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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破解当前重大突发疫情防控中社区有效参与的困境，是防范社区治理公共危机，推进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课题。重大突发疫情防控中的社区有效参与是社区疫情防控政策及时落地的重要保障、社区治理能力有效提升的助推器、社区群众“话语”权利彰显的重要载体。当前重大突发疫情防控中社区有效参与，面临着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法治精神缺位、宣传和舆论引导偏差、存在用力过猛的极端行为、网络信息管控有待加强等困境。提出社区疫情防控讲求实事求是、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作用、加强制度设计、依法科学防控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疫情防控;社区参与;现实困境;对策建议
[作者简介]闫国兴，河北旅游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社区治理。（河北承德 067000）
[基金项目]承德市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重大疫情防控中的社区参与有效性研究”（2020 3032）
一、问题提出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时刻面临着重大传染性疾病的威胁，鼠疫、天花等大瘟疫都曾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社会经济的大幅衰退。21世纪人与自然的互动更加频繁，不健康的卫生和生活习惯以及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大了这种威胁。非典、埃博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传染性疾病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破坏力越来越强，已经从部分国家和地区，扩大到世界各国。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快速的交通方式与迅捷的资讯传播方式、日益拥挤的城市空间、不受节制的大范围频繁流动、恶劣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等复杂因素的叠加，会加剧公共危机的惨烈度与破坏性[1]，在威胁人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同时，也给世界范围内的疫情防控治理带来重大挑战。面对全球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跨越政治、文化、民族的沟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必然要求。积极探索研究疫情防控和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挖掘深层次原因，及时总结分享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进而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也是全世界各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重大突发疫情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说是一次大考，对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等现有的体系和机制是一次检验。及时建立健全修正相关体系中的缺失项、不足项、错位项，形成有效、有序、有力的突发疫情应对能力，是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必然要求。社区是我国基层民主实现的重要载体，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重大突发疫情中的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的特点，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要紧紧依靠人民。要做好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构筑起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疫情防控防线是固若金汤还是不堪一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的社区防控是否到位。一旦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强化社区管理是控制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的最直接举措。因此，重大突发疫情防控离不开社区的有效参与，既包括社区干部、社区工作者、下沉干部、志愿者对疫情防控政策的有效落实，又包括社区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有效配合。破解当前重大突发疫情防控中社区有效参与的困境，预防和化解来自社区舆论、信任、决策等方面的风险，实现疫情防控中社区的有效参与，是防范社区治理公共危机，推进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二、重大突发疫情防控中社区参与的必要性和价值
（一）社区疫情防控政策及时落地的重要保障
重大疫情的产生和蔓延不仅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运行，导致企业停工停产、学校停课、失业率上升、社会财富价值萎缩，对交通运输业、旅游业、餐饮业、娱乐业等行业产生较大影响，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为了有效降低重大突发疫情的负面影响，化解疫情扩散风险，尽快复工复产，必须全国一盘棋，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主动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包括广大医护人员、国家各级卫生健康系统公职人员、警务人员、新闻媒体、社会公益组织、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等。其中，社区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的各项应急指令最终都将下沉到基层社区，坚守岗位的基层社区工作者、下沉干部和志愿者们，是疫情防控最直接的参与者，社区群众的理性、科学、良善参与更是直接关系着疫情防控的大局。因此，要实现国家和政府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迅速落实，有效减缓并最终阻断疫情传播，使防疫应急物资能集中运输到最需要的高風险疫情地区，同时为奋斗在抗疫救治战场的广大前线医护人员赢得时间和精力，离不开社区的积极有效参与。
（二）社区治理能力有效提升的助推器
重大突发疫情防治在检视当前公共卫生系统中存在问题和不足的同时，又涉及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社区治理能力不仅体现在社区正常运行时期，同样体现在面临巨大风险和挑战的应急管理时期。重大突发疫情是观察和考验社区治理能力的试金石，对社区治理的各项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既包括社区干部的群众组织能力和群众动员能力、面对突发急难险重疫情的快速反应能力、疫情防控措施的执行能力、疫情防控政策的宣传能力、疫情防控信息的处理能力、对社区内舆情和社区群众心理的引导和疏导能力，又包括社区群众面对突发疫情的自身风险防护能力、对疫情防控过程中谣言的辨识能力、积极依法响应疫情防控措施的能力、维护疫情防控过程中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等等。通过重大突发疫情防控过程中积极有效的社区参与，可促进社区治理各项能力进一步提升，强化社区成员的主人翁意识，增强社区治理的民主化基础，培育现代社区公共精神，推动社区治理最终走向善治，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社区群众“话语”权利彰显的重要载体
面对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全社会没有旁观者，谁都不能做局外人。一方面，社区群众作为社区的主人，有责任和义务积极承担社区公共责任，主动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维护社区公共利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是战胜疫情的根本力量。社区疫情防控离不开广大社区群众。构筑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防控体系以及建立严密的社区疫情防控网，都需要具有公共精神的社区群众的积极参与，有效的社区参与正是社区群众关注社区共同利益，行使表达自身“话语”基本权利的重要途径，也是新时代社区公民应具有的责任和担当。另一方面，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要求社会各成员之间实现多元协商共治，共同提升治理效率。利益主体的多元性要求政府部门在重大突发疫情防控过程中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社会，充分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善于倾听社区的声音。作为崛起中的公民社会群体，基层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面对突发疫情时的社区参与体现在多个方面，除了扮演疫情管控者、政策宣传者、物资保障者的角色之外，還应担负起监督者的角色，对疫情防控政策的落实情况依法进行监督并出言献策。同时，社区成员的建议和合理诉求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应。这种监督视角的参与也是社区成员的一种“话语”权利体现，从而有助于社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三、重大突发疫情防控中社区参与面临的困境
（一）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
疫情发生后，作为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中坚力量，广大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投入到社区疫情防控战斗中。在具体工作中，社区工作人员常承受着较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区疫情防控队伍人员有限。尤其是在部分物业管理人员缺乏、进出口较多、社区居民数量巨大且结构复杂的开放式城市社区，社区管控难度较大。由于社区防疫人手有限，社区工作人员只能夜以继日地奋战在防疫一线，持续的加班加点给社区工作人员的身体造成较大负荷，有的甚至因过度劳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第二，社区防疫工作任务较重。以采集社区居民信息的疫情排查工作为例，在居民数较多的社区，为了做到社区排查全覆盖和无死角，及时准确获取当前社区内人员的身份、身体情况和近期旅居史等相关信息，摸清社区内人员的底数，经常出现几名社区工作人员包联上千户社区群众的情况。短时间内完成如此重的排查任务，工作强度极大。而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在突发疫情防控中往往还担负着检测、管控、预警、宣传、心理疏导、社区消毒等诸多工作任务。同时，由于部分社区突发疫情防控预案的缺失，导致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又使得他们精神上高度紧张，心理上压力巨大;第三，社区防疫过程中存在着不必要的“督导”“检查”“要求”等。督导、检查的初衷为了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而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目的则是为了推脱责任，本质上是不求作为、不敢担当的表现。社区疫情防控中有些上级部门重复布置工作，各个部门之间本位主义严重，安排工作缺乏统筹，造成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表格填报过多且内容不清晰，并以“督导”“检查”为名压迫式地提要求、甩责任，致使社区工作人员每日疲于迎检，工作上无所适从。这既损害了基层社区工作人员主动参加疫情防控的积极性，又催生了他们的政治焦虑，对于社区疫情防控极为不利。
（二）社区参与突发疫情防控过程中法治精神缺位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实现国家法治与社会法治的相统一。这就需要基层社区治理将德治、自治、法治三者有机融合，建立“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疫情发生后，在社区防疫过程中必须依法依规办事，疫情防控相关法律规定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决定、命令等为社区防疫治理提供了法治基础，同时也是维护社区成员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疫情的突发性，在社区参与疫情防控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法治精神缺位的现象。首先，社区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比较集中的表现在对社区群众的人格尊严构成了侵犯、限制社区群众的人身自由、侵犯社区群众的个人隐私权等。侵犯社区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对法律红线的僭越，会诱发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和冲突行为。尤其在各种社会新闻信息传播速度极快的自媒体时代，一些冲突事件常常在网络传播中被放大，形成网络舆情，对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产生消极影响。其次，有关疫情防控的部分法律法规亟待完善。当前，我国尽管已经建立并施行了《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但就突发疫情的社区应对表现来看，仍然暴露出诸多问题，如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内容冲突、缺乏可操作性的配套制度等。由于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法律依据不清晰，给相关防疫政策执行带来阻碍，一些不正当、错误、无效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最后，社区成员的法律意识仍需加强。比如社区管理者过多地考虑本社区的利益，执行政策“一刀切”，未经批准私自设卡断路，封锁社区，歧视外来人，破坏了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又比如社区群众不主动配合社区工作者的防疫工作，对抗防疫检查，甚至辱骂殴打社区防疫工作者，发生冲突流血事件，这都是法律意识淡薄的表现。
（三）社区参与突发疫情防控过程中宣传和舆论引导偏差
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对社区疫情防控大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区宣传工作者落实宣传和舆论引导责任，强化正面宣传，传递人间真情，弘扬正能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维护了社区的团结稳定，又鼓舞了防疫抗疫的士气。疫情发生后，给社区增强信心、温暖人心、汇聚民心最佳的途径就是各种形式的宣传引导，面对鱼龙混杂的网络舆论更要善于引导，维护真理和真相的权威性。虽然疫情防控过程中大部分社区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都十分到位，但也表现出一定的偏差。首先，部分社区的宣传用语不够严谨。社区参与疫情防控采用的宣传载体主要有条幅、广播、微信群、流动宣传车、移动音响等，其中条幅宣传对于传达防疫政策、动员社区群众、提高社区居民自我防范意识等具有重要作用。接地气、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条幅标语更受社区群众的欢迎，但一些社区内的防疫标语和广播中出现了用词不规范、宣传内容值得推敲的情况，引起了部分社区群众看后和听后的心理不适。这些看似视觉冲击力强、“硬核”的宣传标语，实际上缺乏道德文明规范，既造成了视觉污染，又增加了社区群众心理上的焦虑和恐慌。其次，有些社区在疫情防控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中强调正能量。有些形式主义的做法，是作风不实和缺乏担当的表现。疫情防控中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是否到位，社区群众的感知和行动最能说明问题。疫情防控中涌现出了许多感人至深的真情故事，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激起社区群众心中的共鸣，使他们能够感受到前线医护人员的最美逆行、社区邻里的守望相助、社区防疫的措施到位、物资调配使用的合法合规和井然有序、政府对疫情防控失职人员和违法抗疫人员的零容忍态度，进而使社区群众从心理上自发、积极、主动地参与疫情防控，而不是被动、消极、不情愿地参与。 （四）社区参与突发疫情防控存在用力过猛的极端行为
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严防严控不等于行为简单粗暴，闻令而动不能够用力过猛，群防群治不可以矫枉过正，否则就会使社区疫情防控脱离实际，走上极端化的路子。社区疫情防控中的“用力过猛”看似在积极响应政策、落实号召，实则危害巨大。首先，易引发社区群众心理上的恐惧。疫情出现后，社区群众在心理上本就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简单粗暴、用力过猛、矫枉过正等种种非理性行为或源于对疫情防控缺乏正确的认识，或源于心理上的过度忧虑，会导致社区群众敢怒不敢言，利益表达渠道受到阻塞，进而造成整个社区成员心理上的惶恐不安。其次，影响到了社区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保障供给。疫情防控中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应给予保障，一些社区在疫情防控中走极端，政策落实过程中无底线的层层加码。如有的低风险地区社区人员能出不能进，限制社区人员在合理范围内流动，致使社区群众即使生活必须品处在极限的状态下也只能禁锢于社区之内，给特殊群体和困难家庭维持基本生活带来了更大困难。最后，不利于疫情防控后续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疫情的出现虽然会短时间内给社区群众生活带来不便，但随着对疫情的科学认识以及防控措施的落实，逐步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是必然要求。而持续极端化的行为会导致社区对疫情形势的判断过于谨慎，在防控措施上过度严格，例如有的社区对于返程的复工复产人员，除了正常的旅居史检查登记外，还要求其开具不必要的证明，而这些证明在防控期间短时间内基本无法同时开具，继而造成了企业生产人员无法及时返岗，影响了社会生产秩序的恢复。总之，社区疫情防控的目的在于降低疫情带来的负面、消极、破坏性的影响，过激过猛的行为不仅会减弱防控措施的效力，从长远看还会增加社区参与的成本，致使社区参与呈现出被动接受的特点，并不利于取得社区群众的理解信任和实现社区的有效参与。
（五）社区疫情防控中的网络信息管控有待加强
在网络信息化时代，公众参与的信息获取和诉求表达很多通过网络渠道实现。网络具有信息量大、传播较快、信息共享性高、信息真实性甄别困难、信息互动性强等特点[2]。随着数字治理理念在我国社会治理中的不断实践，各种信息更加透明化，社区群众越来越多地利用移动互联网，通过网络自媒体工具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在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借助互联网工具，实现各种相关信息通过网络高效流动，增加了政府疫情防控措施的透明化程度，提升了社区疫情防控的效率和反应速度。社区参与从传统的以被动接受命令为主的配合式参与模式，转变为更加积极的主动表达利益式参与模式。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表现出的网络信息管理问题，主要涉及社区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自媒体信息管控等方面。首先，社区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需加强。在疫情排查过程中和社区群众出入药店、蔬菜站、水果店、超市时，进行信息采集登记是必要的，这些信息主要涉及社区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住址、车牌号、行动轨迹、体温情况等。要杜绝个别社区出现的在采集信息过程中因缺乏规范而做重复功、对健康码扫码工具使用不足、將社区公民个人信息未经处理保护就通过互联网大量扩散的行为出现。其次，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自媒体渠道信息管控需加强。自媒体带来的使用普及化和自由传播的特殊属性，产生和维护着最大限度的话语自由和越来越海量、迅速的信息扩散[3]。当前我们正处在自媒体时代，每天都通过自媒体接受各种私人化、平民化的网络信息，越来越多的社区群众通过自媒体来表达自身对社区疫情防控的意见和建议，对社区疫情防控过程进行依法监督。这是新时代社区参与和公民监督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社会实践的体现。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应注重自媒体信息的管控，信息的不畅通、更新不及时极易引发谣言，信息不透明、不对称还会引起社区群众的疑惑和恐慌。因此，自媒体信息管控要注重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安全性和对称性，真正发挥其重塑社区治理信息空间的作用，使社区群众在享受网络信息时代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提升他们的参与意愿和有效性，促进提升社区整体疫情防控治理水平。
四、社区有效参与疫情防控的对策建议
做好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关键要靠社区的有效参与，针对社区参与疫情防控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短板，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社区参与疫情防控讲求实事求是
讲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作风。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实事求是一直是党的指导思想中最为重要、最为精髓的部分，是党领导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法宝。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无数事实证明，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还是生态发展进程，任何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方法路径都将走上弯路。重大突发疫情社区防控中，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丢。
讲求实事求是，要求社区疫情防控中力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所以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工作开展不贴合实际，对工作吹毛求疵，落实政策措施不实不细。这不仅会增加基层社区工作者的工作负担，而且会导致各项社区防控措施空转，造成对疫情防控战机的延误。督导、检查、指导应本着科学和严肃的态度，讲求实事求是，避免作秀、唯上级马首是瞻、刷存在感、懒政怠政等不良现象发生，为社区有效参与疫情防控留出宝贵时间。
讲求实事求是，要求社区疫情防控中扎实改进工作作风。面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基层防控工作千头万绪，更要改进工作方式。必须以会议形式做安排部署的要讲短话、开短会、直奔主题;对于工作落实情况的考察，考察内容要能够反映社区工作者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改进通过用拍照、传图来反映工作状态的形式;减少非必要的督导、检查和指导，调研、检查、指导工作要以暗访的形式进行，不提前打招呼、不通知行程、轻车简从、随机走访、直奔现场为的就是看真实情况，找准问题症结之后对症下药。 此外，讲求实事求是，要求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每个社区都有各自的情况和特点，对于不同风险级别的社区、开放式社区和非开放式社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落实政策的具体措施都应有所差别，不能千篇一律，既要确保基础性的保障性措施到位，又要根据具体情况突出重点和实行差异化治理。只有讲求实事求是，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施策，才能使各项工作做到简洁明了、务实高效、聚焦问题、有的放矢，激励社区工作者放开手脚、有所作为。
（二）社区参与疫情防控要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作用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基层党组织不仅是执行命令、战斗在一线的坚固堡垒，也是应急行动指挥者、信息平台建设者、内外部资源协调者、多元利益仲裁者、反馈意见完善应急行动的敦促者等等[4]，重大突发疫情是对社区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及社区党员政治觉悟和党性的重要考验，社区公共利益与公共精神要求疫情防控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是社区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网格化管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工作机制。这要求社区党员干部要扛起政治责任，切实把社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工作中要分工合理、职责明确、防控精准，做到社区疫情防控岗位值守、摸排调查、突发处理、引导舆论等各项工作全方位、无死角、无漏洞。对疫情防控中涌现出的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社区党员干部要树立先进典型，对他们以实现社区公共利益和保障社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己任、冲在社区防疫战场第一线的光荣事迹及时进行宣传，为社区群众树立榜样。同时，注重在社区防疫第一线考察和识别党员干部，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对政治素质硬、宗旨意识强、工作业绩显的社区党员干部要大胆提拔使用。
二是要发挥对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和社会组织的引领作用。要加强对社区党员的思想政治引领，广大社区党员要有责任、敢担当、争先锋、做表率，积极参与社区疫情治理。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如果仅仅依靠社区干部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各项工作部署到位，这就要求社区党员主动充实到志愿者队伍中并发挥作用，协助参与本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配合社区干部落实各项社区疫情防控措施。社会组织对于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提高社区参与程度、調动社区内外资源、维护社区秩序等具有重要社会价值，而且在具体实践中能够发挥“桥梁纽带”“润滑剂”“减压阀”的功效[5]。要充分彰显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优势和组织优势，发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在物资保障、便民服务、社区教育、宣传引导等方面贡献力量。
三是动员社区群众积极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受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民众内心普遍存在着典型的“从属”观念，导致对政府的期待和依赖程度较高，等、靠、要的思想严重，习惯于被动接受命令。居民参与能力不足导致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无感”，正是这种“无感”与能力缺失的交互作用，促使居民主体性缺失[6]。社区疫情防控直接关系到社区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是涉及社区群众根本利益的大事，要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凝聚群众，增加社区群众的主动性和进取性，增强其主体意识。社区群众要自觉主动参加到社区疫情防控中，如做到出行过程中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平时注重主动学习疫情防控相关知识，积极参加社区爱国卫生运动并搞好个人卫生与家庭卫生等，提高参与能力。通过建立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群众广泛参与的统一指挥、全面动员、统筹协调的疫情防控指挥体系，为打赢社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提供有力保证，同时也促进社区群众有序有效参与社区治理。
（三）社区参与疫情防控需加强制度设计
基于现代风险社会的视角下，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系统及制度体系，促使资源损耗以及管理失序现象的发生率得以降低，其唯一路径就是要对理念、制度以及体系进行不断创新和优化，以此让理念、制度、体系与公共问题的匹配能最大限度实现[7]。疫情是对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社区疫情防控相关的理念、制度、体系是保护社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筑牢社区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线、确保社区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社区疫情防控体系和社区应急管理机制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加强制度设计。
第一，完善社区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完备、详实、针对性强的应急预案是有力应对突发疫情、提高社区参与成效的基础。这要求应急预案应充分调动和发挥基层社区组织的主体性，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做到精准分类和精细化防控：对封闭式管理、网格化管理、公共场所管控等工作落实具体程序做出明确说明，真正把防控力量、资源、措施等下沉到基层社区;加强对社区内患者、医务工作者、老年人和儿童等重点人群的服务保障和管理;加大社区内环境卫生整治力度，加强通风、消毒、清洁等工作;建立严格的社区疫情信息发布机制，及时有效回应社区群众关切的问题;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社区全民防控意识，增强社区疫情防控利益共同体共识。
第二，建立数字社区平台，加快智慧社区建设。疫情防控过程中，互联网与大数据在疫情趋势研判和风险人群精准画像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互联网、微信、信息直报系统可以使社区疫情的数据管理与共享更加快捷、精准，健康码的运用可以节约社区群众的出入登记时间。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人们掌握公共危机信息资源的壁垒被打破，人人都可以借助社会化媒体平台成为信息提供者和生产者[8]，指导和教育社区群众通过社会化媒体工具依法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可以进一步提高参与有效性。另一方面，在新的传媒生态下，公共危机舆情传播速度、广度和烈度均大幅提升，传播渠道也从单一变得更加多元，公共危机舆情传播管理的难度也极大提高[9]，打造智慧社区已成为有效应对社区公共危机舆情的必然要求。
第三，建立完善社区疫情防控协调动员合作机制。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把治理体系的体制和机制转化为一种对现实公共危机进行有效治理的能力，通过发挥治理体系功能，调动危机治理主体主观能动性，实现危机治理领导主体、协同主体和参与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危机治理绩效的能力[10]。重大突发疫情社区防控中，基层党委和政府是防疫治理的领导主体，必须坚持基层党委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把疫情防控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各类志愿组织构成了防疫治理的协同主体，在物资保障、充实队伍、共同抗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群众则是防疫治理的直接参与主体，社区群众对疫情防控政策的响应程度关系着整体疫情防控的大局。只有建立完善以基层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协同动员联动机制，使各主体自愿地、民主地、互动地参与到社区疫情防控中去，才能保证社区参与的效率、效益和效果。 （四）依法科学进行社区疫情防控
对疫情的出现、传播、蔓延、反弹、阻断等过程要秉承科学、理性的态度，不能盲目乐观、麻痹大意，也不能过度悲观、行为极端化，而是要动态地优化调整社区疫情防控策略和应对举措，依法科学防控。依法科学防控是社区稳定的基础，是社区疫情防控各项措施顺利落实的重要保障，越是非常时期、突发时期，越要重视科学和法治。唯有法治才能既保证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又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最终达到官民共治的理想状态[11]。要积极引导广大社区干部和群众尊重法律权威，不断提高社区依法科学防疫的能力。
首先，健全完善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疫情防控相关的法律法规是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应急管理的法治化基础，社区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每一项社区防控的措施都要有法律依据，符合法治精神，既包括《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涉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法律，又包括涉及公民隐私权、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等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相关法律，对于法律法规中的空白、冲突、错位问题要及时发现，进行相关修正和完善。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不可以胡乱作为，不能够任性执法，更不能将防疫措施极端化。对社区疫情防控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处理，实现“零容忍”，不能让违法者逍遥法外，需要及时向社区群众通报各类违法行为的处理情况，在社区中开展警示宣传教育活动，让社区群众引以为戒。
其次，增强社区干部群众疫情防控的法治意识。社区工作者和社区群众提高法治意识，依法参与社区疫情防控，既可以承担社区公民责任、维护社区公共利益，又可以保障社区群众自身的合法权益和权利。社区成员法治意识和依法防疫能力的提升，将加快推进社区疫情治理的法治化。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法律框架内行使权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社区成员必须严守法律红线，尤其是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肆意践踏法律只会对社区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起到反作用，影响社区疫情防控的整体效果。社区群众要积极配合社区工作者的测温、排查、检查等工作，这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对社区的公共安全负责，是维护社区公共利益最直接的参与。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要对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社区成员利益表达的渠道和方式进行明确，社区群众面对简单粗暴执法、不当的教条主义和“一刀切”的执行方式，有义务和责任依法行使监督权力，向相关部门反馈。社区群众法治意识的觉醒将改变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有助于社区治理过程中充分考虑和保护社区群众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推动社区治理向以法治为基础的共同参与和协同治理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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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熊文瑾]
[关键词]疫情防控;社区参与;现实困境;对策建议
[作者简介]闫国兴，河北旅游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社区治理。（河北承德 067000）
[基金项目]承德市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重大疫情防控中的社区参与有效性研究”（2020 3032）
一、问题提出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时刻面临着重大传染性疾病的威胁，鼠疫、天花等大瘟疫都曾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社会经济的大幅衰退。21世纪人与自然的互动更加频繁，不健康的卫生和生活习惯以及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大了这种威胁。非典、埃博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传染性疾病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破坏力越来越强，已经从部分国家和地区，扩大到世界各国。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快速的交通方式与迅捷的资讯传播方式、日益拥挤的城市空间、不受节制的大范围频繁流动、恶劣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等复杂因素的叠加，会加剧公共危机的惨烈度与破坏性[1]，在威胁人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同时，也给世界范围内的疫情防控治理带来重大挑战。面对全球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跨越政治、文化、民族的沟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必然要求。积极探索研究疫情防控和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挖掘深层次原因，及时总结分享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进而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也是全世界各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重大突发疫情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说是一次大考，对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等现有的体系和机制是一次检验。及时建立健全修正相关体系中的缺失项、不足项、错位项，形成有效、有序、有力的突发疫情应对能力，是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必然要求。社区是我国基层民主实现的重要载体，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重大突发疫情中的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的特点，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要紧紧依靠人民。要做好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构筑起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疫情防控防线是固若金汤还是不堪一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的社区防控是否到位。一旦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强化社区管理是控制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的最直接举措。因此，重大突发疫情防控离不开社区的有效参与，既包括社区干部、社区工作者、下沉干部、志愿者对疫情防控政策的有效落实，又包括社区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有效配合。破解当前重大突发疫情防控中社区有效参与的困境，预防和化解来自社区舆论、信任、决策等方面的风险，实现疫情防控中社区的有效参与，是防范社区治理公共危机，推进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二、重大突发疫情防控中社区参与的必要性和价值
（一）社区疫情防控政策及时落地的重要保障
重大疫情的产生和蔓延不仅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运行，导致企业停工停产、学校停课、失业率上升、社会财富价值萎缩，对交通运输业、旅游业、餐饮业、娱乐业等行业产生较大影响，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为了有效降低重大突发疫情的负面影响，化解疫情扩散风险，尽快复工复产，必须全国一盘棋，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主动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包括广大医护人员、国家各级卫生健康系统公职人员、警务人员、新闻媒体、社会公益组织、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等。其中，社区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的各项应急指令最终都将下沉到基层社区，坚守岗位的基层社区工作者、下沉干部和志愿者们，是疫情防控最直接的参与者，社区群众的理性、科学、良善参与更是直接关系着疫情防控的大局。因此，要实现国家和政府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迅速落实，有效减缓并最终阻断疫情传播，使防疫应急物资能集中运输到最需要的高風险疫情地区，同时为奋斗在抗疫救治战场的广大前线医护人员赢得时间和精力，离不开社区的积极有效参与。
（二）社区治理能力有效提升的助推器
重大突发疫情防治在检视当前公共卫生系统中存在问题和不足的同时，又涉及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社区治理能力不仅体现在社区正常运行时期，同样体现在面临巨大风险和挑战的应急管理时期。重大突发疫情是观察和考验社区治理能力的试金石，对社区治理的各项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既包括社区干部的群众组织能力和群众动员能力、面对突发急难险重疫情的快速反应能力、疫情防控措施的执行能力、疫情防控政策的宣传能力、疫情防控信息的处理能力、对社区内舆情和社区群众心理的引导和疏导能力，又包括社区群众面对突发疫情的自身风险防护能力、对疫情防控过程中谣言的辨识能力、积极依法响应疫情防控措施的能力、维护疫情防控过程中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等等。通过重大突发疫情防控过程中积极有效的社区参与，可促进社区治理各项能力进一步提升，强化社区成员的主人翁意识，增强社区治理的民主化基础，培育现代社区公共精神，推动社区治理最终走向善治，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社区群众“话语”权利彰显的重要载体
面对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全社会没有旁观者，谁都不能做局外人。一方面，社区群众作为社区的主人，有责任和义务积极承担社区公共责任，主动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维护社区公共利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是战胜疫情的根本力量。社区疫情防控离不开广大社区群众。构筑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防控体系以及建立严密的社区疫情防控网，都需要具有公共精神的社区群众的积极参与，有效的社区参与正是社区群众关注社区共同利益，行使表达自身“话语”基本权利的重要途径，也是新时代社区公民应具有的责任和担当。另一方面，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要求社会各成员之间实现多元协商共治，共同提升治理效率。利益主体的多元性要求政府部门在重大突发疫情防控过程中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社会，充分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善于倾听社区的声音。作为崛起中的公民社会群体，基层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面对突发疫情时的社区参与体现在多个方面，除了扮演疫情管控者、政策宣传者、物资保障者的角色之外，還应担负起监督者的角色，对疫情防控政策的落实情况依法进行监督并出言献策。同时，社区成员的建议和合理诉求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应。这种监督视角的参与也是社区成员的一种“话语”权利体现，从而有助于社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三、重大突发疫情防控中社区参与面临的困境
（一）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
疫情发生后，作为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中坚力量，广大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投入到社区疫情防控战斗中。在具体工作中，社区工作人员常承受着较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区疫情防控队伍人员有限。尤其是在部分物业管理人员缺乏、进出口较多、社区居民数量巨大且结构复杂的开放式城市社区，社区管控难度较大。由于社区防疫人手有限，社区工作人员只能夜以继日地奋战在防疫一线，持续的加班加点给社区工作人员的身体造成较大负荷，有的甚至因过度劳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第二，社区防疫工作任务较重。以采集社区居民信息的疫情排查工作为例，在居民数较多的社区，为了做到社区排查全覆盖和无死角，及时准确获取当前社区内人员的身份、身体情况和近期旅居史等相关信息，摸清社区内人员的底数，经常出现几名社区工作人员包联上千户社区群众的情况。短时间内完成如此重的排查任务，工作强度极大。而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在突发疫情防控中往往还担负着检测、管控、预警、宣传、心理疏导、社区消毒等诸多工作任务。同时，由于部分社区突发疫情防控预案的缺失，导致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又使得他们精神上高度紧张，心理上压力巨大;第三，社区防疫过程中存在着不必要的“督导”“检查”“要求”等。督导、检查的初衷为了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而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目的则是为了推脱责任，本质上是不求作为、不敢担当的表现。社区疫情防控中有些上级部门重复布置工作，各个部门之间本位主义严重，安排工作缺乏统筹，造成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表格填报过多且内容不清晰，并以“督导”“检查”为名压迫式地提要求、甩责任，致使社区工作人员每日疲于迎检，工作上无所适从。这既损害了基层社区工作人员主动参加疫情防控的积极性，又催生了他们的政治焦虑，对于社区疫情防控极为不利。
（二）社区参与突发疫情防控过程中法治精神缺位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实现国家法治与社会法治的相统一。这就需要基层社区治理将德治、自治、法治三者有机融合，建立“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疫情发生后，在社区防疫过程中必须依法依规办事，疫情防控相关法律规定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决定、命令等为社区防疫治理提供了法治基础，同时也是维护社区成员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疫情的突发性，在社区参与疫情防控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法治精神缺位的现象。首先，社区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比较集中的表现在对社区群众的人格尊严构成了侵犯、限制社区群众的人身自由、侵犯社区群众的个人隐私权等。侵犯社区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对法律红线的僭越，会诱发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和冲突行为。尤其在各种社会新闻信息传播速度极快的自媒体时代，一些冲突事件常常在网络传播中被放大，形成网络舆情，对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产生消极影响。其次，有关疫情防控的部分法律法规亟待完善。当前，我国尽管已经建立并施行了《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但就突发疫情的社区应对表现来看，仍然暴露出诸多问题，如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内容冲突、缺乏可操作性的配套制度等。由于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法律依据不清晰，给相关防疫政策执行带来阻碍，一些不正当、错误、无效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最后，社区成员的法律意识仍需加强。比如社区管理者过多地考虑本社区的利益，执行政策“一刀切”，未经批准私自设卡断路，封锁社区，歧视外来人，破坏了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又比如社区群众不主动配合社区工作者的防疫工作，对抗防疫检查，甚至辱骂殴打社区防疫工作者，发生冲突流血事件，这都是法律意识淡薄的表现。
（三）社区参与突发疫情防控过程中宣传和舆论引导偏差
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对社区疫情防控大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区宣传工作者落实宣传和舆论引导责任，强化正面宣传，传递人间真情，弘扬正能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维护了社区的团结稳定，又鼓舞了防疫抗疫的士气。疫情发生后，给社区增强信心、温暖人心、汇聚民心最佳的途径就是各种形式的宣传引导，面对鱼龙混杂的网络舆论更要善于引导，维护真理和真相的权威性。虽然疫情防控过程中大部分社区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都十分到位，但也表现出一定的偏差。首先，部分社区的宣传用语不够严谨。社区参与疫情防控采用的宣传载体主要有条幅、广播、微信群、流动宣传车、移动音响等，其中条幅宣传对于传达防疫政策、动员社区群众、提高社区居民自我防范意识等具有重要作用。接地气、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条幅标语更受社区群众的欢迎，但一些社区内的防疫标语和广播中出现了用词不规范、宣传内容值得推敲的情况，引起了部分社区群众看后和听后的心理不适。这些看似视觉冲击力强、“硬核”的宣传标语，实际上缺乏道德文明规范，既造成了视觉污染，又增加了社区群众心理上的焦虑和恐慌。其次，有些社区在疫情防控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中强调正能量。有些形式主义的做法，是作风不实和缺乏担当的表现。疫情防控中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是否到位，社区群众的感知和行动最能说明问题。疫情防控中涌现出了许多感人至深的真情故事，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激起社区群众心中的共鸣，使他们能够感受到前线医护人员的最美逆行、社区邻里的守望相助、社区防疫的措施到位、物资调配使用的合法合规和井然有序、政府对疫情防控失职人员和违法抗疫人员的零容忍态度，进而使社区群众从心理上自发、积极、主动地参与疫情防控，而不是被动、消极、不情愿地参与。 （四）社区参与突发疫情防控存在用力过猛的极端行为
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严防严控不等于行为简单粗暴，闻令而动不能够用力过猛，群防群治不可以矫枉过正，否则就会使社区疫情防控脱离实际，走上极端化的路子。社区疫情防控中的“用力过猛”看似在积极响应政策、落实号召，实则危害巨大。首先，易引发社区群众心理上的恐惧。疫情出现后，社区群众在心理上本就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简单粗暴、用力过猛、矫枉过正等种种非理性行为或源于对疫情防控缺乏正确的认识，或源于心理上的过度忧虑，会导致社区群众敢怒不敢言，利益表达渠道受到阻塞，进而造成整个社区成员心理上的惶恐不安。其次，影响到了社区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保障供给。疫情防控中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应给予保障，一些社区在疫情防控中走极端，政策落实过程中无底线的层层加码。如有的低风险地区社区人员能出不能进，限制社区人员在合理范围内流动，致使社区群众即使生活必须品处在极限的状态下也只能禁锢于社区之内，给特殊群体和困难家庭维持基本生活带来了更大困难。最后，不利于疫情防控后续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疫情的出现虽然会短时间内给社区群众生活带来不便，但随着对疫情的科学认识以及防控措施的落实，逐步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是必然要求。而持续极端化的行为会导致社区对疫情形势的判断过于谨慎，在防控措施上过度严格，例如有的社区对于返程的复工复产人员，除了正常的旅居史检查登记外，还要求其开具不必要的证明，而这些证明在防控期间短时间内基本无法同时开具，继而造成了企业生产人员无法及时返岗，影响了社会生产秩序的恢复。总之，社区疫情防控的目的在于降低疫情带来的负面、消极、破坏性的影响，过激过猛的行为不仅会减弱防控措施的效力，从长远看还会增加社区参与的成本，致使社区参与呈现出被动接受的特点，并不利于取得社区群众的理解信任和实现社区的有效参与。
（五）社区疫情防控中的网络信息管控有待加强
在网络信息化时代，公众参与的信息获取和诉求表达很多通过网络渠道实现。网络具有信息量大、传播较快、信息共享性高、信息真实性甄别困难、信息互动性强等特点[2]。随着数字治理理念在我国社会治理中的不断实践，各种信息更加透明化，社区群众越来越多地利用移动互联网，通过网络自媒体工具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在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借助互联网工具，实现各种相关信息通过网络高效流动，增加了政府疫情防控措施的透明化程度，提升了社区疫情防控的效率和反应速度。社区参与从传统的以被动接受命令为主的配合式参与模式，转变为更加积极的主动表达利益式参与模式。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表现出的网络信息管理问题，主要涉及社区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自媒体信息管控等方面。首先，社区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需加强。在疫情排查过程中和社区群众出入药店、蔬菜站、水果店、超市时，进行信息采集登记是必要的，这些信息主要涉及社区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住址、车牌号、行动轨迹、体温情况等。要杜绝个别社区出现的在采集信息过程中因缺乏规范而做重复功、对健康码扫码工具使用不足、將社区公民个人信息未经处理保护就通过互联网大量扩散的行为出现。其次，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自媒体渠道信息管控需加强。自媒体带来的使用普及化和自由传播的特殊属性，产生和维护着最大限度的话语自由和越来越海量、迅速的信息扩散[3]。当前我们正处在自媒体时代，每天都通过自媒体接受各种私人化、平民化的网络信息，越来越多的社区群众通过自媒体来表达自身对社区疫情防控的意见和建议，对社区疫情防控过程进行依法监督。这是新时代社区参与和公民监督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社会实践的体现。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应注重自媒体信息的管控，信息的不畅通、更新不及时极易引发谣言，信息不透明、不对称还会引起社区群众的疑惑和恐慌。因此，自媒体信息管控要注重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安全性和对称性，真正发挥其重塑社区治理信息空间的作用，使社区群众在享受网络信息时代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提升他们的参与意愿和有效性，促进提升社区整体疫情防控治理水平。
四、社区有效参与疫情防控的对策建议
做好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关键要靠社区的有效参与，针对社区参与疫情防控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短板，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社区参与疫情防控讲求实事求是
讲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作风。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实事求是一直是党的指导思想中最为重要、最为精髓的部分，是党领导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法宝。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无数事实证明，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还是生态发展进程，任何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方法路径都将走上弯路。重大突发疫情社区防控中，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丢。
讲求实事求是，要求社区疫情防控中力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所以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工作开展不贴合实际，对工作吹毛求疵，落实政策措施不实不细。这不仅会增加基层社区工作者的工作负担，而且会导致各项社区防控措施空转，造成对疫情防控战机的延误。督导、检查、指导应本着科学和严肃的态度，讲求实事求是，避免作秀、唯上级马首是瞻、刷存在感、懒政怠政等不良现象发生，为社区有效参与疫情防控留出宝贵时间。
讲求实事求是，要求社区疫情防控中扎实改进工作作风。面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基层防控工作千头万绪，更要改进工作方式。必须以会议形式做安排部署的要讲短话、开短会、直奔主题;对于工作落实情况的考察，考察内容要能够反映社区工作者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改进通过用拍照、传图来反映工作状态的形式;减少非必要的督导、检查和指导，调研、检查、指导工作要以暗访的形式进行，不提前打招呼、不通知行程、轻车简从、随机走访、直奔现场为的就是看真实情况，找准问题症结之后对症下药。 此外，讲求实事求是，要求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每个社区都有各自的情况和特点，对于不同风险级别的社区、开放式社区和非开放式社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落实政策的具体措施都应有所差别，不能千篇一律，既要确保基础性的保障性措施到位，又要根据具体情况突出重点和实行差异化治理。只有讲求实事求是，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施策，才能使各项工作做到简洁明了、务实高效、聚焦问题、有的放矢，激励社区工作者放开手脚、有所作为。
（二）社区参与疫情防控要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作用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基层党组织不仅是执行命令、战斗在一线的坚固堡垒，也是应急行动指挥者、信息平台建设者、内外部资源协调者、多元利益仲裁者、反馈意见完善应急行动的敦促者等等[4]，重大突发疫情是对社区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及社区党员政治觉悟和党性的重要考验，社区公共利益与公共精神要求疫情防控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是社区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网格化管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工作机制。这要求社区党员干部要扛起政治责任，切实把社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工作中要分工合理、职责明确、防控精准，做到社区疫情防控岗位值守、摸排调查、突发处理、引导舆论等各项工作全方位、无死角、无漏洞。对疫情防控中涌现出的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社区党员干部要树立先进典型，对他们以实现社区公共利益和保障社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己任、冲在社区防疫战场第一线的光荣事迹及时进行宣传，为社区群众树立榜样。同时，注重在社区防疫第一线考察和识别党员干部，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对政治素质硬、宗旨意识强、工作业绩显的社区党员干部要大胆提拔使用。
二是要发挥对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和社会组织的引领作用。要加强对社区党员的思想政治引领，广大社区党员要有责任、敢担当、争先锋、做表率，积极参与社区疫情治理。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如果仅仅依靠社区干部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各项工作部署到位，这就要求社区党员主动充实到志愿者队伍中并发挥作用，协助参与本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配合社区干部落实各项社区疫情防控措施。社会组织对于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提高社区参与程度、調动社区内外资源、维护社区秩序等具有重要社会价值，而且在具体实践中能够发挥“桥梁纽带”“润滑剂”“减压阀”的功效[5]。要充分彰显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优势和组织优势，发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在物资保障、便民服务、社区教育、宣传引导等方面贡献力量。
三是动员社区群众积极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受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民众内心普遍存在着典型的“从属”观念，导致对政府的期待和依赖程度较高，等、靠、要的思想严重，习惯于被动接受命令。居民参与能力不足导致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无感”，正是这种“无感”与能力缺失的交互作用，促使居民主体性缺失[6]。社区疫情防控直接关系到社区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是涉及社区群众根本利益的大事，要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凝聚群众，增加社区群众的主动性和进取性，增强其主体意识。社区群众要自觉主动参加到社区疫情防控中，如做到出行过程中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平时注重主动学习疫情防控相关知识，积极参加社区爱国卫生运动并搞好个人卫生与家庭卫生等，提高参与能力。通过建立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群众广泛参与的统一指挥、全面动员、统筹协调的疫情防控指挥体系，为打赢社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提供有力保证，同时也促进社区群众有序有效参与社区治理。
（三）社区参与疫情防控需加强制度设计
基于现代风险社会的视角下，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系统及制度体系，促使资源损耗以及管理失序现象的发生率得以降低，其唯一路径就是要对理念、制度以及体系进行不断创新和优化，以此让理念、制度、体系与公共问题的匹配能最大限度实现[7]。疫情是对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社区疫情防控相关的理念、制度、体系是保护社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筑牢社区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线、确保社区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社区疫情防控体系和社区应急管理机制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加强制度设计。
第一，完善社区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完备、详实、针对性强的应急预案是有力应对突发疫情、提高社区参与成效的基础。这要求应急预案应充分调动和发挥基层社区组织的主体性，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做到精准分类和精细化防控：对封闭式管理、网格化管理、公共场所管控等工作落实具体程序做出明确说明，真正把防控力量、资源、措施等下沉到基层社区;加强对社区内患者、医务工作者、老年人和儿童等重点人群的服务保障和管理;加大社区内环境卫生整治力度，加强通风、消毒、清洁等工作;建立严格的社区疫情信息发布机制，及时有效回应社区群众关切的问题;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社区全民防控意识，增强社区疫情防控利益共同体共识。
第二，建立数字社区平台，加快智慧社区建设。疫情防控过程中，互联网与大数据在疫情趋势研判和风险人群精准画像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互联网、微信、信息直报系统可以使社区疫情的数据管理与共享更加快捷、精准，健康码的运用可以节约社区群众的出入登记时间。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人们掌握公共危机信息资源的壁垒被打破，人人都可以借助社会化媒体平台成为信息提供者和生产者[8]，指导和教育社区群众通过社会化媒体工具依法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可以进一步提高参与有效性。另一方面，在新的传媒生态下，公共危机舆情传播速度、广度和烈度均大幅提升，传播渠道也从单一变得更加多元，公共危机舆情传播管理的难度也极大提高[9]，打造智慧社区已成为有效应对社区公共危机舆情的必然要求。
第三，建立完善社区疫情防控协调动员合作机制。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把治理体系的体制和机制转化为一种对现实公共危机进行有效治理的能力，通过发挥治理体系功能，调动危机治理主体主观能动性，实现危机治理领导主体、协同主体和参与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危机治理绩效的能力[10]。重大突发疫情社区防控中，基层党委和政府是防疫治理的领导主体，必须坚持基层党委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把疫情防控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各类志愿组织构成了防疫治理的协同主体，在物资保障、充实队伍、共同抗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群众则是防疫治理的直接参与主体，社区群众对疫情防控政策的响应程度关系着整体疫情防控的大局。只有建立完善以基层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协同动员联动机制，使各主体自愿地、民主地、互动地参与到社区疫情防控中去，才能保证社区参与的效率、效益和效果。 （四）依法科学进行社区疫情防控
对疫情的出现、传播、蔓延、反弹、阻断等过程要秉承科学、理性的态度，不能盲目乐观、麻痹大意，也不能过度悲观、行为极端化，而是要动态地优化调整社区疫情防控策略和应对举措，依法科学防控。依法科学防控是社区稳定的基础，是社区疫情防控各项措施顺利落实的重要保障，越是非常时期、突发时期，越要重视科学和法治。唯有法治才能既保证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又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最终达到官民共治的理想状态[11]。要积极引导广大社区干部和群众尊重法律权威，不断提高社区依法科学防疫的能力。
首先，健全完善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疫情防控相关的法律法规是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应急管理的法治化基础，社区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每一项社区防控的措施都要有法律依据，符合法治精神，既包括《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涉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法律，又包括涉及公民隐私权、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等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相关法律，对于法律法规中的空白、冲突、错位问题要及时发现，进行相关修正和完善。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不可以胡乱作为，不能够任性执法，更不能将防疫措施极端化。对社区疫情防控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处理，实现“零容忍”，不能让违法者逍遥法外，需要及时向社区群众通报各类违法行为的处理情况，在社区中开展警示宣传教育活动，让社区群众引以为戒。
其次，增强社区干部群众疫情防控的法治意识。社区工作者和社区群众提高法治意识，依法参与社区疫情防控，既可以承担社区公民责任、维护社区公共利益，又可以保障社区群众自身的合法权益和权利。社区成员法治意识和依法防疫能力的提升，将加快推进社区疫情治理的法治化。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法律框架内行使权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社区成员必须严守法律红线，尤其是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肆意践踏法律只会对社区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起到反作用，影响社区疫情防控的整体效果。社区群众要积极配合社区工作者的测温、排查、检查等工作，这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对社区的公共安全负责，是维护社区公共利益最直接的参与。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要对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社区成员利益表达的渠道和方式进行明确，社区群众面对简单粗暴执法、不当的教条主义和“一刀切”的执行方式，有义务和责任依法行使监督权力，向相关部门反馈。社区群众法治意识的觉醒将改变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有助于社区治理过程中充分考虑和保护社区群众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推动社区治理向以法治为基础的共同参与和协同治理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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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熊文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