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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地震中,她失去了父母和长子,丈夫受重伤,幼子因受惊吓患精神病。但她觉得个人的痛苦和整体的灾难相比,是那么渺小。
她说,地震中,每个从死神手里逃脱出来的人,都在争着救人;每个有能力救助他人的人,都是一个再生的“南丁格尔”!
1 6岁点亮心灯
我16岁上了唐山人民医院办的护校,今年63岁了。花甲之年,我经常想起护校老师为我们上的第一节课。
我和大部分同学,第一次听说南丁格尔,听到“护士是不长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这句话,情不自禁地对自己的职业升起深深的自豪感。对那个悲悯众生的英国女子,我深深感佩之余,觉得自己生活在太平盛世,不会有南丁格尔那样艰难的人生选择,也不会有她那样的奇行伟绩。
哪里会想到,一场地震之惨烈不亚于一场战争。我所面对的尸骨遍野、声声呻吟,和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面对的人间炼狱相仿。
唯死教人如何生
那夜,天摇地动,房倒屋塌。还好我们住的是简陋的平房,我和丈夫从废墟中爬出时,已感觉不到浑身的伤痛。整个城市一片死寂。
当时正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年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战争爆发了!
丈夫的腰椎受了伤。我在漆黑中从废墟里扒出8岁的小儿子,又摸索着找我的12岁的大儿子。他的身上压着一大块水泥板。我平时工作忙,很少照顾到他,他和弟弟跟着爸爸的时候多,最后时刻,只听到他在地下突然叫了一声“爸”,就再没了声息。
受伤的丈夫使不上劲儿,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抬不动水泥板。我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一把锤子,砸断水泥板,慢慢把他拖出来。他已经没有了呼吸,他的小身体在我怀里还是软的,黑暗中,我的手从他的头顶一寸寸摸索到小脚丫,并没有明显的外伤。我把自己的睡衣扯开,紧紧包裹住他,让他的小脑袋贴着我的心胸,我想用母亲的体温把他开始僵硬的四肢暖一下。
很快我就明白这无济于事,我放下他,让他和我的丈夫和小儿子待在一起。我并不是不疼爱我的孩子,但我是个护士,我得去看看周围是什么情况。
原本一百多万人口的城市,昨晚还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一夜之间就突然变成一座末日之城。黎明的天空弥漫着蒙蒙大雾,这是地震时扬起、散落、升腾的沙灰、煤屑、黄土以及烟尘混合而成的“惨雾”。时间凝滞了,空气凝固了。偶尔,有几声孩子细弱的哭声,像是从遥远的地心深处传来,深幽、尖细、悠长,哀伤得像幻觉。
本能地往我所在的医院方向走。我是头一天晚上9点钟下的班,我负责的病区还有十个病号,我惦记着他们,不知道他们怎样了。我家离单位有5里地,平时骑自行车用不了几分钟,可地震后寸步难行。
最令人胆寒的是那些挂在危楼上的尸体。有的头被砸裂耷拉着,双手被楼板压住;有的倒悬在空中,双脚被坍塌的预制板死死扣住,他们是跳楼时被死神抓住的人。一位年轻的母亲,扯着孩子,从三楼的窗口探出大半截身子,但沉重的楼板无情地把她压在窗台上。她还保持着死去瞬间护住孩子的姿势,随着余震带来的晃摇,她的头发还在微微颤动。
我和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一样,外表奇形怪状,磕磕绊绊地四下寻找,只要听到一丝人的声息,就疯了一样冲上去,猛劲儿扒那些覆盖物,脚掌上扎了一个铁钉子也不知道。我已经失去了平时自我保护的意识,只由救人的本能驱使。
没有输液药物,没有任何急救措施,对于一个护士来说,眼睁睁看着还有一线生机的人因为失血过多含恨离去,是多么叫人伤痛绝望!我所能做的,只是把人挖出来,放到平地上,把他鼻孔里的灰土弄干净,使他能够喘气呼吸,把自己的衣服撕成条,用最原始的办法给他止血……到了这地步,谁还考虑什么男女防线呢。
唯死教人如何生。在唐山,每个从死神手中逃脱出来的人,都在争着救人;每个有能力救助他人的人,都是一个再生的南丁格尔。
下午回到面目全非的“家”,我的大儿子还静静地躺在那儿,我没注意到坐在一边的小儿子呆愣的眼神。我丈夫爬着从废墟里挖出蜂窝煤炉子和米面,我们找到水,是浑浊脏污的河水,就用这水和好面开始烙饼,烙熟了,谁吃谁拿。能一起活下来的人,都是前生来世打不散的亲人啊!
两天以后,拉运尸体的军车来了,我把儿子用一床棉被包好放到车上。我的心肝儿,就这样被拉走了。几十年了,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埋身之处,也不知道生我养我的父母的埋身之处。
和整体的痛苦比较,个人的痛苦显得那么渺小,根本不容你有时间有地方去悲伤。
我凭记忆找到消失的医院,发现我的同事们大多不在了,他们是在值班的时候遇难的。各地支援的医疗队来了,急救棚搭起来了,24小时手术床也支起来了。抢救生命,分秒必争!伤员陆陆续续被送来,手术以奇异的速度进行。
我说“我是护士”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好像在战争年代,需要冲锋陷阵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声“我是共产党员”一样。
我对丈夫说,好好照顾你自己和孩子吧,有命在,比什么都好……我丈夫说,去吧,多救几个孩子,孩子还小,还没看够——他想起了我们失去的儿子辉辉。
在死亡中,我们获得永生
我所在的人民医院改名叫抗震医院,在上海医疗队的帮助下,我们自己做建筑工,迅速搭起了一个个防震棚。
空气中弥漫着尸体腐烂的恶臭,简陋的防震棚四面透风,地面是泥的,老鼠蚊蝇孳生,吃饭时嘴边留一粒米,稍不留心,老鼠就敢跳上来抢吃。灾后最关键的是避免瘟疫流行,每天我们组织人四处喷洒消毒液。一切自己动手,清洗床单,用铁丝和钳子拧出简易的脸盆架,把输液架固定在床头。
我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病号,这是些突然失去亲人的伤者,他们的心理和身体有着双重的惊惧和伤痛。这些病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急火攻心、万念俱灰,惊恐焦虑孤独绝望充斥了他们的梦境,他们不同程度地患有抑郁症。所以,他们急需全面的心理援助。 有一个需要马上做双腿截肢手术的女病号被抬到医院的时候,怀里还紧紧抱着一个腐烂的死婴,谁也掰不开她的手。劝说无效,医护人员各自想起了自己的亲人,呆在一边含着泪,束手无策。
鬼使神差,我唱起了一首催眠曲:“我的小宝宝,我的小亲亲,一天长一寸,爱的慈母心……”那是我很久以前为自己的孩子唱过的,我多想再为他唱一遍啊,但我再也没有机会了!病人听着我的歌,情绪稳定了一些,这是每个做母亲的都熟悉的歌儿啊!我趁机上前拿开病人的手,把那个已经面目全非的小身体轻轻抱走。
还有一位在震前有一个四世同堂幸福之家的老人,震后失去了所有亲人,也丧失了记忆,见人就打,谁也不能近前。给他输液的时候,他突然伸手揪住我的头发,我没防备,被老人一脚踹到胸口上,当时就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别的病号一齐怒声呵斥那个老人,我赶紧劝阻,唉,要是我的老父亲还活着,说不定也会是这样子吧,我哪会怨他,可怜他什么也不知道呀。清醒的病人们很疼爱我们护士,你可知道,共同经历过劫难的我们,已经不是普通的医患关系,我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
过了好几天还有一个老太太问我:“闺女,让我看看,心口还疼不疼?”老太太的柔和爱语叫我一下子想起我的母亲,叫我想起在大城山脚下父母给我的最初的家。好多天里,我第一次突然意识到我从此是个没娘的孩子了,我很想扑到这个陌生老太太怀里,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晚上临睡前,我默诵这样一段话:让我安慰他人,而不求他人的安慰。
让我爱护他人,而不求他人的爱护。让我谅解他人,而不求他人的谅解。因为在给予中,我们得到收获。
在死亡中,我们获得永生。
我拿什么给你,我的孩子
如果说我的人生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我没及时注意到小儿子的性格内向,是精神分裂症的前兆。
我只考虑到我的病人需要心理援助,却没想到家里也有一个急需心理援助的孩子。
他很乖,很聪明,功课一直很好,在家还照顾身体不好的爸爸。他上初二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突然打来电话说:“你儿子上课突然站起来,浑身乱动,还做鬼脸……”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一刹那什么都明白了:我的病号中常见这种类型,这是大灾留给人们的心理创伤在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身上造成的后果,终生难以抚平。地震时儿子还是一个8岁的孩子,况且眼见形影不离的哥哥在身边死去,眼见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悲惨世界……
他多次自残,喝安眠药自杀,毁坏屋里的家具,因为疑心别人会伤害他而吓得抱着头在床下门后洗手间里东躲西藏。
我爱人工作也很忙,我们只好把生病的儿子锁在家里。忙碌的一天过去了,进门不见人,找了半天,儿子突然手持玩具冲锋枪从衣柜里跳出来,一脸惊恐。我佯装投降,顺势抱着他倒在床上。
“儿子,别怕。”我搂着儿子的脑袋对他说。
我听到有一个很遥远的声音对我说:“孙秀兰,别怕!”
我不知道那是谁的声音,后来在我丈夫腰病发作做手术期间,我又听到这个声音。我原先以为是性格坚强的母亲在冥冥中为我鼓劲儿,后来又疑心是很懂事的大儿子在为我加油。也许这是我内心的声音,一遍遍催我、促我、鞭策我。这时我已经是科护士长,管理内科4个病区,每天走的路说的话更多,手不停闲,面对病患,哪怕情绪多么复杂,脸上仍要微笑如花。
荣誉先是缓缓地,然后突然排山倒海地来了。从1979年起,省、市、全国劳模,“三八”红旗手,优秀党员,先进个人……各种各样的荣誉,我都记不清了。这些荣誉中我最珍爱1989年获得的“第32届南丁格尔奖”。河北省数万名护士,到目前为止唯我一人获此殊荣。我觉得并不是我做得有多好,而是因为我是她们当中的一员,是唐山这个经历过劫难的城市的民间代表,在我身上,有无数人的汗水、泪水和梦想。
我把获奖证书给了我丈夫,这个荣誉至少有他一半。但我不知道该给儿子什么。我想给忧郁孤独的儿子一个微笑,一个母亲的吻,但我好像给不起,一切都太迟了,当时没及时看好,病根没除掉。
这是我一生的亏欠。
她说,地震中,每个从死神手里逃脱出来的人,都在争着救人;每个有能力救助他人的人,都是一个再生的“南丁格尔”!
1 6岁点亮心灯
我16岁上了唐山人民医院办的护校,今年63岁了。花甲之年,我经常想起护校老师为我们上的第一节课。
我和大部分同学,第一次听说南丁格尔,听到“护士是不长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这句话,情不自禁地对自己的职业升起深深的自豪感。对那个悲悯众生的英国女子,我深深感佩之余,觉得自己生活在太平盛世,不会有南丁格尔那样艰难的人生选择,也不会有她那样的奇行伟绩。
哪里会想到,一场地震之惨烈不亚于一场战争。我所面对的尸骨遍野、声声呻吟,和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面对的人间炼狱相仿。
唯死教人如何生
那夜,天摇地动,房倒屋塌。还好我们住的是简陋的平房,我和丈夫从废墟中爬出时,已感觉不到浑身的伤痛。整个城市一片死寂。
当时正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年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战争爆发了!
丈夫的腰椎受了伤。我在漆黑中从废墟里扒出8岁的小儿子,又摸索着找我的12岁的大儿子。他的身上压着一大块水泥板。我平时工作忙,很少照顾到他,他和弟弟跟着爸爸的时候多,最后时刻,只听到他在地下突然叫了一声“爸”,就再没了声息。
受伤的丈夫使不上劲儿,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抬不动水泥板。我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一把锤子,砸断水泥板,慢慢把他拖出来。他已经没有了呼吸,他的小身体在我怀里还是软的,黑暗中,我的手从他的头顶一寸寸摸索到小脚丫,并没有明显的外伤。我把自己的睡衣扯开,紧紧包裹住他,让他的小脑袋贴着我的心胸,我想用母亲的体温把他开始僵硬的四肢暖一下。
很快我就明白这无济于事,我放下他,让他和我的丈夫和小儿子待在一起。我并不是不疼爱我的孩子,但我是个护士,我得去看看周围是什么情况。
原本一百多万人口的城市,昨晚还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一夜之间就突然变成一座末日之城。黎明的天空弥漫着蒙蒙大雾,这是地震时扬起、散落、升腾的沙灰、煤屑、黄土以及烟尘混合而成的“惨雾”。时间凝滞了,空气凝固了。偶尔,有几声孩子细弱的哭声,像是从遥远的地心深处传来,深幽、尖细、悠长,哀伤得像幻觉。
本能地往我所在的医院方向走。我是头一天晚上9点钟下的班,我负责的病区还有十个病号,我惦记着他们,不知道他们怎样了。我家离单位有5里地,平时骑自行车用不了几分钟,可地震后寸步难行。
最令人胆寒的是那些挂在危楼上的尸体。有的头被砸裂耷拉着,双手被楼板压住;有的倒悬在空中,双脚被坍塌的预制板死死扣住,他们是跳楼时被死神抓住的人。一位年轻的母亲,扯着孩子,从三楼的窗口探出大半截身子,但沉重的楼板无情地把她压在窗台上。她还保持着死去瞬间护住孩子的姿势,随着余震带来的晃摇,她的头发还在微微颤动。
我和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一样,外表奇形怪状,磕磕绊绊地四下寻找,只要听到一丝人的声息,就疯了一样冲上去,猛劲儿扒那些覆盖物,脚掌上扎了一个铁钉子也不知道。我已经失去了平时自我保护的意识,只由救人的本能驱使。
没有输液药物,没有任何急救措施,对于一个护士来说,眼睁睁看着还有一线生机的人因为失血过多含恨离去,是多么叫人伤痛绝望!我所能做的,只是把人挖出来,放到平地上,把他鼻孔里的灰土弄干净,使他能够喘气呼吸,把自己的衣服撕成条,用最原始的办法给他止血……到了这地步,谁还考虑什么男女防线呢。
唯死教人如何生。在唐山,每个从死神手中逃脱出来的人,都在争着救人;每个有能力救助他人的人,都是一个再生的南丁格尔。
下午回到面目全非的“家”,我的大儿子还静静地躺在那儿,我没注意到坐在一边的小儿子呆愣的眼神。我丈夫爬着从废墟里挖出蜂窝煤炉子和米面,我们找到水,是浑浊脏污的河水,就用这水和好面开始烙饼,烙熟了,谁吃谁拿。能一起活下来的人,都是前生来世打不散的亲人啊!
两天以后,拉运尸体的军车来了,我把儿子用一床棉被包好放到车上。我的心肝儿,就这样被拉走了。几十年了,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埋身之处,也不知道生我养我的父母的埋身之处。
和整体的痛苦比较,个人的痛苦显得那么渺小,根本不容你有时间有地方去悲伤。
我凭记忆找到消失的医院,发现我的同事们大多不在了,他们是在值班的时候遇难的。各地支援的医疗队来了,急救棚搭起来了,24小时手术床也支起来了。抢救生命,分秒必争!伤员陆陆续续被送来,手术以奇异的速度进行。
我说“我是护士”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好像在战争年代,需要冲锋陷阵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声“我是共产党员”一样。
我对丈夫说,好好照顾你自己和孩子吧,有命在,比什么都好……我丈夫说,去吧,多救几个孩子,孩子还小,还没看够——他想起了我们失去的儿子辉辉。
在死亡中,我们获得永生
我所在的人民医院改名叫抗震医院,在上海医疗队的帮助下,我们自己做建筑工,迅速搭起了一个个防震棚。
空气中弥漫着尸体腐烂的恶臭,简陋的防震棚四面透风,地面是泥的,老鼠蚊蝇孳生,吃饭时嘴边留一粒米,稍不留心,老鼠就敢跳上来抢吃。灾后最关键的是避免瘟疫流行,每天我们组织人四处喷洒消毒液。一切自己动手,清洗床单,用铁丝和钳子拧出简易的脸盆架,把输液架固定在床头。
我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病号,这是些突然失去亲人的伤者,他们的心理和身体有着双重的惊惧和伤痛。这些病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急火攻心、万念俱灰,惊恐焦虑孤独绝望充斥了他们的梦境,他们不同程度地患有抑郁症。所以,他们急需全面的心理援助。 有一个需要马上做双腿截肢手术的女病号被抬到医院的时候,怀里还紧紧抱着一个腐烂的死婴,谁也掰不开她的手。劝说无效,医护人员各自想起了自己的亲人,呆在一边含着泪,束手无策。
鬼使神差,我唱起了一首催眠曲:“我的小宝宝,我的小亲亲,一天长一寸,爱的慈母心……”那是我很久以前为自己的孩子唱过的,我多想再为他唱一遍啊,但我再也没有机会了!病人听着我的歌,情绪稳定了一些,这是每个做母亲的都熟悉的歌儿啊!我趁机上前拿开病人的手,把那个已经面目全非的小身体轻轻抱走。
还有一位在震前有一个四世同堂幸福之家的老人,震后失去了所有亲人,也丧失了记忆,见人就打,谁也不能近前。给他输液的时候,他突然伸手揪住我的头发,我没防备,被老人一脚踹到胸口上,当时就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别的病号一齐怒声呵斥那个老人,我赶紧劝阻,唉,要是我的老父亲还活着,说不定也会是这样子吧,我哪会怨他,可怜他什么也不知道呀。清醒的病人们很疼爱我们护士,你可知道,共同经历过劫难的我们,已经不是普通的医患关系,我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
过了好几天还有一个老太太问我:“闺女,让我看看,心口还疼不疼?”老太太的柔和爱语叫我一下子想起我的母亲,叫我想起在大城山脚下父母给我的最初的家。好多天里,我第一次突然意识到我从此是个没娘的孩子了,我很想扑到这个陌生老太太怀里,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晚上临睡前,我默诵这样一段话:让我安慰他人,而不求他人的安慰。
让我爱护他人,而不求他人的爱护。让我谅解他人,而不求他人的谅解。因为在给予中,我们得到收获。
在死亡中,我们获得永生。
我拿什么给你,我的孩子
如果说我的人生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我没及时注意到小儿子的性格内向,是精神分裂症的前兆。
我只考虑到我的病人需要心理援助,却没想到家里也有一个急需心理援助的孩子。
他很乖,很聪明,功课一直很好,在家还照顾身体不好的爸爸。他上初二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突然打来电话说:“你儿子上课突然站起来,浑身乱动,还做鬼脸……”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一刹那什么都明白了:我的病号中常见这种类型,这是大灾留给人们的心理创伤在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身上造成的后果,终生难以抚平。地震时儿子还是一个8岁的孩子,况且眼见形影不离的哥哥在身边死去,眼见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悲惨世界……
他多次自残,喝安眠药自杀,毁坏屋里的家具,因为疑心别人会伤害他而吓得抱着头在床下门后洗手间里东躲西藏。
我爱人工作也很忙,我们只好把生病的儿子锁在家里。忙碌的一天过去了,进门不见人,找了半天,儿子突然手持玩具冲锋枪从衣柜里跳出来,一脸惊恐。我佯装投降,顺势抱着他倒在床上。
“儿子,别怕。”我搂着儿子的脑袋对他说。
我听到有一个很遥远的声音对我说:“孙秀兰,别怕!”
我不知道那是谁的声音,后来在我丈夫腰病发作做手术期间,我又听到这个声音。我原先以为是性格坚强的母亲在冥冥中为我鼓劲儿,后来又疑心是很懂事的大儿子在为我加油。也许这是我内心的声音,一遍遍催我、促我、鞭策我。这时我已经是科护士长,管理内科4个病区,每天走的路说的话更多,手不停闲,面对病患,哪怕情绪多么复杂,脸上仍要微笑如花。
荣誉先是缓缓地,然后突然排山倒海地来了。从1979年起,省、市、全国劳模,“三八”红旗手,优秀党员,先进个人……各种各样的荣誉,我都记不清了。这些荣誉中我最珍爱1989年获得的“第32届南丁格尔奖”。河北省数万名护士,到目前为止唯我一人获此殊荣。我觉得并不是我做得有多好,而是因为我是她们当中的一员,是唐山这个经历过劫难的城市的民间代表,在我身上,有无数人的汗水、泪水和梦想。
我把获奖证书给了我丈夫,这个荣誉至少有他一半。但我不知道该给儿子什么。我想给忧郁孤独的儿子一个微笑,一个母亲的吻,但我好像给不起,一切都太迟了,当时没及时看好,病根没除掉。
这是我一生的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