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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王鑫、王珀、尤可为、刘宏伟、许宏涛、杨旭、陆俊、黄俊杰、周伟新、贾秀全,以及中国足协原副主席南勇、杨一民和官员张建强、范广鸣等人相继落马,足坛的反赌打黑骤然升级为肃贪风暴,中国足坛迎来了人们热切期待的反腐高潮,揭出的黑幕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足坛的“毒瘤”并非一日生成,个中原因值得深思:为什么足坛会如此藏垢纳污?为什么个别官员、裁判、球员和俱乐部人员会如此肆无忌惮?
当然,如何彻底割除这颗“毒瘤”,让中国足坛走向新生,更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足坛反腐,雷霆出击!
2009年第4季度,中国的足坛反赌突然风起云涌,并一下子揭开了足坛假打、赌球、黑哨和官员腐败的盖子,涉案人员相继落马,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案件被披露。由此,足坛的丑闻犹如多米诺骨牌般“跌倒”在世人面前。
媒体称,从反赌、打黑再到肃贪,到目前为止,已经过了三个阶段,再到直指核心——虽然时间上并不一定如此,然而,演进的逻辑确实如此。
2009年10月19日,广州足协副秘书长杨旭被捕;11月6日,中国足协官员范广鸣被警方带走;11月16日,青岛海利丰队领队刘宏伟、武汉队前门将闫毅被拘留;12月15日,山东鲁能队前队长邢锐被捕;2010年1月21日,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南勇、副主席杨一民和裁判委员会原主任张建强接受调查,不久即被依法逮捕;3月15日,有“金哨”之称的陆俊以及黄俊杰、周伟新三名裁判被逮捕……
中国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韦迪坦承:“足协此前的腐败程度超出想象!中国足球职业化仅仅看到了钱的方面,但是足协管理方面做得太差了。让各方面都有了可乘之机,结果导致整个中国足球千疮百孔。”
被球迷称为“中国足球打黑第一人”的浙江省体育局原局长陈培德在评价当时的足坛现状时,更是称“它(指足坛)是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已经烂到了根”。
如今,反腐正处在进行时。4月4日,韦迪直言:“案情的调查还在推进、取证,可能还会有人被带走协查,或者批捕。”
其实,稍加回眸,就可以发现,这次对足坛的雷霆出击,是7年前即2002年足坛风暴的继续。大家都知道,当年那场风暴,其实被“人工流产”,最后“无疾而终”了。
这次的雷霆出击,司法强力介入,足协积极配合,在中国足坛可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必将给坎坷的中国足坛一个崭新的开局。
反赌——
这次对足坛的雷霆出击,是从反赌开始的。事实上,这次反赌也即是依法打击商业贿赂操纵足球比赛,尤其是赌球的违法犯罪活动。
舆论称,2009年11月25日,将在中国足球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因为公安机关强力介入足球打假,并首次对外披露了足球假打的真相。
在这一天,公安机关有关人士称,曾担任过在新加坡注册的辽宁广原俱乐部总经理王鑫和陕西国力俱乐部原总经理王珀等人,因涉嫌利用商业贿赂操纵国内个别场次的足球比赛,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事实上,公安机关酝酿这次风暴,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2009年初,公安部根据国际刑警组织新加坡国家中心局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和有关请求,部署辽宁省公安机关协助调查王鑫在新加坡非法操纵足球比赛一案。专案组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当年4月在沈阳将王鑫抓获。
在调查王鑫过程中,专案组发现他还在国内通过商业贿赂等手段操纵个别场次足球比赛。警方顺藤摸瓜,由此揭开了席卷整个足坛的反赌风暴,并产生了令人震惊的连锁反应。
11月25日,央视“焦点访谈”披露了王鑫、王珀等操纵比赛赌球的黑幕。
王鑫被刑拘后交代了广州医药队与山西陆虎队打假球的细节:“当时王珀给我电话让去广州,通过山西陆虎助理教练丁哲他们跟广州足协联系,广州队给王珀一些钱,要让山西陆虎输掉这场球。”
2006年8月19日,中甲联赛第17轮,有“冲超”希望的广州医药队主场对阵山西陆虎队。王鑫、王珀为什么选择这场比赛?因为当时山西陆虎队没有升降级压力,而广州医药队很有“冲超”希望,很想拿到3分。实际上,以广州医药队的实力,取胜山西陆虎队并不难,但是为了稳妥起见,还是进行了幕后交易。他们通过中间人尤可为、钟国健找到了杨旭——他是当时广州医药队副总经理兼领队,被抓获时担任广州市足协副主席。
杨旭也因此涉案落网。杨旭交代,“这是他们当时主动跟我们联系,我当时把情况汇报给领导,领导认为还是稳妥点好,给20万以便确保这场球能赢下来,因为客场输了。”相关人士还透露,如果对手实力相当,且都有“冲超”希望,那么20万元就远远不够了。
确实如此,赛前王鑫、王珀等人放出风声,希望广州医药队来“买”这场球。随后两人主动联系了丁哲、杨旭等人。
“交易”谈妥后,王鑫随后便要求队员输球,不仅要输,还要多输,输出大比分。
为什么还要输出大比分?是他们不仅通过“卖球”收受贿赂,他们还想牟取更多的利益,即还在外围进行了赌球。也就是说,在策划广州医药队对山西陆虎队这场假球之初,王鑫和王珀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赌球。王鑫想对这场球押大球盘,所谓大球盘就是总进球数要在3个以上——结果,果然出现了1∶5这样悬殊的比分。身为山西陆虎队的主要领导,王鑫和王珀比赛当天却未到现场,而是去了东莞一个赌球庄家那里下注,因那个庄家那天没有开这场球,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国际赌博网站下注,押了十几万元——结果是每人赢了十几万元。
办案民警介绍,王鑫与王珀相熟,因此两人配合非常默契,且两人都担任俱乐部的领导,打起假球来得心应手。
不久,公安机关又下一城。他们在侦查王鑫一案时,发现时任成都谢菲联队副总经理的尤可为和董事长许宏涛,也涉嫌利用商业贿赂参与操纵2007年中甲联赛个别场次的犯罪线索。这样,尤可为和许宏涛即被依法逮捕,尤可为和许宏涛被捕后,青岛海利丰队原领队刘红伟也涉案被拘。
公安机关查实,2007年9月22日,中甲联赛成都谢菲联队客场对阵青岛海利丰队,当时正是前者“冲超”的关键时期,为赢得这场比赛,尤可为和许宏涛商议出钱“买”下这场比赛。
9月20日,成都谢菲联队到达青岛后,尤可为马上约见刘红伟,密谋打假球事宜。经协商,成都谢菲联队以数十万现金并免费让青岛海利丰队在其训练基地冬训一个月为条件,让青岛海利丰队在这场比赛中“放水”。比赛期间,青岛海利丰队通过违反常规换人等形式,操纵比赛结果。最终,成都谢菲联队以2∶0赢了青岛海利丰队。
事实上这几年,足坛的“毒瘤”还在不断恶化,咄咄怪事因此不断出现,到球员向自家大门疯狂吊射而达到登峰造极。
这事出现在2009年9月2日,中甲联赛青岛海利丰队与四川智谷队对阵,结果是在比赛最后5分钟,青岛海利丰队队员居然朝着自家球门疯狂吊射。
第二天,国内许多报纸即明确指出存在着赌球“嫌疑”。当时的媒体称,那场比赛虽然青岛海利丰队以3∶0击败了四川智谷队,但比赛最后5分钟的“表演”极不正常!报道说,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时,随着海利丰队杜斌的上场,场上风云突变,他的队友仿佛被打了一针强心剂,拼命向对手发起进攻。然后,在未能再进一球的情况下,海利丰球员却又突然疯了一样,朝自家球门疯狂吊射。
镜头1:海利丰队换上杜斌。上场前,杜斌接了个电话;上场后,他一边跑向自己的位置,一边向身旁的队友交待着什么。随后,海利丰队李明在中圈弧附近拿球,只见他抬头看了一眼场上局势,随即起脚吊门,但足球的飞行方向不是智谷队的球门,而是本方球门,也算门将牟鹏飞反应及时,单手将球托出。
镜头2:海利丰队后卫张天罡在中圈弧附近再次起脚射门,目标还是本方球门,不过球偏得很远。此时的牟鹏飞显得有些茫然,似乎不明白队友为何突然失去了方向感。
镜头3:或许是看到门将未明了“意图”,李明随后再次向本队球门“开炮”,这次他离球门更近,同时选择了更为稳妥地推射,而门将牟鹏飞也终于“懂”了,站在大禁区边缘,眼睁睁地看着足球以极慢的速度向球门内滚去,丝毫没有回追的意愿。不过,李明的“射门”最终擦着门柱滑出了底线。几名靠近边线的海利丰队球员脸上露出了遗憾的表情。
赛后,智谷队的一名球员说:“我听到他们在说,还要再进一个,否则就要输了这样的话。”
面对如此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众多球迷迅速“反应”过来:海利丰队是在赌球。
“海利丰队肯定是有人赌了球。”一名球迷赛后透露,“这场比赛庄家开始出的大球是2.5/3(即总进球数达到3,大球赢一半,达到4球以上才能全赢),且赔率很低,为1赔0.2至0.3之间。”也就是说,博彩者的大球投资回报率仅为30%左右。不过,当下半时海利丰队以3球领先后,大小球盘口迅速调整为3.5球,赔率是1赔0.8左右。
出人意料的是,到了当天下午4时42分,大小球盘收盘前,盘口仍维持在3.5球、赔率是1赔0.8,而正常情况下,这时候的大球赔率应该在1赔2左右。大球的超低赔付很可能是因为有大笔资金投注大球,一些博彩者不得不尽最大努力降低赔付。“我估计,海利丰队肯定有人追加了投注,所以必须还要进球,要不然赢了球还是会输钱。”这位球迷表示。
对此,有球迷愤怒地表示:“这假球打得也太嚣张了。”
然而,面对舆论的愤怒,海利丰队主帅蔡晟却辩称,“那是为了战术需要,我们在拖延时间”。
智谷队的看法就决然相反。赛后,智谷队主教练魏群脸色严峻地急步离开球场,并说:“作为一个足球人,很多事情我真的羞于开口,我只是希望中国足球能有一个公平、干净的环境。”
事实真相在这次雷霆出击中大白天下。
2010年2月,新华社报道称,有关部门查明,2009年9月2日青岛海利丰队客场对阵四川智谷队的赛前,现场督战的海利丰俱乐部董事长杜允琪即在一国际赌博网站下注,押本方球队赢。球赛进行到第70多分钟,海利丰队3∶0领先对手,胜局已定,杜允琪获利。此时,他又从电话中得知还可赌大小球(即场上进球总数发生变化为大球,不变化为小球),于是再次下注押大球,以达到既赢球又多赢钱的目的。
下完注后,杜允琪即通知球队助理教练周新,让事先违规把手机带进球场的队长杜斌与自己联系,随后向杜斌下达了“必须再进一球”的指令。杜斌上场时距比赛结束只剩下5分钟时间。
杜斌上场后即大声转告队友“进一个或放一个”。智谷队察觉后,随即全部退守本方半场防守。眼看比赛结束时间临近,海利丰队屡攻不下,情急之中的杜斌授意队员“自摆乌龙”。随后,海利丰队3名球员先后往自家球门射门,无奈最终海利丰队员未能完成杜允琪再进一球的“任务”。
事后,杜斌还险些被杜允琪开除出球队,其他3名参与球员的上场时间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目前,杜允琪和杜斌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2010年2月23日,中国足协宣布对涉假的3支俱乐部的处罚决定,广州医药和成都谢菲联俱乐部降级到中甲,而青岛海利丰俱乐部则被取消联赛注册资格并被罚款20万元人民币。
同时,国家队前队长、国青队前主教练贾秀全也在这场足坛反赌风暴中落马。据报道,贾秀全已经交代了诸多假球,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
打黑——
如果说,一些俱乐部官员和球员在利用比赛收受贿赂、赌球,那么,还有一些人也在“充分利用”比赛捞钱。这些人就是裁判。
2010年3月15日,韦迪证实3名涉案裁判陆俊、黄俊杰和周伟新已被批捕。
舆论因此称,“正义偶尔会迟到,但它永远不会缺席。”这是因为,2002年那次半途而止的打黑行动,让一些涉黑裁判逃过了牢狱之灾。
其实在中国足坛,裁判受贿已经是公开秘密,某些俱乐部一年的裁判专项资金高达数百万元。2002年本已揭开冰山一角,但最终只有龚建平一人被处理,多数裁判退回赃款后被既往不咎。龚建平当年被查证的“黑金”是38万元,而其他裁判退回2万至6万元不等,事实“并不符合那时的行情”。因此,当时的处理不仅没有遏制黑哨,反而让他们手段更加隐蔽。一些俱乐部此后迫于“潜规则”,不得不送钱以买公正;“黑哨”则有恃无恐,在比赛中使手段,吃了主队吃客队。
然而,该来的终于会来。
作为唯一执判过世界杯且有“金哨”之称的陆俊,还有周伟新,8年前就已上了媒体曝出的“黑哨”名单。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仍然是煞有介事并发展到不可一世的程度。
早在1998年,陆俊曾状告媒体“诽谤”,并被法院判胜且获得赔偿。
当年3月24日,羊城晚报社旗下的《羊城体育》刊登《“首尾”之战场外音》,文章直指当值主裁判陆俊在赛前收受客队大连万达俱乐部20万元贿赂款,以致在比赛中偏袒客队,致使主队广州松日队输球。该文是中国足球史上媒体首次报道裁判受贿,在全国引起轰动。之后,陆俊便状告羊城晚报社和《羊城体育》侵权。因时任广州松日俱乐部副总经理的利彪后来反悔,否认说过陆俊受贿之事,并拒绝出庭作证——就是利彪赛后当晚向记者曝料称陆俊赛前接受客队20万元贿赂,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因此判决《羊城体育》败诉。《羊城体育》被迫在报上刊登声明向陆俊致歉,并赔偿陆俊近10万元。
时隔这么多年后,当足坛打黑风起云涌之时,利彪终于站出来吐露了心声,尽管对当年事件的细节仍然讳莫如深。他说:“到俱乐部干了一段时间,最大的感受是人在足球圈没有尊严。俱乐部没有尊严,搞职业足球的人没有尊严。”为何会有这种感觉?他的回答是:“足协也好,俱乐部也好,彼此之间都没有给对方尊严。那时候,足协的人下来,下面的人得像伺候太上皇那样伺候他们,俱乐部没有尊严啊!”他还坦言“裁判把球队公平竞争的精神吹没了,把球迷的心吹寒了,把自己的腰包吹鼓了,把人的尊严吹没了,把中国足球的形象吹毁了,最后把自己吹进去了”。
那么,裁判又是如何“把自己的腰包吹鼓了”的呢?当时还“光环闪耀”的“金哨”陆俊曾向韦迪详细描述过吹黑哨的“诀窍”:“如果要在比赛中照顾甲队,那么在乙队连续进攻的时候,在不是很危险的地方吹几次甲队防守犯规。表面上看是向着乙队,其实吹罚对甲队更有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正常比赛判罚看上去都是照顾某队,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判给对方一个点球,这样也不会被发现的。”陆俊还说,裁判吹“黑哨”,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即使足协裁判技术委员会也很难找出问题,因为要找到确切的证据很难。
作为执判过世界杯的陆俊,吹“黑哨”的“业务能力”确实高过同行。一位圈内人士透露:“陆俊的哨子吹得太高了,他收了某一家俱乐部的钱,比赛的时候他很可能会适当地偏向没有送钱的那家俱乐部,有时候甚至是90分钟之内都是反着吹,但是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会吹一个点球,这样送钱的俱乐部名正言顺地获利,吃亏的俱乐部也只能瞪眼干吃哑巴亏。也就是说,他可能照顾你90分钟,但是补时的时候他一个哨子就把你整场比赛毁了。”而且,据说他只固定地吃某几家俱乐部的钱,这些俱乐部大多是财大气粗的豪门俱乐部,陆俊收了钱也会不露痕迹地把事情办好。“陆俊从来不直接收钱,他是通过某个亲属的一个公司来操作这些事,他本人非常谨慎,钱从不直接经过他的手,因此他才能不动声色达到敛财的目的。”
相对而言,黄俊杰要嚣张得多。圈内人透露,黄俊杰吹中超、中甲的比赛都是明码标价,“就拿中甲来说,一场平局他会收3万,一场胜利他要收5万,中超的比赛那更是成倍的增长了。黄俊杰一般都是事后收钱,如果比赛你打平了,你就给他送3万,如果赢了,你就送5万过去。”而且,黄俊杰的手法也没有陆俊那么高超,因此他在联赛当中引发的争议也比陆俊多得多。一位教练说:“你去查查吧,黄俊杰的比赛有争议的,媒体报道的就不下10场,他真的是太嚣张了,简直就是瞪眼睛胡吹呀。这么多年他收了多少钱,恐怕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了。”
当然,所谓的“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也只是一般而言。陆俊吹黑哨,就曾被“看出来”过。
2004年10月17日,国际队与申花队对阵。由于国际队认定对方球员有犯规的动作,而陆俊却放过了这个犯规。咽不下这口气的国际队总经理王国林在陆俊从休息室出来的时候当胸就是一拳。裁判被俱乐部的总经理殴打,这在中国足坛是第一例。事后,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陆俊收了黑钱没给人干好活,王国林‘骗子’两字寓意深长啊。”
同样挨过打的还有黄俊杰和周伟新。
据称,中超球队没有不恨黄俊杰的。他多年来在中超赛场的执法情况问题不断,几乎所有中超球队都吃过他的亏。有人说:“他被调查是早晚的事情,问题执判太多了,苍天有眼。”
2009年10月24日,广州医药队在该赛季最后一次亮相主场越秀山球场。由于黄俊杰执判不公,曾引发了场内外的一阵骚乱。
与中能队一战,广药队始终占据场上主动。黄俊杰在比赛中先是吹出了广药队的一个好球,继而在判罚尺度上完全失衡,对于中能队球员蹬踏、拉拽等故意犯规行为视而不见。第85分钟,黄俊杰吹罚广药队队员徐亮在一次拼抢中犯规。忍无可忍的徐亮随即对黄俊杰的判罚表示了不满,后者在对其出示完一张黄牌后,又匆忙将红牌掏出,直接将徐亮罚出场外。此时,对黄俊杰判罚强烈不满的广药队教练沈祥福再也控制不住,顺手抡起身旁的矿泉水瓶就准备扔向黄俊杰。后来,黄俊杰又对广药队的一球判罚,沈祥福几次想冲进场内与黄俊杰理论。
周伟新由于错判甚至引发球队罢赛和球迷冲突。
2003年3月24日,由于周伟新在陕西国力队对青岛颐中队的比赛中出现严重执判偏袒,西安球迷在赛后制造出重大骚乱。周伟新在尚未退离朱雀体育中心之际,被一个球迷从3米多高的看台上跳下来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数以万计的愤怒球迷同防暴警察之间发生了长达几小时的激烈冲突。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起球迷表达愤怒事件。
在2004赛季的中超联赛中,国安队客场挑战沈阳金德队。第79分钟,沈阳队张扬在北京队大禁区右路试图人球分过,在抹过身后的张帅时倒在禁区内,周伟新马上判罚点球,这一判罚引起了北京队的强烈不满,场上队员全部走回球队替补席边上,比赛被迫中止。
后来,足协也认定“周伟新在认定上有一定的错判,点球属误判。”周伟新被禁赛8轮。这也是中国足协有史以来首次公开宣布对裁判员的处罚决定。
然而,他在“复出”后的第一场执判中又出现争议。在2005赛季四川冠城队与重庆力帆队的比赛中,周伟新出现多次偏向冠城队的判罚,特别是在补时阶段,他还莫名其妙的送给冠城队一个点球,助其2∶1取胜。赛后,怒不可遏的力帆工作人员甚至要找周伟新算账,在众多保安的簇拥下,周伟新才得以安全走出体育场。同样是在2005赛季,力帆队在主场1∶2不敌上海申花队的比赛中,周伟新的执法再次引起力帆队的不满,他在吹掉了力帆队的一个进球后,又对申花队谢晖犯规在前的进球视而不见,而在下半时,力帆队本应获得的一个点球又被周伟新忽略。赛后,力帆老总尹明善怒向中国足协申诉,之后足协向力帆发出道歉信,承认周伟新的执判存在失误。
像这样的所谓“误判”,周伟新还有不少,他也因此被球员、俱乐部和球迷称为“问题裁判”,许多球员对周伟新的评价只有三个字——“太黑了”。
这个“太黑了”的“谜底”,也在这次足坛打黑风暴中揭开。韦迪明确表示,周伟新落马是因为在2004年的北京国安队罢赛的比赛中,他与某方有金钱交易。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有金钱交易”的,决不会仅仅只有一场两场。
确实够“黑”的了。
前不久,中国足球界的一位老同志揭露:“黑哨最泛滥的时候,一个裁判一赛季做完,弄四五十万跟玩一样。多的达到一百多万,比如某场比赛跟夺冠或保级有联系,那一场球怎么也得给裁判15万～20万。”圈内人士还指出,在2002年打黑时,裁判们已很少单独行动,一场比赛往往存在一个“黑哨裁判组”,他们共同收受贿赂、主宰比赛,分赃则采取“4222制”,即主裁判拿40%,两名边裁与第四官员各拿20%。
肃贪——
韦迪坦承,“裁判出了问题根源是在足协,因为足协是管理裁判的机构。”
事实确实如此。那几个裁判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就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人撑腰”
最近,足协人士说出了这样一段旧事:陆俊能在裁判界平步青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建强。张建强掌管裁委会工作后,大力扶植陆俊在裁判界的威信。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后被“咬”出来的,正是张建强。
这个张建强是怂恿裁判的“始作俑者”。就是他,在任期间“发明”了“派遣费”,将裁判到各地执判的开销摊派到各地方足协身上。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正是从那时开始,各类黑哨事件进入高发阶段。
利益链条也在这个时候逐步“成形”:俱乐部向裁判上贡、裁判给裁委会官员上贡,裁判一边应付上面一边与下面勾兑,贿金和“黑哨”抹杀了竞赛的公平公正。在这条利益链上,地位显赫的裁委会集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于一身,更可怕的是,他们还由此攫取了比赛胜负的决定权,并在足球各级联赛中反复滥用。
由于裁判的“作用”突出,“行情”也日涨。在1995赛季,裁判收俱乐部红包已是普遍现象,但裁判收受贿赂还“少则5000元,高则上万元”;而“到了98、99赛季,碰到关键场次的比赛,一场球就得给裁判送几十万元!”知情者称。
也是在张建强时期,业余裁判们开始意识到兼职的高回报,为了得到这一受贿且无人监管的机会,他们开始向裁委会要员行贿,以获取执判职业联赛和国际赛事的资格。因为裁委会的职能是聘任、选派、培训、考核、处罚裁判,包括对其进行晋级、注册,实际上就是裁判命运的主宰,张建强就成了裁判们的“天”。
除了受到裁判的“追捧”,裁委会也是俱乐部重要的行贿对象。“派遣费”最初是一千余元,通常由中间人或裁判转交裁委会,俱乐部适量地放大数目之后,就能起到“信息费”的作用,以换取裁委会选派哪名裁判执判自己比赛的信息。
张建强在裁判界“一手遮天”。
据悉,在张建强掌管裁委会那些年,他和裁判建立了许多利益同盟。利用这样的关系,每年在夺冠和保级军团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按照平均每年14家顶级俱乐部、每家俱乐部每年用于裁判的“专项资金”以平均80万元计算,一年的总费用就是1120万元。每年执判顶级联赛的主裁判大约40人、助理裁判大约60人,平均每人超过11万元。实际上,几乎每个主裁判每年都会向裁委会要员进贡,相关要员的获利在100万元以上。
某球队的总经理曾如是评价:“这个圈子太黑了。‘黑哨’黑还不可怕,关键是管理人员也是乌鸦一般黑。”
除了与“黑哨”形成利益链,并从中牟取不义之财外,足协个别官员还在其他渠道大肆捞钱。
足协联赛部前官员范广鸣收受贿赂就是典型一例。
据公安机关透露,2006年9月9日,中甲联赛第19轮,广东医药队对阵浙江绿城队,两队都有希望冲超,谁获胜将占据冲超的有利形势。为了能拿下比赛,广州医药俱乐部萌生了让对手“放水”的想法,时任副总经理的杨旭找到了好友范广鸣。范广鸣在被拘后接受采访时回忆了当初的情况:“当时杨旭直接找到了我,要我做球员工作,做对方俱乐部的工作。”对此,范广鸣一口答应,表示愿意帮忙联系,并马上与时任青岛中能队主教练的冷波联系,冷波又找到了山东鲁能队前队长邢锐,后者又找到浙江绿城原主力队员沈刘曦。沈刘曦与邢锐达成80万元的协议,邢锐向冷波要价100万元,范广鸣则向杨旭要价150万元,最终达成150万元的协议。这五人就编织了这样的一条利益链,通过电话沟通达成了打假球的协议。在一个一个环节的“要价”中层层加码,到了范广鸣那儿最为“黑心”。
比赛前,冷波、邢锐、范广鸣相约先后来到广州,范广鸣提出赛前必须先见到钱。于是,当他们住进某酒店时,150万元现金已经准备齐全。
比赛中,司职前腰的队长沈刘曦在队友的协助下,故意组织进攻不力,结果广州医药队以3∶2如愿以偿地赢了浙江绿城队。沈刘曦后来交代了当时打假球的过程:“当时我找了一个队友,是我们以前在八一队时一起踢球的,踢后腰,整个队的进攻组织主要由我们两人,我们稍微控制一下节奏,中场组织凌乱一点,攻到对方的次数就不会太多。”
比赛一结束,范广鸣等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分赃。冷波说,“赢了球,邢锐马上就来到宾馆,到楼下我就拿着100万给他送下去。他也没下车,把钱直接放车上,开车就走了。”范广鸣也交代:“剩的钱我们俩五五分了,当时我拿了25万。”冷波拿25万元。邢锐拿走的100万中,自己留下了20万元,沈刘曦又给了他3万元辛苦费,邢锐又以父母有病为名借了10万元,实际拿到33万元。沈刘曦最终拿到67万元。
范广鸣落马后,在接受采访时也“抱怨”说,假赌黑现象已长久存在,“多年前我们就已发现这个问题,作为管理者,我们用嘴要求比较多,而反赌的实际行动不够,采取的措施不够,管理力度也不够”,“足协的领导为什么不早点下力,彻底进行整顿?如果力度大一点,措施得当,中国足球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问题就在没有谁有心思“下力整顿”,中国足坛也终于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直到专职副主席南勇、副主席杨一民以及张建强这几条“大鱼”的落网——新华社2010年3月1日报道,3人因操纵比赛涉嫌收受贿赂犯罪已被依法逮捕。至此,我们也看到了惩治腐败、整顿足坛的坚强决心。
虽然有关机关目前还没有详细披露南勇、杨一民具体的涉案情况,但是仅从已经报道的部分内容,就让人感觉触目惊心。
媒体披露,南勇主要在两个方面存在问题:一是通过隐秘手段,使英国爱福克斯公司成为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名赞助商,并在这一过程中涉嫌受贿;二是利用职权,使荷兰人阿里·汉成为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
2006年,时任足协副主席的南勇只身飞到欧洲,神奇地为当年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拉到了一个冠名赞助商——英国爱福克斯公司。“我们没见过签约时的合同,好像很多人也不知道双方究竟是怎么签的,这事只有南勇一个人清楚。”很多足协工作人员都说,他们不但没见过合同,甚至不知道爱福克斯公司是如何被“请”来的。
根据合同,爱福克斯公司应向中国足协支付约6000万元人民币的赞助款。然而,中方最终只得到了约600万元,损失高达5400万元。实际上,爱福克斯公司与中国足协之间还有一个中介公司和一个中间人——名叫白川的比利时华人。爱福克斯公司支付给中方的款项不止600万元,但多出的部分去向不明。
据披露,早在2007年,时任足协专职副主席的谢亚龙就要求彻查爱福克斯公司,但南勇以对方正在筹款为由搪塞。
至于阿里·汉成为主教练(2002年-2004年)一事,据透露,这是南勇和白川早已商定的事。“他(南勇)去国外选帅时,第一站就是到(德国)斯图加特同阿里·汉见面,双方当时已经基本达成协议。为了掩人耳目,南勇随后又走访了多位名帅,但都是在走过场。”
有消息称,南勇在“阿里·汉事件”和“爱福克斯事件”中收受了大量金钱,不过,办案机关对此还没有正式披露。
现在一个可以肯定的细节是,“被传讯时,南勇身上的银行卡内有600万元……正是这击溃了南勇一度固守的防线,迫使他迅速招供。”
目前,公安机关两次发表涉及南勇案的声明中都明确提到了“操纵比赛”。对此,有分析指出,南勇和杨一民分别在不同时期负责过管理裁判的工作,且都与各俱乐部关系密切,操纵比赛易如反掌,“回报”自然滚滚而来。
另据报道,南勇敛财的手段十分隐蔽。2000年前后,他的妻子开了一家“南家菜馆”,找南勇办事的人都要到那里吃饭,办理额度不等的消费充值卡,起步价是5万元。大多数人在此吃过一餐后便不再使用该卡,剩下的钱,自然归“南家”所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勇被刑拘前在接受采访时曾声色俱厉地称“假、赌、黑是中国足球的毒瘤,必须彻底根除”。现在看来,这纯粹是“演戏”。足协一位官员对此评价说:“一个成天喊着打假、抓赌的官员自己身上出现了‘他最忌恨’的问题,而且还是中国足球的一把手……悲哀,真的很悲哀!”■
足坛的“毒瘤”并非一日生成,个中原因值得深思:为什么足坛会如此藏垢纳污?为什么个别官员、裁判、球员和俱乐部人员会如此肆无忌惮?
当然,如何彻底割除这颗“毒瘤”,让中国足坛走向新生,更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足坛反腐,雷霆出击!
2009年第4季度,中国的足坛反赌突然风起云涌,并一下子揭开了足坛假打、赌球、黑哨和官员腐败的盖子,涉案人员相继落马,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案件被披露。由此,足坛的丑闻犹如多米诺骨牌般“跌倒”在世人面前。
媒体称,从反赌、打黑再到肃贪,到目前为止,已经过了三个阶段,再到直指核心——虽然时间上并不一定如此,然而,演进的逻辑确实如此。
2009年10月19日,广州足协副秘书长杨旭被捕;11月6日,中国足协官员范广鸣被警方带走;11月16日,青岛海利丰队领队刘宏伟、武汉队前门将闫毅被拘留;12月15日,山东鲁能队前队长邢锐被捕;2010年1月21日,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南勇、副主席杨一民和裁判委员会原主任张建强接受调查,不久即被依法逮捕;3月15日,有“金哨”之称的陆俊以及黄俊杰、周伟新三名裁判被逮捕……
中国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韦迪坦承:“足协此前的腐败程度超出想象!中国足球职业化仅仅看到了钱的方面,但是足协管理方面做得太差了。让各方面都有了可乘之机,结果导致整个中国足球千疮百孔。”
被球迷称为“中国足球打黑第一人”的浙江省体育局原局长陈培德在评价当时的足坛现状时,更是称“它(指足坛)是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已经烂到了根”。
如今,反腐正处在进行时。4月4日,韦迪直言:“案情的调查还在推进、取证,可能还会有人被带走协查,或者批捕。”
其实,稍加回眸,就可以发现,这次对足坛的雷霆出击,是7年前即2002年足坛风暴的继续。大家都知道,当年那场风暴,其实被“人工流产”,最后“无疾而终”了。
这次的雷霆出击,司法强力介入,足协积极配合,在中国足坛可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必将给坎坷的中国足坛一个崭新的开局。
反赌——
这次对足坛的雷霆出击,是从反赌开始的。事实上,这次反赌也即是依法打击商业贿赂操纵足球比赛,尤其是赌球的违法犯罪活动。
舆论称,2009年11月25日,将在中国足球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因为公安机关强力介入足球打假,并首次对外披露了足球假打的真相。
在这一天,公安机关有关人士称,曾担任过在新加坡注册的辽宁广原俱乐部总经理王鑫和陕西国力俱乐部原总经理王珀等人,因涉嫌利用商业贿赂操纵国内个别场次的足球比赛,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事实上,公安机关酝酿这次风暴,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2009年初,公安部根据国际刑警组织新加坡国家中心局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和有关请求,部署辽宁省公安机关协助调查王鑫在新加坡非法操纵足球比赛一案。专案组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当年4月在沈阳将王鑫抓获。
在调查王鑫过程中,专案组发现他还在国内通过商业贿赂等手段操纵个别场次足球比赛。警方顺藤摸瓜,由此揭开了席卷整个足坛的反赌风暴,并产生了令人震惊的连锁反应。
11月25日,央视“焦点访谈”披露了王鑫、王珀等操纵比赛赌球的黑幕。
王鑫被刑拘后交代了广州医药队与山西陆虎队打假球的细节:“当时王珀给我电话让去广州,通过山西陆虎助理教练丁哲他们跟广州足协联系,广州队给王珀一些钱,要让山西陆虎输掉这场球。”
2006年8月19日,中甲联赛第17轮,有“冲超”希望的广州医药队主场对阵山西陆虎队。王鑫、王珀为什么选择这场比赛?因为当时山西陆虎队没有升降级压力,而广州医药队很有“冲超”希望,很想拿到3分。实际上,以广州医药队的实力,取胜山西陆虎队并不难,但是为了稳妥起见,还是进行了幕后交易。他们通过中间人尤可为、钟国健找到了杨旭——他是当时广州医药队副总经理兼领队,被抓获时担任广州市足协副主席。
杨旭也因此涉案落网。杨旭交代,“这是他们当时主动跟我们联系,我当时把情况汇报给领导,领导认为还是稳妥点好,给20万以便确保这场球能赢下来,因为客场输了。”相关人士还透露,如果对手实力相当,且都有“冲超”希望,那么20万元就远远不够了。
确实如此,赛前王鑫、王珀等人放出风声,希望广州医药队来“买”这场球。随后两人主动联系了丁哲、杨旭等人。
“交易”谈妥后,王鑫随后便要求队员输球,不仅要输,还要多输,输出大比分。
为什么还要输出大比分?是他们不仅通过“卖球”收受贿赂,他们还想牟取更多的利益,即还在外围进行了赌球。也就是说,在策划广州医药队对山西陆虎队这场假球之初,王鑫和王珀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赌球。王鑫想对这场球押大球盘,所谓大球盘就是总进球数要在3个以上——结果,果然出现了1∶5这样悬殊的比分。身为山西陆虎队的主要领导,王鑫和王珀比赛当天却未到现场,而是去了东莞一个赌球庄家那里下注,因那个庄家那天没有开这场球,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国际赌博网站下注,押了十几万元——结果是每人赢了十几万元。
办案民警介绍,王鑫与王珀相熟,因此两人配合非常默契,且两人都担任俱乐部的领导,打起假球来得心应手。
不久,公安机关又下一城。他们在侦查王鑫一案时,发现时任成都谢菲联队副总经理的尤可为和董事长许宏涛,也涉嫌利用商业贿赂参与操纵2007年中甲联赛个别场次的犯罪线索。这样,尤可为和许宏涛即被依法逮捕,尤可为和许宏涛被捕后,青岛海利丰队原领队刘红伟也涉案被拘。
公安机关查实,2007年9月22日,中甲联赛成都谢菲联队客场对阵青岛海利丰队,当时正是前者“冲超”的关键时期,为赢得这场比赛,尤可为和许宏涛商议出钱“买”下这场比赛。
9月20日,成都谢菲联队到达青岛后,尤可为马上约见刘红伟,密谋打假球事宜。经协商,成都谢菲联队以数十万现金并免费让青岛海利丰队在其训练基地冬训一个月为条件,让青岛海利丰队在这场比赛中“放水”。比赛期间,青岛海利丰队通过违反常规换人等形式,操纵比赛结果。最终,成都谢菲联队以2∶0赢了青岛海利丰队。
事实上这几年,足坛的“毒瘤”还在不断恶化,咄咄怪事因此不断出现,到球员向自家大门疯狂吊射而达到登峰造极。
这事出现在2009年9月2日,中甲联赛青岛海利丰队与四川智谷队对阵,结果是在比赛最后5分钟,青岛海利丰队队员居然朝着自家球门疯狂吊射。
第二天,国内许多报纸即明确指出存在着赌球“嫌疑”。当时的媒体称,那场比赛虽然青岛海利丰队以3∶0击败了四川智谷队,但比赛最后5分钟的“表演”极不正常!报道说,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时,随着海利丰队杜斌的上场,场上风云突变,他的队友仿佛被打了一针强心剂,拼命向对手发起进攻。然后,在未能再进一球的情况下,海利丰球员却又突然疯了一样,朝自家球门疯狂吊射。
镜头1:海利丰队换上杜斌。上场前,杜斌接了个电话;上场后,他一边跑向自己的位置,一边向身旁的队友交待着什么。随后,海利丰队李明在中圈弧附近拿球,只见他抬头看了一眼场上局势,随即起脚吊门,但足球的飞行方向不是智谷队的球门,而是本方球门,也算门将牟鹏飞反应及时,单手将球托出。
镜头2:海利丰队后卫张天罡在中圈弧附近再次起脚射门,目标还是本方球门,不过球偏得很远。此时的牟鹏飞显得有些茫然,似乎不明白队友为何突然失去了方向感。
镜头3:或许是看到门将未明了“意图”,李明随后再次向本队球门“开炮”,这次他离球门更近,同时选择了更为稳妥地推射,而门将牟鹏飞也终于“懂”了,站在大禁区边缘,眼睁睁地看着足球以极慢的速度向球门内滚去,丝毫没有回追的意愿。不过,李明的“射门”最终擦着门柱滑出了底线。几名靠近边线的海利丰队球员脸上露出了遗憾的表情。
赛后,智谷队的一名球员说:“我听到他们在说,还要再进一个,否则就要输了这样的话。”
面对如此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众多球迷迅速“反应”过来:海利丰队是在赌球。
“海利丰队肯定是有人赌了球。”一名球迷赛后透露,“这场比赛庄家开始出的大球是2.5/3(即总进球数达到3,大球赢一半,达到4球以上才能全赢),且赔率很低,为1赔0.2至0.3之间。”也就是说,博彩者的大球投资回报率仅为30%左右。不过,当下半时海利丰队以3球领先后,大小球盘口迅速调整为3.5球,赔率是1赔0.8左右。
出人意料的是,到了当天下午4时42分,大小球盘收盘前,盘口仍维持在3.5球、赔率是1赔0.8,而正常情况下,这时候的大球赔率应该在1赔2左右。大球的超低赔付很可能是因为有大笔资金投注大球,一些博彩者不得不尽最大努力降低赔付。“我估计,海利丰队肯定有人追加了投注,所以必须还要进球,要不然赢了球还是会输钱。”这位球迷表示。
对此,有球迷愤怒地表示:“这假球打得也太嚣张了。”
然而,面对舆论的愤怒,海利丰队主帅蔡晟却辩称,“那是为了战术需要,我们在拖延时间”。
智谷队的看法就决然相反。赛后,智谷队主教练魏群脸色严峻地急步离开球场,并说:“作为一个足球人,很多事情我真的羞于开口,我只是希望中国足球能有一个公平、干净的环境。”
事实真相在这次雷霆出击中大白天下。
2010年2月,新华社报道称,有关部门查明,2009年9月2日青岛海利丰队客场对阵四川智谷队的赛前,现场督战的海利丰俱乐部董事长杜允琪即在一国际赌博网站下注,押本方球队赢。球赛进行到第70多分钟,海利丰队3∶0领先对手,胜局已定,杜允琪获利。此时,他又从电话中得知还可赌大小球(即场上进球总数发生变化为大球,不变化为小球),于是再次下注押大球,以达到既赢球又多赢钱的目的。
下完注后,杜允琪即通知球队助理教练周新,让事先违规把手机带进球场的队长杜斌与自己联系,随后向杜斌下达了“必须再进一球”的指令。杜斌上场时距比赛结束只剩下5分钟时间。
杜斌上场后即大声转告队友“进一个或放一个”。智谷队察觉后,随即全部退守本方半场防守。眼看比赛结束时间临近,海利丰队屡攻不下,情急之中的杜斌授意队员“自摆乌龙”。随后,海利丰队3名球员先后往自家球门射门,无奈最终海利丰队员未能完成杜允琪再进一球的“任务”。
事后,杜斌还险些被杜允琪开除出球队,其他3名参与球员的上场时间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目前,杜允琪和杜斌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2010年2月23日,中国足协宣布对涉假的3支俱乐部的处罚决定,广州医药和成都谢菲联俱乐部降级到中甲,而青岛海利丰俱乐部则被取消联赛注册资格并被罚款20万元人民币。
同时,国家队前队长、国青队前主教练贾秀全也在这场足坛反赌风暴中落马。据报道,贾秀全已经交代了诸多假球,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
打黑——
如果说,一些俱乐部官员和球员在利用比赛收受贿赂、赌球,那么,还有一些人也在“充分利用”比赛捞钱。这些人就是裁判。
2010年3月15日,韦迪证实3名涉案裁判陆俊、黄俊杰和周伟新已被批捕。
舆论因此称,“正义偶尔会迟到,但它永远不会缺席。”这是因为,2002年那次半途而止的打黑行动,让一些涉黑裁判逃过了牢狱之灾。
其实在中国足坛,裁判受贿已经是公开秘密,某些俱乐部一年的裁判专项资金高达数百万元。2002年本已揭开冰山一角,但最终只有龚建平一人被处理,多数裁判退回赃款后被既往不咎。龚建平当年被查证的“黑金”是38万元,而其他裁判退回2万至6万元不等,事实“并不符合那时的行情”。因此,当时的处理不仅没有遏制黑哨,反而让他们手段更加隐蔽。一些俱乐部此后迫于“潜规则”,不得不送钱以买公正;“黑哨”则有恃无恐,在比赛中使手段,吃了主队吃客队。
然而,该来的终于会来。
作为唯一执判过世界杯且有“金哨”之称的陆俊,还有周伟新,8年前就已上了媒体曝出的“黑哨”名单。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仍然是煞有介事并发展到不可一世的程度。
早在1998年,陆俊曾状告媒体“诽谤”,并被法院判胜且获得赔偿。
当年3月24日,羊城晚报社旗下的《羊城体育》刊登《“首尾”之战场外音》,文章直指当值主裁判陆俊在赛前收受客队大连万达俱乐部20万元贿赂款,以致在比赛中偏袒客队,致使主队广州松日队输球。该文是中国足球史上媒体首次报道裁判受贿,在全国引起轰动。之后,陆俊便状告羊城晚报社和《羊城体育》侵权。因时任广州松日俱乐部副总经理的利彪后来反悔,否认说过陆俊受贿之事,并拒绝出庭作证——就是利彪赛后当晚向记者曝料称陆俊赛前接受客队20万元贿赂,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因此判决《羊城体育》败诉。《羊城体育》被迫在报上刊登声明向陆俊致歉,并赔偿陆俊近10万元。
时隔这么多年后,当足坛打黑风起云涌之时,利彪终于站出来吐露了心声,尽管对当年事件的细节仍然讳莫如深。他说:“到俱乐部干了一段时间,最大的感受是人在足球圈没有尊严。俱乐部没有尊严,搞职业足球的人没有尊严。”为何会有这种感觉?他的回答是:“足协也好,俱乐部也好,彼此之间都没有给对方尊严。那时候,足协的人下来,下面的人得像伺候太上皇那样伺候他们,俱乐部没有尊严啊!”他还坦言“裁判把球队公平竞争的精神吹没了,把球迷的心吹寒了,把自己的腰包吹鼓了,把人的尊严吹没了,把中国足球的形象吹毁了,最后把自己吹进去了”。
那么,裁判又是如何“把自己的腰包吹鼓了”的呢?当时还“光环闪耀”的“金哨”陆俊曾向韦迪详细描述过吹黑哨的“诀窍”:“如果要在比赛中照顾甲队,那么在乙队连续进攻的时候,在不是很危险的地方吹几次甲队防守犯规。表面上看是向着乙队,其实吹罚对甲队更有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正常比赛判罚看上去都是照顾某队,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判给对方一个点球,这样也不会被发现的。”陆俊还说,裁判吹“黑哨”,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即使足协裁判技术委员会也很难找出问题,因为要找到确切的证据很难。
作为执判过世界杯的陆俊,吹“黑哨”的“业务能力”确实高过同行。一位圈内人士透露:“陆俊的哨子吹得太高了,他收了某一家俱乐部的钱,比赛的时候他很可能会适当地偏向没有送钱的那家俱乐部,有时候甚至是90分钟之内都是反着吹,但是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会吹一个点球,这样送钱的俱乐部名正言顺地获利,吃亏的俱乐部也只能瞪眼干吃哑巴亏。也就是说,他可能照顾你90分钟,但是补时的时候他一个哨子就把你整场比赛毁了。”而且,据说他只固定地吃某几家俱乐部的钱,这些俱乐部大多是财大气粗的豪门俱乐部,陆俊收了钱也会不露痕迹地把事情办好。“陆俊从来不直接收钱,他是通过某个亲属的一个公司来操作这些事,他本人非常谨慎,钱从不直接经过他的手,因此他才能不动声色达到敛财的目的。”
相对而言,黄俊杰要嚣张得多。圈内人透露,黄俊杰吹中超、中甲的比赛都是明码标价,“就拿中甲来说,一场平局他会收3万,一场胜利他要收5万,中超的比赛那更是成倍的增长了。黄俊杰一般都是事后收钱,如果比赛你打平了,你就给他送3万,如果赢了,你就送5万过去。”而且,黄俊杰的手法也没有陆俊那么高超,因此他在联赛当中引发的争议也比陆俊多得多。一位教练说:“你去查查吧,黄俊杰的比赛有争议的,媒体报道的就不下10场,他真的是太嚣张了,简直就是瞪眼睛胡吹呀。这么多年他收了多少钱,恐怕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了。”
当然,所谓的“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也只是一般而言。陆俊吹黑哨,就曾被“看出来”过。
2004年10月17日,国际队与申花队对阵。由于国际队认定对方球员有犯规的动作,而陆俊却放过了这个犯规。咽不下这口气的国际队总经理王国林在陆俊从休息室出来的时候当胸就是一拳。裁判被俱乐部的总经理殴打,这在中国足坛是第一例。事后,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陆俊收了黑钱没给人干好活,王国林‘骗子’两字寓意深长啊。”
同样挨过打的还有黄俊杰和周伟新。
据称,中超球队没有不恨黄俊杰的。他多年来在中超赛场的执法情况问题不断,几乎所有中超球队都吃过他的亏。有人说:“他被调查是早晚的事情,问题执判太多了,苍天有眼。”
2009年10月24日,广州医药队在该赛季最后一次亮相主场越秀山球场。由于黄俊杰执判不公,曾引发了场内外的一阵骚乱。
与中能队一战,广药队始终占据场上主动。黄俊杰在比赛中先是吹出了广药队的一个好球,继而在判罚尺度上完全失衡,对于中能队球员蹬踏、拉拽等故意犯规行为视而不见。第85分钟,黄俊杰吹罚广药队队员徐亮在一次拼抢中犯规。忍无可忍的徐亮随即对黄俊杰的判罚表示了不满,后者在对其出示完一张黄牌后,又匆忙将红牌掏出,直接将徐亮罚出场外。此时,对黄俊杰判罚强烈不满的广药队教练沈祥福再也控制不住,顺手抡起身旁的矿泉水瓶就准备扔向黄俊杰。后来,黄俊杰又对广药队的一球判罚,沈祥福几次想冲进场内与黄俊杰理论。
周伟新由于错判甚至引发球队罢赛和球迷冲突。
2003年3月24日,由于周伟新在陕西国力队对青岛颐中队的比赛中出现严重执判偏袒,西安球迷在赛后制造出重大骚乱。周伟新在尚未退离朱雀体育中心之际,被一个球迷从3米多高的看台上跳下来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数以万计的愤怒球迷同防暴警察之间发生了长达几小时的激烈冲突。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起球迷表达愤怒事件。
在2004赛季的中超联赛中,国安队客场挑战沈阳金德队。第79分钟,沈阳队张扬在北京队大禁区右路试图人球分过,在抹过身后的张帅时倒在禁区内,周伟新马上判罚点球,这一判罚引起了北京队的强烈不满,场上队员全部走回球队替补席边上,比赛被迫中止。
后来,足协也认定“周伟新在认定上有一定的错判,点球属误判。”周伟新被禁赛8轮。这也是中国足协有史以来首次公开宣布对裁判员的处罚决定。
然而,他在“复出”后的第一场执判中又出现争议。在2005赛季四川冠城队与重庆力帆队的比赛中,周伟新出现多次偏向冠城队的判罚,特别是在补时阶段,他还莫名其妙的送给冠城队一个点球,助其2∶1取胜。赛后,怒不可遏的力帆工作人员甚至要找周伟新算账,在众多保安的簇拥下,周伟新才得以安全走出体育场。同样是在2005赛季,力帆队在主场1∶2不敌上海申花队的比赛中,周伟新的执法再次引起力帆队的不满,他在吹掉了力帆队的一个进球后,又对申花队谢晖犯规在前的进球视而不见,而在下半时,力帆队本应获得的一个点球又被周伟新忽略。赛后,力帆老总尹明善怒向中国足协申诉,之后足协向力帆发出道歉信,承认周伟新的执判存在失误。
像这样的所谓“误判”,周伟新还有不少,他也因此被球员、俱乐部和球迷称为“问题裁判”,许多球员对周伟新的评价只有三个字——“太黑了”。
这个“太黑了”的“谜底”,也在这次足坛打黑风暴中揭开。韦迪明确表示,周伟新落马是因为在2004年的北京国安队罢赛的比赛中,他与某方有金钱交易。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有金钱交易”的,决不会仅仅只有一场两场。
确实够“黑”的了。
前不久,中国足球界的一位老同志揭露:“黑哨最泛滥的时候,一个裁判一赛季做完,弄四五十万跟玩一样。多的达到一百多万,比如某场比赛跟夺冠或保级有联系,那一场球怎么也得给裁判15万～20万。”圈内人士还指出,在2002年打黑时,裁判们已很少单独行动,一场比赛往往存在一个“黑哨裁判组”,他们共同收受贿赂、主宰比赛,分赃则采取“4222制”,即主裁判拿40%,两名边裁与第四官员各拿20%。
肃贪——
韦迪坦承,“裁判出了问题根源是在足协,因为足协是管理裁判的机构。”
事实确实如此。那几个裁判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就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人撑腰”
最近,足协人士说出了这样一段旧事:陆俊能在裁判界平步青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建强。张建强掌管裁委会工作后,大力扶植陆俊在裁判界的威信。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后被“咬”出来的,正是张建强。
这个张建强是怂恿裁判的“始作俑者”。就是他,在任期间“发明”了“派遣费”,将裁判到各地执判的开销摊派到各地方足协身上。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正是从那时开始,各类黑哨事件进入高发阶段。
利益链条也在这个时候逐步“成形”:俱乐部向裁判上贡、裁判给裁委会官员上贡,裁判一边应付上面一边与下面勾兑,贿金和“黑哨”抹杀了竞赛的公平公正。在这条利益链上,地位显赫的裁委会集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于一身,更可怕的是,他们还由此攫取了比赛胜负的决定权,并在足球各级联赛中反复滥用。
由于裁判的“作用”突出,“行情”也日涨。在1995赛季,裁判收俱乐部红包已是普遍现象,但裁判收受贿赂还“少则5000元,高则上万元”;而“到了98、99赛季,碰到关键场次的比赛,一场球就得给裁判送几十万元!”知情者称。
也是在张建强时期,业余裁判们开始意识到兼职的高回报,为了得到这一受贿且无人监管的机会,他们开始向裁委会要员行贿,以获取执判职业联赛和国际赛事的资格。因为裁委会的职能是聘任、选派、培训、考核、处罚裁判,包括对其进行晋级、注册,实际上就是裁判命运的主宰,张建强就成了裁判们的“天”。
除了受到裁判的“追捧”,裁委会也是俱乐部重要的行贿对象。“派遣费”最初是一千余元,通常由中间人或裁判转交裁委会,俱乐部适量地放大数目之后,就能起到“信息费”的作用,以换取裁委会选派哪名裁判执判自己比赛的信息。
张建强在裁判界“一手遮天”。
据悉,在张建强掌管裁委会那些年,他和裁判建立了许多利益同盟。利用这样的关系,每年在夺冠和保级军团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按照平均每年14家顶级俱乐部、每家俱乐部每年用于裁判的“专项资金”以平均80万元计算,一年的总费用就是1120万元。每年执判顶级联赛的主裁判大约40人、助理裁判大约60人,平均每人超过11万元。实际上,几乎每个主裁判每年都会向裁委会要员进贡,相关要员的获利在100万元以上。
某球队的总经理曾如是评价:“这个圈子太黑了。‘黑哨’黑还不可怕,关键是管理人员也是乌鸦一般黑。”
除了与“黑哨”形成利益链,并从中牟取不义之财外,足协个别官员还在其他渠道大肆捞钱。
足协联赛部前官员范广鸣收受贿赂就是典型一例。
据公安机关透露,2006年9月9日,中甲联赛第19轮,广东医药队对阵浙江绿城队,两队都有希望冲超,谁获胜将占据冲超的有利形势。为了能拿下比赛,广州医药俱乐部萌生了让对手“放水”的想法,时任副总经理的杨旭找到了好友范广鸣。范广鸣在被拘后接受采访时回忆了当初的情况:“当时杨旭直接找到了我,要我做球员工作,做对方俱乐部的工作。”对此,范广鸣一口答应,表示愿意帮忙联系,并马上与时任青岛中能队主教练的冷波联系,冷波又找到了山东鲁能队前队长邢锐,后者又找到浙江绿城原主力队员沈刘曦。沈刘曦与邢锐达成80万元的协议,邢锐向冷波要价100万元,范广鸣则向杨旭要价150万元,最终达成150万元的协议。这五人就编织了这样的一条利益链,通过电话沟通达成了打假球的协议。在一个一个环节的“要价”中层层加码,到了范广鸣那儿最为“黑心”。
比赛前,冷波、邢锐、范广鸣相约先后来到广州,范广鸣提出赛前必须先见到钱。于是,当他们住进某酒店时,150万元现金已经准备齐全。
比赛中,司职前腰的队长沈刘曦在队友的协助下,故意组织进攻不力,结果广州医药队以3∶2如愿以偿地赢了浙江绿城队。沈刘曦后来交代了当时打假球的过程:“当时我找了一个队友,是我们以前在八一队时一起踢球的,踢后腰,整个队的进攻组织主要由我们两人,我们稍微控制一下节奏,中场组织凌乱一点,攻到对方的次数就不会太多。”
比赛一结束,范广鸣等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分赃。冷波说,“赢了球,邢锐马上就来到宾馆,到楼下我就拿着100万给他送下去。他也没下车,把钱直接放车上,开车就走了。”范广鸣也交代:“剩的钱我们俩五五分了,当时我拿了25万。”冷波拿25万元。邢锐拿走的100万中,自己留下了20万元,沈刘曦又给了他3万元辛苦费,邢锐又以父母有病为名借了10万元,实际拿到33万元。沈刘曦最终拿到67万元。
范广鸣落马后,在接受采访时也“抱怨”说,假赌黑现象已长久存在,“多年前我们就已发现这个问题,作为管理者,我们用嘴要求比较多,而反赌的实际行动不够,采取的措施不够,管理力度也不够”,“足协的领导为什么不早点下力,彻底进行整顿?如果力度大一点,措施得当,中国足球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问题就在没有谁有心思“下力整顿”,中国足坛也终于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直到专职副主席南勇、副主席杨一民以及张建强这几条“大鱼”的落网——新华社2010年3月1日报道,3人因操纵比赛涉嫌收受贿赂犯罪已被依法逮捕。至此,我们也看到了惩治腐败、整顿足坛的坚强决心。
虽然有关机关目前还没有详细披露南勇、杨一民具体的涉案情况,但是仅从已经报道的部分内容,就让人感觉触目惊心。
媒体披露,南勇主要在两个方面存在问题:一是通过隐秘手段,使英国爱福克斯公司成为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名赞助商,并在这一过程中涉嫌受贿;二是利用职权,使荷兰人阿里·汉成为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
2006年,时任足协副主席的南勇只身飞到欧洲,神奇地为当年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拉到了一个冠名赞助商——英国爱福克斯公司。“我们没见过签约时的合同,好像很多人也不知道双方究竟是怎么签的,这事只有南勇一个人清楚。”很多足协工作人员都说,他们不但没见过合同,甚至不知道爱福克斯公司是如何被“请”来的。
根据合同,爱福克斯公司应向中国足协支付约6000万元人民币的赞助款。然而,中方最终只得到了约600万元,损失高达5400万元。实际上,爱福克斯公司与中国足协之间还有一个中介公司和一个中间人——名叫白川的比利时华人。爱福克斯公司支付给中方的款项不止600万元,但多出的部分去向不明。
据披露,早在2007年,时任足协专职副主席的谢亚龙就要求彻查爱福克斯公司,但南勇以对方正在筹款为由搪塞。
至于阿里·汉成为主教练(2002年-2004年)一事,据透露,这是南勇和白川早已商定的事。“他(南勇)去国外选帅时,第一站就是到(德国)斯图加特同阿里·汉见面,双方当时已经基本达成协议。为了掩人耳目,南勇随后又走访了多位名帅,但都是在走过场。”
有消息称,南勇在“阿里·汉事件”和“爱福克斯事件”中收受了大量金钱,不过,办案机关对此还没有正式披露。
现在一个可以肯定的细节是,“被传讯时,南勇身上的银行卡内有600万元……正是这击溃了南勇一度固守的防线,迫使他迅速招供。”
目前,公安机关两次发表涉及南勇案的声明中都明确提到了“操纵比赛”。对此,有分析指出,南勇和杨一民分别在不同时期负责过管理裁判的工作,且都与各俱乐部关系密切,操纵比赛易如反掌,“回报”自然滚滚而来。
另据报道,南勇敛财的手段十分隐蔽。2000年前后,他的妻子开了一家“南家菜馆”,找南勇办事的人都要到那里吃饭,办理额度不等的消费充值卡,起步价是5万元。大多数人在此吃过一餐后便不再使用该卡,剩下的钱,自然归“南家”所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勇被刑拘前在接受采访时曾声色俱厉地称“假、赌、黑是中国足球的毒瘤,必须彻底根除”。现在看来,这纯粹是“演戏”。足协一位官员对此评价说:“一个成天喊着打假、抓赌的官员自己身上出现了‘他最忌恨’的问题,而且还是中国足球的一把手……悲哀,真的很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