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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人们的神经已被通胀绷紧。政府不断出台的强力调控政策，能否按下物价飙升的牛头，让广大百姓过上一个“平价”的新春佳节？
2010年，最让老百姓神经绷紧的就是物价的不断攀升，也对国家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多个场合不断强调通胀形势的严峻性。在2010年即将逝去的12月25日，央行时隔70天之后再一次加息，充分彰显了政府对于控制住2011年物价形势的决心之坚定。
整体来看，引发本轮物价突涨的原因很多，既有全球性因素，又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增长模式和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货币超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此，宏观调控的对策一方面在于短期内通过货币政策和临时价格控制来稳定物价，同时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削弱通胀的长期威胁。那么，政府强有力的调控政策，能否按下物价飙升的牛头，让广大百姓过上一个“平价”的新春佳节？
加大输入性通胀治理
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不仅来源于中国的货币。此前，对于CPI数据的飙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就直言，“美国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已成为国内物价上涨的新推手。”金融危机后，美联储连续两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2010年11月再次推出6000亿美元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此前截至2010年3月第一轮量化宽松结束，美联储购买了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累计1.725万亿美元左右。两者合计，给全球市场释放了2.3万亿美元流动性。
上述措施阻止了美国经济“如自由落体般崩溃”，却导致大量资金涌入大宗产品市场，加上新兴经济体率先复苏所引发需求预期，大宗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据美银和美林证券的估计，在美联储推出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后，包括原油、铜以及贵金属等商品价格上涨了约15%。
此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未能成功启动发达经济体内部的投资和消费，反而导致本币贬值，过剩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加速流入新兴经济体，引发资产泡沫，刺激这些地区的通胀率先回升。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作为主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和潜在汇率升值国，热钱涌入和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尤为明显。
于是，与上次全球性通胀不同，此次“东边日出西边雨”：一边是以美欧日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失业率高居不下，持续面临“通缩”风险；另一边则是新兴市场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愈演愈烈，通胀迅速抬头。2010年，中国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美元霸权的掠夺力量。在这种的情况下，化解美元贬值带来的商品价格高涨，造成国内企业成本压力增加，就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货币政策持续收紧
此次物价突涨，除了国际通胀的输入和全球资本的流入，中国自身快速增长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也是重要的推手。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流动性也不是一时累积的。”因此，如果仅将中国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怪罪于应对金融危机爆发的措施，仍有不足，这里有中国发展模式的必然性在。
“这是一个常年货币超发的累积效果，不是某一个时点货币发多了，也不全是反危机这两年货币信贷膨胀的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如此表示。
2010年央行已经两次加息、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国组合重拳出击，为的就是把货币收紧一点儿，避免价格过快上涨。目前，银行存款准备率已经达到了18.5%创纪录的水平。而且从现在到2011年年中可能会有75个基点、两到三次加息的空间。不排除会出现准备金率、基准利率和汇率“三率齐动”的情形。
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年均增长率保持着23%的水平，截至2010年9月底，M2的供应总量达到了69.64万亿元，远超过美国的8.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而GDP只有美国的1/3。
在西方经济学界，一般采用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来衡量货币是否超发。目前来看，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在1以下，而新兴市场国家则相对较高，货币供应量一般为GDP的1～1.5倍，超过2倍的很少。但到2010年9月底，中国的GDP总量为26.866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GDP的2.6倍。以此指标来衡量的话，中国的货币已经属于绝对超发。
中国式的“货币超发”是由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不仅原有的经济领域体量迅速增大，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原有体制束缚的放松，不断涌现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市场领域，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货币发行作为支撑。
“这就如同种地，不仅是把原来农田的单产提高了，而且还开辟出了许多新农田，这些新农田必然需要有足够的水来浇灌，否则就不会有任何的收成。”一位专家形象地说。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依照西方经济理论所计算出的所谓“货币超发”，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对中国而言，一定程度的“货币超发”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此种行为虽持续了多年，却并没有必然地引发通胀。
各部委密集出台政策
通胀预期升高，直接影响2011年的宏观调控。就应对通胀的政策措施，最佳方法当然是各个部委密切协作，共同抗击。从发改委到商务部、农业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一场与价格飞涨的“战争”正全面上演。目前，政府“调控之手”已频繁发力：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全面稳价的“国16条”。
中国宏观调控相关部门的具体想法是，未来“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要放慢一点，健康一点，物价调控指标要宽松一点，从而使促进经济发展和改革方面就不会承受太大压力，而发挥价格杠杆在第一次分配中的作用的政策，将列入政府重要议程。
2010年12月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会议上，持续两年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成为2011年经济工作第二大任务。以上两大举措将在抑制通胀方面直接发力，而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形成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等措施，也将成为2011年应对通胀的重要着力点。
决策部门认为，物价涨不涨不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关键是“居民收入增长、工资增长要超过物价增长”。而在“十二五”期间，完善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研究发挥价格杠杆在第一次分配中的作用的政策，更将进入政府的重要议程。
稳步提高居民收入
为了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也为政府建立低收入阶层补贴和制定其他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统计局计划发布低收入群体CPI。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说，“低收入群体CPI对于以后宏观决策考虑最薄弱群体承受力是重要参考指标，很有价值。”国家发改委相关司局提出，要建立社会保障和救助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第一步便是将分层的消费指数首先在内部发布，向各省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通报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
第二步以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为基础，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与物价水平挂钩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逐步全国推行。
实际上，在2007年那一轮物价上涨之际，全国各地便纷纷开始建立物价上涨与低收入群体临时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当时全国联动机制的启动点，普遍以每月价格指数上涨超过3％时为准，根据上月“生活必需品价格指数”累计上涨幅度，确定本月发放的补助数额。
2010年各地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山东、江苏、浙江等7个省在5月中旬相继作为试点，建立了低保、最低工资、基本养老金与物价水平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意味着这些地区，随着物价升降，增长缓慢的最低工资和节节攀升的物价之间，将实现动态联动。
以山东省为例，山东规定的这一联动机制，是先由物价部门编制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当年度低收入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超过5%时，即启动联动机制。山东省2009年已经根据物价变动情况调整低保标准。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对现行挂钩的联动机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统计数据不权威，目前所依据的指数不是国家统计局搞的，而是各省搞的，科学性、权威性有待商榷；二是补贴的资金不规范。”
在现行联动机制中，有些省份使用的是价调基金来进行补贴，有的则由财政系统出钱，补贴资金并没有统一规范。推动由财政统一补贴的机制，成为联动机制进行下去的重要方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陈云博士认为，通过财政去进行保障补贴，资金来源就是增量，增量应该就是经济发展，也就是GDP的增长。“但是这个增长不能超过GDP，如果保障水平超过GDP的话，财政就跟不上了。用存量的收入去进行增量的改革，就很困难。”陈云说。而且发改委对于物价上涨后的新联动机制已经建立起了公式为：居民基本生活费用指数＜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标准、离退休养老金调整标准 GDP年均增幅。
从理论上讲，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幅应该大于GDP增幅，这样才能逐步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但在实际中，只有在GDP的保障下，才能建立起由财政支持的保障系统。“在这样的公式下，才有可能实现‘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保持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要求。”周望军说。
2010年，最让老百姓神经绷紧的就是物价的不断攀升，也对国家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多个场合不断强调通胀形势的严峻性。在2010年即将逝去的12月25日，央行时隔70天之后再一次加息，充分彰显了政府对于控制住2011年物价形势的决心之坚定。
整体来看，引发本轮物价突涨的原因很多，既有全球性因素，又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增长模式和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货币超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此，宏观调控的对策一方面在于短期内通过货币政策和临时价格控制来稳定物价，同时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削弱通胀的长期威胁。那么，政府强有力的调控政策，能否按下物价飙升的牛头，让广大百姓过上一个“平价”的新春佳节？
加大输入性通胀治理
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不仅来源于中国的货币。此前，对于CPI数据的飙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就直言，“美国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已成为国内物价上涨的新推手。”金融危机后，美联储连续两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2010年11月再次推出6000亿美元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此前截至2010年3月第一轮量化宽松结束，美联储购买了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累计1.725万亿美元左右。两者合计，给全球市场释放了2.3万亿美元流动性。
上述措施阻止了美国经济“如自由落体般崩溃”，却导致大量资金涌入大宗产品市场，加上新兴经济体率先复苏所引发需求预期，大宗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据美银和美林证券的估计，在美联储推出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后，包括原油、铜以及贵金属等商品价格上涨了约15%。
此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未能成功启动发达经济体内部的投资和消费，反而导致本币贬值，过剩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加速流入新兴经济体，引发资产泡沫，刺激这些地区的通胀率先回升。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作为主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和潜在汇率升值国，热钱涌入和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尤为明显。
于是，与上次全球性通胀不同，此次“东边日出西边雨”：一边是以美欧日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失业率高居不下，持续面临“通缩”风险；另一边则是新兴市场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愈演愈烈，通胀迅速抬头。2010年，中国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美元霸权的掠夺力量。在这种的情况下，化解美元贬值带来的商品价格高涨，造成国内企业成本压力增加，就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货币政策持续收紧
此次物价突涨，除了国际通胀的输入和全球资本的流入，中国自身快速增长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也是重要的推手。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流动性也不是一时累积的。”因此，如果仅将中国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怪罪于应对金融危机爆发的措施，仍有不足，这里有中国发展模式的必然性在。
“这是一个常年货币超发的累积效果，不是某一个时点货币发多了，也不全是反危机这两年货币信贷膨胀的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如此表示。
2010年央行已经两次加息、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国组合重拳出击，为的就是把货币收紧一点儿，避免价格过快上涨。目前，银行存款准备率已经达到了18.5%创纪录的水平。而且从现在到2011年年中可能会有75个基点、两到三次加息的空间。不排除会出现准备金率、基准利率和汇率“三率齐动”的情形。
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年均增长率保持着23%的水平，截至2010年9月底，M2的供应总量达到了69.64万亿元，远超过美国的8.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而GDP只有美国的1/3。
在西方经济学界，一般采用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来衡量货币是否超发。目前来看，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在1以下，而新兴市场国家则相对较高，货币供应量一般为GDP的1～1.5倍，超过2倍的很少。但到2010年9月底，中国的GDP总量为26.866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GDP的2.6倍。以此指标来衡量的话，中国的货币已经属于绝对超发。
中国式的“货币超发”是由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不仅原有的经济领域体量迅速增大，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原有体制束缚的放松，不断涌现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市场领域，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货币发行作为支撑。
“这就如同种地，不仅是把原来农田的单产提高了，而且还开辟出了许多新农田，这些新农田必然需要有足够的水来浇灌，否则就不会有任何的收成。”一位专家形象地说。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依照西方经济理论所计算出的所谓“货币超发”，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对中国而言，一定程度的“货币超发”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此种行为虽持续了多年，却并没有必然地引发通胀。
各部委密集出台政策
通胀预期升高，直接影响2011年的宏观调控。就应对通胀的政策措施，最佳方法当然是各个部委密切协作，共同抗击。从发改委到商务部、农业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一场与价格飞涨的“战争”正全面上演。目前，政府“调控之手”已频繁发力：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全面稳价的“国16条”。
中国宏观调控相关部门的具体想法是，未来“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要放慢一点，健康一点，物价调控指标要宽松一点，从而使促进经济发展和改革方面就不会承受太大压力，而发挥价格杠杆在第一次分配中的作用的政策，将列入政府重要议程。
2010年12月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会议上，持续两年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成为2011年经济工作第二大任务。以上两大举措将在抑制通胀方面直接发力，而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形成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等措施，也将成为2011年应对通胀的重要着力点。
决策部门认为，物价涨不涨不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关键是“居民收入增长、工资增长要超过物价增长”。而在“十二五”期间，完善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研究发挥价格杠杆在第一次分配中的作用的政策，更将进入政府的重要议程。
稳步提高居民收入
为了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也为政府建立低收入阶层补贴和制定其他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统计局计划发布低收入群体CPI。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说，“低收入群体CPI对于以后宏观决策考虑最薄弱群体承受力是重要参考指标，很有价值。”国家发改委相关司局提出，要建立社会保障和救助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第一步便是将分层的消费指数首先在内部发布，向各省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通报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
第二步以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为基础，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与物价水平挂钩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逐步全国推行。
实际上，在2007年那一轮物价上涨之际，全国各地便纷纷开始建立物价上涨与低收入群体临时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当时全国联动机制的启动点，普遍以每月价格指数上涨超过3％时为准，根据上月“生活必需品价格指数”累计上涨幅度，确定本月发放的补助数额。
2010年各地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山东、江苏、浙江等7个省在5月中旬相继作为试点，建立了低保、最低工资、基本养老金与物价水平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意味着这些地区，随着物价升降，增长缓慢的最低工资和节节攀升的物价之间，将实现动态联动。
以山东省为例，山东规定的这一联动机制，是先由物价部门编制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当年度低收入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超过5%时，即启动联动机制。山东省2009年已经根据物价变动情况调整低保标准。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对现行挂钩的联动机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统计数据不权威，目前所依据的指数不是国家统计局搞的，而是各省搞的，科学性、权威性有待商榷；二是补贴的资金不规范。”
在现行联动机制中，有些省份使用的是价调基金来进行补贴，有的则由财政系统出钱，补贴资金并没有统一规范。推动由财政统一补贴的机制，成为联动机制进行下去的重要方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陈云博士认为，通过财政去进行保障补贴，资金来源就是增量，增量应该就是经济发展，也就是GDP的增长。“但是这个增长不能超过GDP，如果保障水平超过GDP的话，财政就跟不上了。用存量的收入去进行增量的改革，就很困难。”陈云说。而且发改委对于物价上涨后的新联动机制已经建立起了公式为：居民基本生活费用指数＜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标准、离退休养老金调整标准 GDP年均增幅。
从理论上讲，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幅应该大于GDP增幅，这样才能逐步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但在实际中，只有在GDP的保障下，才能建立起由财政支持的保障系统。“在这样的公式下，才有可能实现‘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保持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要求。”周望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