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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从古至今，善与恶交织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战争、屠杀、恐怖袭击、侵略、殖民压迫……这些乱象归根结底，是由一部分人无休止的欲望和贪婪本性推动的结果。
在《卡尔·罗杰斯：对话录》最后一个章节中，记载着20世纪60年代的一场著名心理学辩论，辩论的主题就是人性的善恶。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一次正面交锋。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辩论发生的年代，正是美国嬉皮士运动、反主流文化盛行的时候，理性的大厦被抨击得摇摇欲坠。罗洛梅与罗杰斯两位心理学家的争锋，似乎有点坐而论道之意，但实际上却触及了一个不仅在当时，而是在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人的本性的思考。
与罗杰斯坚信人的本性善良不同，罗洛·梅认为，人的本性中善恶兼而有之。罗杰斯把恶归因于外界的作用，暗含将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的倾向。罗洛·梅则认为，人处于社会之中，不存在这种对立倾向。二者相较，罗洛·梅的观点似乎更加贴合现实，也更趋近于人本身。
敢于直面人性中恶的一面，并对人类善的潜力保持乐观态度，这样的思想在任何时代都能产生鼓舞人心的力量。198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塞布鲁克研究院罗洛·梅中心建立。该中心由一个图书馆和一个研究项目组成，鼓励研究者以罗洛·梅的精神进行研究和出版作品。在今天，罗洛·梅的思想依然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学者。然而，人们对这位心理学家本人却知之甚少。
灰暗童年
罗洛·梅，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之父”，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是两次获得克里斯托弗奖章，这是美国国家级的最高学术荣誉。美国心理学基金会还为他颁发了心理学终身成就奖。然而，与这样辉煌的学术成就截然不同，罗洛·梅经历了一段常人难以想象的灰暗童年。
1909年4月21日，罗洛·梅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艾达镇的一个普通家庭，自他降临起，幼年的不幸生活也随之开始。罗洛·梅的父母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孩子的照顾本来就很疏忽，加上两人关系不和，经常争吵，直至后来离婚。在罗洛·梅的回忆里，母亲离家出走是家常便饭。父母的矛盾也直接导致了姐姐的精神病发作，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又涂上一层阴影。父亲同样忽视子女的成长，甚至将女儿患心理疾病的原因归于受教育太多。
这样的家庭背景让罗洛·梅很早就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他幼年时最美好的记忆，只留下那条离家不远的圣克莱尔河，他称这条河是自己“纯洁的、深切的、超凡的和美丽的朋友”。在这里，他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或是坐在岸边，看顺流而下运矿石的大船。不幸的童年生活激发了罗洛·梅日后对心理学和心理咨询的兴趣。
从艺术到心理学
年轻时的罗洛·梅对文学和艺术兴趣浓厚。在密歇根州立学院读大学时，他最喜爱的课程是英美文学。但由于参与编辑一本激进的文学杂志，他惹上了政治麻烦，被校方勒令退学。罗洛·梅随后转学到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在这里，他投身于艺术，学习绘画，沉浸于古希腊艺术和文学的汪洋中。
1930年，在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罗洛·梅跟随一个艺术团体到欧洲游历，学习各国的绘画艺术。这期间他对古希腊文明有了更深刻的体会。罗洛·梅终生保持着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1985年，他出版了自传《我对美的追求》（My Quest for Beauty，1985）。作为一个学者，他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以自己的理论对美进行了审视。贯穿全书的是他早年就印刻在内心的古希腊艺术精神。
早在读大学期间，罗洛·梅就接触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1932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罗洛·梅参加了维也纳山区一个避暑胜地举办的暑期研讨班，并有幸结识了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Alfred Adler）。阿德勒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弟子，但与弗洛伊德强调性本能的作用不同，阿德勒强调人的社会性。罗洛·梅在研讨班中与阿德勒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探讨。他非常赞赏阿德勒的观点，并从阿德勒那里接受了许多关于人的本性和行为等方面的心理学思想。可以说，阿德勒为罗洛·梅开启了心理学的大门。
精神导师
1933年，罗洛·梅回到美国。第二年，他就在密歇根州立学院担任学生心理咨询员，并编辑一本学生杂志。但他不满足于这份工作，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深造。罗洛·梅原本希望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心理学，但他发现那里所讲授的全是行为主义的观点，与自己的兴趣不合。最终，他进入纽约联合神学院学习神学。
在联合神学院，罗洛·梅结识了被他称为“朋友、导师、精神之父”的保罗·田力克（Paul Tillich），他对罗洛·梅学术生涯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田力克是存在主义哲学家，罗洛·梅经常去旁听他讲授的课，并与他结为终生好友。身为德裔犹太人的田立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其大半家人皆未逃过纳粹的魔掌，对于人类心灵深层之恶的倾向有亲身体验的他，一直在现代社会的基督教信仰中，探问恶的终极意义。从田力克那里，罗洛·梅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存在主义哲学。罗洛·梅思想中的许多关键概念，如生命力、意向性、勇气、无意义的焦虑等，都可以看到田力克的影子。
罗洛·梅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一个迂回。他先学习神学，之后又转回心理学。这个迂回对罗洛·梅至关重要。他学习到有关人的存在的知识，接触到焦虑、爱、恨、悲剧等主题，这些主题在他后来的思想体系中都得到了体现。
不治之症
1936年，从纽约联合神学院毕业后，罗洛·梅成为了一名牧师。但他对这个职业并不感兴趣，最终还是回到了心理学领域。在这期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咨询的艺术》（1939）。
然而在1942年，罗洛·梅突然感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差点死去。这是他人生的一大难关。肺结核在当时被视作不治之症，罗洛·梅在疗养院住院三年，经常感受到死亡的威胁，除了漫长的等待之外别无他法。但难关也同时是一种契机，他在面临死亡时，得以切身体验自身的存在，并以自己的理论加以参照。一旦病情稍微缓和，他便尽情地阅读。期间，他仔细阅读了弗洛伊德、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以及叔本华（Schopenhauer）、尼采（Nietzsche）等人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之中，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哲学观点，在罗洛·梅建构其存在主义心理学理论的道路上，宛如指引明灯。
大病初愈后，罗洛·梅进入怀特学院（White Institute）接受心理分析训练。在田力克的指导下，他以其亲身体验和内心感悟写出博士学位论文《焦虑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nxiety，1939），这篇论文标志着罗洛·梅思想的正式形成。
从心理学到社会
自20世纪50年代起，罗洛·梅的学术成就突飞猛进。他陆续出版了多种著作，将存在心理学拓展到爱、意志、权力、创造、梦、命运、神话等诸多主题。罗洛·梅不只是一位书斋式的心理学家，还密切关注现代社会中人的种种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罗洛·梅积极参与纽约州立法，反对美国医学会试图把心理治疗作为医学的一个专业，只有医学会的会员才能具有从业资格的做法。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他又投身于反对越南战争、反核战争、反种族歧视运动以及妇女自由运动，批评美国文化中欺骗性的自由与权力观点。
作为一名心理分析师，罗洛·梅在进行临床实践时，并不仅仅关注他所治疗的病人，也能够结合病人的生存境况和现代社会背景，来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罗洛·梅指出，现代人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远离自身的存在，从而导致异化。他们逃避自我，顺从世人，不再拥有直面自己存在的勇气。他们感受不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一直处于空虚之中。这些观点都蕴含在他的著作《焦虑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nxiety，1950）一书中。从这个角度看，罗洛·梅不仅仅是一位面向个体的心理治疗师，他还是一位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把脉者。
时光飞逝，如今距离罗洛·梅所把脉的时代，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甚至更加恶化。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个体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内心的焦虑、空虚、孤独等症状愈发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洛·梅思想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心理学的范围，需要当代社会中每一个人认真对待与思考。
在《卡尔·罗杰斯：对话录》最后一个章节中，记载着20世纪60年代的一场著名心理学辩论，辩论的主题就是人性的善恶。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一次正面交锋。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辩论发生的年代，正是美国嬉皮士运动、反主流文化盛行的时候，理性的大厦被抨击得摇摇欲坠。罗洛梅与罗杰斯两位心理学家的争锋，似乎有点坐而论道之意，但实际上却触及了一个不仅在当时，而是在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人的本性的思考。
与罗杰斯坚信人的本性善良不同，罗洛·梅认为，人的本性中善恶兼而有之。罗杰斯把恶归因于外界的作用，暗含将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的倾向。罗洛·梅则认为，人处于社会之中，不存在这种对立倾向。二者相较，罗洛·梅的观点似乎更加贴合现实，也更趋近于人本身。
敢于直面人性中恶的一面，并对人类善的潜力保持乐观态度，这样的思想在任何时代都能产生鼓舞人心的力量。198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塞布鲁克研究院罗洛·梅中心建立。该中心由一个图书馆和一个研究项目组成，鼓励研究者以罗洛·梅的精神进行研究和出版作品。在今天，罗洛·梅的思想依然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学者。然而，人们对这位心理学家本人却知之甚少。
灰暗童年
罗洛·梅，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之父”，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是两次获得克里斯托弗奖章，这是美国国家级的最高学术荣誉。美国心理学基金会还为他颁发了心理学终身成就奖。然而，与这样辉煌的学术成就截然不同，罗洛·梅经历了一段常人难以想象的灰暗童年。
1909年4月21日，罗洛·梅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艾达镇的一个普通家庭，自他降临起，幼年的不幸生活也随之开始。罗洛·梅的父母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孩子的照顾本来就很疏忽，加上两人关系不和，经常争吵，直至后来离婚。在罗洛·梅的回忆里，母亲离家出走是家常便饭。父母的矛盾也直接导致了姐姐的精神病发作，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又涂上一层阴影。父亲同样忽视子女的成长，甚至将女儿患心理疾病的原因归于受教育太多。
这样的家庭背景让罗洛·梅很早就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他幼年时最美好的记忆，只留下那条离家不远的圣克莱尔河，他称这条河是自己“纯洁的、深切的、超凡的和美丽的朋友”。在这里，他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或是坐在岸边，看顺流而下运矿石的大船。不幸的童年生活激发了罗洛·梅日后对心理学和心理咨询的兴趣。
从艺术到心理学
年轻时的罗洛·梅对文学和艺术兴趣浓厚。在密歇根州立学院读大学时，他最喜爱的课程是英美文学。但由于参与编辑一本激进的文学杂志，他惹上了政治麻烦，被校方勒令退学。罗洛·梅随后转学到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在这里，他投身于艺术，学习绘画，沉浸于古希腊艺术和文学的汪洋中。
1930年，在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罗洛·梅跟随一个艺术团体到欧洲游历，学习各国的绘画艺术。这期间他对古希腊文明有了更深刻的体会。罗洛·梅终生保持着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1985年，他出版了自传《我对美的追求》（My Quest for Beauty，1985）。作为一个学者，他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以自己的理论对美进行了审视。贯穿全书的是他早年就印刻在内心的古希腊艺术精神。
早在读大学期间，罗洛·梅就接触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1932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罗洛·梅参加了维也纳山区一个避暑胜地举办的暑期研讨班，并有幸结识了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Alfred Adler）。阿德勒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弟子，但与弗洛伊德强调性本能的作用不同，阿德勒强调人的社会性。罗洛·梅在研讨班中与阿德勒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探讨。他非常赞赏阿德勒的观点，并从阿德勒那里接受了许多关于人的本性和行为等方面的心理学思想。可以说，阿德勒为罗洛·梅开启了心理学的大门。
精神导师
1933年，罗洛·梅回到美国。第二年，他就在密歇根州立学院担任学生心理咨询员，并编辑一本学生杂志。但他不满足于这份工作，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深造。罗洛·梅原本希望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心理学，但他发现那里所讲授的全是行为主义的观点，与自己的兴趣不合。最终，他进入纽约联合神学院学习神学。
在联合神学院，罗洛·梅结识了被他称为“朋友、导师、精神之父”的保罗·田力克（Paul Tillich），他对罗洛·梅学术生涯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田力克是存在主义哲学家，罗洛·梅经常去旁听他讲授的课，并与他结为终生好友。身为德裔犹太人的田立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其大半家人皆未逃过纳粹的魔掌，对于人类心灵深层之恶的倾向有亲身体验的他，一直在现代社会的基督教信仰中，探问恶的终极意义。从田力克那里，罗洛·梅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存在主义哲学。罗洛·梅思想中的许多关键概念，如生命力、意向性、勇气、无意义的焦虑等，都可以看到田力克的影子。
罗洛·梅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一个迂回。他先学习神学，之后又转回心理学。这个迂回对罗洛·梅至关重要。他学习到有关人的存在的知识，接触到焦虑、爱、恨、悲剧等主题，这些主题在他后来的思想体系中都得到了体现。
不治之症
1936年，从纽约联合神学院毕业后，罗洛·梅成为了一名牧师。但他对这个职业并不感兴趣，最终还是回到了心理学领域。在这期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咨询的艺术》（1939）。
然而在1942年，罗洛·梅突然感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差点死去。这是他人生的一大难关。肺结核在当时被视作不治之症，罗洛·梅在疗养院住院三年，经常感受到死亡的威胁，除了漫长的等待之外别无他法。但难关也同时是一种契机，他在面临死亡时，得以切身体验自身的存在，并以自己的理论加以参照。一旦病情稍微缓和，他便尽情地阅读。期间，他仔细阅读了弗洛伊德、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以及叔本华（Schopenhauer）、尼采（Nietzsche）等人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之中，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哲学观点，在罗洛·梅建构其存在主义心理学理论的道路上，宛如指引明灯。
大病初愈后，罗洛·梅进入怀特学院（White Institute）接受心理分析训练。在田力克的指导下，他以其亲身体验和内心感悟写出博士学位论文《焦虑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nxiety，1939），这篇论文标志着罗洛·梅思想的正式形成。
从心理学到社会
自20世纪50年代起，罗洛·梅的学术成就突飞猛进。他陆续出版了多种著作，将存在心理学拓展到爱、意志、权力、创造、梦、命运、神话等诸多主题。罗洛·梅不只是一位书斋式的心理学家，还密切关注现代社会中人的种种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罗洛·梅积极参与纽约州立法，反对美国医学会试图把心理治疗作为医学的一个专业，只有医学会的会员才能具有从业资格的做法。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他又投身于反对越南战争、反核战争、反种族歧视运动以及妇女自由运动，批评美国文化中欺骗性的自由与权力观点。
作为一名心理分析师，罗洛·梅在进行临床实践时，并不仅仅关注他所治疗的病人，也能够结合病人的生存境况和现代社会背景，来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罗洛·梅指出，现代人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远离自身的存在，从而导致异化。他们逃避自我，顺从世人，不再拥有直面自己存在的勇气。他们感受不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一直处于空虚之中。这些观点都蕴含在他的著作《焦虑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nxiety，1950）一书中。从这个角度看，罗洛·梅不仅仅是一位面向个体的心理治疗师，他还是一位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把脉者。
时光飞逝，如今距离罗洛·梅所把脉的时代，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甚至更加恶化。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个体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内心的焦虑、空虚、孤独等症状愈发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洛·梅思想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心理学的范围，需要当代社会中每一个人认真对待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