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艺术界，曾经兴起过一轮又一轮的“三国”热。在学术界，有学者在电视上开设的“品三国”讲坛，书市上关于“三国”的学术著作也上了畅销榜；艺术界里，则有《赤壁之战》和《三国志》等电影的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旧版之后又推出新版。正像有媒体所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观众尽可品尝到各种风格的艺术家精心制作的“三国”盛宴。
　　正像一位出版界人士所说：“每本畅销书的产生都是某个历史时期人们的心态和社会生态的集中表现。”“三国”热的出现，不论是学术的还是艺术的，学者和艺术家们可能也是敏感地觉察到了“人们的心态和社会生态”，才不失时机地掀起了翻弄“三国历史”的热潮。
　　但是，学者研究与解读也好，艺术家们用电影电视展现也好，着重讲的，或者要讲的都是什么呢？讲的就是三国大英雄们，在那个权力之鹿跑出宫苑，整个社会失序的时代里，相互之间争权、夺权、擅权、弄权的斗智斗勇之术。而读者、观众津津乐道，从中品出无穷滋味的，也正是这些斗智斗勇之术。
　　纵观中国三千余年的历史，除了春秋战国时期，三国时期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中最热闹的时代。别的不说，仅是集中国人计谋智慧之大成的“三十六计”，在三国期间都能找到实际应用的战例或事例。这也是很为一些人所自豪的，很久以来，人们就时常议论外国人很爱看“三国”，还有什么专门的研究会之类，为的是从中学一点“战争艺术”“外交谋略”和“商战智慧”，好像外国人虽然生意做得好，国力强大，但都是“三国”大学毕业，不过是中国人的学生而已。如此，三国倒好像给中国人长了很大的一个脸。
　　《红楼梦》中有一面奇特的镜子，叫做“风月宝鉴”，照一照正面可心想事成，能和爱慕已久的人约会，而照反面呢，则是一具狰狞的骷髅，吓出人一身的冷汗。历史也是这样的，从欣赏的正面看，三国里英雄辈出，弄得百十年间风起云涌，着实让人羡慕得很。可要从背面看呢，三国时期可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得最集中、最厉害，当然，也是中国人最为悲惨、最为苦难，生命备受煎熬的历史时期之一。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三国时期的人口状况。据《晋书》记载，永寿三年（157）时，全国共有1677万户，5648万人，而到西晋统一中国时（281），全国只有245万户，1616万人。另据《东汉会要》记载，东汉末年全国约有1600万户，5000万人，但到魏、蜀、吴三国形成之时，三国的人口加起来只有767万人。两份资料，具体的数字虽然不甚相同，但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从东汉末年到三国结束，全国减少了4000万人。
　　按照中国人的生育能力，正常情况下中国的人口应是增长的，比如现在，我们实行了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没能控制得住人口的过快增长。三国时期的人口，不求增长也罢，但短时期内减少了4000余万人，显然是不正常的，肯定与战乱有关。除去正常死亡和统计上的遗漏，4000万中我觉得至少有一多半是因战乱而死的。
　　在整个三国时期，各路英豪共发动了多少次战役，我没有做过详细的统计，即使统计也不可能准确，因为除了有名的战役之外，那些小的，不能体现、烘托英雄伟绩的战役肯定不会被记入史册，因为，为王侯将相立传是中国历史的准则。即便如此，保守地估计，三国时期的战役不会少于上百战。在这百战之中，会有多少士兵死于刀枪剑戟之中，有多少平民百姓因此而流离失所，直至死于乱兵之中，又有多少人因为连年战乱而死于饥寒交迫之中？我们知道，曹操是实行了屯兵制度的，如果整个社会中还有足够的人种田，还能从百姓中筹到军粮，他决不会去让士兵在作战之余去种地的。
　　一将功成万骨枯。人们现在津津有味地品着的那些英雄，除了战死的，被另一个大英雄杀掉的，其他都在三国时期自始至终地活着，而且还不断地在上演着斗智斗勇的历史活剧。而那些死去的呢？仅仅在历史之中留下了一串串枯燥的数字。可是，还原到那个历史时空之中，那些死去的士兵、平民，也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生活向往，他们也在为人之子、之夫、之父。可是，他们都在英雄的驱使之下，或者是为了英雄，一个又一个地永远倒下了，就像一粒石子，在水面上冒了一个泡，消失了。而在那个时代里活着的平民百姓呢？在一阵又一阵的鼓角争鸣之中，在一天又一天的刀光剑影之中，在一“国”又一“国”的军队穿梭之中，他们又是怎样地生活的，怎样侍奉老人，怎样抚育幼子呢？
　　可惜，在中国的历史中，平民百姓没有话语权，没有人记录他们的生活，甚至没有人还会想到还有他们的存在。在英雄的心目中，他们只是扛枪、使刀、放箭的工具，只是种田、拉车、抬轿的动物（会自主行动的生物）。他们的悲惨的生活境况，只能从当时的文人所留下的诗文中窥见片鳞只爪的消息。“建安七子”之一的诗人王粲，在归附曹操之前，写过一些表现当时社会现实的诗歌，其《七哀诗》中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再如其他记录当时境况的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这是何等惨烈的景象，这样的国度还是人在其上生活的地方吗？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诗歌的夸张，但想一想4000万人的死，就知道这决非诗人的凭空想象。
　　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有一个让你回到历史的选择，我想，不论是那些津津有味地品“三国”的学者、艺术家，还是那些津津有味地读品三国、看品三国的官与民们，真心地想去做一回“三国人”的可能不会太多。当然，那些觉得自己也是“天下英雄，唯操与使君耳”的人，可能是愿意回到那个时代的，但他是否能拉起80万人的水陆大军，就是个疑问。
　　从现在的三国热中看，对三国时代民生的艰难与悲惨，很少有学者和艺术家作深入的分析与挖掘，即便有也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热谈着的仍然是讲解计谋、评点英雄。这就不能不说到现代学者的治学观念以及艺术家的创作取向了。陈寿那样写历史，罗贯中那样进行文学创作，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里，中国最缺的就是人文主义观念。但当今的学者和艺术家们，现在仍然将目光集中于英雄的斗智斗勇，只是议论英雄的谁大谁小，而不去分析和展示在英雄光环覆盖下平民生存的不易，显然有违当今社会文明的要义。 　　正像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一样，大多数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也都应当是为当代服务的。而当代社会的发展潮流则是构建以人为本的文明社会，决不是“王侯将相主义”的以英雄为本。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说，三国时代的曹、刘、孙都是大英雄，其目的都是想统一中国，结束战乱，救生民于倒悬之中，所以都是令人敬仰的。对三位大英雄的相互争斗，固然可以这样理解。但从平民的角度看，他们都想一统江山是不错的，可要说他们统一江山目的就是为了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却未必是他们内心真实的全部的想法。首先，三国时期使万民备受煎熬的水火，恰恰是由他们的统一欲望而起的；其次，就是他们连年征战，杀伐不断，所为显然是“一王独大”。上百年的时间里，三位英雄真可谓平分秋色，谁也没有斗过谁，等到司马氏真的统一了天下时，将生民从水火之中“救”出来时，平民却是所剩无几了。
　　当然，为当代服务的“三国”研究，是不能去批评曹、刘、孙为什么不会坐下来谈一谈，签一个和平协议，非要打个你死我活，独占了江山不可的。但是，指出他们的那种英雄行为的历史缺憾，使数千万人为他们的英雄壮举而死去，以警示现代的人们应该接受历史的教训，从而种下人文主义的种子，从根本上避免历史的重演，则是完全应该的。而这样的历史研究和艺术创作，也正是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也好，重现历史也好，不仅有一个研究什么、展示什么的问题，更有一个如何研究、如何展示的问题。从现在的情况看，后者比前者更显得重要。
　　（选自《杂文报》，有删改）
　　【赏析】
　　品读历史，既要读它的正面，更要读它的背面。就像品评三国，既要看到那个时段里英雄辈出，风起云涌，更要看到那段历史中权谋者相互倾轧，战祸频仍，乃是中国人生活得最为悲惨、最为苦难、最为煎熬的日子。这种读史方法，作者理钊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精当的比喻——看风月宝鉴。只可惜那些编写史书的人，大多只在意或只着眼于他们感兴趣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地屏蔽了历史“狰狞”的那一面。所以，我们读到的历史往往只是“一半的历史”——我们每每只看见长城的巍峨挺拔，不见长城脚下的缕缕冤魂；只见琴棋书画，不见缺衣少食；只见歌台舞榭，不见生灵涂炭……本文正是借助于大量的史实和数据，揭示了三国时代那些跌宕起伏的宏大场面背后民众的凄惶与苦楚。关注历史，就必须做到全方位了解，否则，我们看到的只能是“被打扮过的小姑娘”，纵然养眼，却于我们身心无补！
　　（王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