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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并特别强调要“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当前，首都“文化经济方兴未艾”。发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代表国家争取世界文化话语权，要求我们进一步研究首都城市功能性质，研究首都转型发展的制约条件和比较优势，走文化经济发展之路。
文化经济是什么
文化经济是以人文精神为先导，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经济。狭义上的文化经济，是指专门生产文化产品的经济活动，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而随着文化因素向其他领域的渗透，一些本来不是文化产品的产品中，文化创意元素不断增多，成为文化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表现为两种趋势：一是经济文化化的趋势，即经济生产和消费由物质形态向文化观念形态转移的趋势；另一种是文化经济化的趋势，即文化生产和创造向商品化、产业化的趋势发展。前一种趋势表现为：在产品和服务中，文化心理和创意元素越来越多，产品的使用价值逐渐从实用向艺术审美化方向发展，比如“苹果”手机等，其中物质消费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文化观念的消费；后一种趋势则表现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生产和消费已逐渐从公益性的事业向非公益性的产业转化，比如“美国大片”等，文化观念成为商品化、产业化对象。
从历史发展看，文化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当社会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再成为全社会成员的重负，可以由少数人完成时，更多的人就能够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思想文化观念产品的生产和创造活动。随着物质生产水平提高，进入“过剩经济”、消费型社会的时代，文化经济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文化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创造新文化产品的同时，不仅不会带来原有的文化资源的消耗和丧失，而且还会增加原有文化资源的含量。经济越发展，文化产品越多，累加的可供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就越多；而文化资源越是丰厚，发展的潜力就越大，也会促进经济发展。因此，一个社会能否快速发展，一定意义上取决于这个社会对其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创新程度。从1985年著名学者于光远预见性地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以來，在北京、广东等省市开始的以文化产业带动的文化经济的初步实践，再到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提出的“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的生动比喻，文化经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国家和首都在经济整体转型发展方面的长期性，相比发达国家和一些世界城市，我们在文化经济的发展上仍有很大的差距。
世界发达国家普遍走上了文化经济发展之路
在后工业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走上了文化经济的发展之路，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均经历过危机转型的成功实践，突出表现在上世纪石油危机之后大幅度地调整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在转型中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文化经济的取向。考察欧美日本等国家的文化经济发展之路，有几个突出的共性。
在文化政策中，从艺术及意识形态目标转向经济文化交融并重的多元目标体系。20 世纪早期，欧美等国家的文化政策服务于艺术及意识形态领域。英国政府曾将文化仅定义为“艺术”的狭窄领域。工业社会中，工业、科学技术、贸易、就业是国家公共政策的中心，文化艺术只是政策资金资助的对象，因而处于次要边缘的位置。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艺术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并显著影响国家软实力提升，文化政策转向经济文化交融并重的多元目标体系，并从国家宏观管理和公共政策的边缘进入中心。
在组织管理中，构建文化与经济、科技融合的运行体制。西方文化政策从孤立、机械的科层管理走向有机、合作互动的模式，其标志是为文化发展确定方向的公共部门、社会团体、非营利组织、企业及个人组成复杂的文化治理网络，参与互动，并影响文化政策选择与实施。英国是其中的典型，通过促进政府、私营机构和非营利团体及个人合作互动，在文化管理上形成了能联合各相关部门和组织的大文化管理机制和管理体系。
在经济发展中，以文化经济致力于转型复兴。美国自20 世纪70 年代、欧洲各国在稍后的80 年代普遍面临城市经济的结构性衰退。美国率先采取以文化推动城市经济复兴的策略，其成功经验影响到其他国家。各国及传统工业城市纷纷提出经济复兴和旧城更新计划。如1977 年英国政府发布《内城政策》白皮书， 提出以文化为主导的城市更新策略，此后多次发布研究报告和产业规划，并通过筛选项目及投资决策推荐，推动创意产业发展和城市经济转型。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形态，一言以蔽之，技术创新等是手段，文化经济才是其真正内涵。
在国家战略中，以文化经济服务于国家形象和软实力提升。欧美各国普遍重视以文化输出传播本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提升国家形象和文化影响力。在政策工具、手段选择上，通过体现国家战略选择的领导言论和官方文献，如发展规划、产业规划、国家政治、外交政策等定位性政策将文化和文化经济纳入国家战略，为发展文化经济、提升软实力提供了宏观动力。1996年，日本正式提出了《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美国把文化作为实现“经济帝国”与“文化帝国”梦想的重要战略工具。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夫曾宣称：未来的世界文化一定要以美国文化居于支配地位。
国家和城市的转型发展需要文化经济
发展文化经济是推动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源。
与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理念一致，发展文化经济本质是发展观的重大转变。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观念和路径面临深刻危机。在经济方面表现为盲目追求GDP增长，“资源无价、环境无限、消费无虑”的思想观念带来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恶性循环的发展方式；在社会方面表现为消费主义造成资源浪费，过度消费使得社会财富分配更加不合理，也引致深层次的价值信仰危机，制约了人的全面发展；在文化方面表现为传统文化价值观式微，主流价值体系解构、弱化，大众文化存在低俗、庸俗和媚俗的消极倾向。这一系列问题也是首都发展正在和将要经历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人口资源环境等迫在眉睫的压力，除了实践中的倒逼，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来超前谋划。 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也是文化的变迁和转型。从文化经济发展来看，经济中文化要素（人文精神、文化理念等）的增多，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向和增长方式的质的转变；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增加，意味着物质资源消耗的减少；人文价值取向渗透到经济发展之中，意味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意味着人类资源观从物质资源向精神资源的重大转变。因此，发展文化经济，实质上是发展观念的转变，更是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的有效路径。
发展文化经济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可操作路径。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要多从文化经济上寻找出路。在生产方面，文化经济的特点就是自然资源消耗少和环境污染少，而附加值高，这一特点决定了文化是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理想选择。在消费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我们认识到了过分依赖出口的风险，而我国13 亿人口的大市场就是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动力和出路。无疑，文化消费是改善居民消费结构的必然选择。对城市来说，发展文化经济将催生新的盈利模式，国外发展文化经济的成功经验，国内先期發展文化经济取得的可观成效，已经在经济增长上给予了发展文化经济的美好预期。对群众来说，民生幸福的内涵已不仅仅是丰富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包括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文化经济的繁荣发展将是民生幸福体系的题中之意。对于首都来说，目前经济转型中呈现出的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与短期增长动力不足相叠加、旧的增长惯性依然存在与新的平衡尚未形成相交织、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愈加显现等特点，以及首都“三个中心”、“四个服务”等功能职责定位，使我们在思考北京经济的功能和使命、思考产业的升级方向和成长空间时，必然将目光越来越集聚于文化经济。
发展文化经济是掌握文化话语权的必要手段。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属性、功能、效益的“二重性”日趋凸显，表现为“两种属性”，即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产业属性；“两种功能”，即教化育人功能和经济创富功能；“两种效益”，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前，西方国家利用“美国大片”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产品的倾销，无形中带来了国家的意识形态、民族的文化根脉的削弱、消解，也由此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思想领域的“认同危机”。这种“认同危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危机； 二是民族缺乏文化自信；三是生活方式趋于被西方消费主义塑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文化的二重性，使得我们解决这些危机同样要从发展经济入手，通过推动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塑造民族文化自信，摆脱发展中的认同危机，掌握文化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通过发展文化经济，提高文化生产力，丰富文化产品，代表国家争取世界文化话语权，是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的应有之义，更是一种责任担当。
（作者：王强，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蔡兵，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文化教育处处长；李志高，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文化教育处干部）
责任编辑：魏晔玲
文化经济是什么
文化经济是以人文精神为先导，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经济。狭义上的文化经济，是指专门生产文化产品的经济活动，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而随着文化因素向其他领域的渗透，一些本来不是文化产品的产品中，文化创意元素不断增多，成为文化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表现为两种趋势：一是经济文化化的趋势，即经济生产和消费由物质形态向文化观念形态转移的趋势；另一种是文化经济化的趋势，即文化生产和创造向商品化、产业化的趋势发展。前一种趋势表现为：在产品和服务中，文化心理和创意元素越来越多，产品的使用价值逐渐从实用向艺术审美化方向发展，比如“苹果”手机等，其中物质消费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文化观念的消费；后一种趋势则表现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生产和消费已逐渐从公益性的事业向非公益性的产业转化，比如“美国大片”等，文化观念成为商品化、产业化对象。
从历史发展看，文化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当社会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再成为全社会成员的重负，可以由少数人完成时，更多的人就能够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思想文化观念产品的生产和创造活动。随着物质生产水平提高，进入“过剩经济”、消费型社会的时代，文化经济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文化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创造新文化产品的同时，不仅不会带来原有的文化资源的消耗和丧失，而且还会增加原有文化资源的含量。经济越发展，文化产品越多，累加的可供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就越多；而文化资源越是丰厚，发展的潜力就越大，也会促进经济发展。因此，一个社会能否快速发展，一定意义上取决于这个社会对其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创新程度。从1985年著名学者于光远预见性地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以來，在北京、广东等省市开始的以文化产业带动的文化经济的初步实践，再到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提出的“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的生动比喻，文化经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国家和首都在经济整体转型发展方面的长期性，相比发达国家和一些世界城市，我们在文化经济的发展上仍有很大的差距。
世界发达国家普遍走上了文化经济发展之路
在后工业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走上了文化经济的发展之路，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均经历过危机转型的成功实践，突出表现在上世纪石油危机之后大幅度地调整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在转型中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文化经济的取向。考察欧美日本等国家的文化经济发展之路，有几个突出的共性。
在文化政策中，从艺术及意识形态目标转向经济文化交融并重的多元目标体系。20 世纪早期，欧美等国家的文化政策服务于艺术及意识形态领域。英国政府曾将文化仅定义为“艺术”的狭窄领域。工业社会中，工业、科学技术、贸易、就业是国家公共政策的中心，文化艺术只是政策资金资助的对象，因而处于次要边缘的位置。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艺术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并显著影响国家软实力提升，文化政策转向经济文化交融并重的多元目标体系，并从国家宏观管理和公共政策的边缘进入中心。
在组织管理中，构建文化与经济、科技融合的运行体制。西方文化政策从孤立、机械的科层管理走向有机、合作互动的模式，其标志是为文化发展确定方向的公共部门、社会团体、非营利组织、企业及个人组成复杂的文化治理网络，参与互动，并影响文化政策选择与实施。英国是其中的典型，通过促进政府、私营机构和非营利团体及个人合作互动，在文化管理上形成了能联合各相关部门和组织的大文化管理机制和管理体系。
在经济发展中，以文化经济致力于转型复兴。美国自20 世纪70 年代、欧洲各国在稍后的80 年代普遍面临城市经济的结构性衰退。美国率先采取以文化推动城市经济复兴的策略，其成功经验影响到其他国家。各国及传统工业城市纷纷提出经济复兴和旧城更新计划。如1977 年英国政府发布《内城政策》白皮书， 提出以文化为主导的城市更新策略，此后多次发布研究报告和产业规划，并通过筛选项目及投资决策推荐，推动创意产业发展和城市经济转型。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形态，一言以蔽之，技术创新等是手段，文化经济才是其真正内涵。
在国家战略中，以文化经济服务于国家形象和软实力提升。欧美各国普遍重视以文化输出传播本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提升国家形象和文化影响力。在政策工具、手段选择上，通过体现国家战略选择的领导言论和官方文献，如发展规划、产业规划、国家政治、外交政策等定位性政策将文化和文化经济纳入国家战略，为发展文化经济、提升软实力提供了宏观动力。1996年，日本正式提出了《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美国把文化作为实现“经济帝国”与“文化帝国”梦想的重要战略工具。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夫曾宣称：未来的世界文化一定要以美国文化居于支配地位。
国家和城市的转型发展需要文化经济
发展文化经济是推动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源。
与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理念一致，发展文化经济本质是发展观的重大转变。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观念和路径面临深刻危机。在经济方面表现为盲目追求GDP增长，“资源无价、环境无限、消费无虑”的思想观念带来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恶性循环的发展方式；在社会方面表现为消费主义造成资源浪费，过度消费使得社会财富分配更加不合理，也引致深层次的价值信仰危机，制约了人的全面发展；在文化方面表现为传统文化价值观式微，主流价值体系解构、弱化，大众文化存在低俗、庸俗和媚俗的消极倾向。这一系列问题也是首都发展正在和将要经历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人口资源环境等迫在眉睫的压力，除了实践中的倒逼，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来超前谋划。 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也是文化的变迁和转型。从文化经济发展来看，经济中文化要素（人文精神、文化理念等）的增多，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向和增长方式的质的转变；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增加，意味着物质资源消耗的减少；人文价值取向渗透到经济发展之中，意味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意味着人类资源观从物质资源向精神资源的重大转变。因此，发展文化经济，实质上是发展观念的转变，更是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的有效路径。
发展文化经济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可操作路径。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要多从文化经济上寻找出路。在生产方面，文化经济的特点就是自然资源消耗少和环境污染少，而附加值高，这一特点决定了文化是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理想选择。在消费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我们认识到了过分依赖出口的风险，而我国13 亿人口的大市场就是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动力和出路。无疑，文化消费是改善居民消费结构的必然选择。对城市来说，发展文化经济将催生新的盈利模式，国外发展文化经济的成功经验，国内先期發展文化经济取得的可观成效，已经在经济增长上给予了发展文化经济的美好预期。对群众来说，民生幸福的内涵已不仅仅是丰富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包括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文化经济的繁荣发展将是民生幸福体系的题中之意。对于首都来说，目前经济转型中呈现出的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与短期增长动力不足相叠加、旧的增长惯性依然存在与新的平衡尚未形成相交织、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愈加显现等特点，以及首都“三个中心”、“四个服务”等功能职责定位，使我们在思考北京经济的功能和使命、思考产业的升级方向和成长空间时，必然将目光越来越集聚于文化经济。
发展文化经济是掌握文化话语权的必要手段。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属性、功能、效益的“二重性”日趋凸显，表现为“两种属性”，即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产业属性；“两种功能”，即教化育人功能和经济创富功能；“两种效益”，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前，西方国家利用“美国大片”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产品的倾销，无形中带来了国家的意识形态、民族的文化根脉的削弱、消解，也由此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思想领域的“认同危机”。这种“认同危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危机； 二是民族缺乏文化自信；三是生活方式趋于被西方消费主义塑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文化的二重性，使得我们解决这些危机同样要从发展经济入手，通过推动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塑造民族文化自信，摆脱发展中的认同危机，掌握文化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通过发展文化经济，提高文化生产力，丰富文化产品，代表国家争取世界文化话语权，是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的应有之义，更是一种责任担当。
（作者：王强，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蔡兵，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文化教育处处长；李志高，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文化教育处干部）
责任编辑：魏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