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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区分教育非均衡状况的不同表现形式,梳理回顾了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居民教育均衡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在总结回顾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教育非均衡性特征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视窗,既服务于相关研究理论的完善,也为决策者全面了解现实情况、评估既有政策实施效果、制定新的政策提供重要的实证资料。
关键词:教育状况;非均衡性;地区;性别;社会阶层
中图分类号:G5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2-0279-05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居民的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不容忽视,目前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教育发展仍存在突出的非均衡性问题。总体而言,中国城镇居民的教育状况优于农村居民;沿海及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状况好于边疆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与汉族存在重要差异,而且各少数民族之间教育发展极不平衡。除此之外,不同性别、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受教育状况也存在重要差异。这些教育发展的非均衡状况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居民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社会流动合理有序进行的瓶颈性因素。为此,系统全面地梳理中国近二三十年来教育均衡状况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发现教育均衡状况的变化特征、全面展现不同人群间的教育差异,而且对于完善科学的教育研究框架、发现教育非均衡问题的核心、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以促进教育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发展的城乡非均衡性
1.城乡教育差异的表现形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差异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的变化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受“普及农村教育”与“有意识地向农民提供中高等教育机会”思想的指导,城乡居民的教育差异经历了显著的下降过程,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一系列教育制度改革的实施,① 城乡教育差距开始出现扩大趋势;到21世纪初,随着义务教育的进一步推行,城乡教育差异开始呈现新的特征。②
现有关于城乡居民教育差异的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近三四十年来中国城乡学龄人口入学机会、教育质量以及在校学生失(辍)学风险的差异。这些研究表明,首先,中国各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入学率农村普遍低于城市[2]。近年来“两免一补”等教育政策的推行,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小学入学率的提高;然而,初中及以上阶段农村学龄人口的入学率仍明显低于城市。其次,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各教育阶段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更小,失、辍学风险更大[3]。目前边远农村中小学的辍学现象最为突出,其次为乡镇学校,再次为县城及周边学校;山区学生的辍学率高于丘陵和平原[4]。
2.城乡教育差异的主要成因
现有文献就城乡教育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广泛探讨,揭示了包括经济、社会与家庭、教育制度以及学生个人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其中,不少研究认为,经济因素是导致中国城乡居民教育差距的主要原因。这些研究指出,在宏观层次上,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公共资源与财政支付能力等方面存在重要差异,生均教育经费不同,农村居民可及的教育机会、软硬件条件与教育质量明显不及城市居民[5]。在微观层次上,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往往较差,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较低,这样,农村子女的教育机会(尤其是初中及以上阶段)进一步受到限制[6]。结合宏、微观数据,Hannum(2003)分析了社区资源、村级经济与微观家庭经济状况对中小学阶段儿童入学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村级经济状况、教育资源与微观家庭户的经济状况对儿童入学机会均存在独立的显著影响[7]。
在社会和家庭方面,现有研究指出,农村社区中存在不同形式的“读书无用论”思想,教育缺乏社会支持[8]。部分农村地区甚至不良风气盛行、治安状况差,严重地破坏了农村学龄人口接受正规教育的环境[9]。此外,农村家庭子女数量较多、父母对教育的重视不足;同时,受短期经济利益(如家庭帮工、乡镇企业就业、外出打工)的影响,农村不少学龄青少年(包括小康农村地区的青少年)在具备一定劳动能力后,放弃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导致严重的失、辍学(尤其是初中学生)现象。近年来,随着义务教育阶段相关教育费用减免政策的实施,农村地区社会和家庭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快速上升,在不少地区甚至超过经济因素的作用[10~11]。
在教育制度方面,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教育体系内部客观上存在对城乡教育重视程度不同、资源分配不均状况,同时教学内容设置忽视城乡差异,客观上限制了农村居民在教育机会与教育成果。艾一平等(1995)对中国部分边疆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云南)辍学现象的研究指出,被调查边境县中,学校环境设施差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抑制作用是影响学生辍学的重要原因[3]。杨润勇、王颖(2004)对某小康农村地区初中生辍学现象的模式与成因分析同样指出,教育资源、教育机会不均等以及模式化教育是造成农村地区差生、辍学生大量存在的根本原因[4]。郭浩与伍淑柱(2006)在西部农村地区的研究也发现,当前农村初中学生辍学的最主要原因已由经济困难转向了厌学,而导致学生厌学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资源、教育机会不均等以及“应试”的和模式化、一刀切的教育制度[12~15]。
概括而言,目前关于城乡教育差异的研究成果指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与教育状况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居民在各教育阶段入学机会均不及城市居民;这一状况随着经济发展与教育政策改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目前,农村儿童的小学入学机会已与城市高度接近,但初中及以上阶段的入学机会却未现明显改善。与此同时,与城市相区别,农村中小学生中存在较为突出的辍学现象。而影响城乡居民教育差异、特别是农村居高不下的辍学问题的因素涉及了包括经济、社会与家庭、制度及学生个人在内的多方面的原因,经济原因在其中的重要性呈逐步下降的趋势,而社会、家庭与制度的重要性也随之日益凸显。受教育制度、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少农村地区的教育劣势又称为限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教育状况的地域差异
1.教育地域差异的表现形式
与城乡教育差异相类似,中国不同地区居民的教育状况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中,初中及以上教育阶段的差异尤为突出。截至2000年,中国除少数省份(如西藏、青海、贵州)外各省小学入学率、毕业率均接近100%。而在初中及以上阶段,各省升学率、毕业率仍存在较大差距。且随着教育阶段的升高,相应差距不断扩大。概括而言,北京与上海两市各阶段入学、毕业及升学率均名列前茅,浙江省的相应教育指标紧随其后;相比之下,西藏、青海、贵州、云南、海南等地区教育发展水平明显落后[16~17]。教育状况的地区差异不仅表现在省际差异中,而且突出地反映在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区、县市之间[18]。例如,1990年河北省各县10~18岁人口不在校率最低约为30.5%,最高接近100%。总体而言,中国各地区10~18岁人口在校率南北差异明显,而沿海与内地的相应差异则相对较小。
2.教育地域差异的成因
现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状况是影响教育供给、造成不同省份学龄儿童入学率差异的重要原因。Hossain(1997)运用1992年城乡家庭及儿童状况调查数据指出,受经济状况的影响,各地区的教育质量存在重要差异:经济发展状况最差的省份中,约有35%的失学儿童明确表示教材短缺或其他教学设施匮乏是其失学的重要原因,该比例在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则为21%。Tsang与Ding(2005)利用1997年和1999年县级数据分析指出,不同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生均支出存在很大的差异。地区间教育财政支出的不平等主要来源于各省之间(约占2/3到3/4),而省内县级水平上生均教育支出分布的两极差异也相当大,且这一差异随时间呈不断扩大趋势[19]。
不同地区的人口转变进程明显不同,学龄人口呈不同变化特征,这样教育需求的不同进一步影响着居民教育状况的差异。郑真真、吴要武(2005)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人口转变进程指出,人口转变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龄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如上海、辽宁、浙江等地区),学龄儿童数量快速下降[20]。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供求关系的失衡,客观上影响着各地区居民教育的差异。
此外,教育政策分地区推行也是影响不同地区教育差异的重要因素。琚四化(2005)对高考招生中的地区差异分析指出,中国各地区教育资源的非均衡分布、以地区为单位的招生制度导致了各地区高考招生分数、招生人数与招生比例的差异[21]。刘精明(2007)对扩招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机会的地区差异的研究表明,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省际高等教育机会的总体不平等程度明显下降;然而,少数省份仍存在明显两极分化现象,相应差异不断扩大[22]。
三、教育状况的民族差异
受各民族传统文化与不同聚居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各民族的教育状况也存在重要的差异。总体而言,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率低于汉族儿童,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然而,这一民族差异对不同少数民族、在不同聚居程度下可能呈现不同的特征。例如,在蒙古族人口聚居程度较高的地区(占总人口80%以上),蒙古族儿童的入学率甚至超过汉族[23]。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理位置、聚居程度以及文化与制度等因素对少数民族教育差异存在突出影响。例如,滕星、苏红(1998)研究指出,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存在资源不足、教学质量差以及教育意识薄弱等问题[24]。这些地区到目前为止仍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与升学率低的现象[25]。
受各少数民族人口总体规模较小且分布较为分散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关于各民族居民教育不平衡性状况的研究仍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比较为主,相对缺乏对各少数民族之间——尤其是结合聚居程度——的比较研究。
四、教育状况的性别差异
与教育非均衡特征的其他方面相比,性别差异长期具有相对突出的位置。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男女平等”思想的推动下,教育的性别差异快速缩小。然而,到目前为止,男性总体受教育程度依然明显高于女性,且教育程度越高差距越大、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差距男女教育差异尤为突出。近年来,教育的性别差异呈现从入学率、升学率等显性指标向学业层次、志愿选择等深层次转化的趋势[26]。
教育的性别差异在不同教育阶段表现不同。具体而言,在义务教育阶段,男女教育差异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27]。农村女童接受教育的机会总体上不及男童,女童辍学、失学的可能性也往往较大。当然,在农村女童总体教育机会不如男童现象的背后,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吕开宇等(2006)对甘肃省不发达地区儿童辍学现状的研究指出,男女童辍学率随年级呈不同变化特征,这与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家长对子女不同的教育预期有关。一般而言,初中阶段女生辍学率低于男生,而小学和高中阶段女生辍学率高于男生[28]。Zhang等(Zhang,Kao & Hannum 2007)在甘肃的跟踪调查数据表明,是否接受较高的教育,女孩受自身学习成绩的影响较大,男孩则受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更为明显[29]。
在中、高等教育阶段,男女教育差异不仅突出地存在于农村地区,而且也反映在城镇地区。一般而言,女性在中、高等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和毕业就业均不如男性,这一状况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30]。究其原因,中国高等教育成本中个人(或家庭)支付部分的上升,家庭经济约束与对子女教育期望、预期收益中的性别意识以及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传统社会分工中的性别因素,都成为制约女性接受高层次教育的原因[26]。不容忽视,尽管女性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机会受到众多不利因素的制约,近年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快速增加,其改善速度明显超过男性[31]。这一方面与过去几十年女性总体教育水平较低、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偏低有关,另一方面也间接地反映了较高教育程度对女性状况改善的客观作用。
五、教育状况的社会阶层差异
社会阶层是构成居民教育差异的另一重要方面。由于阶层划分贯穿于整个社会,又通过代际传递影响着几代人的教育状况和社会流动,因而,目前考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教育差异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这些研究多数以Bourdieu、Blau-Duncan等人的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为研究框架,采用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权力、家庭收入等变量来测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其所属的社会阶层,从而考察家庭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资源拥有状况对子女教育机会、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的影响。
这些研究指出,在不同教育阶段社会阶层具有不同形式的影响。在基础教育阶段,社会阶层对子女教育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就读学校质量和失(辍)学风险的差异中。在多数农村地区,社会阶层对子女教育的影响突出地反映在失辍学风险的差异中[32]。在城镇地区,社会阶层的影响则更多地反映在子女教育质量的差异中。较高阶层的子女进入重点高中的可能性更高、升入大学的机会更大[33~35]。与之相对,较低的社会阶层的子女在义务教育以后继续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较低,且多数流向了教育质量相对较差的中等职业教育[36]。在高等教育阶段,家庭社会阶层通过影响子女学习动机、学习成绩、学习环境、教育资源以及家庭对学费的支付能力,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子女能否进入高等院校,进入重点院校或普通院校、公立院校或民办院校的机会,并对其教育结果(如毕业就业状况)产生分化作用[37~39]。其中,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接受高层次的公办高等教育影响更为明显,经济资本对子女接受民办高等教育的机会影响较大 [40]。近年来,受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与收费改革的影响,在高层次院校中,社会阶层的影响有扩大趋势,而在低层次的高等院校,家庭社会阶层的影响明显缩小[41]。
此外,不少研究考察了中国近几十年来家庭社会阶层对子女教育的作用机制及其变化特征[42~43]。这些研究表明,中国社会阶层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20世纪四五十年代家庭社会阶层对子女教育的影响较为明显,主要反映为家庭成分与父母职业的影响;此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阶层的影响经历了显著的下降过程;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分层的演变,家庭社会阶层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又开始快速上升[44]。这一时期,家庭社会阶层的作用从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传统的分层指标逐步转向包括父母的管理地位、职业、家庭收入等经济与社会资本,以及父母教育程度、价值观等文化资本在内的多元影响体系[45~48]。
六、小结与讨论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居民的教育状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受社会、经济、文化与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城乡之间、不同地区、民族、性别以及社会阶层的居民在教育机会、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中仍存在重要的差异。针对这些差异,现有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促进教育大众化的重要政策建议:(1)加大公共教育投资力度,在基础教育与中等教育阶段,尽可能实施标准化办学,缩小教育质量的城乡、地域差异;(2)重视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结合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生产需要,拓展职业教育类型、提高其办学质量,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适应居民教育需求的、实现教育大众化的重要选择;(3)合理化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设置、提高其教学质量,从根本上改善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状况。
综上所述,既有关于中国居民教育均衡问题的研究,为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居民教育状况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证资料,为促进中国居民教育均衡发展、社会流动公平合理进行提供了重要的对策建议。然而,现有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空缺与不足,有待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借鉴与完善。
首先,现有多数研究或依赖宏观统计汇总数据,研究入学率、升学率、失(辍)学率等教育指标在城乡、地区、民族之间的差异,或运用小范围的局部微观调查数据,考察相关教育差异的状况特征。现有的微观调查研究成果仍相对零散与独立,缺乏比较与综合。宏观层面的研究,缺乏对相关问题具体结构特征的揭示,对相应现象的成因解释也难以深入全面。考虑到宏、微观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各自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后的研究应当注重结合不同层面因素的综合考虑。其次,现有辍学研究中对于社会、文化(如打工潮)等重要因素的考察主要停留在定性层面,相关因素的重要程度以及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缺乏实证检验。这样,面对“两免一补”政策实施后不少农村地区出现的失(辍)学率反弹的现象,现有研究难以给出系统有效的解释。这一研究现状对未来研究中综合考察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提出了重要的课题。再次,现有关于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机会的研究,多数以高等学校在校生为调查对象,研究特定时点在校生中不同家庭背景的差异。这种研究难以考虑未上大学者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对教育差异成因的深入理解,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具体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最后,不少研究指出,性别、城乡、社会阶层等因素对教育均衡存在重要的交互作用。进一步考察这些因素的交互效应对全面深入地理解教育非均衡问题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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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Studies o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mong the Chinese Population
NIU Jian-l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China has observed rapid education development during the recent few decades.Meanwhile,educational inequality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social problem.This article reviews recent literature on the unequal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educ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China,across various Chinese regions,ethnic groups,genders and social classes since the 1970s.Built on the existing findings,this study provides thorough knowledge for a synthetic framework in future research,and it also points to rich evidence about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hich will throw further light in developing successful policy and social support.
Key words:education;inequality;region;gender;social class
[责任编辑 魏杰]
关键词:教育状况;非均衡性;地区;性别;社会阶层
中图分类号:G5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2-0279-05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居民的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不容忽视,目前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教育发展仍存在突出的非均衡性问题。总体而言,中国城镇居民的教育状况优于农村居民;沿海及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状况好于边疆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与汉族存在重要差异,而且各少数民族之间教育发展极不平衡。除此之外,不同性别、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受教育状况也存在重要差异。这些教育发展的非均衡状况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居民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社会流动合理有序进行的瓶颈性因素。为此,系统全面地梳理中国近二三十年来教育均衡状况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发现教育均衡状况的变化特征、全面展现不同人群间的教育差异,而且对于完善科学的教育研究框架、发现教育非均衡问题的核心、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以促进教育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发展的城乡非均衡性
1.城乡教育差异的表现形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差异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的变化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受“普及农村教育”与“有意识地向农民提供中高等教育机会”思想的指导,城乡居民的教育差异经历了显著的下降过程,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一系列教育制度改革的实施,① 城乡教育差距开始出现扩大趋势;到21世纪初,随着义务教育的进一步推行,城乡教育差异开始呈现新的特征。②
现有关于城乡居民教育差异的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近三四十年来中国城乡学龄人口入学机会、教育质量以及在校学生失(辍)学风险的差异。这些研究表明,首先,中国各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入学率农村普遍低于城市[2]。近年来“两免一补”等教育政策的推行,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小学入学率的提高;然而,初中及以上阶段农村学龄人口的入学率仍明显低于城市。其次,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各教育阶段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更小,失、辍学风险更大[3]。目前边远农村中小学的辍学现象最为突出,其次为乡镇学校,再次为县城及周边学校;山区学生的辍学率高于丘陵和平原[4]。
2.城乡教育差异的主要成因
现有文献就城乡教育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广泛探讨,揭示了包括经济、社会与家庭、教育制度以及学生个人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其中,不少研究认为,经济因素是导致中国城乡居民教育差距的主要原因。这些研究指出,在宏观层次上,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公共资源与财政支付能力等方面存在重要差异,生均教育经费不同,农村居民可及的教育机会、软硬件条件与教育质量明显不及城市居民[5]。在微观层次上,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往往较差,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较低,这样,农村子女的教育机会(尤其是初中及以上阶段)进一步受到限制[6]。结合宏、微观数据,Hannum(2003)分析了社区资源、村级经济与微观家庭经济状况对中小学阶段儿童入学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村级经济状况、教育资源与微观家庭户的经济状况对儿童入学机会均存在独立的显著影响[7]。
在社会和家庭方面,现有研究指出,农村社区中存在不同形式的“读书无用论”思想,教育缺乏社会支持[8]。部分农村地区甚至不良风气盛行、治安状况差,严重地破坏了农村学龄人口接受正规教育的环境[9]。此外,农村家庭子女数量较多、父母对教育的重视不足;同时,受短期经济利益(如家庭帮工、乡镇企业就业、外出打工)的影响,农村不少学龄青少年(包括小康农村地区的青少年)在具备一定劳动能力后,放弃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导致严重的失、辍学(尤其是初中学生)现象。近年来,随着义务教育阶段相关教育费用减免政策的实施,农村地区社会和家庭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快速上升,在不少地区甚至超过经济因素的作用[10~11]。
在教育制度方面,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教育体系内部客观上存在对城乡教育重视程度不同、资源分配不均状况,同时教学内容设置忽视城乡差异,客观上限制了农村居民在教育机会与教育成果。艾一平等(1995)对中国部分边疆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云南)辍学现象的研究指出,被调查边境县中,学校环境设施差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抑制作用是影响学生辍学的重要原因[3]。杨润勇、王颖(2004)对某小康农村地区初中生辍学现象的模式与成因分析同样指出,教育资源、教育机会不均等以及模式化教育是造成农村地区差生、辍学生大量存在的根本原因[4]。郭浩与伍淑柱(2006)在西部农村地区的研究也发现,当前农村初中学生辍学的最主要原因已由经济困难转向了厌学,而导致学生厌学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资源、教育机会不均等以及“应试”的和模式化、一刀切的教育制度[12~15]。
概括而言,目前关于城乡教育差异的研究成果指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与教育状况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居民在各教育阶段入学机会均不及城市居民;这一状况随着经济发展与教育政策改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目前,农村儿童的小学入学机会已与城市高度接近,但初中及以上阶段的入学机会却未现明显改善。与此同时,与城市相区别,农村中小学生中存在较为突出的辍学现象。而影响城乡居民教育差异、特别是农村居高不下的辍学问题的因素涉及了包括经济、社会与家庭、制度及学生个人在内的多方面的原因,经济原因在其中的重要性呈逐步下降的趋势,而社会、家庭与制度的重要性也随之日益凸显。受教育制度、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少农村地区的教育劣势又称为限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教育状况的地域差异
1.教育地域差异的表现形式
与城乡教育差异相类似,中国不同地区居民的教育状况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中,初中及以上教育阶段的差异尤为突出。截至2000年,中国除少数省份(如西藏、青海、贵州)外各省小学入学率、毕业率均接近100%。而在初中及以上阶段,各省升学率、毕业率仍存在较大差距。且随着教育阶段的升高,相应差距不断扩大。概括而言,北京与上海两市各阶段入学、毕业及升学率均名列前茅,浙江省的相应教育指标紧随其后;相比之下,西藏、青海、贵州、云南、海南等地区教育发展水平明显落后[16~17]。教育状况的地区差异不仅表现在省际差异中,而且突出地反映在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区、县市之间[18]。例如,1990年河北省各县10~18岁人口不在校率最低约为30.5%,最高接近100%。总体而言,中国各地区10~18岁人口在校率南北差异明显,而沿海与内地的相应差异则相对较小。
2.教育地域差异的成因
现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状况是影响教育供给、造成不同省份学龄儿童入学率差异的重要原因。Hossain(1997)运用1992年城乡家庭及儿童状况调查数据指出,受经济状况的影响,各地区的教育质量存在重要差异:经济发展状况最差的省份中,约有35%的失学儿童明确表示教材短缺或其他教学设施匮乏是其失学的重要原因,该比例在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则为21%。Tsang与Ding(2005)利用1997年和1999年县级数据分析指出,不同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生均支出存在很大的差异。地区间教育财政支出的不平等主要来源于各省之间(约占2/3到3/4),而省内县级水平上生均教育支出分布的两极差异也相当大,且这一差异随时间呈不断扩大趋势[19]。
不同地区的人口转变进程明显不同,学龄人口呈不同变化特征,这样教育需求的不同进一步影响着居民教育状况的差异。郑真真、吴要武(2005)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人口转变进程指出,人口转变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龄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如上海、辽宁、浙江等地区),学龄儿童数量快速下降[20]。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供求关系的失衡,客观上影响着各地区居民教育的差异。
此外,教育政策分地区推行也是影响不同地区教育差异的重要因素。琚四化(2005)对高考招生中的地区差异分析指出,中国各地区教育资源的非均衡分布、以地区为单位的招生制度导致了各地区高考招生分数、招生人数与招生比例的差异[21]。刘精明(2007)对扩招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机会的地区差异的研究表明,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省际高等教育机会的总体不平等程度明显下降;然而,少数省份仍存在明显两极分化现象,相应差异不断扩大[22]。
三、教育状况的民族差异
受各民族传统文化与不同聚居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各民族的教育状况也存在重要的差异。总体而言,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率低于汉族儿童,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然而,这一民族差异对不同少数民族、在不同聚居程度下可能呈现不同的特征。例如,在蒙古族人口聚居程度较高的地区(占总人口80%以上),蒙古族儿童的入学率甚至超过汉族[23]。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理位置、聚居程度以及文化与制度等因素对少数民族教育差异存在突出影响。例如,滕星、苏红(1998)研究指出,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存在资源不足、教学质量差以及教育意识薄弱等问题[24]。这些地区到目前为止仍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与升学率低的现象[25]。
受各少数民族人口总体规模较小且分布较为分散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关于各民族居民教育不平衡性状况的研究仍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比较为主,相对缺乏对各少数民族之间——尤其是结合聚居程度——的比较研究。
四、教育状况的性别差异
与教育非均衡特征的其他方面相比,性别差异长期具有相对突出的位置。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男女平等”思想的推动下,教育的性别差异快速缩小。然而,到目前为止,男性总体受教育程度依然明显高于女性,且教育程度越高差距越大、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差距男女教育差异尤为突出。近年来,教育的性别差异呈现从入学率、升学率等显性指标向学业层次、志愿选择等深层次转化的趋势[26]。
教育的性别差异在不同教育阶段表现不同。具体而言,在义务教育阶段,男女教育差异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27]。农村女童接受教育的机会总体上不及男童,女童辍学、失学的可能性也往往较大。当然,在农村女童总体教育机会不如男童现象的背后,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吕开宇等(2006)对甘肃省不发达地区儿童辍学现状的研究指出,男女童辍学率随年级呈不同变化特征,这与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家长对子女不同的教育预期有关。一般而言,初中阶段女生辍学率低于男生,而小学和高中阶段女生辍学率高于男生[28]。Zhang等(Zhang,Kao & Hannum 2007)在甘肃的跟踪调查数据表明,是否接受较高的教育,女孩受自身学习成绩的影响较大,男孩则受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更为明显[29]。
在中、高等教育阶段,男女教育差异不仅突出地存在于农村地区,而且也反映在城镇地区。一般而言,女性在中、高等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和毕业就业均不如男性,这一状况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30]。究其原因,中国高等教育成本中个人(或家庭)支付部分的上升,家庭经济约束与对子女教育期望、预期收益中的性别意识以及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传统社会分工中的性别因素,都成为制约女性接受高层次教育的原因[26]。不容忽视,尽管女性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机会受到众多不利因素的制约,近年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快速增加,其改善速度明显超过男性[31]。这一方面与过去几十年女性总体教育水平较低、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偏低有关,另一方面也间接地反映了较高教育程度对女性状况改善的客观作用。
五、教育状况的社会阶层差异
社会阶层是构成居民教育差异的另一重要方面。由于阶层划分贯穿于整个社会,又通过代际传递影响着几代人的教育状况和社会流动,因而,目前考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教育差异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这些研究多数以Bourdieu、Blau-Duncan等人的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为研究框架,采用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权力、家庭收入等变量来测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其所属的社会阶层,从而考察家庭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资源拥有状况对子女教育机会、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的影响。
这些研究指出,在不同教育阶段社会阶层具有不同形式的影响。在基础教育阶段,社会阶层对子女教育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就读学校质量和失(辍)学风险的差异中。在多数农村地区,社会阶层对子女教育的影响突出地反映在失辍学风险的差异中[32]。在城镇地区,社会阶层的影响则更多地反映在子女教育质量的差异中。较高阶层的子女进入重点高中的可能性更高、升入大学的机会更大[33~35]。与之相对,较低的社会阶层的子女在义务教育以后继续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较低,且多数流向了教育质量相对较差的中等职业教育[36]。在高等教育阶段,家庭社会阶层通过影响子女学习动机、学习成绩、学习环境、教育资源以及家庭对学费的支付能力,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子女能否进入高等院校,进入重点院校或普通院校、公立院校或民办院校的机会,并对其教育结果(如毕业就业状况)产生分化作用[37~39]。其中,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接受高层次的公办高等教育影响更为明显,经济资本对子女接受民办高等教育的机会影响较大 [40]。近年来,受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与收费改革的影响,在高层次院校中,社会阶层的影响有扩大趋势,而在低层次的高等院校,家庭社会阶层的影响明显缩小[41]。
此外,不少研究考察了中国近几十年来家庭社会阶层对子女教育的作用机制及其变化特征[42~43]。这些研究表明,中国社会阶层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20世纪四五十年代家庭社会阶层对子女教育的影响较为明显,主要反映为家庭成分与父母职业的影响;此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阶层的影响经历了显著的下降过程;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分层的演变,家庭社会阶层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又开始快速上升[44]。这一时期,家庭社会阶层的作用从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传统的分层指标逐步转向包括父母的管理地位、职业、家庭收入等经济与社会资本,以及父母教育程度、价值观等文化资本在内的多元影响体系[45~48]。
六、小结与讨论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居民的教育状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受社会、经济、文化与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城乡之间、不同地区、民族、性别以及社会阶层的居民在教育机会、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中仍存在重要的差异。针对这些差异,现有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促进教育大众化的重要政策建议:(1)加大公共教育投资力度,在基础教育与中等教育阶段,尽可能实施标准化办学,缩小教育质量的城乡、地域差异;(2)重视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结合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生产需要,拓展职业教育类型、提高其办学质量,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适应居民教育需求的、实现教育大众化的重要选择;(3)合理化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设置、提高其教学质量,从根本上改善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状况。
综上所述,既有关于中国居民教育均衡问题的研究,为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居民教育状况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证资料,为促进中国居民教育均衡发展、社会流动公平合理进行提供了重要的对策建议。然而,现有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空缺与不足,有待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借鉴与完善。
首先,现有多数研究或依赖宏观统计汇总数据,研究入学率、升学率、失(辍)学率等教育指标在城乡、地区、民族之间的差异,或运用小范围的局部微观调查数据,考察相关教育差异的状况特征。现有的微观调查研究成果仍相对零散与独立,缺乏比较与综合。宏观层面的研究,缺乏对相关问题具体结构特征的揭示,对相应现象的成因解释也难以深入全面。考虑到宏、微观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各自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后的研究应当注重结合不同层面因素的综合考虑。其次,现有辍学研究中对于社会、文化(如打工潮)等重要因素的考察主要停留在定性层面,相关因素的重要程度以及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缺乏实证检验。这样,面对“两免一补”政策实施后不少农村地区出现的失(辍)学率反弹的现象,现有研究难以给出系统有效的解释。这一研究现状对未来研究中综合考察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提出了重要的课题。再次,现有关于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机会的研究,多数以高等学校在校生为调查对象,研究特定时点在校生中不同家庭背景的差异。这种研究难以考虑未上大学者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对教育差异成因的深入理解,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具体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最后,不少研究指出,性别、城乡、社会阶层等因素对教育均衡存在重要的交互作用。进一步考察这些因素的交互效应对全面深入地理解教育非均衡问题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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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Studies o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mong the Chinese Population
NIU Jian-l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China has observed rapid education development during the recent few decades.Meanwhile,educational inequality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social problem.This article reviews recent literature on the unequal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educ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China,across various Chinese regions,ethnic groups,genders and social classes since the 1970s.Built on the existing findings,this study provides thorough knowledge for a synthetic framework in future research,and it also points to rich evidence about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hich will throw further light in developing successful policy and social support.
Key words:education;inequality;region;gender;social class
[责任编辑 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