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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冀中导报》从创刊到终刊一直处于战争环境中。为了坚持办报，冀中导报人克服了重重困难，起到了文化战士的作用。然而《冀中导报》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办下来的根本原因是冀中群众的无私支持。饶阳是报社停驻时间最长的地方，饶阳人民为《冀中导报》的出版、发行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冀中导报》；饶阳；抗战
[作者简介]何帅波（1990-），男，河南省滑县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史专业。
[中图分类号]D261.5；C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031（2017）01-0028-05
《冀中导报》创刊于1938年9月10日，是中共冀中区党委机关报。1949年1月1日改为《河北日报》，仍为中共冀中区党委机关报。1949年8月1日，河北省建制，改为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创刊于抗日烽火之中，终刊于国共内战结束前夜的这张报纸，在其存续的11年中辗转各地。而饶阳是它停驻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它走向城市的最后一站。饶阳便同《冀中导报》的历史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一、从创刊到第一次停刊
1938年4月21日至5月1日，冀中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安平召开。会后，区党委书记黄敬提出创办中共冀中区党委机关报。1938年9月10日，《冀中导报》创刊于任丘陈王庄。不久，报社随冀中区党委转移到高阳县出岸村。
1938年11月12日，日军以六千兵力开向大清河以北雄县、霸县、容城、新城、固安等地，开始对冀中地区实施连续五次的大规模“围攻”。报社随冀中区党委一起行动，频繁转移，由高阳县出岸村转移到边渡口，后又到肃宁县的桑园，再到饶阳的张岗。这是《导报》第一次转移到饶阳。
1938年冬到1939年初这几个月里，报社随着冀中区领导机关打游击。当时，报社的铅印机、铸字炉、纸张及其他物资得100多辆大车才能拉完，这么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极易遭到日军飞机侦察和轰炸，也影响了冀中区领导机关的安全，所以拉着大量设备游击办报不是好办法。1938年12月，冀中区党委决定把印刷设备坚壁起来，《导报》改为油印。1939年2月，八路军总部判断日军即将对冀中区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指示冀中区精简领导机关，增强机动性，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更加严峻的局势。[1]冀中区党委随即决定《导报》暂时停刊。
二、第一次复刊
1939年，日军对冀中平原连续进行了五次“围攻”，比其他任何地区都频繁。冀中区军民在贺龙一二〇师配合下，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围攻”。6月，《导报》恢复油印小报。9月末，日军的“围攻”暂告一段落，《导报》的正式复刊提上了日程。
1939年10月份，冀中区党委在武强县北代村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冀中区党委决定《导报》复刊，并提出了“依靠群众掩护，坚持分散活动”的办报方针，报社人员随即着手准备复刊。同年12月，《导报》在北代村正式复刊，改名为《冀中导报》。1939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冀中工作发出指示，特别强调主力部队“应该减少单位，紧缩机关”。[2]随后中共中央军委又指示，“在领导方式上应指挥各级人员的机动能力，培养独立自主的工作作风。”[3]此后，报社改变了活动方式，离开冀中区领导机关，依靠群众掩护单独行动，在定县、安平、无极、安国、饶阳、深县、深泽、博野、武强等地游击办报。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曾这样描写冀中报人，“这些文化战士，携带着简单笔墨、油印机、石印机，随着情况来转移。由于我们的刻苦积极革命精神，每到一个地方，能够立刻开始写作印刷，源源不断地供给广大人民所渴望的精神食粮，他们的英勇精神，绝不下于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4]可以说，如何在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中，特别是在平原游击战争环境中坚持办报，是从这时候开始逐步摸索的，一套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的办报模式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从这时起，《冀中导报》与饶阳有了更多交集。
1940年夏末秋初，由冀中导报社主办，在饶阳县的官厅召开了各县报负责人座谈会。会议讨论了冀中各县报的任务，交换了编辑工作经验，成立了“报纸工作研究会”，这些举措对冀中区报纸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冀中导报社社长范瑾在1941年9月1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冀中的新闻工作是怎样坚持的？》一文。文章写道，“在这次会议上，冀中报人显示着他们无上的英勇和对新闻事业的负责，奠定了坚持冀中新闻工作的一块基石。”[5]
在《冀中导报》驻饶阳期间，当地干部群众给予报社很多支持，为报纸的出版、发行做出了贡献。这一时期，《冀中导报》之所以形成一套分散隐蔽、机动灵活的办报模式，主要依靠各地的“堡垒户”。这些“堡垒户”冒着生命危险为报社提供住所和安全的办报环境，与报社人员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据誊写科陈正回忆，“1941年冬，冀中导报社住在饶阳县城北，编辑部住在东歧河村，我们誊写科住在北歧河村。为了应付越来越残酷的局面，更加密切和群众的关系，有些同志就认房东老大娘作干娘。我们誊写科住的南北两个院都姓李，两个院的房东主妇是妯娌俩，都是寡妇，我住在南院，庞彦哲住北院，我们分别认了两个院的房东老大娘作干娘。我们的关系处的非常好。新年前因有敌情，我们离开这里转移到别的地方。正月十五我们回到北岐河村原驻地时，我们的干娘过年的东西都没舍得吃，还给我们留着呢！”[6]可以说没有像饶阳人民这样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冀中导报》在艰苦环境下坚持出版是不可能的。
《冀中导报》也给饶阳干部群众带来了宝贵的外界信息，使人们了解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了解了其他地区抗击日寇的情况。正如编辑杜敬所说，“在那暗无天日的年月里，干部群众看见一张小报，就像在黑夜里看见一盏明灯，看见了党的领导，看见了希望，看见了胜利的曙光。”[7]当他们获得了一张报纸后，就反复地看，而且还传给身边的人看，小小一张报纸不知被传看了多少次，直到被看烂。 《冀中导报》发行量毕竟有限，饶阳各村的干部就发挥聪明才智，办了各种墙报，把《冀中导报》里的重要信息以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递给父老乡亲。报社工作人员萧筠回忆，“1940年至1942年敌人‘五一大扫荡’前夕，是冀中农村根据地办墙报的‘黄金时期’。各村从《冀中导报》上摘录下关于中心工作的材料，和军民打击日寇的胜利消息，写在墙报上，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8]
克明的经历很能说明《冀中导报》和饶阳群众的双向关系。克明是饶阳人，他在本村上小学时，主要的学习材料就是《冀中导报》。他谈到自己就是从报纸上“受到启蒙的革命教育，学习了文化知识，并开始接触了文学的。”1941年，克明已是饶阳一位小学教师。工作之余，他利用从《冀中导报》学的知识，以自己身边人物为描写对象，开始学习文章写作，并开始向《冀中导报》投稿，但文章很少被采用。《冀中导报》的编辑对于那些没有被采用的文章也是认真修改，提出意见，并且还给他寄来写作辅导书籍。克明的写作水平在编辑们的帮助下逐渐提高，“五一大扫荡”前的一期《冀中导报》还登过他的一首儿歌《小星星》。后来克明成为《冀中导报》一名通讯员。[9]
杜敬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存有半张1941年3月30日的《冀中导报》，其中就有关于饶阳的两篇报导。一篇报道了饶阳几个村游击组的活动，还有一篇教育通讯，介绍了饶阳的小学教育。[10]仅有的半张《冀中导报》就有两篇关于饶阳的报道，可见这一时期饶阳和《冀中导报》的密切关系。饶阳人民为《冀中导报》的顺利出版做出了贡献，《冀中导报》也留下了反映饶阳人民抗战时期精神风貌的珍贵史料。实际上，饶阳人民对《冀中导报》的支持并非偶然，他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于办报非常活跃，创办了不少自己的报刊。据杜敬统计，就有《群声报》、《动员报》、《胜利报》、《饶阳青年》、《大众报》、《耕沱半月刊》、《乡风》、《文化新地》等刊物。[11]
三、第二次停刊
从1939年12月底《冀中导报》复刊，到1942年5月1日这段时间，是冀中根据地的“黄金时代”，《冀中导报》的发行量也越来越大。1942年3月初，冀中区党委决定取消各县报纸，集中力量办《冀中导报》。[12]但好景不长，紧接着就发生了“五一大扫荡”。
1941年秋后，冀中导报社经安国、安平向东转移到饶阳东部。冬季，因为日军在冀中东部扫荡，报社转移到定南县王家庄，后又转移到饶阳县城北。1942年3月底，报社转移到饶阳大宫殿村，一部分报社人员和冀中领导机关住在张保村。
1942年5月1日，冀中区党委在饶阳张保村举行直属机关和工人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冀中导报社人员也参加了这次纪念会。也就是在这一天，日军发起了“大扫荡”。这次大扫荡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出动5万多日军、9万多伪军，向饶阳、深县、武强、安平等县扑来，企图消灭冀中区主力部队和党政领导机关。
5月2日报社决定全体人员以三到五人为一组，到各自比较熟悉的地方分散隐蔽。当晚，报社随部队转移到饶阳县邹村暂时住下。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决定进一步轻装，把笨重物品坚壁在房东家里。当夜以急行军速度南下，3日清晨过沧石路封锁线。由于日军继续增加兵力，收缩对深县、武强、饶阳地区的包围圈，报社人员又进一步分散。范瑾社长带五人随区党委和军区行动。总编辑朱子强返回深、武、饶地区，组织隐蔽在那里的同志，争取能转移到滹沱河以北敌人后方去。[13]
这次扫荡反复时间之长、动用兵力之多、方法之狠毒，前所未有。据统计，到7月份，日军已在冀中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据点和碉堡达1753座，修公路15166里，挖封锁沟8373里。沟路如网，碉堡如林，冀中平原被分割成2670个小块。[14]这次扫荡，“伤亡指战员四千六百七十一名，区县游击队损失五千三百余人，被杀害、抓走的群众达五六万人。使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闻哭声’。”[15]
饶阳是日军扫荡的重点地区，形势十分严峻。在此情况下，一部分冀中导报人坚守在饶阳这片土地上，同饶阳人民一起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军扫荡，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办报，起到了文化战士的作用。
《冀中导报》记者肖竹和八地委宣传部干事刘笑一在日军大“扫荡”时隐蔽在饶阳南韩合村。附近据点的几个日本兵进村搜查，他们俩躲在房东屋门里的两侧，准备采用“挑帘战术”消灭敌人。一个日本兵刚进门，他们即开枪将其击毙，其余几个吓得落荒而逃。肖、刘二人不仅转危为安，还缴获了一支“三八大盖”步枪。[16]
1942年7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军区对冀中工作作出指示，强调“‘扫荡’冀中之敌‘扫荡队’已大部撤走，而‘清剿’仍在继续，并估计是长期性。根据地已大部被敌‘确保’和大部成为敌占优势的游击区，故抗日根据地已起了质的变化”，“组织领导上，由于根据地之细碎分割与变质，一方面不允许大的许多机关之存在，另一方面要求工作之迅速的解决与统一密切之行动。”[17]冀中区党委随即决定《冀中导报》停办，报社人员到各地出版地方小报。
8月初，总编辑朱子强派肖竹、肖特到饶阳办报。肖竹、肖特、刘克天、李瑞、李树德五人在饶阳创办《胜利报》，其中肖竹和李瑞都是饶阳人。他们以西张保、邹村为中心，在东西两边六、七个村建立了一些堡垒户，西边有五公、桑园、东边有许张保、西韩合、北韩合。1942年10月底，《胜利报》创刊，1943年初由两版改为四版，1945年由油印改为石印，1945年5月停刊，部分人员调到《冀中导报》。[18]
四、第二次复刊
《冀中导报》第二次复刊是在饶阳长流庄，后几经辗转回到饶阳北官庄，1949年2月底迁至保定。这是《冀中导报》在饶阳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
1944年10月10日，冀中区党委正式恢复，林铁任书记。1945年3月7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贯彻全党办报方针的第二次指示》。指出“冀察、冀中、冀热辽区党委均须自办一个党报，用以指导本地区的工作”，“在各区党委及各军区政治部的机关报健全后，各地委、各分区所办的报纸应当取消。”[19]区党委随即责成由王亢之负责，筹备《冀中导报》复刊事宜。1945年5月，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五一大扫荡”以后分散、隐蔽在各地的原冀中导报社人员以及各地委报社部分人员，会师饶阳长流庄。 1945年6月15日，《冀中导报》在停刊近3年之后，又以崭新的面貌与冀中人民见面了。早在“五一大扫荡”前，毛泽东应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舟请求题写的《冀中导报》报头这次复刊才用上。[20]由于1939年坚壁起来的铅印机已腐蚀不堪，这次复刊改为石印。
《冀中导报》复刊的第一期刊登了《冀中区党委关于<冀中导报>复刊的决定》。决定提到，“冀中‘五一’变质后，《导报》暂时停刊，各地委分别出版小报。各分区报在坚持对敌斗争中，在联系群众坚定人民斗志与转化冀中形势中，均曾发挥了相当的宣传与组织的作用。但在冀中局面日益开朗与发展的新形势下，各地委分别办报的形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为此，区党委决定恢复《冀中导报》，以统一对外宣传，加强思想领导，并及时交流各地经验，指导各种斗争。《导报》暂定为3日刊，4开版。七、八、九各分区，每村平均发行至3份，六、十分区发至区、连、高小以上机关部队与学校。”[21]
1945年6月25日，献县县城解放，报社从献县天主教堂运了一台铅印机，8月13日《冀中导报》改为铅印。
7月，报社离开饶阳北上。这次北上，本打算在接管天津后，进城办报。由于国民党军队占领天津，报社进津未果，遂在霸县住了近两个月，后回任邱过冬。1946年春，报社转移到河间。1946年7月中旬，报社为防国民党飞机骚扰，保证报纸正常出版，由河间转移到肃宁，在此住了半年多。1947年10月中旬，报社转移到武强，随即再次返回饶阳北官庄。
从1947年10月报社转移至北官庄，到1949年2月底搬至保定这两年多，是《冀中导报》在饶阳停驻时间最长的一段时间。报社的老人们在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总是不约而同地提到饶阳这个他们曾经奉献了青春的地方，俨然已把饶阳当成了第二故乡。
在饶阳的生活首先是艰苦的。在战争年代，报社和部队、机关一样，都实行供给制，很少能吃上白面，经常是一天两顿小米干饭白菜汤。吃饭以组为单位，打一盆菜，几个人围着吃，也没有什么副食，偶尔吃顿面条就算改善生活。据杜敬回忆，记者肖特当时才十几岁，每逢有面条就吃得多一些，因此报社的人都称他“面条派”。早在饶阳长流庄时，报社人员就经常听到一个老头儿在街上叫卖“咸鸡子！臭鸡子！”。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讲真是美味！但是他们从未买过，因为每人每月才五角津贴，最多的也只有一元。这些钱只够买肥皂、毛巾之类生活必需品，根本买不了其他东西。有一次报社人员蹲在院子里吃饭，孙立民吃完饭站起来正要往外走，人们忽然发现他的裤子破了个洞，屁股都露出来了。大家立即起哄“老孙露出屁股来啦！”，孙立民马上捂住裤子上的洞，“在哪？在哪？没有！没有！”，边说边笑着跑出去了。[22]
报社人员当时住的是老乡的房子，工作范围就是一条土炕，等房东吃过饭，就搬来饭桌放到炕上作办公桌。大家盘腿坐在炕上伏案工作，盘坐时间长了腿就麻，隔一段时间就得下炕活动活动，再接着上炕工作。[23]报社人员除了白天工作以外，晚上还要趴在油灯下编两个多钟头的稿，至于编辑部领导，那就不仅是熬夜，而是经常通宵不眠。[24]睡觉的时候，几个人挤在一条土炕上，冬天也没有柴火烧炕。
生活条件虽艰苦，但报社成员个个精神饱满。在农村自然是没机会看电影、看大戏，不过擅长唱歌的同志会在业余时间里教大家唱革命歌曲。社长朱子强喜欢京剧，经常由董东操琴，来上几段《空城计》、《武家坡》。每天傍晚，大家还在村边打打球，溜溜弯，一起说说笑笑，乐在其中。过除夕时，每个组按人数从食堂领回饺子馅和面粉，大家一起包饺子，好不容易改善一次生活，大家都吃得特别香。可见条件越艰苦，冀中导报人越能感到报社大家庭的温暖。
最让冀中导报人怀念的还是饶阳老乡的情谊。《冀中导报》的成功离不开饶阳人民的支持。饶阳县委书记李太、县长王永来，经常给《冀中导报》写稿，都是报社的骨干通讯员。1948年9月，报社办起了电讯队，招收了10名学员，其中8位都是饶阳本地人。
报社建了两个造纸厂，比较大的一个在饶阳张岗，造纸厂用的房子由老乡无偿提供。晒纸时需要用很多人家的墙壁，几乎涉及到张岗的每家每户。老乡们不但对使用他们的墙壁毫无怨言，而且还认真地保护纸张，遇到刮风下雨，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帮助抢着收纸。有的小孩见纸掉到地下，就主动拣起来送到纸厂。造纸厂造的纸和农村糊窗户用的纸一样大小，质量比窗户纸还好，但自建厂到结束，没有丢过一张。张岗村南有一位叫冯文迁的老大爷，家里三代兽医。每逢纸厂的牲口闹病，都是他们父子治疗，随请随到。他们父子闲暇时经常到纸厂主动给牲口看病。在他们的帮助下，纸厂车夫们也学到了一些基本的牲口病防治知识。冯家父子对造纸厂帮助很大，但从未收过报酬。[25]
房东把报社人员当作自家人，常嘱咐小孩不要吵闹，担心影响编辑们工作。报社人员向房东借用东西时，他们就立即找，如果没有，就到别家去借。报社人员也注意与房东搞好关系，尽量不打搅他们，有空就帮助房东担担水、扫扫院子，春节时给房东拜年，正月十五晚上与群众一起点爆竹、荡秋千。[26]
1993年10月20日，冀中导报社电讯队的五位老人又回到饶阳北官庄。他们仿佛是离乡多年的游子，一踏上饶阳这片热土，便不禁心情激动，步履匆匆，盼望着见到熟悉的老乡。当年住过的老房子还在，但朴实厚道的大伯大娘都已过世，记忆中性情温和的年轻夫妇赵福海（房东赵棉长之子）、石梅坡已是80多岁的老人。在知道这五位鬓发斑白的客人就是在他们家住过的冀中导报社电讯队10个小学员中的5个，受电讯队同志之托来看望他们时，两位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朴实的笑容，眼睛红湿，定要5人在家吃顿庄稼饭，一如既往把冀中导报的工作人员视为自家人。[27]
五、从《冀中导报》到冀中《河北日报》
平津战役开始后，为及时报道战况，《冀中导报》于1948年12月13日成立平津前线后勤支队，由采访科长肖风带队，从饶阳赶赴前线。 1948年冬，毛泽东给《冀中导报》题写新报头，经周扬转给报社。人们发现毛泽东写的不是“冀中导报”，而是“河北日报”4个字。这预示着河北省即将恢复建制，区党委决定《冀中导报》停刊，改出《河北日报》，仍为冀中区党委机关报。1948年12月31日的终刊启示告知读者，“我河北省全境即将联成一片。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发展，本报奉命即日终刊，与《新保定日报》合并，改出《河北日报》。”[28]
1949年1月1日，《河北日报》在饶阳县北官庄创刊。为了和1949年8月1日以后的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相区别，人们一般称这时的《河北日报》为冀中《河北日报》。
1949年2月12日至16日，中共冀中区党委召开冀中党代表会议。会议结束当天，冀中区党委通知报社搬迁至保定。为了做到搬家不停报，报社决定分两批进保定。2月19日深夜，第一批人员由编辑部主任杜敬率领从北官庄出发，于20日晚到达保定。2月26日，冀中《河北日报》在保定出版了第一期报纸，第二批报社人员在朱子强社长率领下在此之前进入保定。至此，报社搬迁任务顺利完成。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河北省建制，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河北日报》也开始筹备。毛泽东第二次为《河北日报》题报头。8月1日，冀中《河北日报》、《冀南日报》、《冀东日报》三报合并，出版全省范围的《河北日报》。
正如杜敬、肖特、展青雷在《冀中导报史料集》前言中说的那样，《冀中导报》“创刊于抗日战争初期，终刊于解放战争末期，为那两场伟大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那个极不平凡的时代的生动纪录。也为党和人民的报纸如何在平原游击战争环境中坚持出版，发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应当载入史册的。”[29]如果说《冀中导报》为两次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饶阳人民对《冀中导报》的支持本身就构成了饶阳对这两次战争贡献的一部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两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没有人民的支持不可能取得胜利。同样，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冀中导报》也绝不可能在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发展。
朱子强说《冀中导报》“经历了一个开创摸索、由大变小又由小变大、由集中到分散又由分散到集中，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30]饶阳见证了《冀中导报》这些过程的全部。饶阳和《冀中导报》是不可分割的，《冀中导报》的历史充满了饶阳的印记，饶阳人民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也生动地反映在《冀中导报》的报道之中，二者互相成为了彼此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注释]
[1]《朱德、彭德怀关于做好反对敌寇进攻根据地的准备的指示》（1939年2月11日）.载《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
[2]《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冀中工作的指示》（1939年10月28日）.载《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92页.
[3]《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1939年10月）.载《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4]杜敬.《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262种报刊》.《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5]范瑾.《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新闻工作是怎样坚持的？》.《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原题为《冀中的新闻工作是怎样坚持的？》.载于1941年9月1日的重庆《新华日报》.
[6]陈正.《抗战时期<冀中导报>的誊写工作》.《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6页.
[7]杜敬.《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262种报纸》.《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8]萧筠.《往日的回忆》.《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92页.
[9]克明.《我与<冀中导报>》.《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8-353页。
[10]杜敬.《抗日战争时期冀中262种报纸》.《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7页.
[11]杜敬.《抗日战争时期冀中262种报纸》.《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12]刘山，石联.《<冀中导报>简史》.《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1页.
[13]黄应.《在冀中导报社的回忆片断》.《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14]萧红.《<冀中导报>的办报实践及对其社会心理的研究》.《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
[15]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19页.
[16]杜敬.《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262种报纸》.《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17]《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军区对冀中工作的补充指示》（1942年7月5日）.载《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661-662页.
[18]肖特.《冀中八地委<胜利报>创刊漫忆》.《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19]《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贯彻全党办报方针的第二次指示》（1945年3月7日）.载《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994页.
[20]刘山，石联.《<冀中导报>简史》.《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21]《冀中区党委关于<冀中导报>复刊的决定》.《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22]杜敬.《冀中导报社的‘五少’及其他》.《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页.
[23]冯苏.《回忆在<冀中导报>的工作》.《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页.
[24]王俊侠.《忆‘母校’——冀中导报社》.《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7页.
[25]张家肥.《冀中导报社的造纸厂》.《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0页.
[26]冯苏.《回忆在<冀中导报>的工作》.《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页.
[27]王云起.《电讯队十少年》.《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28]国家图书馆藏：《河北日报》微缩胶卷.
[29]杜敬，肖特，展青雷.《前言》.《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30]朱子强.《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导报>和冀中新闻出版工作的回顾》.《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关键词]《冀中导报》；饶阳；抗战
[作者简介]何帅波（1990-），男，河南省滑县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史专业。
[中图分类号]D261.5；C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031（2017）01-0028-05
《冀中导报》创刊于1938年9月10日，是中共冀中区党委机关报。1949年1月1日改为《河北日报》，仍为中共冀中区党委机关报。1949年8月1日，河北省建制，改为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创刊于抗日烽火之中，终刊于国共内战结束前夜的这张报纸，在其存续的11年中辗转各地。而饶阳是它停驻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它走向城市的最后一站。饶阳便同《冀中导报》的历史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一、从创刊到第一次停刊
1938年4月21日至5月1日，冀中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安平召开。会后，区党委书记黄敬提出创办中共冀中区党委机关报。1938年9月10日，《冀中导报》创刊于任丘陈王庄。不久，报社随冀中区党委转移到高阳县出岸村。
1938年11月12日，日军以六千兵力开向大清河以北雄县、霸县、容城、新城、固安等地，开始对冀中地区实施连续五次的大规模“围攻”。报社随冀中区党委一起行动，频繁转移，由高阳县出岸村转移到边渡口，后又到肃宁县的桑园，再到饶阳的张岗。这是《导报》第一次转移到饶阳。
1938年冬到1939年初这几个月里，报社随着冀中区领导机关打游击。当时，报社的铅印机、铸字炉、纸张及其他物资得100多辆大车才能拉完，这么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极易遭到日军飞机侦察和轰炸，也影响了冀中区领导机关的安全，所以拉着大量设备游击办报不是好办法。1938年12月，冀中区党委决定把印刷设备坚壁起来，《导报》改为油印。1939年2月，八路军总部判断日军即将对冀中区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指示冀中区精简领导机关，增强机动性，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更加严峻的局势。[1]冀中区党委随即决定《导报》暂时停刊。
二、第一次复刊
1939年，日军对冀中平原连续进行了五次“围攻”，比其他任何地区都频繁。冀中区军民在贺龙一二〇师配合下，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围攻”。6月，《导报》恢复油印小报。9月末，日军的“围攻”暂告一段落，《导报》的正式复刊提上了日程。
1939年10月份，冀中区党委在武强县北代村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冀中区党委决定《导报》复刊，并提出了“依靠群众掩护，坚持分散活动”的办报方针，报社人员随即着手准备复刊。同年12月，《导报》在北代村正式复刊，改名为《冀中导报》。1939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冀中工作发出指示，特别强调主力部队“应该减少单位，紧缩机关”。[2]随后中共中央军委又指示，“在领导方式上应指挥各级人员的机动能力，培养独立自主的工作作风。”[3]此后，报社改变了活动方式，离开冀中区领导机关，依靠群众掩护单独行动，在定县、安平、无极、安国、饶阳、深县、深泽、博野、武强等地游击办报。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曾这样描写冀中报人，“这些文化战士，携带着简单笔墨、油印机、石印机，随着情况来转移。由于我们的刻苦积极革命精神，每到一个地方，能够立刻开始写作印刷，源源不断地供给广大人民所渴望的精神食粮，他们的英勇精神，绝不下于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4]可以说，如何在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中，特别是在平原游击战争环境中坚持办报，是从这时候开始逐步摸索的，一套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的办报模式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从这时起，《冀中导报》与饶阳有了更多交集。
1940年夏末秋初，由冀中导报社主办，在饶阳县的官厅召开了各县报负责人座谈会。会议讨论了冀中各县报的任务，交换了编辑工作经验，成立了“报纸工作研究会”，这些举措对冀中区报纸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冀中导报社社长范瑾在1941年9月1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冀中的新闻工作是怎样坚持的？》一文。文章写道，“在这次会议上，冀中报人显示着他们无上的英勇和对新闻事业的负责，奠定了坚持冀中新闻工作的一块基石。”[5]
在《冀中导报》驻饶阳期间，当地干部群众给予报社很多支持，为报纸的出版、发行做出了贡献。这一时期，《冀中导报》之所以形成一套分散隐蔽、机动灵活的办报模式，主要依靠各地的“堡垒户”。这些“堡垒户”冒着生命危险为报社提供住所和安全的办报环境，与报社人员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据誊写科陈正回忆，“1941年冬，冀中导报社住在饶阳县城北，编辑部住在东歧河村，我们誊写科住在北歧河村。为了应付越来越残酷的局面，更加密切和群众的关系，有些同志就认房东老大娘作干娘。我们誊写科住的南北两个院都姓李，两个院的房东主妇是妯娌俩，都是寡妇，我住在南院，庞彦哲住北院，我们分别认了两个院的房东老大娘作干娘。我们的关系处的非常好。新年前因有敌情，我们离开这里转移到别的地方。正月十五我们回到北岐河村原驻地时，我们的干娘过年的东西都没舍得吃，还给我们留着呢！”[6]可以说没有像饶阳人民这样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冀中导报》在艰苦环境下坚持出版是不可能的。
《冀中导报》也给饶阳干部群众带来了宝贵的外界信息，使人们了解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了解了其他地区抗击日寇的情况。正如编辑杜敬所说，“在那暗无天日的年月里，干部群众看见一张小报，就像在黑夜里看见一盏明灯，看见了党的领导，看见了希望，看见了胜利的曙光。”[7]当他们获得了一张报纸后，就反复地看，而且还传给身边的人看，小小一张报纸不知被传看了多少次，直到被看烂。 《冀中导报》发行量毕竟有限，饶阳各村的干部就发挥聪明才智，办了各种墙报，把《冀中导报》里的重要信息以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递给父老乡亲。报社工作人员萧筠回忆，“1940年至1942年敌人‘五一大扫荡’前夕，是冀中农村根据地办墙报的‘黄金时期’。各村从《冀中导报》上摘录下关于中心工作的材料，和军民打击日寇的胜利消息，写在墙报上，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8]
克明的经历很能说明《冀中导报》和饶阳群众的双向关系。克明是饶阳人，他在本村上小学时，主要的学习材料就是《冀中导报》。他谈到自己就是从报纸上“受到启蒙的革命教育，学习了文化知识，并开始接触了文学的。”1941年，克明已是饶阳一位小学教师。工作之余，他利用从《冀中导报》学的知识，以自己身边人物为描写对象，开始学习文章写作，并开始向《冀中导报》投稿，但文章很少被采用。《冀中导报》的编辑对于那些没有被采用的文章也是认真修改，提出意见，并且还给他寄来写作辅导书籍。克明的写作水平在编辑们的帮助下逐渐提高，“五一大扫荡”前的一期《冀中导报》还登过他的一首儿歌《小星星》。后来克明成为《冀中导报》一名通讯员。[9]
杜敬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存有半张1941年3月30日的《冀中导报》，其中就有关于饶阳的两篇报导。一篇报道了饶阳几个村游击组的活动，还有一篇教育通讯，介绍了饶阳的小学教育。[10]仅有的半张《冀中导报》就有两篇关于饶阳的报道，可见这一时期饶阳和《冀中导报》的密切关系。饶阳人民为《冀中导报》的顺利出版做出了贡献，《冀中导报》也留下了反映饶阳人民抗战时期精神风貌的珍贵史料。实际上，饶阳人民对《冀中导报》的支持并非偶然，他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于办报非常活跃，创办了不少自己的报刊。据杜敬统计，就有《群声报》、《动员报》、《胜利报》、《饶阳青年》、《大众报》、《耕沱半月刊》、《乡风》、《文化新地》等刊物。[11]
三、第二次停刊
从1939年12月底《冀中导报》复刊，到1942年5月1日这段时间，是冀中根据地的“黄金时代”，《冀中导报》的发行量也越来越大。1942年3月初，冀中区党委决定取消各县报纸，集中力量办《冀中导报》。[12]但好景不长，紧接着就发生了“五一大扫荡”。
1941年秋后，冀中导报社经安国、安平向东转移到饶阳东部。冬季，因为日军在冀中东部扫荡，报社转移到定南县王家庄，后又转移到饶阳县城北。1942年3月底，报社转移到饶阳大宫殿村，一部分报社人员和冀中领导机关住在张保村。
1942年5月1日，冀中区党委在饶阳张保村举行直属机关和工人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冀中导报社人员也参加了这次纪念会。也就是在这一天，日军发起了“大扫荡”。这次大扫荡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出动5万多日军、9万多伪军，向饶阳、深县、武强、安平等县扑来，企图消灭冀中区主力部队和党政领导机关。
5月2日报社决定全体人员以三到五人为一组，到各自比较熟悉的地方分散隐蔽。当晚，报社随部队转移到饶阳县邹村暂时住下。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决定进一步轻装，把笨重物品坚壁在房东家里。当夜以急行军速度南下，3日清晨过沧石路封锁线。由于日军继续增加兵力，收缩对深县、武强、饶阳地区的包围圈，报社人员又进一步分散。范瑾社长带五人随区党委和军区行动。总编辑朱子强返回深、武、饶地区，组织隐蔽在那里的同志，争取能转移到滹沱河以北敌人后方去。[13]
这次扫荡反复时间之长、动用兵力之多、方法之狠毒，前所未有。据统计，到7月份，日军已在冀中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据点和碉堡达1753座，修公路15166里，挖封锁沟8373里。沟路如网，碉堡如林，冀中平原被分割成2670个小块。[14]这次扫荡，“伤亡指战员四千六百七十一名，区县游击队损失五千三百余人，被杀害、抓走的群众达五六万人。使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闻哭声’。”[15]
饶阳是日军扫荡的重点地区，形势十分严峻。在此情况下，一部分冀中导报人坚守在饶阳这片土地上，同饶阳人民一起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军扫荡，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办报，起到了文化战士的作用。
《冀中导报》记者肖竹和八地委宣传部干事刘笑一在日军大“扫荡”时隐蔽在饶阳南韩合村。附近据点的几个日本兵进村搜查，他们俩躲在房东屋门里的两侧，准备采用“挑帘战术”消灭敌人。一个日本兵刚进门，他们即开枪将其击毙，其余几个吓得落荒而逃。肖、刘二人不仅转危为安，还缴获了一支“三八大盖”步枪。[16]
1942年7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军区对冀中工作作出指示，强调“‘扫荡’冀中之敌‘扫荡队’已大部撤走，而‘清剿’仍在继续，并估计是长期性。根据地已大部被敌‘确保’和大部成为敌占优势的游击区，故抗日根据地已起了质的变化”，“组织领导上，由于根据地之细碎分割与变质，一方面不允许大的许多机关之存在，另一方面要求工作之迅速的解决与统一密切之行动。”[17]冀中区党委随即决定《冀中导报》停办，报社人员到各地出版地方小报。
8月初，总编辑朱子强派肖竹、肖特到饶阳办报。肖竹、肖特、刘克天、李瑞、李树德五人在饶阳创办《胜利报》，其中肖竹和李瑞都是饶阳人。他们以西张保、邹村为中心，在东西两边六、七个村建立了一些堡垒户，西边有五公、桑园、东边有许张保、西韩合、北韩合。1942年10月底，《胜利报》创刊，1943年初由两版改为四版，1945年由油印改为石印，1945年5月停刊，部分人员调到《冀中导报》。[18]
四、第二次复刊
《冀中导报》第二次复刊是在饶阳长流庄，后几经辗转回到饶阳北官庄，1949年2月底迁至保定。这是《冀中导报》在饶阳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
1944年10月10日，冀中区党委正式恢复，林铁任书记。1945年3月7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贯彻全党办报方针的第二次指示》。指出“冀察、冀中、冀热辽区党委均须自办一个党报，用以指导本地区的工作”，“在各区党委及各军区政治部的机关报健全后，各地委、各分区所办的报纸应当取消。”[19]区党委随即责成由王亢之负责，筹备《冀中导报》复刊事宜。1945年5月，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五一大扫荡”以后分散、隐蔽在各地的原冀中导报社人员以及各地委报社部分人员，会师饶阳长流庄。 1945年6月15日，《冀中导报》在停刊近3年之后，又以崭新的面貌与冀中人民见面了。早在“五一大扫荡”前，毛泽东应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舟请求题写的《冀中导报》报头这次复刊才用上。[20]由于1939年坚壁起来的铅印机已腐蚀不堪，这次复刊改为石印。
《冀中导报》复刊的第一期刊登了《冀中区党委关于<冀中导报>复刊的决定》。决定提到，“冀中‘五一’变质后，《导报》暂时停刊，各地委分别出版小报。各分区报在坚持对敌斗争中，在联系群众坚定人民斗志与转化冀中形势中，均曾发挥了相当的宣传与组织的作用。但在冀中局面日益开朗与发展的新形势下，各地委分别办报的形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为此，区党委决定恢复《冀中导报》，以统一对外宣传，加强思想领导，并及时交流各地经验，指导各种斗争。《导报》暂定为3日刊，4开版。七、八、九各分区，每村平均发行至3份，六、十分区发至区、连、高小以上机关部队与学校。”[21]
1945年6月25日，献县县城解放，报社从献县天主教堂运了一台铅印机，8月13日《冀中导报》改为铅印。
7月，报社离开饶阳北上。这次北上，本打算在接管天津后，进城办报。由于国民党军队占领天津，报社进津未果，遂在霸县住了近两个月，后回任邱过冬。1946年春，报社转移到河间。1946年7月中旬，报社为防国民党飞机骚扰，保证报纸正常出版，由河间转移到肃宁，在此住了半年多。1947年10月中旬，报社转移到武强，随即再次返回饶阳北官庄。
从1947年10月报社转移至北官庄，到1949年2月底搬至保定这两年多，是《冀中导报》在饶阳停驻时间最长的一段时间。报社的老人们在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总是不约而同地提到饶阳这个他们曾经奉献了青春的地方，俨然已把饶阳当成了第二故乡。
在饶阳的生活首先是艰苦的。在战争年代，报社和部队、机关一样，都实行供给制，很少能吃上白面，经常是一天两顿小米干饭白菜汤。吃饭以组为单位，打一盆菜，几个人围着吃，也没有什么副食，偶尔吃顿面条就算改善生活。据杜敬回忆，记者肖特当时才十几岁，每逢有面条就吃得多一些，因此报社的人都称他“面条派”。早在饶阳长流庄时，报社人员就经常听到一个老头儿在街上叫卖“咸鸡子！臭鸡子！”。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讲真是美味！但是他们从未买过，因为每人每月才五角津贴，最多的也只有一元。这些钱只够买肥皂、毛巾之类生活必需品，根本买不了其他东西。有一次报社人员蹲在院子里吃饭，孙立民吃完饭站起来正要往外走，人们忽然发现他的裤子破了个洞，屁股都露出来了。大家立即起哄“老孙露出屁股来啦！”，孙立民马上捂住裤子上的洞，“在哪？在哪？没有！没有！”，边说边笑着跑出去了。[22]
报社人员当时住的是老乡的房子，工作范围就是一条土炕，等房东吃过饭，就搬来饭桌放到炕上作办公桌。大家盘腿坐在炕上伏案工作，盘坐时间长了腿就麻，隔一段时间就得下炕活动活动，再接着上炕工作。[23]报社人员除了白天工作以外，晚上还要趴在油灯下编两个多钟头的稿，至于编辑部领导，那就不仅是熬夜，而是经常通宵不眠。[24]睡觉的时候，几个人挤在一条土炕上，冬天也没有柴火烧炕。
生活条件虽艰苦，但报社成员个个精神饱满。在农村自然是没机会看电影、看大戏，不过擅长唱歌的同志会在业余时间里教大家唱革命歌曲。社长朱子强喜欢京剧，经常由董东操琴，来上几段《空城计》、《武家坡》。每天傍晚，大家还在村边打打球，溜溜弯，一起说说笑笑，乐在其中。过除夕时，每个组按人数从食堂领回饺子馅和面粉，大家一起包饺子，好不容易改善一次生活，大家都吃得特别香。可见条件越艰苦，冀中导报人越能感到报社大家庭的温暖。
最让冀中导报人怀念的还是饶阳老乡的情谊。《冀中导报》的成功离不开饶阳人民的支持。饶阳县委书记李太、县长王永来，经常给《冀中导报》写稿，都是报社的骨干通讯员。1948年9月，报社办起了电讯队，招收了10名学员，其中8位都是饶阳本地人。
报社建了两个造纸厂，比较大的一个在饶阳张岗，造纸厂用的房子由老乡无偿提供。晒纸时需要用很多人家的墙壁，几乎涉及到张岗的每家每户。老乡们不但对使用他们的墙壁毫无怨言，而且还认真地保护纸张，遇到刮风下雨，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帮助抢着收纸。有的小孩见纸掉到地下，就主动拣起来送到纸厂。造纸厂造的纸和农村糊窗户用的纸一样大小，质量比窗户纸还好，但自建厂到结束，没有丢过一张。张岗村南有一位叫冯文迁的老大爷，家里三代兽医。每逢纸厂的牲口闹病，都是他们父子治疗，随请随到。他们父子闲暇时经常到纸厂主动给牲口看病。在他们的帮助下，纸厂车夫们也学到了一些基本的牲口病防治知识。冯家父子对造纸厂帮助很大，但从未收过报酬。[25]
房东把报社人员当作自家人，常嘱咐小孩不要吵闹，担心影响编辑们工作。报社人员向房东借用东西时，他们就立即找，如果没有，就到别家去借。报社人员也注意与房东搞好关系，尽量不打搅他们，有空就帮助房东担担水、扫扫院子，春节时给房东拜年，正月十五晚上与群众一起点爆竹、荡秋千。[26]
1993年10月20日，冀中导报社电讯队的五位老人又回到饶阳北官庄。他们仿佛是离乡多年的游子，一踏上饶阳这片热土，便不禁心情激动，步履匆匆，盼望着见到熟悉的老乡。当年住过的老房子还在，但朴实厚道的大伯大娘都已过世，记忆中性情温和的年轻夫妇赵福海（房东赵棉长之子）、石梅坡已是80多岁的老人。在知道这五位鬓发斑白的客人就是在他们家住过的冀中导报社电讯队10个小学员中的5个，受电讯队同志之托来看望他们时，两位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朴实的笑容，眼睛红湿，定要5人在家吃顿庄稼饭，一如既往把冀中导报的工作人员视为自家人。[27]
五、从《冀中导报》到冀中《河北日报》
平津战役开始后，为及时报道战况，《冀中导报》于1948年12月13日成立平津前线后勤支队，由采访科长肖风带队，从饶阳赶赴前线。 1948年冬，毛泽东给《冀中导报》题写新报头，经周扬转给报社。人们发现毛泽东写的不是“冀中导报”，而是“河北日报”4个字。这预示着河北省即将恢复建制，区党委决定《冀中导报》停刊，改出《河北日报》，仍为冀中区党委机关报。1948年12月31日的终刊启示告知读者，“我河北省全境即将联成一片。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发展，本报奉命即日终刊，与《新保定日报》合并，改出《河北日报》。”[28]
1949年1月1日，《河北日报》在饶阳县北官庄创刊。为了和1949年8月1日以后的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相区别，人们一般称这时的《河北日报》为冀中《河北日报》。
1949年2月12日至16日，中共冀中区党委召开冀中党代表会议。会议结束当天，冀中区党委通知报社搬迁至保定。为了做到搬家不停报，报社决定分两批进保定。2月19日深夜，第一批人员由编辑部主任杜敬率领从北官庄出发，于20日晚到达保定。2月26日，冀中《河北日报》在保定出版了第一期报纸，第二批报社人员在朱子强社长率领下在此之前进入保定。至此，报社搬迁任务顺利完成。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河北省建制，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河北日报》也开始筹备。毛泽东第二次为《河北日报》题报头。8月1日，冀中《河北日报》、《冀南日报》、《冀东日报》三报合并，出版全省范围的《河北日报》。
正如杜敬、肖特、展青雷在《冀中导报史料集》前言中说的那样，《冀中导报》“创刊于抗日战争初期，终刊于解放战争末期，为那两场伟大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那个极不平凡的时代的生动纪录。也为党和人民的报纸如何在平原游击战争环境中坚持出版，发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应当载入史册的。”[29]如果说《冀中导报》为两次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饶阳人民对《冀中导报》的支持本身就构成了饶阳对这两次战争贡献的一部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两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没有人民的支持不可能取得胜利。同样，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冀中导报》也绝不可能在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发展。
朱子强说《冀中导报》“经历了一个开创摸索、由大变小又由小变大、由集中到分散又由分散到集中，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30]饶阳见证了《冀中导报》这些过程的全部。饶阳和《冀中导报》是不可分割的，《冀中导报》的历史充满了饶阳的印记，饶阳人民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也生动地反映在《冀中导报》的报道之中，二者互相成为了彼此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注释]
[1]《朱德、彭德怀关于做好反对敌寇进攻根据地的准备的指示》（1939年2月11日）.载《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
[2]《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冀中工作的指示》（1939年10月28日）.载《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92页.
[3]《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1939年10月）.载《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4]杜敬.《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262种报刊》.《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5]范瑾.《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新闻工作是怎样坚持的？》.《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原题为《冀中的新闻工作是怎样坚持的？》.载于1941年9月1日的重庆《新华日报》.
[6]陈正.《抗战时期<冀中导报>的誊写工作》.《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6页.
[7]杜敬.《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262种报纸》.《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8]萧筠.《往日的回忆》.《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92页.
[9]克明.《我与<冀中导报>》.《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8-353页。
[10]杜敬.《抗日战争时期冀中262种报纸》.《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7页.
[11]杜敬.《抗日战争时期冀中262种报纸》.《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12]刘山，石联.《<冀中导报>简史》.《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1页.
[13]黄应.《在冀中导报社的回忆片断》.《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14]萧红.《<冀中导报>的办报实践及对其社会心理的研究》.《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
[15]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19页.
[16]杜敬.《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262种报纸》.《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17]《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军区对冀中工作的补充指示》（1942年7月5日）.载《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661-662页.
[18]肖特.《冀中八地委<胜利报>创刊漫忆》.《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19]《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贯彻全党办报方针的第二次指示》（1945年3月7日）.载《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994页.
[20]刘山，石联.《<冀中导报>简史》.《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21]《冀中区党委关于<冀中导报>复刊的决定》.《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22]杜敬.《冀中导报社的‘五少’及其他》.《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页.
[23]冯苏.《回忆在<冀中导报>的工作》.《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页.
[24]王俊侠.《忆‘母校’——冀中导报社》.《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7页.
[25]张家肥.《冀中导报社的造纸厂》.《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0页.
[26]冯苏.《回忆在<冀中导报>的工作》.《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页.
[27]王云起.《电讯队十少年》.《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28]国家图书馆藏：《河北日报》微缩胶卷.
[29]杜敬，肖特，展青雷.《前言》.《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30]朱子强.《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导报>和冀中新闻出版工作的回顾》.《冀中导报史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