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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喜爱画画的我如愿成为了一名陶瓷美术工作者,在瓷器上画画已成为我的日常生活。认为陶瓷是一门神奇而又独特的艺术,是泥与火的交融,是工艺与画作的交融。中国人早在约公元前8000~2000年就发明了陶器,陶瓷原料是地球原有的大量资源黏土经过淬取而成。陶瓷材料大多是氧化物、氮化物、硼化物和碳化物等。常见的陶瓷材料有粘土、氧化铝、高岭土等。陶瓷材料硬度较高,除了在食器、装饰的使用上,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亦扮演重要角色。
在距今14000年前,于万年仙人洞首次发现的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人类活动文化遗迹,其出土的栽培稻和陶器,距今一万年以前,是现今已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和原始陶器之一。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的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内容的形式。
黑格尔认为最早的艺术就是象征艺术,并且他认为这就是东方艺术的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周易》开始,古人就已经按照自然来关照人和事,开启了我国绘画以象征为手段的先河。《易传》云:“八卦成列,相在其中矣。”说明了“观物取相”是汉文化的思维方式,也与儒家“兴起人意,能移精神”的补益功能相契合。中西绘画有着巨大的差异,首先我要说的是对于不同的绘画,我们要用不同的审美角度去观察,去体会,不能单一地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构成了中西方绘画思想等各方面的差异,但是归根结底,对于美学的追求,人文精神的体现等,都是相似的,西画以其真实厚重的画面感,给我们以视觉上强烈的色彩享受,中国画以其古韵内涵的特色,让我们置身其中才能感受它的博大与气韵。西方人崇尚开拓进取,故重客观探索,重对景写生,还原真实存在。这种静态固定观物作画,形成焦点透视,出现近大远小的物理性透视空间,无论是真景写生还是画家创作某种想象和虚构的题材,观者总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使人产生身临其境,如观真景的感觉。由于西方画家固定观察物,发现物象在固定光源影响下呈现出的那种相对稳定的明暗色彩变化关系,故西方画家重明暗法和自然光色塑造形象,以求立体感,正如米开朗基罗所说:“最好的绘画应该像雕刻”。观西方风景画有真景实境之感,观者可走进画面;再观中国山水画,有如人与山水合一之感,观者有身在画中,可游可居之感。
我最擅长的题材是花鸟,花鸟画在中国画中是三大科的一个大科。在原始社会的中国,人们对于花鸟的认识是处于一个“超自然力”的理念之上,在狩猎场面中,图腾表现中及体现神权意识所出现的花鸟图像都是鲜明的一种巫思行为。其中鸟的图像与当时巫思的鸟占活动有着很大关系,原始先民们根据鸟的自然习性和生物特性理解鸟禽类给人们带来的信息,进而“知天事,迈人命。”将鸟视为人与天之间的吉祥使者。中国花鸟画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起来,成为一种观念先行的图式艺术。史书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不少独立的花鸟画作品,如顾恺之的《凫雁水鸟图》,可以说明这一时期的花鸟画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虽然现在看不到这些原作,但是通过其他人物画的背景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花鸟画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又如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飞鸟等。到六朝时期,已出现不少独立形态的花鸟绘画作品,其中如顾恺之的《凫雀图》、史道硕的《鹅图》、顾景秀的《蜂雀图》、萧绎的《鹿图》等。到了唐代,花鸟画业已独立成科,著录中计有花鸟画家八十多人。如薛稷画鹤,曹霸韩干画马,韦偃画牛,李泓画虎,卢弁画猫,张旻画鸡,齐旻画犬,李逖画昆虫,张立画竹等等,已能注意到动物的体态结构,形式技法上也比较完善。五代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以徐熙、黄筌为代表的两大流派,确立了花鸟画发展史上的两种不同风格类型,“黄筌富贵,徐熙野逸”。清代石涛、恽寿平、朱耷(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等都在花鸟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八大山人以其独特的绘画语言,表现内心的忧伤与家国丧失之痛,其笔墨与造型均独树一帜。
国画花鸟画以其美好吉祥的深刻寓意,以其精美绝伦或是高洁淡雅的画面,以其画面所吐露出的芬香,和谐气质,让现代高压快节奏生活的人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祥和,抛开一些生活碎片,净化内心与心灵,彻底融入到花鸟画的美好意境中,徐徐升华,慢慢沉淀。国画花鸟所给予人的,是近在咫尺的与自然的交流,它是喧嚣的尘世中可能保有的一份健康与活力,它会从精神上给予人们启发和满足,令人取得由静观万物而获无穷乐趣。礼数之外的闲暇,半分小园中的惬意,你可以做最本色的自己,无论你在参禅悟道,还是礼佛洗心,花鸟画都会是最超然的境界。然而,在西方,他们实际上是没有花鸟这一门分科的,他们的花鸟处于他们的风景画和静物画中。中国花鸟画与西方静物画既存在着某些相同的思想,更多的是体现着同一时期东西方体现在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差异化精神内涵。就根本意义而言,无论中国的花鸟画还是西方的静物画,它们都不是为描绘对象而描绘对象的“绘形”之作,而是借助对客观对象的描绘表达人的精神、情感,表现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是真、善、美的寓托,在这方面中西是没有区别的。
在陶瓷上作画,与在纸上或者是在绢上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一般画的是釉上花鸟,那么,什么又是釉上呢?首先,陶瓷就烧成分成釉上、釉下和釉中。釉上彩陶瓷又称“炉彩”。所谓釉上彩,就是先烧成白釉瓷,或者烧成单色釉瓷,也可以烧出多色彩瓷,在这样的陶瓷上进行彩绘后,再入窑经600~900℃烘烤而成。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一般来说,我画的都是釉上粉彩。粉彩瓷是珐琅彩之外,清宫廷又一创烧的彩瓷。粉彩作品无论人物、山水、花卉、鸟虫都显得质感强,明暗清晰,层次分明。采用的画法既有严整工细刻画微妙的工笔画,又有渗入淋漓挥洒,简洁洗练的写意画,还有夸张变形的装饰画风。甚至把版画、油画以及水彩画等姐妹艺术都加以融汇运用,精微处,丝毫不爽;豪放处,生动活泼。粉彩的绘制,一般要经过打图、升图、做图、拍图、画线、彩料、填色、洗染等工序。其中从打图到拍图,是一个用墨线起稿,进行创作构思,如绘瓷决定装饰内容与形象构图的阶段。正式绘制时的定稿叫“升图”,把描过浓墨的图样从瓷器上拍印下来叫“做图”。接着把印有墨线的图纸转拍到要正式绘制的瓷胎上去即“拍图”,这样就可进行绘瓷。粉彩是雍正彩瓷中最著名的品种之一,彩料比康熙朝的要精细,色彩柔和,皴染层次多。大多数在白地上、少量在色地上绘纹饰。以花蝶图为最多,牡丹、月季、海棠、四季花也极为普遍。
从古到今,尽管世界各民族对美的鉴赏千差万别,但是,却都能以某种方式获得对美的享受。美来自于生活,制瓷者正是从表现生活的角度,有寓意地间接地表现了人的思想和感情,或直接描绘了现实生活的风俗和风貌。
在距今14000年前,于万年仙人洞首次发现的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人类活动文化遗迹,其出土的栽培稻和陶器,距今一万年以前,是现今已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和原始陶器之一。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的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内容的形式。
黑格尔认为最早的艺术就是象征艺术,并且他认为这就是东方艺术的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周易》开始,古人就已经按照自然来关照人和事,开启了我国绘画以象征为手段的先河。《易传》云:“八卦成列,相在其中矣。”说明了“观物取相”是汉文化的思维方式,也与儒家“兴起人意,能移精神”的补益功能相契合。中西绘画有着巨大的差异,首先我要说的是对于不同的绘画,我们要用不同的审美角度去观察,去体会,不能单一地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构成了中西方绘画思想等各方面的差异,但是归根结底,对于美学的追求,人文精神的体现等,都是相似的,西画以其真实厚重的画面感,给我们以视觉上强烈的色彩享受,中国画以其古韵内涵的特色,让我们置身其中才能感受它的博大与气韵。西方人崇尚开拓进取,故重客观探索,重对景写生,还原真实存在。这种静态固定观物作画,形成焦点透视,出现近大远小的物理性透视空间,无论是真景写生还是画家创作某种想象和虚构的题材,观者总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使人产生身临其境,如观真景的感觉。由于西方画家固定观察物,发现物象在固定光源影响下呈现出的那种相对稳定的明暗色彩变化关系,故西方画家重明暗法和自然光色塑造形象,以求立体感,正如米开朗基罗所说:“最好的绘画应该像雕刻”。观西方风景画有真景实境之感,观者可走进画面;再观中国山水画,有如人与山水合一之感,观者有身在画中,可游可居之感。
我最擅长的题材是花鸟,花鸟画在中国画中是三大科的一个大科。在原始社会的中国,人们对于花鸟的认识是处于一个“超自然力”的理念之上,在狩猎场面中,图腾表现中及体现神权意识所出现的花鸟图像都是鲜明的一种巫思行为。其中鸟的图像与当时巫思的鸟占活动有着很大关系,原始先民们根据鸟的自然习性和生物特性理解鸟禽类给人们带来的信息,进而“知天事,迈人命。”将鸟视为人与天之间的吉祥使者。中国花鸟画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起来,成为一种观念先行的图式艺术。史书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不少独立的花鸟画作品,如顾恺之的《凫雁水鸟图》,可以说明这一时期的花鸟画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虽然现在看不到这些原作,但是通过其他人物画的背景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花鸟画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又如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飞鸟等。到六朝时期,已出现不少独立形态的花鸟绘画作品,其中如顾恺之的《凫雀图》、史道硕的《鹅图》、顾景秀的《蜂雀图》、萧绎的《鹿图》等。到了唐代,花鸟画业已独立成科,著录中计有花鸟画家八十多人。如薛稷画鹤,曹霸韩干画马,韦偃画牛,李泓画虎,卢弁画猫,张旻画鸡,齐旻画犬,李逖画昆虫,张立画竹等等,已能注意到动物的体态结构,形式技法上也比较完善。五代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以徐熙、黄筌为代表的两大流派,确立了花鸟画发展史上的两种不同风格类型,“黄筌富贵,徐熙野逸”。清代石涛、恽寿平、朱耷(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等都在花鸟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八大山人以其独特的绘画语言,表现内心的忧伤与家国丧失之痛,其笔墨与造型均独树一帜。
国画花鸟画以其美好吉祥的深刻寓意,以其精美绝伦或是高洁淡雅的画面,以其画面所吐露出的芬香,和谐气质,让现代高压快节奏生活的人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祥和,抛开一些生活碎片,净化内心与心灵,彻底融入到花鸟画的美好意境中,徐徐升华,慢慢沉淀。国画花鸟所给予人的,是近在咫尺的与自然的交流,它是喧嚣的尘世中可能保有的一份健康与活力,它会从精神上给予人们启发和满足,令人取得由静观万物而获无穷乐趣。礼数之外的闲暇,半分小园中的惬意,你可以做最本色的自己,无论你在参禅悟道,还是礼佛洗心,花鸟画都会是最超然的境界。然而,在西方,他们实际上是没有花鸟这一门分科的,他们的花鸟处于他们的风景画和静物画中。中国花鸟画与西方静物画既存在着某些相同的思想,更多的是体现着同一时期东西方体现在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差异化精神内涵。就根本意义而言,无论中国的花鸟画还是西方的静物画,它们都不是为描绘对象而描绘对象的“绘形”之作,而是借助对客观对象的描绘表达人的精神、情感,表现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是真、善、美的寓托,在这方面中西是没有区别的。
在陶瓷上作画,与在纸上或者是在绢上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一般画的是釉上花鸟,那么,什么又是釉上呢?首先,陶瓷就烧成分成釉上、釉下和釉中。釉上彩陶瓷又称“炉彩”。所谓釉上彩,就是先烧成白釉瓷,或者烧成单色釉瓷,也可以烧出多色彩瓷,在这样的陶瓷上进行彩绘后,再入窑经600~900℃烘烤而成。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一般来说,我画的都是釉上粉彩。粉彩瓷是珐琅彩之外,清宫廷又一创烧的彩瓷。粉彩作品无论人物、山水、花卉、鸟虫都显得质感强,明暗清晰,层次分明。采用的画法既有严整工细刻画微妙的工笔画,又有渗入淋漓挥洒,简洁洗练的写意画,还有夸张变形的装饰画风。甚至把版画、油画以及水彩画等姐妹艺术都加以融汇运用,精微处,丝毫不爽;豪放处,生动活泼。粉彩的绘制,一般要经过打图、升图、做图、拍图、画线、彩料、填色、洗染等工序。其中从打图到拍图,是一个用墨线起稿,进行创作构思,如绘瓷决定装饰内容与形象构图的阶段。正式绘制时的定稿叫“升图”,把描过浓墨的图样从瓷器上拍印下来叫“做图”。接着把印有墨线的图纸转拍到要正式绘制的瓷胎上去即“拍图”,这样就可进行绘瓷。粉彩是雍正彩瓷中最著名的品种之一,彩料比康熙朝的要精细,色彩柔和,皴染层次多。大多数在白地上、少量在色地上绘纹饰。以花蝶图为最多,牡丹、月季、海棠、四季花也极为普遍。
从古到今,尽管世界各民族对美的鉴赏千差万别,但是,却都能以某种方式获得对美的享受。美来自于生活,制瓷者正是从表现生活的角度,有寓意地间接地表现了人的思想和感情,或直接描绘了现实生活的风俗和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