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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引发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论争。参与者基本皆新派人物，因而也可视为新派内部就此问题整合观念的努力。争论中不论支持还是反对整理国故之人都经常援引“科学”以为助，像吴稚晖、康有为这样政策、文化立场都相当不同的老辈此时均特别强调中国急需的是“科学”的物质层面，而林玉堂等几位对“国学”认知不甚相同的年轻留学生却更注重“科学”的整体性（其实是更侧重其“精神与方法”），并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学”口号。这些与学术相关的现象折射出超越于学术的意义，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