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一场特殊的战役无声打响。疫情一直带着一张模糊的面具，让每个人无法识破，更无法靠近。它似乎潛藏在每个人周围，打量计算着伺机而发。时至今日，疫情还不到结束的时候。而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诸多事情，是不可以“过去”的。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之际，本是全家团圆欢乐祥和的时刻，却被刻上了无法忘却的记忆。有人居家隔离，有人奔赴战场，有人捐款捐物。面对疫情，我们终究没有服输。
　　加缪在《鼠疫》一书中写道：在人类身上，令人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令人鄙弃的东西。通过媒体渠道，每个人都能看到白衣天使脸上疲惫的神情;看到中山医院的支援医生陪着87岁老人看夕阳;听到一位武汉妇幼保健院的志愿者教会11个月大的女孩叫“妈妈”;看到治愈出院的患者排队抽血献血浆……
　　在现实情境的考验下，所有人面对社交网络都会有着很多选择。自身的记录，社交网络上对求助信息的核实与转发——选择时刻发生。在选择之时，需明确选择并非为了“独善其身”，而是对尊严的争取，不仅仅是自身的尊严，更是群体的尊严，在疾病面前，在彼此之间。在此期间，《北京青年》周刊试图通过展示发生在过去、现实与虚构世界三个维度的故事，向每个人展示人类与病毒的抗争。
　　一部疾病社会史的图书《病毒来袭》揭开了医学史的另一个面目：疾病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病原微生物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干预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导演张建珍用一部纪录片《中国医生》展示了中国医生群体的真实状态，其中的片段在疫情期间频频登上各大网络热搜榜。同时，那些关于人类与病毒、疫情作斗争的相关书籍和影视作品都会让人们了解到与病毒的真切关系。
　　早春三月，冬天的寒冷已经渐渐过去，树枝已经渲染了绿意，生机总是如此令人向往。在南方，不少城市早已春暖花开，可在吉林长春，户外很难见到鲜花的身影，但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里一种叫做“冰凌花”的野花却在雪中默默绽放。生的力量是强大的，在特殊时期，所有人也定会不负众望，共克难关。

历史上人与病毒的故事 《病毒来袭》：敲响无处遁形的警钟

　　在人类历史上，病毒及传染病一直在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干预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是王朝覆灭、种族灭亡、经济危机、股市崩盘等大事件中不可察觉的“幕后黑手”。
　　病毒学家内森·沃尔夫在《病毒来袭》一书中，帮助我们了解即将来临的病毒风暴，告诉我们流行病来自何方又将去向何处，同时展示了人类是如何检测和捕猎病毒，又是如何运行全新的病毒监控系统的。
　　从非洲丛林的黑猩猩，到婆罗洲雨林的猎人追踪，内森·沃尔夫将自己研究的亲身体验写成文字，带领我们一起踏上科学探索之旅。途中充满生物学奥秘，又常常险象环生，不仅逐层揭开医学史上最致命的病毒之一艾滋病毒的起源面纱，而且从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的角度探索了病毒在人类进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疾病社会史研究为我们揭开了医学史的另一个面目：疾病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病原微生物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干预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病毒来袭》从物种进化的角度整体观测人与病毒的关系，尤其是病毒在动物和人之间的传播，包括艾滋病的灵长类动物起源;审视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变迁对新发再发传染病流行的影响。内森·沃尔夫适时地提出公众对加强公共卫生能够做出贡献，每个人都可以从小做起。内森·沃尔夫还指出媒体报道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影响——媒体报道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也能告知公众采取必要的自我防护。
　　“我们处在一个充斥着新型流行病风险的世界。幸运的是，我们也处在一个用技术手段建造环球免疫系统的时代。我们宏伟却又十分简单的理念是：我们应该、也能够将流行病预测和预防做得更好。但真正大胆的念头是：有朝一日，我们能将流行病预测和预防工作做得漂亮到可以宣布‘这是最后的一种流行病’——到那时，我们发现和遏制流行病的能力，已经强到连‘流行病’这个词都不需要了。”这是内森·沃尔夫在书中最后的愿景。
　　鉴于人类与病毒的共存关系，只要有人类存在，病毒末日就永远不会来临。然而就像内森·沃尔夫在《病毒来袭》一书最后乐观地展望——有朝一日可以宣布流行病末日的到来一样——随着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传染病的防控投入不断增加，防治技术也不断进步，人类应对病毒风暴的前景是乐观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世界各国政府、公共卫生机构和民间科学组织通力合作，再加上公众的鼎力支持，人类完全有能力抵御病毒风暴的侵袭。

书摘

　　流行病的应对之道
　　摘自《病毒来袭》
　　作者内森·沃尔夫（Nathan Wolfe）
　　作为一位专业微生物学家，我通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个人是如何减少感染疾病的风险的？首先，我总是务求接种最新的疫苗。当我在疟疾地区工作时，我十分认真地服用疟疾预防药物。我并非一直都这么做，但吃了苦头后我才知道这有多重要。
　　在冬季我会留意呼吸系统疾病的传播路径，尽力降低患病风险。因为有大量的人流，公共交通是风险极大的地方。因此我乘坐地铁和飞机后，尽量洗手或者使用简易的含酒精洗手液。同样，我在与人握过很多次手后都会尽量很快洗手，或者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用手碰鼻子和嘴。尽自己所能确保进食洁净的食物和水无疑很重要，努力减少与不安全的性行为相关的风险也很重要。当然，这些答案的回答，视你自己和所生活的地方而定。可惜不是到处都有洁净的水、疫苗、好的疟疾药和避孕套——但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哪里都需要这些东西。 　　也许大家同样关注的，是疫情发生后如何评价新闻报道和评估风险。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流行病的几个具体特征来进行评估：微生物正在如何传播？它如何传播才有效？感染者的病死率是多少？一种病死率高、但似乎不传播的流行病，与一种快速而有效地传播、病死率不高的流行病相比，后者更让人担忧。像埃博拉病毒这样看似恐怖的微生物，并非总带来全球性风险。而像人乳头状瘤病毒这样看似良性的微生物，有时也会带来灾难。传播力和致命性有助于任何人研判流行病的风险。
　　想当然地认为生活在某个地方或者追求某种生活质量，就让你对一种流行病风险有了免疫力，这是错误的观点。虽然艾滋病病毒不是在世界各地四处扩散并任意侵害人们，但它对赤贫者和富豪一视同仁。它侵害几乎没有医疗保健服务的人们，也同样侵害世界上一些享受最好医疗保健的人们。我们置身于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的星球。

　　作者简介：内森·沃尔夫
　　哈佛大学免疫学和传染病学博士，现任斯坦福大学人类生物学专业客座教授;全球知名的独立研究机构Global Viral创始人和CEO，该组织致力于流行病的早期检测和控制。
　　TED演讲人，曾获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任先驱奖，被评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入选美国《国家地理》“十大新兴探险家”、《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多次被《自然》、《科学》、《纽约时报》、《纽约客》、《经济学人》、《连线》、《环球科学》、《福布斯》、Discovery探索频道、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等知名媒体报道。

现实中人与病毒的故事 《中国医生》：医生群体的真实状态

　　张建珍度过了一个信息量巨大的春节。大年初三（1月27日），她执导的纪录片《中国医生》提前登陆爱奇艺。这部作品拍摄于2017年，2019年上半年，曾以《医心》之名在央视四套上点映。如果不是疫情突发，按照计划，《中国医生》将在2月下旬登陆网络，而非这样突然出现在春节档中。
　　提档意味着零宣发，但《中国医生》的发展超出张建珍预想：1月28日，上线第二天，河南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朱良付“不敢死”的cut即在抖音上点赞破百万;2月14日，剧中因高颜值而被网友称作“真人版江直树”的鼓楼医院徐晔医生上了热搜，让《中国医生》有了出圈的态势。张建珍将热搜截图发到朋友圈，配文：“这？这也太让人慌张了。”
　　这是一部关注中国医生的纪录片，它的镜头，聚焦在全国六家三甲医院的医生身上。截至目前，《中国医生》在豆瓣拿下9.3的评分，连续35天居于爱奇艺纪录片类别榜首。片中拍摄的多位医生目前仍在武汉一线对新冠肺炎患者进行救治。

　　与之前火热的《人间世》《急诊室故事》不同，《中国医生》将视角从患者、制度或者医疗事件本身转回到了“医生”。作为本片总导演和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建珍说，她想要传递的，就是中国医生的工作、生活及思考。这与张建珍自身的经历有关。
　　2008到2009年，张建珍的父母先后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她在北大医院陪了整整一年的床。和每一个病患家属一样，张建珍查资料、读论文、在医生查房的早上询问所有没理解的细节。 　　医院是一个情绪浓烈的场域，冲突与感动、荣耀与无力在这里并存，目睹了许多，张建珍开始反思，为什么医患间缺乏互相理解，这种不信任是怎么造成的？是由于专业的门槛，还是医生缺乏耐性，或是患者本身的期望过高？这些问题并非由张建珍首次提出，但她认为，可以通过影像，让人们从另外的视角再次认识它们。“真实地呈现”因此尤为重要。在开拍前，张建珍与同事立下规矩：本片绝对不拔高、不赞美、不渲染，只呈现医生群体的真实状态。
　　在拍摄及制作中，主创们没有渲染冲突，也不想渲染冲突，因为冲突是极少数的。张建珍说，“你知道新闻报道追求的是不经常发生的事情，因为不常发生的事才有新闻价值，但在这个纪录片里，我们只希望真实地呈现一切。”
　　即便作为视频的记录者，有充分的调研和心理建设，在真正到达现场之前，谁也不清楚自己究竟能记录下什么。
　　《成长》一集的导演张征负责南京鼓楼医院的拍摄。最初挑选拍摄对象时，张征的目光集中在邱勇、胡娅莉、王东进这些国内外驰誉的名医身上，除了医术高超，他们自信、从容的气场更让人印象深刻。但就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张征不禁产生疑问，大家是如何从一名初入职场的年轻医生一步步成长为今天这样的业界顶级的呢？这成为他开始关注年轻医生的原因。
　　在鼓楼医院继续调研时，张征遇到了烧伤整形科的徐晔。当时徐晔刚刚开始工作不久，还是个住院医，张征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面露疲惫，告诉摄制组他们正在抢救一位重度烧伤患者，这也是他从医以来参与抢救的第一位重度烧伤患者。这位患者被工厂的钢水点燃了，烧伤面积95%以上，生命垂危，全科室正在尽力抢救，但因为经济问题，家属犹豫了。
　　张征能感到徐晔内心的挣扎，“他在从医之前学到的是如何用医术来救人，但人世间是复杂的，医生的职业要求和人性的博弈撕扯着他”，张征当即决定，要拍摄眼前这个处在矛盾漩涡中的年轻医生。很快，他们就等来了本集中“老刘”的故事。
　　柳亚是《挚诚》一集的导演，河南省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主任朱良付是他拍摄的第一个医生，也是《中国医生》全片中第一个出镜的医生。
　　朱良付的家就租在医院旁边，作为本院心脑血管绿色通道的发起者，每次绿色通道急诊，不管在凌晨几点，朱良付都要亲自到场。他擅长的血栓手术难度和风险极高，忙到夜里12点是常态。朱良付说，他有时也担心自己会突然死掉，但他又说，他还不能死，因为他的家庭责任和医疗责任都还没有尽到。
　　本片上映第二天，这段话被剪辑出来，发布在《中国医生》的抖音账号上，点赞数立刻破百万。评论区有医生留言，讲述他们似乎永远加不完的班。
　　在中国，每天有超过2000万人次到医院就医或陪同就医，中国的医院承受着难以言喻的巨大压力，某种程度上，维持着中国系统运转的，就是中国医生这个群体的自我牺牲。对他们来说，加班是常态，仅本片中，南京鼓楼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西交大附属医院等多个院区的素材都采集自夜里三四点钟。
　　“真要让我呼吁的话，就是去医院的时候，假设你等的时间稍长了点，或者是医生的态度急了点，说话有点不耐烦，就忍忍吧。”导演张建珍说。
　　《中国医生》的创作历时两年，在北大医院陪床时的感受，在这两年中，反复提醒着她，张建珍希望观众在认同医生的同时，也能认清医学的局限性，医生不是神，并不总能治好疾病。就像朱良付反复强调的，不是某个医生让患者获益，而是整体科技和医疗水平的进步让患者获益。
　　也因如此，本片点赞数最多的一条评论才更加动人。那条评论写道：我们对医生职业的尊重，并非在于医生是没有道德缺陷的天使，而在于他们代表了人类用知识和科学去对抗自身无常与脆弱的希望之光。这也是张建珍最喜欢的反馈之一，因为它代表了信任的可能。

虚构中人与病毒的故事 影视作品：每一部都像是警示录

　　无形的病毒不仅是笼罩在人类历史中的巨大阴影，也是影视创作的灵感源泉。更多时候，人们期望借助影视这一虚构文艺载体，让观众在看到震撼人心的故事的同时，也在更多层面对人与世界、人与万物的关系更多一些了解与反思。
　　一部好的影视作品应该是一面镜子，不仅描绘病毒肆虐下人类的无助和恐慌，更应反射出灾难之下普通人的人性光辉，反思人类对世界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同类、大自然和大自然中形形色色的生命。
　　在此我们梳理了一些病毒题材的影视作品，当你看过这些作品，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曾经或正在发生的病毒疫情，在影像作品中都曾有过真实的描绘。每一部病毒题材影视剧都像是警告与预演，也许我们没法从中得到足够多防备与抗击的经验，但这些作品的设想与价值取向，都值得观众在获得娱乐之余也进行一定程度的思考：面对防不胜防的病毒，没有胜利可言，唯有敬畏与防患于未然，才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这些影視作品大部分是欧美作品，但也不乏韩国电影的异军突起—在病毒题材的电影创作上，韩国电影不止一次为观众带来惊喜——2016年，韩国推出了灾难片《釜山行》，在全球掀起了一阵韩式僵尸病毒“热潮”。这些与病毒、传染病有关的镜头所呈现出的流感、埃博拉等疫情，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尤其是全世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大形势下，更让人对影片中的那些故事感同身受。

1976

　　《卡桑德拉大桥》
　　1976年，意大利
　　1976年的电影《卡桑德拉大桥》可谓是病毒题材影片的开山鼻祖。影片讲述了逃亡的恐怖分子将致命瘟疫病毒传播到一列行驶的列车上，国际警局意图摧毁列车，车上的乘客们联合起来突破封锁的故事。《卡桑德拉大桥》的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的“钻石公主”号邮轮。2020年1月，满载来自56个国家和地区的2666名船客和1045名工作人员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从横滨出发，在原计划中会在2月3日返回横滨，但是在几天后，这座海上酒店却因为新冠病毒蔓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上监狱”。电影中的灾难在现实中上演，每个人都是主角。

1995

　　《十二只猴子》1995年，美国
　　电影《十二只猴子》表面上是一部关于时间旅行的科幻片。在未来世界，世界被一种致命性病毒入侵之后，幸存的人类只能生活在地下。科学家决定派出志愿者回到过去找到病毒的源头。主人公詹姆斯·科尔从未来回到现在，目的是采集50年前毁灭了大半人类的病毒样本，并确认病毒是从哪里开始传播的。需要注意的是，科尔并不是回来拯救人类的好莱坞式英雄：他只能观察历史，但不能改变历史。电影对于未来场景并没有宏大的表述，片中也没有精彩的打斗，更没有爱情故事，全片整体略显压抑，线索繁多让人摸不着北，但却是一部很有深度的电影。

1995

　　《极度恐慌》1995年，美国
　　《极度恐慌》年代比较久远，也是一部比较经典的病毒灾难片。影片发生地也定位在非洲，一个医疗卫生资源匮乏，病毒肆意传播泛滥的温床地带，病毒同样来源于猴子，可谓埃博拉病毒的预言。

2007

　　《我是传奇》2007年，美国
　　在《我是传奇》中，人类被病毒击溃，威尔·史密斯饰演的角色是一名前军方病毒学家，因为体内有抗体所以没有被感染，成为了纽约市唯一的幸存者。他独自在空旷荒凉的纽约生活，不得已杀了唯一陪伴自己的受感染的狗，甚至一度觉得自己是全世界唯一幸存的人类。电影最令人恐惧的不是那些因病毒而变成“活死人”的攻击者，而是主角只能对音像店里的仿真模特喃喃自语。孤独会让人发疯，就像我们现在许多人在家隔离十余天之后，便无比怀念拥挤的商场与街头。

2002

　　《生化危機》2002年，美国
　　2002年的电影《生化危机》是“生化危机”系列电影的起始作。影片根据同名游戏改编，讲述了一种病毒在生物工程实验室中爆发，为了不让病毒外泄，一个救援小组奉命到实验室中将病毒隔绝起来，可到那之后才发现了，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群丧尸，只要被咬上一口就会变成丧尸。影片用血腥揭示了恐怖背后的意义，让人对人类竟能为了金钱而做出如此恐怖的事感到震惊。

2002

　　《惊变28天》2002年，英国
　　剑桥科研小组发现一种可以令传染者处于永久杀人状态的病毒，这种病毒传染速度极快，且无法抑制。动物保护组织成员不慎释放了实验室中一批携带该病毒的大猩猩后，繁华的伦敦于短短28天变成一座死城。死里逃生的三人决定寻找希望，结果才发现真正恐怖的竞不是病毒……电影以人文关怀和对人性的探讨作为切入点，展现了在丧尸肆虐的大环境之下幸存者的绝望和疯狂，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电影。

2008

　　《天外来菌》
　　2008年，美国
　　影片改编自同名畅销小说，讲述了犹他州的皮德蒙特小镇，一对男女情侣正在山上约会，突然一颗人造卫星掉落，好奇的两人将卫星带回小镇，却不知道也将可怕的灾难带回了小镇。突然间小镇上暴发了可怕的病毒，人们纷纷不明原因地死去。为防止病毒扩散到其他城市，军队封锁了小镇，并派出了代号为“仙女座”的科学队前去查明病源。

2008

　　《盲流感》
　　2008年，加拿大/巴西/日本
　　影片根据诺贝尔奖得主Jose Saramago的小说《Blindness》改编，描述了一个陷入致盲病毒的城市，导火线从一名司机点燃，突然失明后，他得到了一个人的善意帮助，这条线继续燃烧下去，眼科医生也来帮助他们了，故事就这样开始了。电影中活下来的，不是那些自私的、残忍的骗子，而是真正懂得生存意义的人。影片宣扬的不是末世，而是一次对人性的深刻探讨。

2009

　　《末日病毒》
　　2009年，美国
　　影片讲述了一种高致命性和传染性的病毒在世界上蔓延开来，为了避难，几个人驾车以最快的速度穿越美国西南部的沙漠地带，希望寻找的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很快他们就发现，原来阻挡在他们面前的最大的敌人，并不是不断袭击并打垮人类的致命细菌或病毒，而是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黑暗与邪恶，导演将主要目光放在了末日题材中最重要的人性取舍的戏剧性上。

2013

　　《流感》
　　2013年，韩国
　　毕竟，僵尸病毒距离现实世界还是存在一定差异，但2013年的韩国电影《流感》却是对病毒的真实写照。现实生活中，流感是人类接触到的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感染的病毒之一。电影讲述了韩国某座城市突然暴发了一场致命性感冒病毒，男主与女主两人共同寻找病毒宿主，接触病毒危机的故事。影片通过几个小人物的视角一步步引出病毒产生、传播感染，以及对人类社会阶级的影响。灾难疾病是对人性的终极考验，而每一个“事件”的背后都是韩国电影对个人、社会、乃至当局者的一次有力抨击。

2011

　　《传染病》
　　2011年，美国
　　电影《传染病》是病毒感染题材的优秀电影，片中大牌明星非常多。本片的病毒“制造者”就是现在人人恨之的蝙蝠。人类的行为最终影响到人类自己，听起来是不是很可笑？《传染病》虽是一部电影，却有着较为贴近现实的参考价值。影片里病毒暴发后每一天感染人数的上涨，疾控中心对病毒趋势的预测，病毒大肆暴发对城市文明、对人类人性的影响，以及病毒变异与疫苗研制的生产周期等，无不揭示着病毒的真实与可怕。现在看来，影片对于现在正在发生的疫情有着某种程度的“神预测”。

2010

　　《黑死病》
　　2010年，英国
　　电影《黑死病》以1348年蔓延欧洲的黑死病为背景，影片探讨了对信仰的背叛與误解，事实上每一个宗教由于对真理的过度诠释和执着被多数人所误解，信仰于是成了他们罪行的依据。

2016

　　《釜山行》
　　2016年，韩国
　　韩国电影《釜山行》上映之后，曾在全球掀起了一阵韩式僵尸病毒“热潮”。影片讲述了一名单亲父亲带着女儿乘坐一辆前往釜山的列车，车上突然暴发了传染性病毒，瞬间全车陷入了一场灾难之中的故事。电影在让我们感受到恐怖氛围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人性阴暗的一面，有时在灾难面前人性更加可怕。《釜山行》一直表现平凡英雄，有始有终。不可否认，由病毒变异成僵尸的故事类型绝对是恐怖电影的一次成功创新，在世界末日的大背景下，人性承受着巨大的挑战。

2016

　　《隔离死城》
　　2016年，美国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一名病毒专家奉命调查非洲的神秘致命病菌，发现已有人园走私非洲野猴而将病毒传入美国，并在加州小镇中迅速蔓延。片中隔离环境的渲染是一大亮点，病毒暴发后当局者迅速建立组织了隔离方案，对已感染或者疑似感染者分别进行隔离观察，城市里也使用铁丝网设置了临时隔离区。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城市隔离区内的小部分人在高压环境下开始了一系列疯狂举动，持枪抢劫超市、抢劫食物，暴动冲出隔离圈等。电视剧将病毒蔓延时人们的恐慌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适合现在隔离时期看。

2019

　　《血疫》
　　2019年，美国
　　2019年的口碑美剧《血疫》有一个译名叫《埃博拉浩劫》，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以埃博拉病毒为故事原型，通过镜头再一次向观众展示了这种生物安全等级为4级、具有90%致死率的致命病毒的传染、致死以及它所制造的恐惧。《血疫》的真实性让每一个观看者看后都感到恐惧，就像结尾处说的那样：至今尚未发现在雷斯顿暴发的埃博拉病毒的源头，埃博拉病毒至今没有治愈药物。《血疫》的原著曾得到过惊悚小说大师蒂芬·金的评价，“《血疫》的第一章，是我这辈子读过最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