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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9日凌晨，北京中关村。有“中关村第一人”之称的陈春先辞世。这一天，他70岁的生日刚刚过去三天。
1980年10月，中国最顶尖的核聚变专家、46岁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从美国考察回来，这已经是他两年里第三次访问美国了。这几次出国让他印象最深的倒还不是美国同行的学术进步，而是那个国家在技术产业化上的扩散能力。他每次都会去两个地方，一是西部的硅谷，还有就是东部的波士顿“128号公路”。走在那两条房屋低矮、丛木葱绿的狭长地带，他突然萌生了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激情。陈春先是当时国内最有前途的新生代科学家，在1978年，中科院评聘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教授级研究员，一共只有10人，陈春先与后来成为“时代偶像”的数学家陈景润一起在榜。而此次的硅谷之旅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
回国后，他向上级写报告提出，中国应该建设自己的“硅谷”，他写道，“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在他的方案中，甚至已经圈定了“中国硅谷”的地点，那就是他工作所在的中关村。
陈春先在报告中说，“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
如果仅仅是这样写写报告、讲讲话。倒也罢了，陈春先却是想真的把自己当成试验品全部地投进去。在回国后的两个月里，他狂热地四处呼吁，向各个部门写报告提建议，终于，北京市科协认可了他的这个想法，同意借给他200元钱，并开证明准许他在银行开一个账户。12月23日，在美国硅谷传奇的鼓舞下，陈春先在中关村一个仓库的一角办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跟陈春先一起跳进商海的还有中科院物理所、电子所、力学所的14个科研人员。日后，中关村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科研产品集散地，陈春先无疑是第一个先驱。1980年的北京之冬十分寒冷，整个12月共下了六场鹅毛大雪，有报道说，这年冬天的下雪量是近二十年来最大的一次。陈春先骑着自行车日日踏雪跑业务，他的服务部在开业两个月后终于接到了第一单生意，海淀区一个街道小厂的厂长问上门兜售业务的核聚变科学家陈春先：“你能帮我们解决一下电源上的问题吗?”陈春先愣了一下，然后说，“当然能，你可以给多少钱?”
中关村要真正热闹起来，还要等三到四年。在陈春先办服务部的当时，却引起中科院内外很大的震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务正业。这时，出身巴蜀的陈春先表现出川人特有的倔犟。他像疯了一样地四处去跑业务。这位研究艰深的核聚变技术的科学家不得不为15个人的生存做“稻粱谋”。在创业的第一年，他的服务部有了两万多元的收入，这在当时不算是一个小数目，陈春先因而给大家每人每月发了15元的津贴，这件事在清贫的中科院里顿时溅起轩然大波，告状的人忿忿地说，陈春先搞歪门邪道。居然自己给自己长了两级工资。到1983年，陈春先签订了27个合同，与海淀区的4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还帮助海淀区创建了海淀新技术实验厂和3个技术服务机构。陈春先为服务部所设定的经营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民营高科技公司创办的共同规律，那就是：科技人员走出研究院所，遵循科技转化规律，市场经济规律，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依法自主决策。在他被怀疑、辱骂和嘲笑的身后，渐渐地，在中关村一带出现了零星的技术小公司。在媒体的报道下，陈春先的实践引起了上层的关注，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胡启立、方毅都做了批示，对他大为褒扬。
在这些举措的触动下，海淀区放宽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1984年，四通、信通、科海、京海及后来非常著名的联想公司相继诞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规模，到1992年，这里的民营科技公司已达到5180家。
那是一场体制外的“实验”。虽然“服务部”每年能有两三万元的收入，能够给业务骨干每月发10多元的津贴。但是，它的运作与分配方式与传统科研体制“水火难容”，陈春先和他的“服务部”几乎被由此而引发的舆论旋涡所吞没。
据陈春先的儿子陈新宇回忆，当时，陈春先经常在家里和一位“所长叔叔”通电话，交谈的内容都是对“服务部”的不同意见，两个人争吵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陈春先的声音都哽咽了。
陈春先显然不是一个优秀的经营者，在他的首倡下，中关村日渐规模膨胀，而他的公司却始终委靡不大，与联想、方正、同方等后起之秀不可同日而语。十多年来，他多次卷入经济纠纷，甚至还先后两次遭人绑架。他对人感慨说：“思想活跃也好，能悟出潜在的增值地方也罢，都不等于能够办好公司。相反，办好公司的企业家大都是搞营销、搞金融，有很强管理能力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家。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回避的。”
陈春先在科学院是公认的思想活跃者，而且是公认的敢打敢拼的人。要不他也不会到美国，看了硅谷，回来就要在中国办硅谷。
但是，在创业过程中，他这种敢于实践的性格的另一面——急于上手，对市场风险估计不足，也显现了出来。
1983年4月，陈春先成立了“华夏所”。“华夏所”的业务模式仍然延续了当年“服务部”的做法。它利用人才优势和机制优势。曾承接过中科院委托的高精度恒流恒压电源项目等重要工程。
但是，它最后还是在市场的风险中倒了下来。因为与中科院器材供应站一个300多万元的合同纠纷，“华夏所”陷入了长达5年的诉讼之中，最终成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遗憾。
他曾分析过自己失败的原因：“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很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我有一些特点、个性和追求的东西也不太符合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规矩。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深入改变，这要比年轻一代更困难一点。”
当然谁也不能就此论定陈春先是一个失败者。因为在他“第一个”示范的基础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1988年诞生了中国第一个高科技园区——北京新技术开发试验区，1999年诞生了包括一区七园的中关村科技园区，2002年美国《新闻周刊》将中关村评选为世界八大新兴文化圣地之一。他去世后两年，中南海听取了中关村的呼声，形成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并于2009年初批复确定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些，都应该写进陈春先的碑文。
1980年10月，中国最顶尖的核聚变专家、46岁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从美国考察回来，这已经是他两年里第三次访问美国了。这几次出国让他印象最深的倒还不是美国同行的学术进步，而是那个国家在技术产业化上的扩散能力。他每次都会去两个地方，一是西部的硅谷，还有就是东部的波士顿“128号公路”。走在那两条房屋低矮、丛木葱绿的狭长地带，他突然萌生了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激情。陈春先是当时国内最有前途的新生代科学家，在1978年，中科院评聘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教授级研究员，一共只有10人，陈春先与后来成为“时代偶像”的数学家陈景润一起在榜。而此次的硅谷之旅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
回国后，他向上级写报告提出，中国应该建设自己的“硅谷”，他写道，“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在他的方案中，甚至已经圈定了“中国硅谷”的地点，那就是他工作所在的中关村。
陈春先在报告中说，“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
如果仅仅是这样写写报告、讲讲话。倒也罢了，陈春先却是想真的把自己当成试验品全部地投进去。在回国后的两个月里，他狂热地四处呼吁，向各个部门写报告提建议，终于，北京市科协认可了他的这个想法，同意借给他200元钱，并开证明准许他在银行开一个账户。12月23日，在美国硅谷传奇的鼓舞下，陈春先在中关村一个仓库的一角办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跟陈春先一起跳进商海的还有中科院物理所、电子所、力学所的14个科研人员。日后，中关村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科研产品集散地，陈春先无疑是第一个先驱。1980年的北京之冬十分寒冷，整个12月共下了六场鹅毛大雪，有报道说，这年冬天的下雪量是近二十年来最大的一次。陈春先骑着自行车日日踏雪跑业务，他的服务部在开业两个月后终于接到了第一单生意，海淀区一个街道小厂的厂长问上门兜售业务的核聚变科学家陈春先：“你能帮我们解决一下电源上的问题吗?”陈春先愣了一下，然后说，“当然能，你可以给多少钱?”
中关村要真正热闹起来，还要等三到四年。在陈春先办服务部的当时，却引起中科院内外很大的震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务正业。这时，出身巴蜀的陈春先表现出川人特有的倔犟。他像疯了一样地四处去跑业务。这位研究艰深的核聚变技术的科学家不得不为15个人的生存做“稻粱谋”。在创业的第一年，他的服务部有了两万多元的收入，这在当时不算是一个小数目，陈春先因而给大家每人每月发了15元的津贴，这件事在清贫的中科院里顿时溅起轩然大波，告状的人忿忿地说，陈春先搞歪门邪道。居然自己给自己长了两级工资。到1983年，陈春先签订了27个合同，与海淀区的4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还帮助海淀区创建了海淀新技术实验厂和3个技术服务机构。陈春先为服务部所设定的经营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民营高科技公司创办的共同规律，那就是：科技人员走出研究院所，遵循科技转化规律，市场经济规律，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依法自主决策。在他被怀疑、辱骂和嘲笑的身后，渐渐地，在中关村一带出现了零星的技术小公司。在媒体的报道下，陈春先的实践引起了上层的关注，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胡启立、方毅都做了批示，对他大为褒扬。
在这些举措的触动下，海淀区放宽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1984年，四通、信通、科海、京海及后来非常著名的联想公司相继诞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规模，到1992年，这里的民营科技公司已达到5180家。
那是一场体制外的“实验”。虽然“服务部”每年能有两三万元的收入，能够给业务骨干每月发10多元的津贴。但是，它的运作与分配方式与传统科研体制“水火难容”，陈春先和他的“服务部”几乎被由此而引发的舆论旋涡所吞没。
据陈春先的儿子陈新宇回忆，当时，陈春先经常在家里和一位“所长叔叔”通电话，交谈的内容都是对“服务部”的不同意见，两个人争吵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陈春先的声音都哽咽了。
陈春先显然不是一个优秀的经营者，在他的首倡下，中关村日渐规模膨胀，而他的公司却始终委靡不大，与联想、方正、同方等后起之秀不可同日而语。十多年来，他多次卷入经济纠纷，甚至还先后两次遭人绑架。他对人感慨说：“思想活跃也好，能悟出潜在的增值地方也罢，都不等于能够办好公司。相反，办好公司的企业家大都是搞营销、搞金融，有很强管理能力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家。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回避的。”
陈春先在科学院是公认的思想活跃者，而且是公认的敢打敢拼的人。要不他也不会到美国，看了硅谷，回来就要在中国办硅谷。
但是，在创业过程中，他这种敢于实践的性格的另一面——急于上手，对市场风险估计不足，也显现了出来。
1983年4月，陈春先成立了“华夏所”。“华夏所”的业务模式仍然延续了当年“服务部”的做法。它利用人才优势和机制优势。曾承接过中科院委托的高精度恒流恒压电源项目等重要工程。
但是，它最后还是在市场的风险中倒了下来。因为与中科院器材供应站一个300多万元的合同纠纷，“华夏所”陷入了长达5年的诉讼之中，最终成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遗憾。
他曾分析过自己失败的原因：“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很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我有一些特点、个性和追求的东西也不太符合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规矩。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深入改变，这要比年轻一代更困难一点。”
当然谁也不能就此论定陈春先是一个失败者。因为在他“第一个”示范的基础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1988年诞生了中国第一个高科技园区——北京新技术开发试验区，1999年诞生了包括一区七园的中关村科技园区，2002年美国《新闻周刊》将中关村评选为世界八大新兴文化圣地之一。他去世后两年，中南海听取了中关村的呼声，形成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并于2009年初批复确定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些，都应该写进陈春先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