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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勇博士的呕心之作《中美经贸关系》终于出版了。作者超越了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特定事件，从长时段的角度考察问题，发现了问题和趋势。这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美经济关系已从“贸易政治”逐步演化为包括“货币金融政治”的全方位经济关系，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对简单关系演化为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复杂关系。
对这样前所未有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需要有行之有效的分析框架。作者依据中美经济关系的历史、现实、未来和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概括出他的分析框架——“国家－市场－社会”。20世纪70年代后期诞生在英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一直重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随着全球化日益冲击各“国内”社会，“国家一市场”分析框架的缺陷也越发明显。其明显的缺失是忽视了‘社会’层面的重要性，忽视了政府、企业之外的行为体——社会集团及社会价值观念等因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第4页)。王勇抓住了这一致命弱点，建设性地在国家和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了国际与国内层次，开通了一条“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全球化发展给国际关系与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的题途径(第5页)。笔者认为这应是本著作的学术贡献之一。
一
《中美经贸关系》的副标题是《中美经贸纷争的政治逻辑》。因此，其书首先是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一部政治学著作。谁得到什么、谁获得多少是政治学研究内容的主要问题。许多生意人不问政治(但不等于他们不受到政治影响，不遭受政治打击)，一些研究中美经济关系的人甚至讨厌其中的政治因素。不幸的是，目前中美经贸关系根本的症结之一正是政治而非经贸本身。许多人天真地以为，不断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总是帮助中美关系获得稳定，但是，王勇指出：“中美经贸关系也是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根源”(《中美经贸关系》自序)。他非常持平地认为：“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具有‘两面性’的影响，既促进了中美双方共同利益的增长，同时又带来了摩擦和紧张”(第2页)。此外，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造就了不同的贸易政治及金融政治的表现形式。不仅中美的利益集团政治存在着差异。更由于“中美间的共同利益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形成了中美间‘跨国’利益集团的现象。中美之间的“跨国利益集团”使中美经贸关系更加复杂。
因此，政治学家看中美经贸关系，视角、方法、使用的概念体系当然不同于经济学家。作为经贸关系的“政治逻辑”，该书的中心任务就是为了揭示、解释在这个中美经贸关系共同利益下的冲突。
首先，中美经贸中的“中”“美”，并不是想当然的“中国”和“美国”。作者在该书中分析了超越中美两国的全球化的“跨国利益集团”。这对于理解什么是“中国”和“美国”具有特殊价值。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的生产和出口基地，由于赢接投资、国际生产，原来日本、韩国的对美直接出口变成了它们通过中国对美间接出口，造成了中国对美顺差。中国已经全球化了。昨天的美国贸易赤字发生在美日等东亚经济体之间，由于中国的外资政策，跨国公司都到中国来“生产”然后将“中国制造”输送到美国。日美国间的实际经贸摩擦，却变成了中美间的贸易摩擦，甚至是变成了“美国反对美国”，即美国的制造业公司在中国生产，然后又把他们在中国生产的东西“输出”到美国。
第二，中美经济关系的长期趋势。冷战后，中美经贸关系已被全面政治化。目前，中美贸易正在成为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热门议题。总统候选人，国会、政府部门和舆论不断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全力促使中国贸易和货币政策更“公平”。尽管中国政府和经贸界认真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政治挑战，但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受到贸易政治和金融政治的困扰无疑是长期趋势。
例如，我国有些学者以为，只要度过美国选举的鬼门关，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张状态会缓解。其实，即使大选过去，中美经贸仍然问题很多。《中美经贸关系》一书告诉我们，经贸摩擦是中美经济关系演化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合到全球经济中，摩擦将继续存下去，甚至更加激烈和极端。如果美国不能解决“内部”长期积累起来的贸易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而只寻求“外部”——“挤压”中国的解决办法；如果中国继续是西方跨国公司的“生产”中心，那么，就将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如韩国、东南亚及我国台湾省)继续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如果中国在国内发展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重大偏差，不能真正“科学发展”；如果中国的经济仍然依靠“不清洁生产”、低工资，在保护劳工长远和合法权益上实际进展有限，中美经贸关系就会非常容易地被政治化。可以预期的是，由于美国社会(例如最近美国国内的“中国制造”危机)会继续受到中国发展负面因素的冲击，所谓“共同利益”领域将继续冲突不断。
第三，过去一段时期，许多人把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强调过头了。现在有必要客观、平衡地看待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美关系的主要支柱之一是双方的经济贸易关系。即经济利益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强大基础。许多人将中美经济关系看作是中美共同利益最重要的形式，而“共同利益扩大将成为中美经贸稳定器”(王勇)，存在共同利益就不会发生冲突。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目前中美经贸冲突，恰恰是在“共同利益”之下的冲突。“共同利益”绝不是合作、和谐的代名词，对中美间共同利益下的冲突，王勇的解释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绝对所得’与‘相对所得’并存的规律，将决定着未来的中美经济关系将既是一个长期融合、合作的过程，同时也将是一个长期摩擦、冲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美双方要以战略的眼光看到共同利益的不断增长，看到双方对于全球经济与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但是，由于中美经贸关系还同时受到‘相对所得’规律的支配，两国又不可避免地在利益分配的多寡上产生摩擦与冲突。”
第四，美国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中美经贸关系使中美经贸关系更为严峻将是一个长期趋势。比如，美国国会成立了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又比如美国从安全的考虑出发，阻止了几个中国公司收购案。再比如，在所谓“能源安全”问题上，美国舆论、政治人物和研究机构一致高叫“中国威胁”。中美经济关系在美国一侧已经更进一步“安全化”，美国的“安全”成为美国发展中美经济关系的限度。这是比一般“贸易政治”还要严重的问题，是建立在美国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根深蒂固的民族经济主义的深刻反映。对此，王勇在书中多有分析。
二
为什么中美经贸关系却容易被政治化，而且已经高度政治化?美国与传统的大贸易伙伴(欧盟、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贸易差异，但这些冲突被政治化的深度广度是有限的，并总能被加以管理。但美中经贸关系却一再被高度政治化，影响波及亚太甚至整个全球经济。根本原因可能是，除了中国是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用“超级大国”来称呼中国(比如，谢淑丽教授的2007年新书《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即许多美国人认定真正有能力挑战 美国“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就是中国。
作为一种中国视角，作者系统、深入考察了中美经贸关系的诸方面，提出了着眼未来的重要政策建议。这些建议极具有战略眼光。
除了对于共同利益下的冲突进行解释外，本书另一学术贡献在于分析了国家的作用和中国的国情。
“中美两国政府都在调整各自政策并且彼此协调行动，以平衡国内各方利益，控制内外摩擦”(王缉思为该书写的序言)。许多人寄希望于中美两国政府充分发挥作用，以政府合作解决经贸问题。但是问题是：不论合作还是冲突(如制裁)解决问题，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造就了不同的贸易政治及金融政治的表现形式。不仅中美的利益集团政治存在着差异。更由于“中美问的共同利益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形成了中美间‘跨国’利益集团的现象。中美之间的“跨国利益集团”使中美经贸关系更加复杂，在此情况下，国家的作用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中美两国政府真的有足够能力化解危机、管理冲突?两国政府的谈判真的可以达成管理全球化的协议?对此，笔者表示怀疑。
在跨国公司作用普遍上升，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及政府间协议作用下降的情况下。笔者与王勇博士不同的一个观点是，中美两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尽管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行动者(行为体)，但他们在调节和管理经济关系中的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如果他们的作用上升，中美经贸关系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险滩恶浪了。国家在调节、控制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作用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政府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压力，却拿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大公司的垄断，垄断到把中国市场也垄断了，中国政府在防止外国公司的垄断方面，做了什么?美国政府又能如何?无可奈何。所以，全球化是对中美两国政府的巨大挑战。
以往，国内的中美关系研究，往往只研究“美国”而不研究或者很少涉及“中国”这当然也是其他中外关系研究的一个通病。王勇不仅全面地分析美国方面的情况，而且用了许多篇幅研究中国方面的情况，例如中国经济的进展与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经济、中国的利益集团(如国有企业)、中国的决策体制、中国社会分化、中国“金融外交”。在今后的中美关系研究中，要更多、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才能充分揭示和深入分析中美关系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该书最宏大的历史背景，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被作者看作是经济全球化和中美经贸关系演化的一个关键分水岭(第9章)。该书用几章的篇幅分析中国“入世”前后直至今天的中美经贸关系这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刻的历史感。
经验表明，在国际问题学术界，本书的其他贡献也是显著的。例如，作者试图总结管理中美经贸关系的经验，以便更好地解决今天和明天中美关系中的经贸冲突。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中美经贸争端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演化为其他更复杂和更新的领域，尤其是货币金融、安全，甚至“规则”(第9章第3节)领域。王勇试图超越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途径。这一点可能是他在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中美经贸关系的“心得体会”。这可能是因为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探讨使学者意识到国家的作用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本书正确地描述了不断上升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现象。经济民族主义的上升是因为受全球化打击的民众欲诉诸民族国家的力量而不能后表现出的无奈的情绪。顺便一提，这些年来，北美，尤其是加拿大学术界重新对经济民族主义课题发生兴趣。
最后，《中美经贸关系》一书让笔者感触最深的是，中国已经和正在面对着极其深入复杂的全球化困境。该书从中美经贸关系的角度具体描述了中国的这种困境：中国在全球化中仅取得微薄利润。即使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不考虑中国的环境和人力代价，中国在全球化中拿到的仅仅是全球利润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利润都让美国和其他国家占有了。中国顶多只是全球化的一个小赢家。因此，从政治学的角度看问题，就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是全球化的赢家”。但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即中国利用与外部的不断成长的复杂利益关系而“和平崛起”，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外交面对着新的难题。中国主张建设“和谐世界”，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也反映了中国感到自身与外部世界的不和谐日益明显。
对这样前所未有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需要有行之有效的分析框架。作者依据中美经济关系的历史、现实、未来和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概括出他的分析框架——“国家－市场－社会”。20世纪70年代后期诞生在英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一直重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随着全球化日益冲击各“国内”社会，“国家一市场”分析框架的缺陷也越发明显。其明显的缺失是忽视了‘社会’层面的重要性，忽视了政府、企业之外的行为体——社会集团及社会价值观念等因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第4页)。王勇抓住了这一致命弱点，建设性地在国家和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了国际与国内层次，开通了一条“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全球化发展给国际关系与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的题途径(第5页)。笔者认为这应是本著作的学术贡献之一。
一
《中美经贸关系》的副标题是《中美经贸纷争的政治逻辑》。因此，其书首先是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一部政治学著作。谁得到什么、谁获得多少是政治学研究内容的主要问题。许多生意人不问政治(但不等于他们不受到政治影响，不遭受政治打击)，一些研究中美经济关系的人甚至讨厌其中的政治因素。不幸的是，目前中美经贸关系根本的症结之一正是政治而非经贸本身。许多人天真地以为，不断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总是帮助中美关系获得稳定，但是，王勇指出：“中美经贸关系也是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根源”(《中美经贸关系》自序)。他非常持平地认为：“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具有‘两面性’的影响，既促进了中美双方共同利益的增长，同时又带来了摩擦和紧张”(第2页)。此外，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造就了不同的贸易政治及金融政治的表现形式。不仅中美的利益集团政治存在着差异。更由于“中美间的共同利益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形成了中美间‘跨国’利益集团的现象。中美之间的“跨国利益集团”使中美经贸关系更加复杂。
因此，政治学家看中美经贸关系，视角、方法、使用的概念体系当然不同于经济学家。作为经贸关系的“政治逻辑”，该书的中心任务就是为了揭示、解释在这个中美经贸关系共同利益下的冲突。
首先，中美经贸中的“中”“美”，并不是想当然的“中国”和“美国”。作者在该书中分析了超越中美两国的全球化的“跨国利益集团”。这对于理解什么是“中国”和“美国”具有特殊价值。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的生产和出口基地，由于赢接投资、国际生产，原来日本、韩国的对美直接出口变成了它们通过中国对美间接出口，造成了中国对美顺差。中国已经全球化了。昨天的美国贸易赤字发生在美日等东亚经济体之间，由于中国的外资政策，跨国公司都到中国来“生产”然后将“中国制造”输送到美国。日美国间的实际经贸摩擦，却变成了中美间的贸易摩擦，甚至是变成了“美国反对美国”，即美国的制造业公司在中国生产，然后又把他们在中国生产的东西“输出”到美国。
第二，中美经济关系的长期趋势。冷战后，中美经贸关系已被全面政治化。目前，中美贸易正在成为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热门议题。总统候选人，国会、政府部门和舆论不断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全力促使中国贸易和货币政策更“公平”。尽管中国政府和经贸界认真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政治挑战，但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受到贸易政治和金融政治的困扰无疑是长期趋势。
例如，我国有些学者以为，只要度过美国选举的鬼门关，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张状态会缓解。其实，即使大选过去，中美经贸仍然问题很多。《中美经贸关系》一书告诉我们，经贸摩擦是中美经济关系演化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合到全球经济中，摩擦将继续存下去，甚至更加激烈和极端。如果美国不能解决“内部”长期积累起来的贸易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而只寻求“外部”——“挤压”中国的解决办法；如果中国继续是西方跨国公司的“生产”中心，那么，就将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如韩国、东南亚及我国台湾省)继续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如果中国在国内发展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重大偏差，不能真正“科学发展”；如果中国的经济仍然依靠“不清洁生产”、低工资，在保护劳工长远和合法权益上实际进展有限，中美经贸关系就会非常容易地被政治化。可以预期的是，由于美国社会(例如最近美国国内的“中国制造”危机)会继续受到中国发展负面因素的冲击，所谓“共同利益”领域将继续冲突不断。
第三，过去一段时期，许多人把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强调过头了。现在有必要客观、平衡地看待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美关系的主要支柱之一是双方的经济贸易关系。即经济利益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强大基础。许多人将中美经济关系看作是中美共同利益最重要的形式，而“共同利益扩大将成为中美经贸稳定器”(王勇)，存在共同利益就不会发生冲突。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目前中美经贸冲突，恰恰是在“共同利益”之下的冲突。“共同利益”绝不是合作、和谐的代名词，对中美间共同利益下的冲突，王勇的解释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绝对所得’与‘相对所得’并存的规律，将决定着未来的中美经济关系将既是一个长期融合、合作的过程，同时也将是一个长期摩擦、冲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美双方要以战略的眼光看到共同利益的不断增长，看到双方对于全球经济与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但是，由于中美经贸关系还同时受到‘相对所得’规律的支配，两国又不可避免地在利益分配的多寡上产生摩擦与冲突。”
第四，美国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中美经贸关系使中美经贸关系更为严峻将是一个长期趋势。比如，美国国会成立了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又比如美国从安全的考虑出发，阻止了几个中国公司收购案。再比如，在所谓“能源安全”问题上，美国舆论、政治人物和研究机构一致高叫“中国威胁”。中美经济关系在美国一侧已经更进一步“安全化”，美国的“安全”成为美国发展中美经济关系的限度。这是比一般“贸易政治”还要严重的问题，是建立在美国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根深蒂固的民族经济主义的深刻反映。对此，王勇在书中多有分析。
二
为什么中美经贸关系却容易被政治化，而且已经高度政治化?美国与传统的大贸易伙伴(欧盟、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贸易差异，但这些冲突被政治化的深度广度是有限的，并总能被加以管理。但美中经贸关系却一再被高度政治化，影响波及亚太甚至整个全球经济。根本原因可能是，除了中国是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用“超级大国”来称呼中国(比如，谢淑丽教授的2007年新书《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即许多美国人认定真正有能力挑战 美国“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就是中国。
作为一种中国视角，作者系统、深入考察了中美经贸关系的诸方面，提出了着眼未来的重要政策建议。这些建议极具有战略眼光。
除了对于共同利益下的冲突进行解释外，本书另一学术贡献在于分析了国家的作用和中国的国情。
“中美两国政府都在调整各自政策并且彼此协调行动，以平衡国内各方利益，控制内外摩擦”(王缉思为该书写的序言)。许多人寄希望于中美两国政府充分发挥作用，以政府合作解决经贸问题。但是问题是：不论合作还是冲突(如制裁)解决问题，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造就了不同的贸易政治及金融政治的表现形式。不仅中美的利益集团政治存在着差异。更由于“中美问的共同利益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形成了中美间‘跨国’利益集团的现象。中美之间的“跨国利益集团”使中美经贸关系更加复杂，在此情况下，国家的作用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中美两国政府真的有足够能力化解危机、管理冲突?两国政府的谈判真的可以达成管理全球化的协议?对此，笔者表示怀疑。
在跨国公司作用普遍上升，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及政府间协议作用下降的情况下。笔者与王勇博士不同的一个观点是，中美两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尽管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行动者(行为体)，但他们在调节和管理经济关系中的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如果他们的作用上升，中美经贸关系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险滩恶浪了。国家在调节、控制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作用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政府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压力，却拿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大公司的垄断，垄断到把中国市场也垄断了，中国政府在防止外国公司的垄断方面，做了什么?美国政府又能如何?无可奈何。所以，全球化是对中美两国政府的巨大挑战。
以往，国内的中美关系研究，往往只研究“美国”而不研究或者很少涉及“中国”这当然也是其他中外关系研究的一个通病。王勇不仅全面地分析美国方面的情况，而且用了许多篇幅研究中国方面的情况，例如中国经济的进展与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经济、中国的利益集团(如国有企业)、中国的决策体制、中国社会分化、中国“金融外交”。在今后的中美关系研究中，要更多、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才能充分揭示和深入分析中美关系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该书最宏大的历史背景，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被作者看作是经济全球化和中美经贸关系演化的一个关键分水岭(第9章)。该书用几章的篇幅分析中国“入世”前后直至今天的中美经贸关系这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刻的历史感。
经验表明，在国际问题学术界，本书的其他贡献也是显著的。例如，作者试图总结管理中美经贸关系的经验，以便更好地解决今天和明天中美关系中的经贸冲突。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中美经贸争端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演化为其他更复杂和更新的领域，尤其是货币金融、安全，甚至“规则”(第9章第3节)领域。王勇试图超越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途径。这一点可能是他在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中美经贸关系的“心得体会”。这可能是因为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探讨使学者意识到国家的作用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本书正确地描述了不断上升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现象。经济民族主义的上升是因为受全球化打击的民众欲诉诸民族国家的力量而不能后表现出的无奈的情绪。顺便一提，这些年来，北美，尤其是加拿大学术界重新对经济民族主义课题发生兴趣。
最后，《中美经贸关系》一书让笔者感触最深的是，中国已经和正在面对着极其深入复杂的全球化困境。该书从中美经贸关系的角度具体描述了中国的这种困境：中国在全球化中仅取得微薄利润。即使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不考虑中国的环境和人力代价，中国在全球化中拿到的仅仅是全球利润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利润都让美国和其他国家占有了。中国顶多只是全球化的一个小赢家。因此，从政治学的角度看问题，就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是全球化的赢家”。但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即中国利用与外部的不断成长的复杂利益关系而“和平崛起”，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外交面对着新的难题。中国主张建设“和谐世界”，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也反映了中国感到自身与外部世界的不和谐日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