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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于旧中国风雨如磐的岁月，在戰乱中辗转求学，远渡重洋出国深造;他冲破阻力回到祖国怀抱，为我国自动化研究与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在年近花甲时重返科研一线，为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殚精竭虑。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是我国著名的惯性导航及空间飞行器控制专家、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他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更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科技报国探新知
1920年，陆元九出生于安徽滁州一个教师家庭，由于生日是元月九日，故父亲为其取名“元九”。
陆元九的父亲十分注重子女教育。中学时，父亲常用“二月杏花八月桂，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教育他要珍惜时间，刻苦读书，这对陆元九树立学习的自觉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陆元九成为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也是中国内地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
在硝烟弥漫的求学岁月，陆元九盼望早日成才、报效祖国的心日益坚定。四年里，他学习了发动机专业的必修课程和空气动力学课程，还自学了飞机结构设计，撰写了飞行力学方面的毕业论文，以不断加深对空气动力学的理解。
毕业后，陆元九留校任教，并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最终获得了公费赴美留学的资格。
1945年到达麻省理工学院后，一心想要“学点新东西”的陆元九没有选择“驾轻就熟”的发动机相关专业。他了解到，国际上著名的自动控制专家德雷伯教授在航空系新创仪器学专业，富有挑战精神的他毅然申请参加仪器学教研室的工作。
二战期间，惯性技术已在航空、航海领域广泛应用，惯性导航则尚处于萌芽阶段。德雷伯力主将自动控制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惯性测量技术领域，依靠控制技术来提高惯性测量系统的精度。美国政府看到这项技术十分关键，将其列为重要的军事研究项目。
经过努力争取，陆元九成为德雷伯教授在这个新设仪器学专业的首位博士研究生，开始探索学科领域的前沿内容。
归途万难只等闲
1949年，陆元九双喜临门：一是获得了博士学位，二是与留美硕士、安徽同乡王焕葆喜结良缘。获得博士学位后，29岁的他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在导师的科研小组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在美国有了孩子又有固定工作的陆元九，为了免受移民局的审问，办理了绿卡。拿到绿卡之后，美国政府又施压，让学校动员他“升级”为美国公民，但陆元九不为所动。
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他一边工作，一边积极为回国作准备。
为了扫清回国障碍，陆元九主动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涉密岗位，调往土木系一个研究室，后来又离开大学，到福特汽车公司科学实验室工作。其间，他参与了多项先进科技项目的探索，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辆气垫式汽车的研制。
1955年底，邮局公告栏中的几行中国字让陆元九眼前一亮。公告大意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包括留学生，自愿回国的现在可以回去，如有困难需要帮助，可找印度驻美国大使馆接洽……
归心似箭的陆元九立即作出回国的决定。一年后，他通过印度驻美国大使馆开具的证明买到了回国的船票，经过23天的海上颠簸，终于结束了11年的游子生活。
艰苦创业写辉煌
新中国的巨大变化，让陆元九耳目一新。他带着惯性导航这一先进的技术和一腔报国热情回到祖国，准备大干一番。
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陆元九开始参与筹建自动化研究所，从队伍组建到办公场地的落实，再到试验设备购置，他都亲力亲为。接着他又去苏联考察，请专家来华讲学;到全国各地调研，研究探索自动化科学领域的发展前景，为我国自动化研究与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195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任务由原来的工业自动化转向探空火箭、卫星方面。
陆元九大胆提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
经过两个多月的实验研究，1958年10月，运载火箭结构图和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在陆元九和同事手中诞生。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陆元九在学术著作上也颇有建树。20世纪60年代初，陆元九在负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项工作的同时，还坚持撰写专著，把自己在陀螺、惯性导航方面的所学所用编撰成书。
1964年，他的著作《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上册）》出版，这是我国惯性技术方面最早的专著之一。他提倡“元件为主，测试设备先行”的研制方针，对我国惯性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一丝不苟献航天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已近花甲之年的陆元九重回科研一线，被调往北京控制器件研究所任所长。
担任所长期间，陆元九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他根据国外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了指导，即确定采用以新型支承技术为基础的单自由度陀螺构成平台—计算机方案。
在他的领导下，国家批准建立了惯性仪表测试中心，为我国惯性仪表研制打下坚实基础;中国航天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浮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课题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研制。
在陀螺与惯性导航技术科研一线工作5年后，陆元九开始更多地从事项目评审、成果鉴定、故障分析和推进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
航天工作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对质量、安全的极高要求。陆元九深知航天无小事，航天人如没有事事认真的精神，很难摆脱失败的命运。
他常说：“上天产品，99分不及格，相当于零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还要评好坏。”因此，在工作中，陆元九非常严谨认真。
1996年，我国“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失败，点火后2秒，火箭发生倾斜，飞行20秒左右坠落焚毁。这次灾难性的事故，使中国航天事业遭受巨大挫折。
为了尽快找出故障、查明原因，76岁高龄的陆元九临危受命。他身先士卒，不顾年事已高连日工作，两三天不睡觉是常有的事。大家都说，没有陆老的认真精神，就不一定能把问题查得这样仔细、彻底、清楚。
参加技术问题讨论时，陆元九常说，自己是外行，先要向别人学习，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要虚心询问，解决问题的良方，还是“认真”二字。
桃李不言蹊自成
让年轻人“进步快一点”，一代接一代擎起航天事业的旗帜，是陆元九的心愿。
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建所初期，他就组织了科研人员的专业技术学习和外语学习，并亲自讲授英语和专业课程。当时他还兼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和自动化系副系主任，讲授陀螺及惯性导航方面的课程。在航天部控制器件研究所担任所长期间，他仍亲自给年轻的科技人员讲授英语和专业技术。
2005年，陆元九发表了文章《航天人才科学作风培养》，受到航天科技集团领导高度关注，随即部署落实。
在他的带动下，航天系统自培高学历人才已成风尚，一批高学历、高素质的中青年科技骨干活跃在我国航天科研、管理领域，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持续发展开创了良好局面。
在他九十华诞之际，他的学生们发来贺信，写道：“尽管我们现在都已年过古稀，但我们多想再在教室里听您讲述各种‘原理’。”
如今，已至期颐之年的陆元九仍在为我国航天事业贡献余热。他在陀螺、惯性导航等领域求索奋进的铿锵足音，与我国航天创举的一曲曲凯歌交响共鸣。
（陈亮摘自2021年7月12日《中国青年报》）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是我国著名的惯性导航及空间飞行器控制专家、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他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更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科技报国探新知
1920年，陆元九出生于安徽滁州一个教师家庭，由于生日是元月九日，故父亲为其取名“元九”。
陆元九的父亲十分注重子女教育。中学时，父亲常用“二月杏花八月桂，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教育他要珍惜时间，刻苦读书，这对陆元九树立学习的自觉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陆元九成为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也是中国内地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
在硝烟弥漫的求学岁月，陆元九盼望早日成才、报效祖国的心日益坚定。四年里，他学习了发动机专业的必修课程和空气动力学课程，还自学了飞机结构设计，撰写了飞行力学方面的毕业论文，以不断加深对空气动力学的理解。
毕业后，陆元九留校任教，并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最终获得了公费赴美留学的资格。
1945年到达麻省理工学院后，一心想要“学点新东西”的陆元九没有选择“驾轻就熟”的发动机相关专业。他了解到，国际上著名的自动控制专家德雷伯教授在航空系新创仪器学专业，富有挑战精神的他毅然申请参加仪器学教研室的工作。
二战期间，惯性技术已在航空、航海领域广泛应用，惯性导航则尚处于萌芽阶段。德雷伯力主将自动控制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惯性测量技术领域，依靠控制技术来提高惯性测量系统的精度。美国政府看到这项技术十分关键，将其列为重要的军事研究项目。
经过努力争取，陆元九成为德雷伯教授在这个新设仪器学专业的首位博士研究生，开始探索学科领域的前沿内容。
归途万难只等闲
1949年，陆元九双喜临门：一是获得了博士学位，二是与留美硕士、安徽同乡王焕葆喜结良缘。获得博士学位后，29岁的他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在导师的科研小组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在美国有了孩子又有固定工作的陆元九，为了免受移民局的审问，办理了绿卡。拿到绿卡之后，美国政府又施压，让学校动员他“升级”为美国公民，但陆元九不为所动。
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他一边工作，一边积极为回国作准备。
为了扫清回国障碍，陆元九主动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涉密岗位，调往土木系一个研究室，后来又离开大学，到福特汽车公司科学实验室工作。其间，他参与了多项先进科技项目的探索，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辆气垫式汽车的研制。
1955年底，邮局公告栏中的几行中国字让陆元九眼前一亮。公告大意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包括留学生，自愿回国的现在可以回去，如有困难需要帮助，可找印度驻美国大使馆接洽……
归心似箭的陆元九立即作出回国的决定。一年后，他通过印度驻美国大使馆开具的证明买到了回国的船票，经过23天的海上颠簸，终于结束了11年的游子生活。
艰苦创业写辉煌
新中国的巨大变化，让陆元九耳目一新。他带着惯性导航这一先进的技术和一腔报国热情回到祖国，准备大干一番。
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陆元九开始参与筹建自动化研究所，从队伍组建到办公场地的落实，再到试验设备购置，他都亲力亲为。接着他又去苏联考察，请专家来华讲学;到全国各地调研，研究探索自动化科学领域的发展前景，为我国自动化研究与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195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任务由原来的工业自动化转向探空火箭、卫星方面。
陆元九大胆提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
经过两个多月的实验研究，1958年10月，运载火箭结构图和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在陆元九和同事手中诞生。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陆元九在学术著作上也颇有建树。20世纪60年代初，陆元九在负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项工作的同时，还坚持撰写专著，把自己在陀螺、惯性导航方面的所学所用编撰成书。
1964年，他的著作《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上册）》出版，这是我国惯性技术方面最早的专著之一。他提倡“元件为主，测试设备先行”的研制方针，对我国惯性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一丝不苟献航天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已近花甲之年的陆元九重回科研一线，被调往北京控制器件研究所任所长。
担任所长期间，陆元九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他根据国外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了指导，即确定采用以新型支承技术为基础的单自由度陀螺构成平台—计算机方案。
在他的领导下，国家批准建立了惯性仪表测试中心，为我国惯性仪表研制打下坚实基础;中国航天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浮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课题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研制。
在陀螺与惯性导航技术科研一线工作5年后，陆元九开始更多地从事项目评审、成果鉴定、故障分析和推进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
航天工作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对质量、安全的极高要求。陆元九深知航天无小事，航天人如没有事事认真的精神，很难摆脱失败的命运。
他常说：“上天产品，99分不及格，相当于零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还要评好坏。”因此，在工作中，陆元九非常严谨认真。
1996年，我国“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失败，点火后2秒，火箭发生倾斜，飞行20秒左右坠落焚毁。这次灾难性的事故，使中国航天事业遭受巨大挫折。
为了尽快找出故障、查明原因，76岁高龄的陆元九临危受命。他身先士卒，不顾年事已高连日工作，两三天不睡觉是常有的事。大家都说，没有陆老的认真精神，就不一定能把问题查得这样仔细、彻底、清楚。
参加技术问题讨论时，陆元九常说，自己是外行，先要向别人学习，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要虚心询问，解决问题的良方，还是“认真”二字。
桃李不言蹊自成
让年轻人“进步快一点”，一代接一代擎起航天事业的旗帜，是陆元九的心愿。
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建所初期，他就组织了科研人员的专业技术学习和外语学习，并亲自讲授英语和专业课程。当时他还兼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和自动化系副系主任，讲授陀螺及惯性导航方面的课程。在航天部控制器件研究所担任所长期间，他仍亲自给年轻的科技人员讲授英语和专业技术。
2005年，陆元九发表了文章《航天人才科学作风培养》，受到航天科技集团领导高度关注，随即部署落实。
在他的带动下，航天系统自培高学历人才已成风尚，一批高学历、高素质的中青年科技骨干活跃在我国航天科研、管理领域，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持续发展开创了良好局面。
在他九十华诞之际，他的学生们发来贺信，写道：“尽管我们现在都已年过古稀，但我们多想再在教室里听您讲述各种‘原理’。”
如今，已至期颐之年的陆元九仍在为我国航天事业贡献余热。他在陀螺、惯性导航等领域求索奋进的铿锵足音，与我国航天创举的一曲曲凯歌交响共鸣。
（陈亮摘自2021年7月12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