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步的进展，旺盛的需求

　　东盟作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仅涵盖了“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中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一部分，也是我国投身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地区。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基建合作主要以交通、能源等行业为先导，总体稳步推进。一系列代表性基建工程相继竣工，其中包括：东南亚最长的跨海大桥马来西亚槟城二桥、双边能源合作的典范中缅油气管道、柬埔寨的国家交通干线金边至暹粒6号公路、东南亚最大的光伏项目越南油汀500MW光伏电厂，等等。而越南首条城市轨道交通线河内都市铁路2A线、泛亚铁路的重要区段中老铁路等项目也将于2021年通车运营。这些工程建设的陆续铺开为推动中国与东盟区域大合作格局的形成创造了积极条件。

　　新冠疫情为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带来了直接挑战。但从过去一年多的发展局面来看，双方的基建合作仍然展现出可观的活力。东盟方面，各国为应对疫情扩散出台了针对大众行动和边境海关的管制措施，经济活动短期内难以恢复常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2020年东盟十国除缅甸、越南、文莱外均遭遇了经济下滑困局，菲律宾经济更是同比下降9.51%。但就世界范围而言，东盟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的强劲势头依旧引人注目。2020年上半年，东盟发布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19个优先项目清单，涵盖交通、能源、信息通信等领域。2020年第11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上发布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显示，东南亚基础设施发展指数为119，在各地区中高居首位，其中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发展指数位列前三名。这反映出东盟地区的经济发展韧性及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旺盛需求。
　　中国在2020年克服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实现了来之不易的经济正增长。面对中美关系的恶化和逆全球化浪潮的挑战，中国也着力强化了同东盟地区的经济联系。据统计，2020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达6846亿美元，同比增长6.7%，东盟作为一个国家集团首次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合作也逆势上扬，全行业实现直接投资额143.6亿美元，同比增长52.1%，其中前三大投资目的国为新加坡、印尼和越南。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的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也达到61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40亿美元，分别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额的43.2%和37.3%。这些经济建设合作亮点已成为疫情之下中国稳固经济“外循环”的重要保障。

新的机会，更可靠的前景

　　在今后可预见的时期内，中国与东盟的“一带一路”基建合作或将伴随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从机遇面看，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的复苏，原本受疫情波及的基建合作项目有望逐步实现提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8.44%，东盟十国除正深陷政治危机的缅甸外有望全面恢复正增长。尤其是围绕医疗卫生和数字信息等领域的新基建将迎来蓬勃发展的机遇。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发展具有较强的“危机驱动型”特点。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双方已就建立人员和货物往来的绿色便捷通道积极开展商讨，并在疫苗和医疗物资等方面开展了切实有效的协作。这将有利于中国与东盟在医疗卫生领域开辟基建合作的长效平台。同时，疫情也为东盟地区的网购消费和数字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2020年，东南亚的互联网用户新增4000万，总数已达4亿;东南亚数字经济的总体规模也达到1000亿美元，有望在五年内升至3000亿美元。目前东盟已积极推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综合战略”的制定。2020年也被中国与东盟确定为“数字经济合作年”。双方以“集智聚力共战疫，互利共赢同发展”为主题，致力于提升在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合作关系。
　　从挑战面看，中国与东盟基建合作在疫情长期化发展的背景下可能面对建设风险的延续乃至升级。以往，中国同东盟开展的传统基建合作较多集中于大中型实体工程项目。虽然东盟国家为填补长期以来的基建缺口，总体上对此类项目持欢迎和重视态度，但这些工程的投资和建设周期较长，在施工过程中时常牵扯到当地多元复杂的利益博弈。密松水电站、皎漂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等基建项目都曾因东盟国家的资金短缺、政局动荡、族群矛盾等遭遇拖延甚至停摆。
　　疫情困扰之下，东盟国家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保障公众健康与民生，而各国社会又易因为经济困难和日常生活受限产生诸多不稳定因素。2020年以来，泰国已先后被三波反政府示威浪潮席卷。2021年初，缅甸突发政治变动，局势动荡不安。菲律宾、柬埔寨将分别于2022年、2023年举行大选。因此，我国同东盟的实体基建合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仍可能遭遇来自政治、融资、社会等方面的多重风险挑战。
　　2021年对于中国—东盟关系具有特殊意义，既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也是中国与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随着后疫情时代的逐步到来，中国—东盟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基建合作有望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既应面向东盟国家的优先需求培育基建合作的新增长点，在减贫、环保、防灾、5G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切实为“一带一路”设施的互通注入提质升级的动力，又要密切关注域外大国的竞争动向以及东盟地区政治经济的变化趋势，对基建合作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安全化”风险等做好防范预案。
　　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国与东盟保持积极沟通、不断为传统基建赋予“新基建”之能，双方就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精细化发展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合作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