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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面向世界》想到的
弗朗索瓦·佘敷华一德硕姆的《中国面向世界》，是一本发人深思的书。
佘敷华(一九一五——一九七七)是法国学者、画家、外交家，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曾在法国驻华外交机构中任职。他从青年时代起钻研中国艺术，结交中国朋友，注意了解中国生活，对中国文化十分喜爱。这本书就是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多年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最早以英文发表于一九六七年。正象张芝联教授在本书中译本前言中所说的：“余敷华希望通过这部著作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中国和西方的相互了解。”“作者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对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对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对中国的‘技艺’(广义的技艺，包括治国待人之道)，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中国艺术的特点，对中国思想的特点，对中西文化的冲突，都用历史的、比较的眼光去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每一章能引起我们的沉思，激动我们的情感，有些警句值得反复回味。”
单就篇幅说，本书内容大部分都是从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来议论中国文化的特征与价值的，这些议论视野开阔，较少学究气，触及许多文化现象，对于我国学者研究中西文化不失为有益的参考。不过本书最大的特色还在于它对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的探究。这种探究贯穿全书各个部分，正是这方面的议论，使本书读起来特别引人入胜。
一
本书作者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发生，除了清朝“确实气数已尽”外，还因为西方“从各个方面侵入了中国”。西方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侵略中国。这种侵略使人们感到“西方带来的一些好处有使中国失去自己精华的危险”，是中国这个文明国家的屈辱，因此作者又称之为“文化压制”。作者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既要“实现内部安定”，又要“控制和吸收外来影响”，而“这场革命最迫切的问题，便是要使一个古老而又复杂的文明适应今日世界，为此要建立一个现代型的国家”。总之，在作者看来，中国革命，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不仅是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且“主要地还是道德革命”，是“‘文化’上的爱国主义”，即克服由外来影响而产生的“文明危机”和“屈辱”，建立中国自己的“新文化”。中国对文化的这种“重新创造”将会对世界发生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佘敷华从文化角度对中国革命意义所作的总估价。
由于作者有意撇开政治，单纯谈文化，由于本书写作时中国正开始露出“文化大革命”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也由于作者本人所持的社会历史观点，本书关于中国革命的种种议论自然有不少是我们不会或不一定会同意的，但是作者认定：近代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文化’上的爱国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是要抛弃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这个基本认识，我想中国读者是会同意的，因为它不仅符合实际，而且对西方、对中国自己都很重要。
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三十八年前的艾奇逊。一九四九年八月身为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向杜鲁门总统郑重报告说：“共产党领袖已舍弃他们中国的遗产，而且已公开宣布他们附从于一个强国——苏联。”所谓“中国的遗产”，就是指“中国的悠久文明”。①同年九月毛泽东在驳斥艾奇逊时明确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继续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说的原是一个基本事实：中国革命的发展同中国文化不是对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中国革命有着深刻的中国文化的背景。可是，艾奇逊和他的同事们对此无动于衷。什么缘故呢？原来当时“华盛顿的决策人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他们的对手不仅仅是一批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一批决心要洗刷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备受欺凌的耻辱的志士”。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文化背景毫无所知，甚至对“中国的悠久文明”本身也并不真正了解。“他们想用美国式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和要求新中国的一举一动”，从而严重地背离了中国的现实，对当时中共表露的和美国平等地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漠然置之，甚至愚蠢地把中国共产党着成是莫斯科的“仆从和工具”。②美国决策人的这种认识与心态，对造成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失败，以及此后美国同中国长期对抗，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仅此一段往事即可说明，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涵义，对于西方以及其他国家正确地认识今天的中国，建立和发展同中国的正常交往与友谊是多么重要。而本书作者呼吁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抛开文化上的偏见，跨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壁障，注意从文化上来研究、认识当代中国人民实践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是多么有见地的主张。
至于中国人民自己，当然更应当对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有充分的自觉。可是应该承认，这种自觉还不够充分。近几年我国研究界虽然出现了“文化热”，但对中国文化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关系的研究还不够具体、深入。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工作多半还停留在最表层的规范上，缺少伦理的、心理的、科学的与艺术的等深层内容，这是不是和研究工作的不足，因而缺乏明确的认识与选择也有关系呢？
二
佘敷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是重视关于“人的技术”。他说：“技术有各个层次：有思维的、议会的、夺取政权的技术，也有打猎、农业和机械的技术。”西方“只愿意把后者看作技术”，即“只把技术看成是对大自然恶势力的胜利，并用这个词来解释一切事物”。与此不同，中国对人的技术更为用心，所谓“人的技术”是指处理人际关系、公共秩序的“技术”，其特点“表现在自己对外部世界产生的作用不太关心，而对其行为的内心约束则十分注意。”作者认为，中国的这种“人际技术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是它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例如，作者写道：“中国共产党胜利以前已有漫长的历史，其取得政权亦是逐步的，这大概都可以解释这个党的工作效力和对人民的影响。但这样的解释就够了吗？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观点——即从人民中汲取灵感以便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呢，还是家长制和几千年哲学传统的产物？”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是否以‘老师’自居，并接受儒家师徒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的传统所赋予‘老师’这个词的含义：亲密无间、忠诚加上权威？”应当说作者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和中国的传统观念联系起来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里正是批判地借用了中国关于“师”的传统观念：抛弃了其中与家长制相联系的“师道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的有害成分，而取其有益成分。当然，师生关系的比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党员与群众之间互为师生。它表达的是一种全面的思想，“即从人民中汲取灵感以便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从实践中取得真知以指导实践。这种全面的思想主要的不是来自中国传统，而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所以，对于作者提出的问题，也许可以这样回答：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对它的解释和宣传确是借用了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思想的观念。马克思主义是内容，是思想，传统观念是形式，是表现思想的材料。这是一个创造，即创造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形式，使中国老百姓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出身的党员、干部)能够理解和接受。历史说明，这种利用传统观念的有益成分创造的民族形式，对于在中国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实在关系重大，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视。
三
本书指出，中国在利用民族文化传统解决革命与建设问题的同时，也存在着闭关自守、排斥西方文化的现象，这突出表现在对待“个人”问题上。
作者指出，人民中国“缩小个人自由”，甚至“将对待个人的约束推向了极点”，这个事实不能简单地用专制政治来解释，因为“过去的专制政体、君主制及独裁政体都主要建立于行动划一上。中国不仅强制实行行动一致，而且要求情感划一，即公民的彻底转化。它所推行的那种狂热，超越了政治及经济秩序的需要。”因此，它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他认为，和西方强调个人的独立与发展不同，中国的传统“始终将个人荫庇于集体的大厦之中”，使“个人理想”连接于“集体理想”，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凝聚”力，正是由此而生。可是，这种传统在近代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最剧烈的冲击。“古老的社会秩序本来已经衰弱无力，不受约束的个人自由又无情地翻动着这古老社会秩序的泥土”。于是“反作用来了”：出现了对西方观念的排斥与对抗。人民中国“缩小”甚至“取消”个人自由，就是这种“反作用”的表现。作者强调，这种现象也正说明人民中国正在重新创造着自己的新文化。
对于作者的这些看法，我以为需要作一些分析。
首先，应当承认作者所说的排斥西方文化的现象在新中国确实存在过。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不仅“对个人的约束”愈演愈烈，而且对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实际是绝对否定的批判也不断升级。这种趋势在六十年代已经明显地进入个人精神生活的领域：甚至要求生活方式、学术观点以至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也完全一致。这显然已不止是政策上的错误，而是表露了一种文化上的排他性，即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所崇尚的个性发展和思想自由的绝对否定。这种排他性当然不是来自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需要，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建设社会主义，包括创造自己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必须重视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由于中国缺少这种遗产，理应格外重视而不应当拒绝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研究与借鉴。把排斥外来文化当作人民中国创造新文化的需要显然是说不通的。这种文化上的排他性只能是来自封建专制主义、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的传统。因此，毫不奇怪，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盘否定，“将对个人的约束推向了极点”，其结果非但无助于构筑社会主义的“集体理想”和“集体大厦”，反而给后者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十年内乱”的灾难就是证明。
那末，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封建主义旧传统还能有这样大的能量呢？对此，人们已作过很多解释，但读一读本书的一些议论，还是有益的。作者指出：一、尽管中国从上个世纪起就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一般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大众，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在文化上依然是走着老路，而中国“革命和复兴的冲力”却一直来目他们。二、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些“欧化精英”，他们“受到中国与‘西方’的双重照耀”，“欧化”影响很深，“因而与人民产生了距离”。结果“他们在失望中寻求着无望的改革”，无力解决中国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三、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产生的用以消除西方个人“异化”的理论，中国在运用它解决自己的“危机”时不能不利用本民族文化来“改进它，完善它”，因而中国革命及其所建立的道德与秩序“不会不深深打上传统的烙印”。作者的这些看法虽然不完全确切，但却提醒我们注意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中国封建主义旧传统在广大人民中有着深厚的影响，解放以后只有程度的减轻，并未根本肃清。一般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风尚习惯很多还是旧的，还是习惯于“将个人荫庇于集体的大厦之中”，而不理解肯定个人价值与个性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集体大厦”的重要意义。这种状况为文化指导上的保守、排他倾向提供了牢固的基础。第二，中国是在反对西方的侵略，救亡图存的目标下进行文化选择的，又是在西方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条件下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且由此走向独立和发展的。因此在救亡和走向社会主义两个层次上，中国都曾经历对西方的某种否定。这种否定，一方面强化民族的意识，推动我们积极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迷信外国，这是好的；另一方面，又促使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混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封建主义和小农经济的传统观念的界限，误用旧观念去解释新真理，这种混淆和误解历有年所，也几乎成为一种相当牢固的观念。由于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出现，这种旧传统观念就得以号令群众，畅行无阻，很有市场。解放以后，长时间地实行文化上的封闭政策，对资产阶级文化遗产只讲批判，不讲继承，以及把西方文化中的肯定个人价值、个性发展观念和思想上的开明主义等合理因素当作唯我主义、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加以否定，等等，就国内的思想的原因来说，都主要是这种新形式的旧传统观念搞起来的。可见，封建主义旧观念、旧传统之所以能量很大，是因为在指导思想和群众意识中都有它的藏身之所，彼此呼应，互为依托。因此，要清除封建主义旧传统的影响，在实践中彻底纠正文化上的排他倾向，就必须从这两方面努力：在指导思想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封建主义观念和小生产思想的界限，同时，对广大群众进行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教育，帮助他们破除旧观念。这正是一九七九年以来我们在思想文化上所进行的一项基本工作，应当继续加强。
破除旧的传统，建设新文化，当然不是说可以轻视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利用。正象本书所一再强调的，任何落后国家的发展，都必须依靠“内源”，即运用本民族文化进行创造或“重新创造”，而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模式。不过本书作者把中国的闭关自守也说成是这种“内源”进程的表现则未免离事实过远。现实与历史都说明，中国以及其他落后国家的“内源”进程不仅不排斥、反而需要从外国文化中汲取先进、有用的成分，所以它应当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进程，自我封闭不可能带来发展。作者的这种片面认识是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分析密切相关的。本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都几乎只讲好的，有利的一面，不讲或极少讲不好的、有害的一面，甚至对“文化革命”中封建主义旧传统的“狂热”表演，作者也以反抗西方的“文化压制”来解释。作者似乎忘记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教训：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的进步，都首先是由于运用西方先进思想——先是民主主义，后来是马克思主义——打破本国封建主义旧传统而取得的。只有打破旧传统，才能谈得上继承旧文化，创造新文化。这里的问题是要根据现实的需要，具体分辨传统文化中的有用成分和有害成分，然后决定取舍。作为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佘敷华在本书中没有作这样的分辨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对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来说，这种分辨却是不可缺少的。怎样做好这种分辨工作，包括解决或缩小在评价传统文化中的分歧？除了发展和改进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外，恐怕还要注重实际生活的检验，看一看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哪些传统在起着阻碍作用，哪些则可以加以利用。这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不应当止于对典籍与文物的考察，还必须探究现实中的传统，探究普通人身上的旧传统的影响，进行实地的调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做得很不够，需要给予重视和支持。
(《中国面向世界》，〔法〕佘敷华著，袁树仁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2.00元)(本文题头像佘敷华，宁成春作)
①见新华社译：《艾奇逊致杜鲁门信全文》，《反(白皮书>学习材料》，中共天津市委总学委会一九四九年九月编印.
②见袁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观》，《历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弗朗索瓦·佘敷华一德硕姆的《中国面向世界》，是一本发人深思的书。
佘敷华(一九一五——一九七七)是法国学者、画家、外交家，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曾在法国驻华外交机构中任职。他从青年时代起钻研中国艺术，结交中国朋友，注意了解中国生活，对中国文化十分喜爱。这本书就是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多年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最早以英文发表于一九六七年。正象张芝联教授在本书中译本前言中所说的：“余敷华希望通过这部著作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中国和西方的相互了解。”“作者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对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对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对中国的‘技艺’(广义的技艺，包括治国待人之道)，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中国艺术的特点，对中国思想的特点，对中西文化的冲突，都用历史的、比较的眼光去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每一章能引起我们的沉思，激动我们的情感，有些警句值得反复回味。”
单就篇幅说，本书内容大部分都是从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来议论中国文化的特征与价值的，这些议论视野开阔，较少学究气，触及许多文化现象，对于我国学者研究中西文化不失为有益的参考。不过本书最大的特色还在于它对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的探究。这种探究贯穿全书各个部分，正是这方面的议论，使本书读起来特别引人入胜。
一
本书作者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发生，除了清朝“确实气数已尽”外，还因为西方“从各个方面侵入了中国”。西方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侵略中国。这种侵略使人们感到“西方带来的一些好处有使中国失去自己精华的危险”，是中国这个文明国家的屈辱，因此作者又称之为“文化压制”。作者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既要“实现内部安定”，又要“控制和吸收外来影响”，而“这场革命最迫切的问题，便是要使一个古老而又复杂的文明适应今日世界，为此要建立一个现代型的国家”。总之，在作者看来，中国革命，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不仅是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且“主要地还是道德革命”，是“‘文化’上的爱国主义”，即克服由外来影响而产生的“文明危机”和“屈辱”，建立中国自己的“新文化”。中国对文化的这种“重新创造”将会对世界发生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佘敷华从文化角度对中国革命意义所作的总估价。
由于作者有意撇开政治，单纯谈文化，由于本书写作时中国正开始露出“文化大革命”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也由于作者本人所持的社会历史观点，本书关于中国革命的种种议论自然有不少是我们不会或不一定会同意的，但是作者认定：近代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文化’上的爱国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是要抛弃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这个基本认识，我想中国读者是会同意的，因为它不仅符合实际，而且对西方、对中国自己都很重要。
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三十八年前的艾奇逊。一九四九年八月身为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向杜鲁门总统郑重报告说：“共产党领袖已舍弃他们中国的遗产，而且已公开宣布他们附从于一个强国——苏联。”所谓“中国的遗产”，就是指“中国的悠久文明”。①同年九月毛泽东在驳斥艾奇逊时明确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继续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说的原是一个基本事实：中国革命的发展同中国文化不是对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中国革命有着深刻的中国文化的背景。可是，艾奇逊和他的同事们对此无动于衷。什么缘故呢？原来当时“华盛顿的决策人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他们的对手不仅仅是一批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一批决心要洗刷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备受欺凌的耻辱的志士”。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文化背景毫无所知，甚至对“中国的悠久文明”本身也并不真正了解。“他们想用美国式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和要求新中国的一举一动”，从而严重地背离了中国的现实，对当时中共表露的和美国平等地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漠然置之，甚至愚蠢地把中国共产党着成是莫斯科的“仆从和工具”。②美国决策人的这种认识与心态，对造成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失败，以及此后美国同中国长期对抗，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仅此一段往事即可说明，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涵义，对于西方以及其他国家正确地认识今天的中国，建立和发展同中国的正常交往与友谊是多么重要。而本书作者呼吁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抛开文化上的偏见，跨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壁障，注意从文化上来研究、认识当代中国人民实践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是多么有见地的主张。
至于中国人民自己，当然更应当对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有充分的自觉。可是应该承认，这种自觉还不够充分。近几年我国研究界虽然出现了“文化热”，但对中国文化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关系的研究还不够具体、深入。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工作多半还停留在最表层的规范上，缺少伦理的、心理的、科学的与艺术的等深层内容，这是不是和研究工作的不足，因而缺乏明确的认识与选择也有关系呢？
二
佘敷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是重视关于“人的技术”。他说：“技术有各个层次：有思维的、议会的、夺取政权的技术，也有打猎、农业和机械的技术。”西方“只愿意把后者看作技术”，即“只把技术看成是对大自然恶势力的胜利，并用这个词来解释一切事物”。与此不同，中国对人的技术更为用心，所谓“人的技术”是指处理人际关系、公共秩序的“技术”，其特点“表现在自己对外部世界产生的作用不太关心，而对其行为的内心约束则十分注意。”作者认为，中国的这种“人际技术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是它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例如，作者写道：“中国共产党胜利以前已有漫长的历史，其取得政权亦是逐步的，这大概都可以解释这个党的工作效力和对人民的影响。但这样的解释就够了吗？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观点——即从人民中汲取灵感以便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呢，还是家长制和几千年哲学传统的产物？”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是否以‘老师’自居，并接受儒家师徒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的传统所赋予‘老师’这个词的含义：亲密无间、忠诚加上权威？”应当说作者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和中国的传统观念联系起来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里正是批判地借用了中国关于“师”的传统观念：抛弃了其中与家长制相联系的“师道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的有害成分，而取其有益成分。当然，师生关系的比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党员与群众之间互为师生。它表达的是一种全面的思想，“即从人民中汲取灵感以便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从实践中取得真知以指导实践。这种全面的思想主要的不是来自中国传统，而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所以，对于作者提出的问题，也许可以这样回答：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对它的解释和宣传确是借用了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思想的观念。马克思主义是内容，是思想，传统观念是形式，是表现思想的材料。这是一个创造，即创造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形式，使中国老百姓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出身的党员、干部)能够理解和接受。历史说明，这种利用传统观念的有益成分创造的民族形式，对于在中国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实在关系重大，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视。
三
本书指出，中国在利用民族文化传统解决革命与建设问题的同时，也存在着闭关自守、排斥西方文化的现象，这突出表现在对待“个人”问题上。
作者指出，人民中国“缩小个人自由”，甚至“将对待个人的约束推向了极点”，这个事实不能简单地用专制政治来解释，因为“过去的专制政体、君主制及独裁政体都主要建立于行动划一上。中国不仅强制实行行动一致，而且要求情感划一，即公民的彻底转化。它所推行的那种狂热，超越了政治及经济秩序的需要。”因此，它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他认为，和西方强调个人的独立与发展不同，中国的传统“始终将个人荫庇于集体的大厦之中”，使“个人理想”连接于“集体理想”，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凝聚”力，正是由此而生。可是，这种传统在近代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最剧烈的冲击。“古老的社会秩序本来已经衰弱无力，不受约束的个人自由又无情地翻动着这古老社会秩序的泥土”。于是“反作用来了”：出现了对西方观念的排斥与对抗。人民中国“缩小”甚至“取消”个人自由，就是这种“反作用”的表现。作者强调，这种现象也正说明人民中国正在重新创造着自己的新文化。
对于作者的这些看法，我以为需要作一些分析。
首先，应当承认作者所说的排斥西方文化的现象在新中国确实存在过。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不仅“对个人的约束”愈演愈烈，而且对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实际是绝对否定的批判也不断升级。这种趋势在六十年代已经明显地进入个人精神生活的领域：甚至要求生活方式、学术观点以至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也完全一致。这显然已不止是政策上的错误，而是表露了一种文化上的排他性，即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所崇尚的个性发展和思想自由的绝对否定。这种排他性当然不是来自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需要，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建设社会主义，包括创造自己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必须重视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由于中国缺少这种遗产，理应格外重视而不应当拒绝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研究与借鉴。把排斥外来文化当作人民中国创造新文化的需要显然是说不通的。这种文化上的排他性只能是来自封建专制主义、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的传统。因此，毫不奇怪，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盘否定，“将对个人的约束推向了极点”，其结果非但无助于构筑社会主义的“集体理想”和“集体大厦”，反而给后者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十年内乱”的灾难就是证明。
那末，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封建主义旧传统还能有这样大的能量呢？对此，人们已作过很多解释，但读一读本书的一些议论，还是有益的。作者指出：一、尽管中国从上个世纪起就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一般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大众，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在文化上依然是走着老路，而中国“革命和复兴的冲力”却一直来目他们。二、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些“欧化精英”，他们“受到中国与‘西方’的双重照耀”，“欧化”影响很深，“因而与人民产生了距离”。结果“他们在失望中寻求着无望的改革”，无力解决中国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三、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产生的用以消除西方个人“异化”的理论，中国在运用它解决自己的“危机”时不能不利用本民族文化来“改进它，完善它”，因而中国革命及其所建立的道德与秩序“不会不深深打上传统的烙印”。作者的这些看法虽然不完全确切，但却提醒我们注意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中国封建主义旧传统在广大人民中有着深厚的影响，解放以后只有程度的减轻，并未根本肃清。一般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风尚习惯很多还是旧的，还是习惯于“将个人荫庇于集体的大厦之中”，而不理解肯定个人价值与个性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集体大厦”的重要意义。这种状况为文化指导上的保守、排他倾向提供了牢固的基础。第二，中国是在反对西方的侵略，救亡图存的目标下进行文化选择的，又是在西方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条件下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且由此走向独立和发展的。因此在救亡和走向社会主义两个层次上，中国都曾经历对西方的某种否定。这种否定，一方面强化民族的意识，推动我们积极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迷信外国，这是好的；另一方面，又促使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混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封建主义和小农经济的传统观念的界限，误用旧观念去解释新真理，这种混淆和误解历有年所，也几乎成为一种相当牢固的观念。由于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出现，这种旧传统观念就得以号令群众，畅行无阻，很有市场。解放以后，长时间地实行文化上的封闭政策，对资产阶级文化遗产只讲批判，不讲继承，以及把西方文化中的肯定个人价值、个性发展观念和思想上的开明主义等合理因素当作唯我主义、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加以否定，等等，就国内的思想的原因来说，都主要是这种新形式的旧传统观念搞起来的。可见，封建主义旧观念、旧传统之所以能量很大，是因为在指导思想和群众意识中都有它的藏身之所，彼此呼应，互为依托。因此，要清除封建主义旧传统的影响，在实践中彻底纠正文化上的排他倾向，就必须从这两方面努力：在指导思想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封建主义观念和小生产思想的界限，同时，对广大群众进行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教育，帮助他们破除旧观念。这正是一九七九年以来我们在思想文化上所进行的一项基本工作，应当继续加强。
破除旧的传统，建设新文化，当然不是说可以轻视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利用。正象本书所一再强调的，任何落后国家的发展，都必须依靠“内源”，即运用本民族文化进行创造或“重新创造”，而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模式。不过本书作者把中国的闭关自守也说成是这种“内源”进程的表现则未免离事实过远。现实与历史都说明，中国以及其他落后国家的“内源”进程不仅不排斥、反而需要从外国文化中汲取先进、有用的成分，所以它应当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进程，自我封闭不可能带来发展。作者的这种片面认识是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分析密切相关的。本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都几乎只讲好的，有利的一面，不讲或极少讲不好的、有害的一面，甚至对“文化革命”中封建主义旧传统的“狂热”表演，作者也以反抗西方的“文化压制”来解释。作者似乎忘记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教训：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的进步，都首先是由于运用西方先进思想——先是民主主义，后来是马克思主义——打破本国封建主义旧传统而取得的。只有打破旧传统，才能谈得上继承旧文化，创造新文化。这里的问题是要根据现实的需要，具体分辨传统文化中的有用成分和有害成分，然后决定取舍。作为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佘敷华在本书中没有作这样的分辨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对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来说，这种分辨却是不可缺少的。怎样做好这种分辨工作，包括解决或缩小在评价传统文化中的分歧？除了发展和改进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外，恐怕还要注重实际生活的检验，看一看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哪些传统在起着阻碍作用，哪些则可以加以利用。这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不应当止于对典籍与文物的考察，还必须探究现实中的传统，探究普通人身上的旧传统的影响，进行实地的调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做得很不够，需要给予重视和支持。
(《中国面向世界》，〔法〕佘敷华著，袁树仁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2.00元)(本文题头像佘敷华，宁成春作)
①见新华社译：《艾奇逊致杜鲁门信全文》，《反(白皮书>学习材料》，中共天津市委总学委会一九四九年九月编印.
②见袁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观》，《历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