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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兰被告上法庭时，她还没有想到5年前花费4.5万元购买的一座院子会惹上大麻烦。终审判决下来了，李玉兰一家必须离开自己精心经营了多年的辛店村284号小院。
和她一样成为被告的13位画家购买的是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子，而这类房子在法律和制度意义上是这些城里人不能拥有的。法庭终审判决印证了这一点，也印证了建设部关于“小产权”房不受法律保障的警示。
而现在一摞摞的花盆摆在墙根，荷塘里满是残败的睡莲叶子，一个宋代的瓷缸里种上了大蒜，屋里清冷。
“28度，宋庄最暖和的房子，我自己烧的锅炉，每天都有一堆朋友在家里喝茶作画。屋里暖得花都能开。”谭小勋那么怀念往年在家的日子，但现在在法律上这里已经不属于他了。
协议与制度不能相容
1994年，众多画家聚集的圆明园改造，于是方力钧、岳敏君、刘炜、杨少斌等一批“画界大腕”，开始迁居到通州宋庄，他们买下这里农民自家的院子，将一个个破败的农家院，改造成为一间间别致的艺术工作室。之后，到宋庄落户的艺术家越来越多。2001年李玉兰夫妇也慕名来到这里。
2002年，他们看上了宋庄村民马海涛家的一套闲置院落，以4.5万元的价格买了下来。双方找来村干部作为公证人，签订了买卖协议。
不久，李玉兰便拿到了土地使用证，以及房屋买卖协议。她发现，土地使用证上没有自己的名字，而只是在“变更栏”中注有“房屋出售给李玉兰使用”。村干部的回答是，“因为按规定农村宅基地不能流转，所以在变更栏注明就可以了”。
这个土地使用证与房契地契的含义不同，在于土地所有制的差异，而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恰恰成了日后房产问题的根子。
一切都在李玉兰的预料之外。在农家院平静度过了4年时光后，2006年，马海涛要求解除合同，讨回房子。“怎么能说反悔就反悔呢？”这一要求被李玉兰夫妇拒绝。
2006年12月18日，马海涛与他的妻子董秀梅共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2002年双方签订的协议，并要求李玉兰夫妇归还已经使用了4年的房产。
而4年中，李玉兰夫妇在这个家投入了巨大的情感，为改造这个院子，他们已经陆续投入了近12万元。
“在这结婚，在这怀孕坐月子，因为认为稳定了，才决定生下小女儿葵葵。”谭小勋说这里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与生活。堂屋正对大门的墙上还贴着大红的喜字。
当初刚买时，这房子已经非常破了，“在房顶扫出的老鼠屎就有十几斤”。
而家在河北邯郸邯山的李玉兰，为购得这个小院已卖掉了自己在老家的房产，一旦马海涛的诉讼请求成立，不仅12万元的改造投入无法收回，而且，李玉兰夫妇也丢了唯一的家。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成为她继续拥有这个院落的理由。
马海涛的院落是在农村宅基地上建立的，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以及国务院的一系列条例、规定、通知，农村所有土地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民对宅基地只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只能继承而不能流转。
因此，李玉兰向法庭出示的土地使用证以及与马海涛签订的协议一律无效。
结果一审败诉，李玉兰提出上诉。
恰在二审期间，2007年12月1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了“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这是继2007年6月建设部发布小产权房不受法律保护的风险提示后，中央再次叫停小产权房。会议强调现行土地制度没有任何松动的可能，农民仍然不具备宅基地及集体土地的“实质财产权”。
12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马海涛与李玉兰所签之《买卖房协议书》无效。
群体性的焦虑
李玉兰、谭小勋夫妇并不是唯一被起诉的购房艺术家。宋庄镇以小堡村为核心，已吸引全国各地约1500名艺术家，他们中有近300人已购买农民住房，其中多人被起诉。
2006年9月，在白庙村买房的画家王立则第一个被卖房村民告上法庭，王立则被诉就像第一块倒掉的多米诺骨牌，同年10月起，方力均、杨绍斌、岳敏君、王音、李玉兰等12名艺术家陆续被起诉，涉及宋庄镇白庙村、辛店村、小堡村、大兴庄村等7个自然村。
这些案子中，原告都是宋庄的当地农民，被告都是外地来宋庄的艺术家，案由都是原告要收回已售出的房子。理由也完全一致：购房艺术家不是通州区宋庄镇农民，房屋买卖协议无效。
虽然李玉兰不是“画家村”第一个被起诉的，却是第一个被宣判的。村民和艺术家们都在观望李玉兰案子的进展，因为这将决定更多村民是否起诉画家。而判决结果也指引着风向，事实也是如此。李玉兰一审败诉后，卖房村民似乎觉察到有利可图。据王立则统计，已有五六十位画家接到房主的收房告知。有“当代艺术教父”之称的栗宪庭，笑称自己是个潜在的被告。而像栗宪庭先生一样的潜在被告在宋庄镇多达近300人。
画家们也在联合想办法，李玉兰的经济条件不好，起诉费用很大部分是靠艺术家们资助。因为这个官司不是为李玉兰一个人而打的。
王立则是李玉兰的代理人之一，一直义务张罗此事。
“房子的事怎么着了？”见到王立则的画家把这当作对王立则的问候语。
王立则感冒了，他一边用纸巾擦着鼻涕，一边收起桌上放着近30位记者的名片，“今天已经接待了4拨记者了”。
有法律背景的画家王立则统揽此事，每月话费就有1000多元，画家们找他咨询，媒体的采访，甚至其他地区同病相怜的人也打来电话讨个办法。王立则已有一年时间没有创作了，陷入困境的他在自己完成的最后一幅画上缠上铁链并加了一把锁。
李玉兰是大家关注的中心，2007年12月26日下午，李玉兰打开门时发现门后塞着一份12月23日的报纸，打开一看，上面有对此事的报道。
“很多人在关心这个事，在帮我们。”除了每天不停地接媒体电话和来访以外，李玉兰记起两个月前，有两位老人从房山专程赶过来让她出主意，他们的情况与李玉兰相同。
李玉兰怕有人找不到她，出门前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门外的墙上。
李玉兰与谭小勋夫妇，从2006年年底开始，没有画出一幅完整的作品，靠朋友接济度日。而被告的13位画家，也多数没有心思来搞创作。
谁更离不开谁
宋庄镇小堡村，村口的大门被设计成一个巨幅的画框。以小堡村为核心，宋庄艺术家群落向四周辐射，辛店、大兴庄等十几个村子现在也都成了艺术家的聚居地。艺术家们的到来，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着这些村子的面貌和村里的生活。
而在宋庄，农民私有房屋的交易，从1994年第一批艺术家到来就开始了。开始都是农民找画家卖房子，因为在当时的农村，画家是唯一的买房对象。而且画家出的价格比较高。
王立则说，2000年以后，卖房的农民就越来越少了，一般都是租。
而画家们与当地村民们的关系十分融洽，现在除了有纠纷的外，大家还在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村庄和一些村民们的人生也被艺术改变了。
“起诉我的村民的弟弟就住在前院，每天‘王老师王老师’地叫，关系不错，还想找我学画呢。”
“小堡村村委委员李学来，现在已是策划展览会的人，两幅画被英国收藏家收藏，而他原先是广告公司刷墙上广告的。”
更多的孩子走上了艺术道路，宋庄的很多经济活动也都围绕艺术展开。
“小堡村原是块沙滩地，现在却聚集了“画家村”三分之二的艺术家，成了宋庄最富裕的一个自然村。”
据2006年小堡村的统计，其人均纯收入是艺术家入住之前的近30倍。这一切有可能因为房子的问题发生改变。
终审判决下来了，二审的判决提到了李玉兰可以反诉要求赔偿，李玉兰已提起了诉讼，要求赔偿，“具体数额还在商量，应该在二十几万元左右。”
“因为被告上法庭的画家共13位，但真正买房的画家还有290多位。高一点的赔偿可能会让村民们觉得一时得不到好处，讨房潮可能暂时平息。”王立则也希望赔偿的数额能高一点。
“除了少数腕级画家收入很高之外，更多的画家，正处在艺术成长期，是艺术塔型结构的基础，如果这里不能住了，生活成本肯定会升高，那时很多人会因生存问题选择离开。”王立则认为，如果法院最后判的赔偿不合理，将会影响“画家村”原有秩序的安定。
“宋庄‘画家村’不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宋庄不再对艺术家有吸引力，大批画家迁出，这里可能就会像当年的圆明园‘画家村’一样消失。”
王立则说，画家们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
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出现的还有宋庄镇政府。
因为画家的到来，宋庄被北京市确定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宋庄已将此写入镇里的“十一五”计划，如果画家们这时集体离开，对宋庄经济发展当然不利。
据知情者透露，很多艺术家的案子被延期是因为镇里做了很多工作。宋庄艺术促进会是具有官方背景的组织，促进会助理律师饶云峰告诉记者，宋庄镇政府以前确实一直支持画家购买农民房。
宋庄艺术促进会在1个月前曾召集买房的200多位艺术家开会，会上保证“讨房”官司不会判退，还保证不会有新的立案。但随着李玉兰和谭小勋夫妇一审败诉，镇政府当初的意愿没有实现。
有消息称，镇政府为了留住画家，正在搜集闲置房源。“镇政府也说结案后帮助我们安排住处。”李玉兰告诉记者，镇里已经和他有过几次接触并有承诺。
宋庄镇希望以此留住艺术，也留住宋庄的前程。
宋庄判例的示范
最新消息，李玉兰已向北京通州区法院提起诉讼，向原房东马海涛提出了48万元的经济补偿要求，并获得了法院立案。
宋庄的危机因此可能暂时缓解了，但对全国的小产权房和购买小产权房的人来说，这个判例可能是一个心理打击。国家要保证耕地18亿亩红线，保障粮食安全，政策和法律都不允许对小产权房放手。
“我也知道媒体关注我的事情是因为小产权房，我这个案子判了之后，也可能会成为同类案子的示范。”已有近30名记者采访李玉兰，而她也一边带孩子一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自己的故事。
“将来会怎样？想过吗？”
“不知道，将来可能会好，也可能会很不好。”李玉兰把小女儿的棉衣塞了塞，抱得更紧了一些。
和她一样成为被告的13位画家购买的是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子，而这类房子在法律和制度意义上是这些城里人不能拥有的。法庭终审判决印证了这一点，也印证了建设部关于“小产权”房不受法律保障的警示。
而现在一摞摞的花盆摆在墙根，荷塘里满是残败的睡莲叶子，一个宋代的瓷缸里种上了大蒜，屋里清冷。
“28度，宋庄最暖和的房子，我自己烧的锅炉，每天都有一堆朋友在家里喝茶作画。屋里暖得花都能开。”谭小勋那么怀念往年在家的日子，但现在在法律上这里已经不属于他了。
协议与制度不能相容
1994年，众多画家聚集的圆明园改造，于是方力钧、岳敏君、刘炜、杨少斌等一批“画界大腕”，开始迁居到通州宋庄，他们买下这里农民自家的院子，将一个个破败的农家院，改造成为一间间别致的艺术工作室。之后，到宋庄落户的艺术家越来越多。2001年李玉兰夫妇也慕名来到这里。
2002年，他们看上了宋庄村民马海涛家的一套闲置院落，以4.5万元的价格买了下来。双方找来村干部作为公证人，签订了买卖协议。
不久，李玉兰便拿到了土地使用证，以及房屋买卖协议。她发现，土地使用证上没有自己的名字，而只是在“变更栏”中注有“房屋出售给李玉兰使用”。村干部的回答是，“因为按规定农村宅基地不能流转，所以在变更栏注明就可以了”。
这个土地使用证与房契地契的含义不同，在于土地所有制的差异，而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恰恰成了日后房产问题的根子。
一切都在李玉兰的预料之外。在农家院平静度过了4年时光后，2006年，马海涛要求解除合同，讨回房子。“怎么能说反悔就反悔呢？”这一要求被李玉兰夫妇拒绝。
2006年12月18日，马海涛与他的妻子董秀梅共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2002年双方签订的协议，并要求李玉兰夫妇归还已经使用了4年的房产。
而4年中，李玉兰夫妇在这个家投入了巨大的情感，为改造这个院子，他们已经陆续投入了近12万元。
“在这结婚，在这怀孕坐月子，因为认为稳定了，才决定生下小女儿葵葵。”谭小勋说这里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与生活。堂屋正对大门的墙上还贴着大红的喜字。
当初刚买时，这房子已经非常破了，“在房顶扫出的老鼠屎就有十几斤”。
而家在河北邯郸邯山的李玉兰，为购得这个小院已卖掉了自己在老家的房产，一旦马海涛的诉讼请求成立，不仅12万元的改造投入无法收回，而且，李玉兰夫妇也丢了唯一的家。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成为她继续拥有这个院落的理由。
马海涛的院落是在农村宅基地上建立的，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以及国务院的一系列条例、规定、通知，农村所有土地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民对宅基地只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只能继承而不能流转。
因此，李玉兰向法庭出示的土地使用证以及与马海涛签订的协议一律无效。
结果一审败诉，李玉兰提出上诉。
恰在二审期间，2007年12月1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了“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这是继2007年6月建设部发布小产权房不受法律保护的风险提示后，中央再次叫停小产权房。会议强调现行土地制度没有任何松动的可能，农民仍然不具备宅基地及集体土地的“实质财产权”。
12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马海涛与李玉兰所签之《买卖房协议书》无效。
群体性的焦虑
李玉兰、谭小勋夫妇并不是唯一被起诉的购房艺术家。宋庄镇以小堡村为核心，已吸引全国各地约1500名艺术家，他们中有近300人已购买农民住房，其中多人被起诉。
2006年9月，在白庙村买房的画家王立则第一个被卖房村民告上法庭，王立则被诉就像第一块倒掉的多米诺骨牌，同年10月起，方力均、杨绍斌、岳敏君、王音、李玉兰等12名艺术家陆续被起诉，涉及宋庄镇白庙村、辛店村、小堡村、大兴庄村等7个自然村。
这些案子中，原告都是宋庄的当地农民，被告都是外地来宋庄的艺术家，案由都是原告要收回已售出的房子。理由也完全一致：购房艺术家不是通州区宋庄镇农民，房屋买卖协议无效。
虽然李玉兰不是“画家村”第一个被起诉的，却是第一个被宣判的。村民和艺术家们都在观望李玉兰案子的进展，因为这将决定更多村民是否起诉画家。而判决结果也指引着风向，事实也是如此。李玉兰一审败诉后，卖房村民似乎觉察到有利可图。据王立则统计，已有五六十位画家接到房主的收房告知。有“当代艺术教父”之称的栗宪庭，笑称自己是个潜在的被告。而像栗宪庭先生一样的潜在被告在宋庄镇多达近300人。
画家们也在联合想办法，李玉兰的经济条件不好，起诉费用很大部分是靠艺术家们资助。因为这个官司不是为李玉兰一个人而打的。
王立则是李玉兰的代理人之一，一直义务张罗此事。
“房子的事怎么着了？”见到王立则的画家把这当作对王立则的问候语。
王立则感冒了，他一边用纸巾擦着鼻涕，一边收起桌上放着近30位记者的名片，“今天已经接待了4拨记者了”。
有法律背景的画家王立则统揽此事，每月话费就有1000多元，画家们找他咨询，媒体的采访，甚至其他地区同病相怜的人也打来电话讨个办法。王立则已有一年时间没有创作了，陷入困境的他在自己完成的最后一幅画上缠上铁链并加了一把锁。
李玉兰是大家关注的中心，2007年12月26日下午，李玉兰打开门时发现门后塞着一份12月23日的报纸，打开一看，上面有对此事的报道。
“很多人在关心这个事，在帮我们。”除了每天不停地接媒体电话和来访以外，李玉兰记起两个月前，有两位老人从房山专程赶过来让她出主意，他们的情况与李玉兰相同。
李玉兰怕有人找不到她，出门前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门外的墙上。
李玉兰与谭小勋夫妇，从2006年年底开始，没有画出一幅完整的作品，靠朋友接济度日。而被告的13位画家，也多数没有心思来搞创作。
谁更离不开谁
宋庄镇小堡村，村口的大门被设计成一个巨幅的画框。以小堡村为核心，宋庄艺术家群落向四周辐射，辛店、大兴庄等十几个村子现在也都成了艺术家的聚居地。艺术家们的到来，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着这些村子的面貌和村里的生活。
而在宋庄，农民私有房屋的交易，从1994年第一批艺术家到来就开始了。开始都是农民找画家卖房子，因为在当时的农村，画家是唯一的买房对象。而且画家出的价格比较高。
王立则说，2000年以后，卖房的农民就越来越少了，一般都是租。
而画家们与当地村民们的关系十分融洽，现在除了有纠纷的外，大家还在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村庄和一些村民们的人生也被艺术改变了。
“起诉我的村民的弟弟就住在前院，每天‘王老师王老师’地叫，关系不错，还想找我学画呢。”
“小堡村村委委员李学来，现在已是策划展览会的人，两幅画被英国收藏家收藏，而他原先是广告公司刷墙上广告的。”
更多的孩子走上了艺术道路，宋庄的很多经济活动也都围绕艺术展开。
“小堡村原是块沙滩地，现在却聚集了“画家村”三分之二的艺术家，成了宋庄最富裕的一个自然村。”
据2006年小堡村的统计，其人均纯收入是艺术家入住之前的近30倍。这一切有可能因为房子的问题发生改变。
终审判决下来了，二审的判决提到了李玉兰可以反诉要求赔偿，李玉兰已提起了诉讼，要求赔偿，“具体数额还在商量，应该在二十几万元左右。”
“因为被告上法庭的画家共13位，但真正买房的画家还有290多位。高一点的赔偿可能会让村民们觉得一时得不到好处，讨房潮可能暂时平息。”王立则也希望赔偿的数额能高一点。
“除了少数腕级画家收入很高之外，更多的画家，正处在艺术成长期，是艺术塔型结构的基础，如果这里不能住了，生活成本肯定会升高，那时很多人会因生存问题选择离开。”王立则认为，如果法院最后判的赔偿不合理，将会影响“画家村”原有秩序的安定。
“宋庄‘画家村’不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宋庄不再对艺术家有吸引力，大批画家迁出，这里可能就会像当年的圆明园‘画家村’一样消失。”
王立则说，画家们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
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出现的还有宋庄镇政府。
因为画家的到来，宋庄被北京市确定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宋庄已将此写入镇里的“十一五”计划，如果画家们这时集体离开，对宋庄经济发展当然不利。
据知情者透露，很多艺术家的案子被延期是因为镇里做了很多工作。宋庄艺术促进会是具有官方背景的组织，促进会助理律师饶云峰告诉记者，宋庄镇政府以前确实一直支持画家购买农民房。
宋庄艺术促进会在1个月前曾召集买房的200多位艺术家开会，会上保证“讨房”官司不会判退，还保证不会有新的立案。但随着李玉兰和谭小勋夫妇一审败诉，镇政府当初的意愿没有实现。
有消息称，镇政府为了留住画家，正在搜集闲置房源。“镇政府也说结案后帮助我们安排住处。”李玉兰告诉记者，镇里已经和他有过几次接触并有承诺。
宋庄镇希望以此留住艺术，也留住宋庄的前程。
宋庄判例的示范
最新消息，李玉兰已向北京通州区法院提起诉讼，向原房东马海涛提出了48万元的经济补偿要求，并获得了法院立案。
宋庄的危机因此可能暂时缓解了，但对全国的小产权房和购买小产权房的人来说，这个判例可能是一个心理打击。国家要保证耕地18亿亩红线，保障粮食安全，政策和法律都不允许对小产权房放手。
“我也知道媒体关注我的事情是因为小产权房，我这个案子判了之后，也可能会成为同类案子的示范。”已有近30名记者采访李玉兰，而她也一边带孩子一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自己的故事。
“将来会怎样？想过吗？”
“不知道，将来可能会好，也可能会很不好。”李玉兰把小女儿的棉衣塞了塞，抱得更紧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