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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褒,字子渊,蜀郡资中县 (今四川资阳北)人,西汉著名文学家,关于其生平,《汉书》卷六十四有本传。王褒的作品内容纷繁、体裁多样,《汉书·艺文志》著录“王褒赋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汉谏议大夫王褒集五卷”。明人张溥编选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录王褒作品八篇,清人严可均所辑《全汉文》辑录八篇,今人王洪林又著有《王褒集考译》。众多诗、文、赋中,最别致的一篇恐当属《僮约》。
历代关于王褒的研究较少,而关于其具体作品《僮约》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专论《僮约》一文的有:王利锁的《王褒〈僮约〉散论》,主要从文献和文学两方面论述了此文的价值;郗文倩的《〈僮约〉俳谐效果的产生及其文体示范意义》,中解读了此文的文体,并勾勒出《僮约》的接受史。孙芳的《论〈僮约〉产生的渊源及对后世的影响》,其探寻了此文产生的渊源以及对后世创作的影响。
《僮约》作于宣帝神爵三年,最早辑录其全文的是《艺文类聚》,后《初学记》《古文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均有收录。主要内容为:王褒前往寡妇杨惠家时,欲使杨惠家奴便了酤酒,便了不从,王褒大怒,决意买下便了。然便了继续顶撞,并扬言如若要役使他,必须明确写进券文中,否则无效。于是王褒应声写下一纸契约,把晨起至夜寝、春夏至秋冬的事务都安排在内,洋洋洒洒数百字。最后,便了听闻此约,追悔莫及。
在关于《僮约》体裁的归属问题上,学界时有争议,主要有契约说、俗赋说、俳谐文说等。我们认为不同文体之间本就存在交叉,更遑论在汉代,各类文体尚未成熟,没有相互独立,要呈现出泾渭分明的状态,实属不易。因此,与其过分在意其间的界限,不如说《僮约》的文体是复合型的—糅券文、赋、俳谐文于一身。
这类复合型文体,在囊括了不同内容与形式时,也就暗含了一种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使文本变得陌生起来。因为它既具有某一类体裁的特征,又有与此体裁相悖之处,这些相悖之处同时又属于其他体裁的特征范围。换言之,无论于券文、赋还是俳谐文而言,都既是尊体的,又是破体的。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有言:“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诚然,王褒绝非在“陌生化”理论的指导下撰文,但也不得不承认,《僮约》是在非自觉的陌生化创作中成文的。作者将作品“奇异化”“艰深化”了,这种异于寻常的谐趣也随之诞生。
首先,王褒此文具有契约的特点不假,但若将其直接定义为契约,则未免太过武断,忽视了其真正价值。敦煌汉简中存有部分买卖契约,现摘一则神爵二年的契约,与《僮约》的时间、空间距离皆所差无几,加之为出土文献,真实性极高,参考性极强,可辨异同。
《西汉神爵二年(前六十年)广汉县 节宽德卖布袍券》:“神爵二年十月廿六日,广汉县节里男子节宽德卖布袍,陵胡隧长张仲孙用贾钱千三百……时在旁候史张子卿、戍卒杜忠知卷约。沽旁二斗。”
由上表可知,《僮约》在交易时间、地点、物品、双方姓名、价格这几方面,与出土契约是相符的。然而,契约作为一种民间实用性文体,简洁明了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僮约》中约定具体事务的部分不仅未加节制,反而铺排得事无巨细,使得契约框架膨胀至极。这类将文学创作与民间买卖的协议相融的“变形体”文章,呈现出一种“陌生化”的、“破体”的谐趣。
其次,《僮约》的券文部分以四言为主,用语较为整饬,且极尽铺排,与成为汉朝“一代之文学”的赋体相符。然而,细读之后会发现,其部分内容与形式是迥异于一般汉赋的。
现择一段《子虚赋》与之对比:“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琨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玞。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穹穷昌蒲,茳蓠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
破体之处有三:
其一,内容与一般汉赋相悖。上文中描写云梦的场景,极尽想象和铺张,精致而绚烂,江河湖海、花草树木无不囊括,品物毕图,言务纤密,繁类成艳,可谓广博闳丽。反观王褒《僮约》一改书写的内容,从洒扫院落到割除杂草,从饲养家畜到种瓜种豆,从买席买茶到伐木作薪,尽管也曾罗列铺排,然凡斯种种皆属农家杂务、日常琐事,毫无雅致的美感。但是在赋中引入“一地鸡毛”,令人无可奈何却又忍俊不禁,彰显出破体之后的诙谐与妙趣。
其二,语词也与一般的汉赋相悖。如便了听罢契约全文后,“仡仡叩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这等词句是全然无法进入典雅大赋或抒情小赋之中的。还有一些字至今仍保留在四川方言中,如“屈竹作杷”之“杷”,是一种农具,带有长柄,尾部呈齿状,具有爬疏、聚拢等功能,多用木、竹、铁制成。倘若《子虚赋》是赋中的“阳春白雪”,那么《僮约》可谓“下里巴人”。这等“下里巴人”却也显得别开生面,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每以‘鄙俗’逞能,噱笑策勋。”
其三,在排比的方式上,也与大赋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如张峰屹在论大赋时所言:“它没有时间的纵向穿插,惟任空间铺排。”而《僮约》却在空间铺排中,又插入了时间。既有“登山射鹿,入水捕龟。后园纵养……园中拔蒜……绵亭买席……武阳买茶”,又有“二月春分,被隄杜疆……四月当披,五月当获。十月收豆,抡麦窖芋”。纵横交错之间,文章的立体性呼之欲出。对便了的“严惩”在时间上日夜不息,在空间上跋山涉水,读者在此恶作剧之处可发一哂。
除却复合型文体带来的张力具有谐趣,还有便了的前后形象对比也甚为诙谐。
子渊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巅曰:“大夫买便了时,但要守家,不要为他人男子酤酒。”子渊大怒,曰:“奴宁欲卖耶?”惠曰:“奴大忤人,人无欲者。”子渊即决买券云云。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为也!”子渊曰:“诺!”
……
读券文讫,词穷咋索,仡仡叩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审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丘蚓钻额。早知当尔,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恶。”
起初,王褒欲使便了酤酒,便了倨傲不从。王褒怒火顿生,希望从杨惠处买下便了。杨惠的答语也承认便了身为家奴,却敢忤逆主人。最后,听完王褒所述,便了愕然,与开始的傲慢状态大相径庭,瘫如一团软泥,只道早知如此,悔不当初。此番对比显示出便了的前倨而后恭,喜剧色彩浓厚,甚为诙谐。
王褒的《僮约》是一篇奇文,在汉代,其游戏性与娱乐性也许可作为文学摆脱附庸地位、走向独立自觉的先声。
历代关于王褒的研究较少,而关于其具体作品《僮约》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专论《僮约》一文的有:王利锁的《王褒〈僮约〉散论》,主要从文献和文学两方面论述了此文的价值;郗文倩的《〈僮约〉俳谐效果的产生及其文体示范意义》,中解读了此文的文体,并勾勒出《僮约》的接受史。孙芳的《论〈僮约〉产生的渊源及对后世的影响》,其探寻了此文产生的渊源以及对后世创作的影响。
《僮约》作于宣帝神爵三年,最早辑录其全文的是《艺文类聚》,后《初学记》《古文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均有收录。主要内容为:王褒前往寡妇杨惠家时,欲使杨惠家奴便了酤酒,便了不从,王褒大怒,决意买下便了。然便了继续顶撞,并扬言如若要役使他,必须明确写进券文中,否则无效。于是王褒应声写下一纸契约,把晨起至夜寝、春夏至秋冬的事务都安排在内,洋洋洒洒数百字。最后,便了听闻此约,追悔莫及。
在关于《僮约》体裁的归属问题上,学界时有争议,主要有契约说、俗赋说、俳谐文说等。我们认为不同文体之间本就存在交叉,更遑论在汉代,各类文体尚未成熟,没有相互独立,要呈现出泾渭分明的状态,实属不易。因此,与其过分在意其间的界限,不如说《僮约》的文体是复合型的—糅券文、赋、俳谐文于一身。
这类复合型文体,在囊括了不同内容与形式时,也就暗含了一种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使文本变得陌生起来。因为它既具有某一类体裁的特征,又有与此体裁相悖之处,这些相悖之处同时又属于其他体裁的特征范围。换言之,无论于券文、赋还是俳谐文而言,都既是尊体的,又是破体的。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有言:“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诚然,王褒绝非在“陌生化”理论的指导下撰文,但也不得不承认,《僮约》是在非自觉的陌生化创作中成文的。作者将作品“奇异化”“艰深化”了,这种异于寻常的谐趣也随之诞生。
首先,王褒此文具有契约的特点不假,但若将其直接定义为契约,则未免太过武断,忽视了其真正价值。敦煌汉简中存有部分买卖契约,现摘一则神爵二年的契约,与《僮约》的时间、空间距离皆所差无几,加之为出土文献,真实性极高,参考性极强,可辨异同。
《西汉神爵二年(前六十年)广汉县 节宽德卖布袍券》:“神爵二年十月廿六日,广汉县节里男子节宽德卖布袍,陵胡隧长张仲孙用贾钱千三百……时在旁候史张子卿、戍卒杜忠知卷约。沽旁二斗。”
由上表可知,《僮约》在交易时间、地点、物品、双方姓名、价格这几方面,与出土契约是相符的。然而,契约作为一种民间实用性文体,简洁明了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僮约》中约定具体事务的部分不仅未加节制,反而铺排得事无巨细,使得契约框架膨胀至极。这类将文学创作与民间买卖的协议相融的“变形体”文章,呈现出一种“陌生化”的、“破体”的谐趣。
其次,《僮约》的券文部分以四言为主,用语较为整饬,且极尽铺排,与成为汉朝“一代之文学”的赋体相符。然而,细读之后会发现,其部分内容与形式是迥异于一般汉赋的。
现择一段《子虚赋》与之对比:“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琨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玞。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穹穷昌蒲,茳蓠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
破体之处有三:
其一,内容与一般汉赋相悖。上文中描写云梦的场景,极尽想象和铺张,精致而绚烂,江河湖海、花草树木无不囊括,品物毕图,言务纤密,繁类成艳,可谓广博闳丽。反观王褒《僮约》一改书写的内容,从洒扫院落到割除杂草,从饲养家畜到种瓜种豆,从买席买茶到伐木作薪,尽管也曾罗列铺排,然凡斯种种皆属农家杂务、日常琐事,毫无雅致的美感。但是在赋中引入“一地鸡毛”,令人无可奈何却又忍俊不禁,彰显出破体之后的诙谐与妙趣。
其二,语词也与一般的汉赋相悖。如便了听罢契约全文后,“仡仡叩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这等词句是全然无法进入典雅大赋或抒情小赋之中的。还有一些字至今仍保留在四川方言中,如“屈竹作杷”之“杷”,是一种农具,带有长柄,尾部呈齿状,具有爬疏、聚拢等功能,多用木、竹、铁制成。倘若《子虚赋》是赋中的“阳春白雪”,那么《僮约》可谓“下里巴人”。这等“下里巴人”却也显得别开生面,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每以‘鄙俗’逞能,噱笑策勋。”
其三,在排比的方式上,也与大赋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如张峰屹在论大赋时所言:“它没有时间的纵向穿插,惟任空间铺排。”而《僮约》却在空间铺排中,又插入了时间。既有“登山射鹿,入水捕龟。后园纵养……园中拔蒜……绵亭买席……武阳买茶”,又有“二月春分,被隄杜疆……四月当披,五月当获。十月收豆,抡麦窖芋”。纵横交错之间,文章的立体性呼之欲出。对便了的“严惩”在时间上日夜不息,在空间上跋山涉水,读者在此恶作剧之处可发一哂。
除却复合型文体带来的张力具有谐趣,还有便了的前后形象对比也甚为诙谐。
子渊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巅曰:“大夫买便了时,但要守家,不要为他人男子酤酒。”子渊大怒,曰:“奴宁欲卖耶?”惠曰:“奴大忤人,人无欲者。”子渊即决买券云云。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为也!”子渊曰:“诺!”
……
读券文讫,词穷咋索,仡仡叩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审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丘蚓钻额。早知当尔,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恶。”
起初,王褒欲使便了酤酒,便了倨傲不从。王褒怒火顿生,希望从杨惠处买下便了。杨惠的答语也承认便了身为家奴,却敢忤逆主人。最后,听完王褒所述,便了愕然,与开始的傲慢状态大相径庭,瘫如一团软泥,只道早知如此,悔不当初。此番对比显示出便了的前倨而后恭,喜剧色彩浓厚,甚为诙谐。
王褒的《僮约》是一篇奇文,在汉代,其游戏性与娱乐性也许可作为文学摆脱附庸地位、走向独立自觉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