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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二十四史”之冠的《史记》，既为史学巨著，又为文学经典。《史记》的英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的两种《史记》选译本——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节译本和美国伯顿·华兹生的选译本，是《史记》在英语世界传播的重要转折点。本文从史籍英译研究现状出发，提出问题，以勒夫维尔的操纵理论为基点，对杨宪益及华兹生的英译版本进行比较分析，并找出差异原因。
关键词： 《史记》英译 操控理论 跨文化理解
翻译，尤为反映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典籍翻译，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基本方法之一。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因其源远流长的译介活动，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巨大。然而，中国古典史书较为完整的英译，却行进得较为缓慢，使中国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相应较小。被誉为可与西方经典相媲美的《史记》在英语世界里的译介和传播，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出现转机，杨宪益夫妇的英译版本和伯顿·华兹生的节译本的出现可谓引爆点。笔者对杨宪益夫妇的节译本和华兹生英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翻译的目的是跨文化理解，也就是说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路径，如何超越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达到理解的层面，是衡量翻译的重要筹码。笔者对此同一时段不同国籍的《史记》英译及传播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管窥一斑。
一、《史记》简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并最重视历史记载和历史传承的国家之一。汉代以后，自《史记》至《明史》的二十四史，再及《清史稿》，形成中国自远古至现代的完整历史记载。其中，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通史，创始了纪传体史书，是我国古代历朝修史的范式。《史记》整理和保存了自五帝到西汉中叶三千年间大量史料，内容丰富，可谓体大思精，其语言风格准确精练，鲜明生动，虽谓史学巨著，也为文学经典。
二、史记英译研究的现状
目前对《史记》英译研究仍呈零星状态。总体来说，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译者的翻译思想研究
此类篇文多为与《史记》相关的间接研究，主要研究的是译者的翻译思想，其中，文章作者会有几句话提到《史记》的翻译风格，然而，此只言片语的叙述，主要作为译者翻译思想的辅助证明。如禹一奇的《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杨宪益翻译风格研究》，提到一句杨宪益英译《史记选》高度凝练的译事风格；李秀英的研究主要是在对华兹生的介绍中，提到了其英译史记的自然流畅和娴熟精炼。于此，读者只能从侧面大致了解《史记》的英译特点，东鳞西爪，并不详细。
（二）对于《史记》英译研究状况的梳理
此类文章有李秀英的《20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与〈史记〉的两次英译》和《〈史记〉在西方：译介与研究》，赵桦的《20世纪50年代：〈史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的转折点》，以及吴涛和杨翔欧的《〈史记〉研究三君子——美国汉学家华兹生、侯格睿、杜润德（2009）〈史记〉研究著作简论》等。它们多是《史记》翻译研究整体状况的梳理，对具体的翻译风格挖掘，只是寥寥数笔。
（三）《史记》英译文本特点研究
李秀英的《基于历史典籍双语平行语料库的术语对齐研究》，以《史记》英译为主线，对比了华滋生和倪豪士英译史记的差异性及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吴涛曾发表《勒菲弗尔“重写”理论视域下的华兹生〈史记〉英译》，文章从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对华译《史记》进行描述性分析，然而分析如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赵桦的硕士论文《伯顿·华岑〈史记〉英译研究》中，整体介绍了译者和翻译思想，并以韦努蒂的隐身理论为基础，探讨译本特点和翻译策略。再有一类则多为篇章内部词项研究：如杜一炜的《从〈史记〉的翻译看文言文中词汇的汉英翻译》，吴涛和杨翔鸥的《中西语境下华兹生对〈史记〉“文化万象”词的英译》，陈吉荣和刘莹的《〈史记〉英译过程中的默认值研究》等。综上来看，《史记》的英译研究仅限于各英译版本的篇章和词汇研究初探，对杨宪益夫妇与华兹生的英译版本的系统比较研究，仍有待加强。
三、本文的研究工作
目前对于《史记》英译的研究尚处于梳理翻译史进程，以及对篇章整体风格及部分词汇特点进行研究的阶段。翻译是一项译者主体参与的人为活动，无论何种翻译策略和手段，译者翻译的成效都要超越文化差异，并达到最终的跨文化理解。翻译者作为社会人，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和制约。那么杨宪益译本与华兹生译本各自的受制因素是什么？在此，笔者引进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夫维尔（AndréLefevere）的翻译操纵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并希冀获得些许启发。
（一）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与伯顿·华兹生《史记》翻译思想之比较分析
1.勒菲维尔的“改写”操控理论
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爱德华·泰勒曾对“文化”作出定义：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格和其他社会上学得的能力和习惯。[5]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人类以自己的情感、技能和智慧创造自己的文化，更新自己的文化。《史记》作为历史本身，是对至西汉中叶以前的中华民族活动进行的连续记载，其本身就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呈现。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同民族活动的多样性和观念的多元化使其文化内容和形式呈多样化。一种文化群体的语言是其文化储存和积淀的结果，翻译实为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工作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文化语境、翻译所指目的、目标读者、译入语的语言特征、主流语言规范，译者本人的审美标准等皆对翻译进行操控。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维尔引入过一个重要概念“改写”（rewriting），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过程。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两方面限制：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形态（poetology）。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限制和引导译者的创作，而诗学形态则是改写者进行创作时所处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写者译者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符合译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达到使改写的译作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 2.“改写”理论之于杨戴译本和华兹生译本的比较分析
（1）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团体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包括译者的意识形态和赞助者的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限制和引导译者的译作。
整体说来，杨宪益夫妇的译本高度凝练，简洁明了，对原文更忠实，再现了《史记》精炼雄健的行文风格。相较而言，华兹生译本更注重译文的接受性和可读性。同一段落的译文，杨译常比华译少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字数。
从作者的意识形态来说，杨宪益曾于1980年澳大利亚阿德雷特城艺术节的“作家周”的活动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认为翻译时，不能做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与之相反的，华兹生的翻译思想更自由，译者的主体发挥更大。他（1995）曾回忆说道：“翻译《史记》的方法，采用的是完全被德效骞教授在翻译三卷本《汉书》时所拒绝接受的方法。由于年轻时的偏狭，我被那种极为生硬、晦涩的翻译风格所激怒，这显然冒犯了班固作品中那种高贵的气质，也破坏了英语的精髓所在……我决定将介绍性部分和注释压缩至最低限度，将尽可能的空间用于翻译司马迁自己的话。”二者的认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最终得到的行文风格不同，也就不难理解了。
赞助者的意识形态也会对译文产生影响。勒菲维尔把“赞助者”（patronage）定义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有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华兹生于1956年开始《史记》的翻译工作，此工作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卡廷研究基金的资助，同时也被列为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经典翻译工程系列丛书的资助项目。哥大要求华兹生的译文要面对非专家的普通英语读者，与华兹生本人对翻译思想的认知态度不谋而合。因此，华兹生在英译汉朝卷时，按照典型的西方历史叙述小说的结构模式，对《史记》的整体结构进行了调整，打乱了本纪、世家、列传的体例，并按照人物情节的推进重新编排了人物的出场顺序。相比之下，杨宪益夫妇当年供职于外文局，翻译无额外报酬，《史记》的翻译只是其本职工作。外文局是中共中央所属事业单位，是承担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其出版物具有官方权威色彩。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译者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任务，其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因此译者只能对译文亦步亦趋，无太多发挥余地。
（2）诗学形态
“改写”理论中的“诗学形态”强调的是译者应在其所处的文化体系中使译文符合他所处时期的主流诗学形态。在中国，史学著作自《春秋》开始，一直推崇简洁含蓄的风格。杨宪益本人古文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一直以来的对史学著作简洁风格认同的影响。因此，杨译更忠实爽直。相对应的，20世纪中叶，华兹生所处的主流诗学形态强调翻译家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必须注重译文自然、流畅、透明的文学特征。另外，此时的评论界和读者界更看重译本的可读性和流畅性，使华兹生的译作自由而通晓。
四、结语
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活动，如何使翻译作品达到预期效果，被目标读者接受，个中需要策略，需要我们以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去对待。本文基于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对《史记》同一时期的两个英译本进行了初步比较分析，也试图以此作为起点，找出更有效的文化译介传播方法。限于篇幅，本文的探讨较为粗略，更为深入细致的文本比较将择文另述。
参考文献：
[1]André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André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 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
[3]Watson，Burton，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Han Dynasty[M].Hong Ko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4]Watson，Burton，The Shih Chi and I[J].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 （CLEAR），1995（12）：202.
[5]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6]陈吉荣，刘莹.《史记》英译过程中的默认值研究[J].外国语言文学（季刊），2012（3）：178-185.
[7]杜一炜.从《史记》的翻译看文言文中文化词汇的汉英翻译[D].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6.
[8]李洁.杨宪益的翻译思想研究[J].文艺评论，2012（9）：112-113.
[9]李秀英.《史记》在西方：译介与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7）：303-308.
[10]李秀英.20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与《史记》的两次英译[J].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25-129.
[11]李秀英.BurtonWaston对历史典籍英译语言规范的习得与内化[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84-88.
[12]李秀英.华兹生的汉学研究与译介[J].国外社会科学，2008（4）：63-69.
[13]李秀英.华兹生英译《史记》的叙述结构特征[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9）：52-55.
[14]李秀英.基于历史典籍双语平行语料库的术语对齐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0）. [15]王利器.史记译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16]吴涛，杨翔欧.《史记》研究三君子——美国汉学家华兹生、侯格睿、杜润《史记》研究著作简论[J].学术探索，2012（9）：75-79.
[17]吴涛.勒菲弗尔“重写”理论视域下的华兹生《史记》英译[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104-108.
[18]吴原元.略述二十四史在美国的译介及其意义[J]，历史与教学问题，2011（5）：94-100.
[19]吴原元.略述《史记》在美国的两次译介及其影响[J]，兰州学刊，2011（1）：159-163.
[20]杨宪益著.漏船载酒忆当年[M].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21]谢士波.杨宪益翻译思想与方法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2]杨宪益，戴乃迭.Selection from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23]禹一奇.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流——杨宪益翻译风格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09.
[24]赵桦.A Studyon Burton Watson’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D].成都：四川大学，2007.
[25]赵桦，伯顿·华兹生英译.《史记》述评[J].科技信息，2010（17）：180-182.
[26]赵桦.20世纪50年代.《史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的转折点[J].大家，2010（16）：126-127.
[27]周一平.中国二十四史：尽快英译，推向世界[J].学术争鸣，2008（12）：27-30.
[28]周文蕴.从文化因素冲突模式看华译《史记》对文化词语的翻译[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98-102.
[29]吴涛，杨翔鸥.中西语境下华兹生对《史记》“文化万象”词的英译[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102-108.
[30]TheWrongSideofaTurkishTapestry[J].中国翻译，1981（1）：6.
关键词： 《史记》英译 操控理论 跨文化理解
翻译，尤为反映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典籍翻译，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基本方法之一。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因其源远流长的译介活动，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巨大。然而，中国古典史书较为完整的英译，却行进得较为缓慢，使中国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相应较小。被誉为可与西方经典相媲美的《史记》在英语世界里的译介和传播，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出现转机，杨宪益夫妇的英译版本和伯顿·华兹生的节译本的出现可谓引爆点。笔者对杨宪益夫妇的节译本和华兹生英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翻译的目的是跨文化理解，也就是说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路径，如何超越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达到理解的层面，是衡量翻译的重要筹码。笔者对此同一时段不同国籍的《史记》英译及传播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管窥一斑。
一、《史记》简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并最重视历史记载和历史传承的国家之一。汉代以后，自《史记》至《明史》的二十四史，再及《清史稿》，形成中国自远古至现代的完整历史记载。其中，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通史，创始了纪传体史书，是我国古代历朝修史的范式。《史记》整理和保存了自五帝到西汉中叶三千年间大量史料，内容丰富，可谓体大思精，其语言风格准确精练，鲜明生动，虽谓史学巨著，也为文学经典。
二、史记英译研究的现状
目前对《史记》英译研究仍呈零星状态。总体来说，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译者的翻译思想研究
此类篇文多为与《史记》相关的间接研究，主要研究的是译者的翻译思想，其中，文章作者会有几句话提到《史记》的翻译风格，然而，此只言片语的叙述，主要作为译者翻译思想的辅助证明。如禹一奇的《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杨宪益翻译风格研究》，提到一句杨宪益英译《史记选》高度凝练的译事风格；李秀英的研究主要是在对华兹生的介绍中，提到了其英译史记的自然流畅和娴熟精炼。于此，读者只能从侧面大致了解《史记》的英译特点，东鳞西爪，并不详细。
（二）对于《史记》英译研究状况的梳理
此类文章有李秀英的《20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与〈史记〉的两次英译》和《〈史记〉在西方：译介与研究》，赵桦的《20世纪50年代：〈史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的转折点》，以及吴涛和杨翔欧的《〈史记〉研究三君子——美国汉学家华兹生、侯格睿、杜润德（2009）〈史记〉研究著作简论》等。它们多是《史记》翻译研究整体状况的梳理，对具体的翻译风格挖掘，只是寥寥数笔。
（三）《史记》英译文本特点研究
李秀英的《基于历史典籍双语平行语料库的术语对齐研究》，以《史记》英译为主线，对比了华滋生和倪豪士英译史记的差异性及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吴涛曾发表《勒菲弗尔“重写”理论视域下的华兹生〈史记〉英译》，文章从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对华译《史记》进行描述性分析，然而分析如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赵桦的硕士论文《伯顿·华岑〈史记〉英译研究》中，整体介绍了译者和翻译思想，并以韦努蒂的隐身理论为基础，探讨译本特点和翻译策略。再有一类则多为篇章内部词项研究：如杜一炜的《从〈史记〉的翻译看文言文中词汇的汉英翻译》，吴涛和杨翔鸥的《中西语境下华兹生对〈史记〉“文化万象”词的英译》，陈吉荣和刘莹的《〈史记〉英译过程中的默认值研究》等。综上来看，《史记》的英译研究仅限于各英译版本的篇章和词汇研究初探，对杨宪益夫妇与华兹生的英译版本的系统比较研究，仍有待加强。
三、本文的研究工作
目前对于《史记》英译的研究尚处于梳理翻译史进程，以及对篇章整体风格及部分词汇特点进行研究的阶段。翻译是一项译者主体参与的人为活动，无论何种翻译策略和手段，译者翻译的成效都要超越文化差异，并达到最终的跨文化理解。翻译者作为社会人，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和制约。那么杨宪益译本与华兹生译本各自的受制因素是什么？在此，笔者引进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夫维尔（AndréLefevere）的翻译操纵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并希冀获得些许启发。
（一）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与伯顿·华兹生《史记》翻译思想之比较分析
1.勒菲维尔的“改写”操控理论
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爱德华·泰勒曾对“文化”作出定义：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格和其他社会上学得的能力和习惯。[5]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人类以自己的情感、技能和智慧创造自己的文化，更新自己的文化。《史记》作为历史本身，是对至西汉中叶以前的中华民族活动进行的连续记载，其本身就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呈现。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同民族活动的多样性和观念的多元化使其文化内容和形式呈多样化。一种文化群体的语言是其文化储存和积淀的结果，翻译实为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工作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文化语境、翻译所指目的、目标读者、译入语的语言特征、主流语言规范，译者本人的审美标准等皆对翻译进行操控。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维尔引入过一个重要概念“改写”（rewriting），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过程。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两方面限制：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形态（poetology）。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限制和引导译者的创作，而诗学形态则是改写者进行创作时所处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写者译者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符合译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达到使改写的译作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 2.“改写”理论之于杨戴译本和华兹生译本的比较分析
（1）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团体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包括译者的意识形态和赞助者的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限制和引导译者的译作。
整体说来，杨宪益夫妇的译本高度凝练，简洁明了，对原文更忠实，再现了《史记》精炼雄健的行文风格。相较而言，华兹生译本更注重译文的接受性和可读性。同一段落的译文，杨译常比华译少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字数。
从作者的意识形态来说，杨宪益曾于1980年澳大利亚阿德雷特城艺术节的“作家周”的活动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认为翻译时，不能做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与之相反的，华兹生的翻译思想更自由，译者的主体发挥更大。他（1995）曾回忆说道：“翻译《史记》的方法，采用的是完全被德效骞教授在翻译三卷本《汉书》时所拒绝接受的方法。由于年轻时的偏狭，我被那种极为生硬、晦涩的翻译风格所激怒，这显然冒犯了班固作品中那种高贵的气质，也破坏了英语的精髓所在……我决定将介绍性部分和注释压缩至最低限度，将尽可能的空间用于翻译司马迁自己的话。”二者的认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最终得到的行文风格不同，也就不难理解了。
赞助者的意识形态也会对译文产生影响。勒菲维尔把“赞助者”（patronage）定义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有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华兹生于1956年开始《史记》的翻译工作，此工作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卡廷研究基金的资助，同时也被列为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经典翻译工程系列丛书的资助项目。哥大要求华兹生的译文要面对非专家的普通英语读者，与华兹生本人对翻译思想的认知态度不谋而合。因此，华兹生在英译汉朝卷时，按照典型的西方历史叙述小说的结构模式，对《史记》的整体结构进行了调整，打乱了本纪、世家、列传的体例，并按照人物情节的推进重新编排了人物的出场顺序。相比之下，杨宪益夫妇当年供职于外文局，翻译无额外报酬，《史记》的翻译只是其本职工作。外文局是中共中央所属事业单位，是承担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其出版物具有官方权威色彩。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译者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任务，其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因此译者只能对译文亦步亦趋，无太多发挥余地。
（2）诗学形态
“改写”理论中的“诗学形态”强调的是译者应在其所处的文化体系中使译文符合他所处时期的主流诗学形态。在中国，史学著作自《春秋》开始，一直推崇简洁含蓄的风格。杨宪益本人古文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一直以来的对史学著作简洁风格认同的影响。因此，杨译更忠实爽直。相对应的，20世纪中叶，华兹生所处的主流诗学形态强调翻译家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必须注重译文自然、流畅、透明的文学特征。另外，此时的评论界和读者界更看重译本的可读性和流畅性，使华兹生的译作自由而通晓。
四、结语
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活动，如何使翻译作品达到预期效果，被目标读者接受，个中需要策略，需要我们以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去对待。本文基于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对《史记》同一时期的两个英译本进行了初步比较分析，也试图以此作为起点，找出更有效的文化译介传播方法。限于篇幅，本文的探讨较为粗略，更为深入细致的文本比较将择文另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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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秀英.BurtonWaston对历史典籍英译语言规范的习得与内化[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84-88.
[12]李秀英.华兹生的汉学研究与译介[J].国外社会科学，2008（4）：63-69.
[13]李秀英.华兹生英译《史记》的叙述结构特征[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9）：52-55.
[14]李秀英.基于历史典籍双语平行语料库的术语对齐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0）. [15]王利器.史记译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16]吴涛，杨翔欧.《史记》研究三君子——美国汉学家华兹生、侯格睿、杜润《史记》研究著作简论[J].学术探索，2012（9）：75-79.
[17]吴涛.勒菲弗尔“重写”理论视域下的华兹生《史记》英译[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104-108.
[18]吴原元.略述二十四史在美国的译介及其意义[J]，历史与教学问题，2011（5）：94-100.
[19]吴原元.略述《史记》在美国的两次译介及其影响[J]，兰州学刊，2011（1）：159-163.
[20]杨宪益著.漏船载酒忆当年[M].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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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杨宪益，戴乃迭.Selection from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23]禹一奇.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流——杨宪益翻译风格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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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赵桦.20世纪50年代.《史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的转折点[J].大家，2010（16）：126-127.
[27]周一平.中国二十四史：尽快英译，推向世界[J].学术争鸣，2008（12）：27-30.
[28]周文蕴.从文化因素冲突模式看华译《史记》对文化词语的翻译[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98-102.
[29]吴涛，杨翔鸥.中西语境下华兹生对《史记》“文化万象”词的英译[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102-108.
[30]TheWrongSideofaTurkishTapestry[J].中国翻译，198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