着地位的提高,就不把李顺达放在眼里了。司中枢记得那年在昔阳县开会,陈永贵在讲台上说:“你今年55岁了,我也55岁了,你是保守倒退,我是跟着毛主席扑上身子干革命。”大家都能听出来,“你”就是说李顺达。李顺达是1915年生,陈永贵是1914年生,两人年龄差不多。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山西流传着这么一件事,说陈永贵的本事大。他和谢振华、李顺达等人在一块吃饭,他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才能开饭。吃饭时他黑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吃完饭服务员就搀他休息去了,也不和省委其他领导打招呼。司中枢曾问过李顺达有没有这事?李顺达答:“吃罢饭了不走还干甚?”
那时陈永贵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大公无私”,他说自己外出开会,有时没有补贴,回来后大寨贫下中农要给他补,可他一分钱不要。还说自己白天劳动,夜里开会,每年至少在地里干活300天。陈永贵的这些话,当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很是听不惯,说:“什么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就很不错了。”陈永贵那时是山西省革委会主任,李顺达是省革委会副主任。陈、谢有了矛盾,都来对李顺达说。陈永贵说:“大公无私怎么啦?毛主席就提倡大公无私。”谢振华说:“人谁没有个私心,大寨的好几项工程都是国家投资的,他怎不说一说。” 李顺达是个老实人,被夹在中间,张着大嘴答不上话来。
后来陈永贵在全国推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大寨工”。“大寨工”就是先选出一个思想好、出力多的社员作为标兵,定出标兵出勤一天应得多少工分,然后人人对照标兵,自报该得多少工分,最后再经大家评议。客观地讲,这种计分方法在大寨行之有效,因为大寨是个只有80多户、400多人的小村子。陈永贵站在街上高喊一声,说不定全村都能听见。社员们在一处干活,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大家也一目了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寨社员的思想觉悟肯定比其他村子的社员要高得多。“大寨工”不一定在全国都宜实行,比如西沟就不适宜。西沟大队社员居住分散,方圆有好几里,村与村之间有的社员一年难得见上一回面,谁知道谁今天干的什么活,干得怎样?不了解又怎能坐在一起互相评比?鉴于这种情况,李顺达就没在西沟实行“大寨工”。这下惹恼了陈永贵,陈永贵就在不同场合多次说“晋东南有一股反大寨势力”。这“一股势力”主要是指平顺县的西沟和长治县的南呈。其实李顺达对陈永贵是很尊重的,每年秋天报产时,他总要先看看大寨报多少,然后自己再报。可西沟的粮食产量高了是“反大寨”,低了还是“反大寨”,这把李顺达弄得不知怎样才好。
李顺达心善。好像是1974年,司中枢和晋东南地区的一伙劳模坐汽车去太原开会,经过武乡时,见李顺达的“伏尔加”停在路边。原来是不知哪个村的拖拉机把李顺达的车碰了。司中枢他们下车来,听李顺达说:“算了算了,自己拖回去修修吧!”司中枢问李顺达是谁的责任,李顺达说:“不管谁对谁错,咱个人修修吧!开拖拉机的是个年轻后生,说不定因为这大队就不让他开了,连个媳妇也说不上。”
中国农民有好几亿,可喝过毛主席敬的酒的人没几个。问题是李顺达从没把这事当回事。他常说:“我是从林县逃荒上来的,从记事起就没吃过一顿饱饭。这会儿冬天能穿上棉袄,一天三顿饭能吃饱,还要怎哩!”
身处逆境也助人
1977年以后的几年是李顺达一生中最困难的几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在全国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结果有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硬说李顺达是“四人帮”的人。李顺达和“四人帮”没有任何瓜葛,根本就没有接触的机会。这时党的十一大即将召开,山西省有的领导让李顺达承认错误,说承认了就让他当十一大代表。李顺达没说话。李顺达曾是党的八大、九大、十大代表,这次他落选了。晋东南地区批判李顺达的大会也是一个接一个地开,有个人上台发言:“李顺达懂什么?他没文化没水平,就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台下的人就嘀咕:“你有文化,你有水平,一个萝卜不是一个坑是几个坑?”可见人心自有公道在。李顺达家在西沟,村上的情况也糟,批判他的大喇叭正对着他家门口。更严重的是人们正在西沟的山上砍树,这可是他一棵棵亲手种起来的呀!李顺达心疼得要死。
就在这时,司中枢和省总工会的高锋林来西沟看李顺达。李顺达正抡着镢头在院子里刨地,他把两人让进屋子说:“省里有人说我是‘四人帮’的人,这事正查着。”高锋林安慰他多在家里歇歇,李顺达说自己是个受罪的命,一天不干活就身上难受。他让老伴赶紧剁羊肉馅,要留高锋林和司中枢在家吃饭。李顺达心情很不好,闺女剥葱时把绿叶子扔了,他就大发脾气,说:“这都能吃。”李顺达有心脏病,做过手术,医生在他的体内安装了进口的 “心脏起搏器”。人的情绪对心脏影响很大,司中枢让他多保重身体,他说:“没事,死不了。”
吃完饭,李顺达问司中枢当村干部多少年了,司中枢答14年了。李顺达说农村干部不好当啊!他见高锋林拿着相机,就说:“给我和中枢照张相吧!”三人来到院子里,站在花墙前,背后是莽莽苍苍的太行山,高锋林拍下了李顺达和司中枢的合影。从照片上看,李顺达是一脸无奈。
就在李顺达自身难保时,他还挺身而出保护他人。1978年8月21日,原南呈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秉壁因“反大寨”锒铛入狱。当李秉壁的家人找到李顺达时,李顺达仗义直言,致信胡耀邦,为李秉壁申冤。后来,司中枢、外调干部郭翠香、李秉壁的长子李保山拿着这封信到北京找了胡耀邦。
1981年8月,胡耀邦亲临山西,在长治宾馆召开省革委、晋东南地区、长治县革委三级会议,问了李秉壁的情况。11月,中共山西省委以(晋清)字(1981)51号文下发了《关于为李秉壁同志平反的批复》。李秉壁问题终于水落石出。
李秉壁一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顺利解决,离不开李顺达写的那封信。胡耀邦相信李顺达,知道他是个实在人。
在中央的多次过问下,李顺达的问题也得到落实,他被安排在省农委任副主任。1980年春,司中枢去太原看望李顺达。他住在省政府东侧省农委的大院里。他刚从他弟弟李贵达家回来。他说:“住在这大楼里,也不能种树,也不能种玉茭,真要把我憋出病来。”司中枢问李顺达每天干什么?李顺达说在街上转转。两人坐下来,李顺达问起农村的情况,问现在玉茭下什么种子?问收成怎样?还问老百姓吃饱吃不饱。最后,李顺达要司中枢常来看看他,陪他说说话。
1983年7月2日,司中枢接到晋东南地区的电话,说李顺达因病去世了,是登五台山时心脏病发作去世的,要他去太原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司中枢是7月5日上午赶到太原的,来到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见大门口排满了小轿车。进入遗体告别厅,见李顺达躺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如熟睡一般,还是一脸憨相。司中枢低下头去,向这位敬爱的兄长做最后的告别。
李振华也来向李顺达的遗体告别。李振华原任晋东南行署专员,时任山西省副省长。他握着司中枢的手说,老李是个好同志,重病在身了还一直问西沟的情况。他要司中枢继承李顺达的遗志,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遗体告别毕,司中枢陪着李顺达的遗体来到火葬场,看着李顺达被推入火化炉。一代劳模就这样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
和李顺达同时期的劳模,有些人没有经受住物质名利的诱惑。长治县琚寨的苟佩芳,1958年和李顺达一起坐火车去北京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大会,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奖状。长春电影制片厂曾把他修河滩、开水渠的事迹拍成纪录片,在全国宣传。可慢慢地苟佩芳滋生了享乐思想,1962年因破坏军婚被开除出党。河北省遵化县“穷棒子社”的王国藩,和李顺达同时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可他在荣誉面前骄傲自大。李顺达保持住了劳模的本色。如今晋东南的老劳模们提起他,都说他是个好人。得到这话不容易,这说明李顺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也是对这位一生朴实的劳模的高度评价。
(责任编辑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