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处理好三对关系
　　孙岩峰：刚才提到，巴西是在2009年获得本届奥运会主办权的，此前在2007年获得了男子足球世界杯的主办权，从而成为世界上首个有幸在两年内接连举办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国家。而当时，巴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2005到2008年年均增长率是5%，社会贫困率逐年下降，是耀眼的“金砖”明星。把世界杯和奥运主办权接连授予巴西，实际上是国际社会对巴西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褒奖。然而现在，巴西发生了政治动荡，从元首到地方政要许多高官深陷腐败丑闻，劳工党政府执政权易手，经济出现连年下滑，社会骚动不安，不再欣欣向荣。
　　巴西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沉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解剖的案例，对其他新兴国家有警示意义。巴西是个典型的发展中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瓶颈并且尚未得到解决。我认为，从深层次看，巴西没有处理好三对关系。
　　第一个是生产和贸易结构的内外关系，巴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实际上来自内需，其GDP的60%是由内需拉动的，出口只占20%。但就是这20%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非常大，是其经济结构脆弱性的根源。因为巴西的出口结构比较单一，主要是铁矿石、石油、大豆、纸浆等大宗产品，而且出口对象比较单一，大部分面向亚太国家，因而抵御外部市场风险的能力比较弱。与此同时，巴西国内基础设施落后，官僚主义问题突出，税收成本、劳动力雇佣成本都比较高，再加上高利率和高通胀，使得其国内市场生产效率和利润率低下，产生了令投资者、制造商望而却步的“巴西成本”问题，企业初创尤其艰难。当地一家专注于新兴市场研究的咨询公司做过估算，整个拉美地区的平均净利润率为10.5%，占到总利润率的近三分之一，而在巴西净利润率仅为5.4%，只占总利润率的七分之一。
　　事实上“巴西成本”问题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很明显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大家本以为左翼政府本世纪初上台后，会利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高抬的“黄金周期”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拉动，对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与改革，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调整和改革没有实现，宝贵的时机被错失了。
　　第二个是民主政治体制的表里关系。巴西被认为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自以为三权分立、政党轮替的民主政体非常稳固、成熟，可以确保巴西平安度过各种政治风险和挑战。但事实上，近年来巴西国内政局的波动恰恰证明了它所陷入的并非简单的政党危机，而是政体危机。几乎所有政党的高层，无论是执政党、反对党、在野党，还是左翼、右翼政党或者中间势力，从联邦到地方，都牵扯到腐败案当中。整个民主体制表面的健康与实质上的腐败形成非常大的反差，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完善提供了重要警示。
　　这次罗塞夫总统遭遇弹劾，程序上是合法的，法理依据却不足。被起诉的法定理由并非是贪腐，而是“财政造假”，而巴西历届政府为显示政绩都有过财政造假、粉饰繁荣的行为。更让巴西民众难以接受的是，在弹劾案中接替罗塞夫临时掌政的那些高官们同样也受到“巴油贪腐案”牵涉，这种局面非常荒唐。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能光看民主体制的表面运行就对它的发展活力作出断言，更要看它所奉行的体制是否能够真正促进国家的政治清明和健康。最令人担心的是，巴西对欧美的三权分立、政党监督和朝野轮替只是学得其表，尚未解决好政治顺利运作的内里问题。
　　第三个是新旧两种秩序的关系问题。巴西的国内政经权力传承传统上都是在精英阶层内部进行。然而在劳工党执政的十几年里间，得益于经济高速增长，这个国家产生了大批新兴中产阶层，根据巴西自己的官方统计大约有3600万人之众。他们要求更好的社会条件、更清廉的政治体制，以及更多的阶层上升机会，然而这系列诉求在旧的秩序结构之下得不到满足，他们感到愤怒不安，成为改变巴西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的最大变量，同时也是导致劳工党左翼政府下台的主要力量。左翼的劳工党政府实际上成为这一矛盾的替罪羊。将来即使右翼上台，如果不能调和旧秩序与新力量之间的矛盾，一样会遇到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漫长而摇摆的探索之路
　　江时学：巴西和拉美现在问题比较多，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都有不少问题。我个人认为，目前巴西的挫折对这个国家和拉美地区的长远发展有好处，可以帮助它们从前些年“黄金发展”所形成的浮躁中清醒、冷静下来，千万不要以为有过几年的高速增长，就可以自己当自己的“上帝”了。事实表明，新兴经济体还是脆弱的树苗，或者说成长中的少年，外部世界稍有风吹草动，比如西方金融危机、发达国家量化宽松、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下跌，就会影响其发展进程。新兴经济体还是要沉下心来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认真进行制度改革和创新，努力实现真正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从1973年9月11日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上台算起，回顾拉美过去小半个世纪走过的路，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可以看出，这个地区多数国家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内容可以用四个“化”来概括，即，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经济体制市场化。拉美国家走这条路走得跌跌撞撞，但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我认为，拉美的经济改革在整体上来说是成功的，不能因为出了一些问题就将拉美视为“重灾区”。哪一个国家的改革是十全十美的？
　　查韦斯当政后，委内瑞拉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探寻另一种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有二：一是轻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国家干预;二是重视社会发展，以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为弱势群体提供福利。实事求是地讲，这是拉美发展进程中的一条“支路”，更加充满坎坷和障碍。我们同样还不能断言它已经失败，但至少目前看遇到的问题不少。例如，过度的国家干预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扭曲了市场的信号，导致生产得不到发展，进而引发严重的商品短缺。 　　孙岩峰：巴西的乱局是拉美整体乱局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是经济衰退、政治斗争、社会对抗三重危机叠加。上世纪90年代的拉美，在美国眼中是“新自由主义”试验的好学生。但进入21世纪，“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患上了“水土不服”症，核心问题是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
　　拉美实践“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小政府、大市场，往往市场出现问题时政府难以应对。而真正的经济裁量权是掌握在“华尔街”手中的，它们鼓励的增长模式是以不断拉大贫富差距、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的。于是在拉美，很多国家的中下层民众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果实，甚至收入在下降。因此，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大家就会反思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的关系问题，便为左翼上台提供了土壤。十多年前的拉美刚好处在这样一个周期中，无论是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激进左翼，还是以巴西为代表的温和左翼，都打着要把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分给社会的旗号，上台初期也都通过向老百姓发放补贴等办法落实竞选承诺，通过“现金扶贫”等转移支付方式增加中下层民众收入、减少贫困。
　　拉美左翼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在一段时期内成效显著，但代价是财政支出迅速扩大，并成为难以削减的“刚性支出”。在经济上升期皆大欢喜，经济下行时便难以为继。现在的拉美刚好走到了不管是全球经济大背景还是地区内部经济状况都走下坡路的“经济下滑周期”，社会开支无法压缩，经济调控的灵活空间大幅减小，民众不满情绪急剧上扬。于是，执政者的政策重心从追求社会公平重新转向刺激经济增长，这是这一轮中右翼力量“东山再起”的土壤，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拉美就会又一次整体右转。诸多迹象表明，这一次可能趋向中间，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达成新的平衡。
　　周志伟：我不主张把目前拉美的困境完全称为“左翼的失败”。即便过去十年是右翼在拉美普遍执政，在不利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这个地区同样摆脱不了陷入困境的命运。巴西左翼政府搞的“现金扶贫”福利政策是一把“双刃剑”。这种政策在经济形势好时扶植起了大批中产阶级，而一旦国家经济转入下行，如不对该政策进行适时调整，新晋的中产阶级既因无继续领补贴的资格，又由于缺乏就业保障，他们就存在迅速返贫的风险。

　　巴西的遭遇为所有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制度不完善，产业、经济结构转型不成功，已经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在内外风险波动冲击下很容易丧失。但我们不能就此丧失对新兴经济体的整体信心。它们仍处在努力探索的过程中，整体崛起的态势并没有终结或逆转，这个态势可能要延续三四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难免时有波动，但新兴市场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日趋重要是一个总体趋势。
　　谈到拉美的经济改革，目前看，坚持市场开放、加强跨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整合，应该是个大趋势。任何政策要想可持续，必须在政治与社会、管理与市场之间实现平衡。上世纪90年代的拉美主要还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引领，但改革的预期没有达到，除了要归因于“新自由主义”本身的诸多漏洞外，拉美内部在社会结构、社会思潮、改革韧性等方面的不适应、难对接也是重要因素。拉美过去十数年发生的波动——左右摇摆也好、政党轮替也好，其实都是在苦苦重新寻找平衡，这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