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狗骨头

　　“花光32年薪资、把家堆满大师名作、没钱也要搞收藏的上海教师”——不动声色地做了20年当代艺术创作后，这是艺术家施勇第一次出圈的标签。
　　在这条阅读量10万 的“一条”公号推送下，有读者建议他小心楼上漏水。施勇听后只是笑。不过，一个足够吸引人的标题，的确让他走在大街上开始被陌生人认出来，尽管也许和艺术没太多关系。
　　比起20年前，艺术圈确实已经太不一样了。千禧年左右，整个行业刚冒出一点发展的苗头，国内开始出现专业画廊，1998年，35岁的施勇第一次被画廊代理。提交艺术创作方案、参展、打飞的穿梭于各个国家，他曾经无比羡慕、想都不敢想的事，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逐渐多得让他生厌。
　　后来他想，约莫2002到2007年，国内艺术圈就像上海夜空里那些高层建筑的灯光一样永远不知疲倦。所有人都被裹挟着，不自知不自觉地往前赶，他是其中一员，并未能置身其外，只是一边经历着，一边抽身俯瞰。
　　抽身而出的瞬間十分日常，比如在小区花园里看别人遛狗，一根玩具狗骨头扔出去，狗便紧盯骨头飞奔而出，又摇头摆尾地叼回来。
　　那个景象在施勇脑中停留至今。那根狗骨头，最终在2002年的装置艺术作品《月色撩人》里，被他做成了一根巨大的闪着红光的狗骨头形状装置，骨头前是穿着西裤的两条巨大的腿，又像趴着向前撑地的一双手掌，似站似跪。
　　那根骨头，有时在场、有时不在，贯穿了那个时期施勇的大部分作品。展览，展览，还是展览，在烦躁中，施勇干脆做了一个吐露心声的作品：2006年，他用PS做了一系列几可乱真的假图，名为《抱歉，2007年卡塞尔没有文献展》（卡塞尔文献展是全球艺术界最重要的展览之一）。当然，2007年一切展览照常进行，但没有人想到，作为艺术家的施勇真的停下来了。
　　这一停就是八年。从2007到2015年，除了偶尔延续先前的一些创作外，施勇更多地退居幕后，服务于另一个身份——香格纳画廊艺术总监。从艺术家变成从业者，看似典型的“半途而废”，但他竟出人意料地适应，并在八年悬置后以艺术家身份重出江湖，像被激活了一般，甚至更加高产。
　　“通常，人们总会把一个人的坚持看成是一个理想化的东西。但我已经不想被坚持控制，不想被这种教条的东西控制。喜欢就做，做不下去就做其他事，来来回回，我现在反而发现这个方法对我很有效，变成一种比较自然的、适合我的方式。我不相信‘坚持’。”

放弃与转向

　　这不是施勇人生中的第一次放弃。早在1992年，刚获得中国油画年展优秀奖的施勇，在自己最后一张油画的框边扎上了两排钉子，原因是“太惯性、腻味了”。
　　那张画叫《最后一次古典式的礼拜》，作于1990到1991年，是28岁施勇的自画像。画里的年轻人单掌反手放在胸前，整体风格受意大利基里科和卡洛·卡拉创立的形而上画派影响，处理方式很中世纪，背景用偏亮的色调突出，人像在前却蒙上阴影。
　　扎钉子的意思是决裂，与传统绘画告别。恰好拿到了奖，施勇自认在传统绘画道路上已经证明了自己：“不画了，我要去争取我新的东西了。”

　　在那张画上补了几笔，就此结束，直到现在，施勇再没画过一笔。近来偶尔需要为装置类艺术作品上色，他拿起笔的手竟有些颤抖。那时他已从上海轻工高等专科学校美术设计系毕业六七年，自从1981年入学，尝试先锋艺术的念头就浮现了，只是一直局限在绘画媒介上。他始终记得一次在水乡写生时，他和同学把各种可充当颜料的材料混在一起，油画颜料、蜡、沙子甚至料酒，身边所有可用之物都一股脑倒进去，如同调制鸡尾酒。他们戏言自己是“鸡尾画派”，还设计了“鸡尾徽章”。
　　对生于1963年的施勇来说，这在当时已是极大的叛逆。从小画宣传画，他被称赞最多的是“画得真像”，接受的是苏联式的绘画艺术观念;后来知道了达·芬奇，暗下决心要成为达·芬奇那样伟大的画家——他莫名的信念部分来源于，他和达·芬奇一样是左撇子。读美术设计系时正值80年代，改革开放与先锋思潮风起云涌，毕业一年后，“85美术新潮”兴起，刚毕业的施勇只是旁观者，心里却无比羡慕。

　　那时施勇被分配到一个胶鞋研究所，整天在办公室里画自己的画、不务正业，开始看《中国美术报》《江苏画刊》《艺术家》，接触西方现代艺术。办公室里有做鞋模的蜡，他用来捏自己的作品，领导一看到就摇头，“小施啊……”可到头来施勇依旧我行我素，两年半时间，没设计过一双鞋，直到终于被调到华山美校，做老师教设计。 　　他自认并不是一个好老师，但留恋高校的自由，一待就是35年，直到今天。回头看，90年代和他同期、较早在国内开始做实验艺术的人，几乎没有全职艺术家，多半都仰赖于高校、报社这样相对自由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保底。
　　1991年告别传统绘画后，施勇每天的生活变成了看书、聊天。他一知半解地读着罗兰·巴特、德勒兹、福柯、海德格尔和结构主义哲学家……直到20年后，人们在他的作品里看到了某种暧昧、神秘的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迷恋，源头多半要追溯到这段时光。
　　但在当时，刚刚扔下画笔、毅然踏入实验艺术圈的施勇没有想那么多。靠着一股子年轻人无知无畏的热情劲儿，从不计划未来。1993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件装置作品《切割、立起、然后填充》——施勇试图描述和阐释作品，而十分钟后，我依然对它的概念和手法感到一头雾水，言语间只听得“感光材料”“碎片”“填充”“影体”“崩塌”之类的词，直到看到照片时才恍然：施勇在立体空间里做出了“影子”的形状。

悬置的八年

　　施勇的作品的确晦涩难懂，这点连艺术家本人都不得不承认。
　　总有人问他：做艺术总监，怎样影响了你如今的艺术创作？他的回答总是模棱两可：有，也没有。
　　悬置的八年并未从本质上改变他的创作。他近两年的作品，比如切割一架钢琴，分解成棱角分明的部件，毫无秩序地散落展厅一地，再有几片零件不翼而飞——这叫《将一只（）鸟从一座塔的塔顶放掉》，让人摸不着头脑;拆解汉字的笔划，把每个字重新组合成围合形状，各自孤立，像一个个不规则的多边形孤岛，不经解说完全认不出来——这叫《施勇的全球化》……
　　好在施勇是一个少见的愿意配合的艺术家，也乐于向观众解释自己的创作意图，随和得让人很难把那些晦涩作品和他联系在一起。2021年5月，在重庆当代美术馆的“缝合”展开幕式上，瘦高、齐肩长发的施勇作为代表艺术家上台发言，随后又带着所有人看展、讲解自己的作品。解答问题时，他的双手总是交叉叠放在身前，身体前倾、随着倾听的节奏点头摇晃，然后推推眼镜一五一十地作答。
　　施勇的配合度之高，与八年的艺术总监工作不无关系。在香格纳画廊，他主要的工作就是与艺术家沟通布展细节，负责把控画廊展览作品的位置关系、整体场地空间效果，因此少不了和各种艺术家、策展人打交道。“每个艺术家的出发点、性格、擅长的语言方式很不一样。”他总结出，艺术家对布展的态度大体上分为三类：
　　第一类佛系、心大，完全不管，把现场全权交给艺术总监负责，比如他的多年好友丁乙;第二类是需要探讨沟通的类型，比如杨福东，对方会问“你觉得这行吗”，实际意思就是“我觉得挺好，希望你也说行”，只不过确实有不同想法时，施勇才会试探着和对方分享自己的看法，分条列点地举出理由，交由对方抉择;最后一类则是艺术家有想法，要完全顺着对方来。

　　“当艺术总监后，我看问题的视角也有改变，会从更大的角度找寻一种平衡。”施勇说。
　　“但回到艺术家身份后，会更多地考虑市场和受众吗？”我问。
　　“也不会。艺术家不会太考虑受众吧，要考虑的是走在自己的前面，走在自己的背面。”
　　或许可以佐证这句话的是，2015年重新以艺术家身份回到公众面前时，施勇依旧保持着他的晦涩语法。2015年，环境装置作品《让所有的可能都在内部以美好的形式解决》是一场“关于空间、物料和语言的控制与被控制的游戏”，艺术家把一段私人秘密用铝条嵌压隐蔽了起来;2017年，他切割了一辆汽车，最后成了作品《规则之下》;2021年5月在重庆当代美术馆，施勇切割了一架钢琴，面对散落一地、被切割的钢琴部件，他向人们解释，这就像一个谋杀案的案发现场，而零落的部件正如侦探破解谜题的线索，若再往展厅楼上搜寻，还能意外发现逃逸场外的线索。
　　有朋友开玩笑说，施勇是概念艺术家，他的一切作品都围绕着预设的概念;但对施勇来说，这些看似抽象的概念与艺术呈现，全部与现实发生关联，哪怕抽象至极的“切割”。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施勇会告诉你：“切割”行为，是他选择进入这个世界的语法。
　　“对我来说，切割任何东西都像是切割身体。”
　　“被切割、分化、归类，人变成一个标准化零件，变成无主见的个体，无痛感、麻木，用漂亮的收口来解决伤口。”
　　这是施勇悬置八年后，从现实中得到的一些体悟——每个人都是“被控制之物”，被思想、语言、欲望等许多无形的事物决定着自身，在严格意义上无能为力。
　　他自己也未能跳脱其中，只能在语法世界里思考逃逸的可能性与出口。施勇因此痴迷于充满可能性的语言世界，痴迷于语言的迷宫、谜语、推理、密码式的逻辑，也毫不意外地，他会被翁贝托·埃科《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所吸引。埃科在书里写，“有些东西在这里消失，在那里呈现。”这些语义暧昧的句子让施勇着迷，最终又成了他作品的氣质。

缺陷

　　回望先前的作品，施勇反而觉得，这八年没有中断，曾经的那些线索，有些或许已然随着时间流逝、失效，比如90年代末的“新形象系列”，但那些真正重要的命题被筛出、留下，有些甚至能穿越时空，重新与当下的现实共振。
　　近两年，他开始对“缺陷”这个词语着迷。 　　2021年6月，在上海外滩边的CEF实验影像中心，施勇向来宾解释《施勇的全球化》这组作品时，开口第一句便是坦白自己对“缺陷”的思考：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在他看来正是这個世界潜在的缺陷，猝不及防地暂时中止了曾经频繁的国际旅行，那些笔画围合成的孤岛形状，就像疫情中各自隔离的人与地区。
　　对缺陷的思考早在疫情之前就已开始。四年前切割汽车时，所有零部件都被他用金属切割机割开。那时他关注的是控制的规则，是完美的语法，但唯有两件东西，他无论如何也切不开：一样是硬度极高的车轴，另一样是残留在油箱里的焦黑汽油。
　　那时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规则之外的障碍，一个艺术创作上的瓶颈。作为一个“概念艺术家”，切割的语法已然制定，他本期待完美执行。可遇上不能切割之物，便是规则里有了缺陷。
　　卡在瓶颈里时，焦虑无可避免。施勇习惯的方式依然是，暂时先悬置焦虑。
　　悬置问题的时间里，施勇有一天突然意识到，“也许缺陷是一个未来形式，它可以颠覆我们现在的语法，颠覆式松动或者瓦解这个所谓的‘语法’，让人从一个得意洋洋但却是死胡同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于是，他重新把视线转向了“缺陷”本身。他把汽油封闭在一个单独的皮管里，嵌入墙中，汽油依旧在流动，却被悬置了起来，每次看到，都像在提醒他不完美和缺陷的存在。
　　后来施勇仔细想，或许早在他1995年的实验性装置作品里，已经嵌入了“缺陷”，某种破坏原有规则的不稳定因素。当时他参加了一个艺术展的策划，“以45度作为理由”，没有经费、没有展览场所，策展人的确是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告诉他们随便在什么地方、随便用什么方法，做一个作品、拍照，最后汇总印一份册子，这就是一个艺术展。
　　施勇想，那在家做是最省钱、最好的。于是有了《扩音现场：一个私人空间的交叉回声》，他在家里的每个房间同时放上麦克风和扬声器，通过公放，不同房间里的声音互相干扰，24小时开着，就这样住一个月，哪怕朋友来借住也一样。最尴尬是上卫生间时，客厅、卧室的音箱实时同步，隐私全无——“其实我现在想想，我嵌入的就是一个缺陷，这种缺陷使房间的对应性关系被瓦解，整个原来完美的安全性都被打破。”

平衡

　　缺陷里藏着艺术创作的契机。意识到这点后，施勇开始主动寻找缺陷，尝试产生缺陷的各种可能。在工作室里不小心踩到一块不稳的板子，刹那间的趔趄，是由于水泥地面上一块小小的异物，这是缺陷，也足以让他构想出一个新的点子：
　　以此为原型，设计一个大型平衡器，人可站在上面，但平面一旦失衡，就会发出高频声，同时在信号干扰器下手机信号慢慢消失;直到找到平衡，声音便会立马消失。
　　这个至少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找到平衡的大型艺术装置，2020年10月作为“露台计划”的一部分，出现在了法国领事馆的花园露台上，施勇将之取名为《谨慎！你的介入将对其产生影响，也对你产生影响》。这件作品尤其引起了外交人员的共鸣，每到周六下午的开放时间，连周边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也会带人来参观，人们三两成群，一组一组地站上去实验，小心翼翼地移动，试图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他们告诉施勇：“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只有一次，一个小孩站上去，无论怎么跑跳，装置都很安静。施勇设定感应的重量，是以成人体重为标准的，旁人以为装置坏了，问施勇，他说：
　　“因为小孩不会搞坏这个世界。”
　　施勇今年58岁，还有些他自己也尚未能懂的冲动，比如用素描本和铅笔抄写《福柯的最后一课》，全部抄在一页纸上，抄满又擦去，在原来的痕迹上继续抄，继续叠加，像一个强制的仪式。他会记录下每次抄写的时间、起止行数：第一次开始于2019年2月2日晚上9点12分，疫情隔离期间;第52次开始于2021年6月20日，正是《施勇的全球化》开幕的前一日。
　　每次擦去笔迹，施勇把扫落下来的铅笔屑全收在一个小小的透明塑料圆盒里，盖子盖好、用透明胶封上。抄过的内容一点也不记得，素描本的纸张却已经快被擦烂了，留下的这小半盒铅笔黑屑，他说，大概是哲学的头皮屑吧。
　　那幅年轻时与传统绘画告别的自画像，依旧挂在他工作室的墙上。朋友曾提出要买，施勇笑着说不卖，自己又不是个靠卖画为生的画家。
　　画里28岁的施勇，单手放在胸前，像在拒绝、又像在推开，仿佛正在用不知何所往的目光，看向58岁依然自认年轻的自己。穿过30年的时光，反反复复搁置又重启，经过各种迷人又可怕的意外与偶然，曾经那个想成为达·芬奇、成为基里科、成为伟大的某个“别人”的年轻画家，终于还是成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