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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汉语中的“狗”，我们需要从詈语讲起，因为在“狗”族词汇中，绝大多数是詈语。
我们是号称“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古国、礼乐之邦，其实詈语同样博大精深。所谓詈语，就是骂人话。一部汉语詈骂史，可以骂出一个文明体背后最粗俗、最污秽的一面。当然，这也是汉语最富表现力的地方，没有丰富以近泛滥的詈语，《金瓶梅》和《红楼梦》大概会失去一半的光彩。
汉语在它年幼的时候，就已开辟了动物詈语的新天地。先民们气急败坏了，嘴里挤出一句：“禽兽，你不是人！”
统计发现，在脏词秽语上，动物词汇不输于亲属词汇。用动物骂人，最能过嘴瘾的，便是狗了。“狗”字去声，一顿一挫，铿锵有力，劈头盖脸骂下去，接着回旋上扬，骂出力道，又骂得悠扬，有此天然优势，难怪它成为动物詈语的最佳选择。试想一下，用猫和猪骂人，骂着始终是一脸撒娇和萌感。可见，阴平调有其天然缺陷。
“狗”又有组词能力极其强大，统计各类熟语，“狗”族词汇上百个，其中，90%是贬义词，大多可为詈语所用。一只狗狗如果生活在中国，它被人夸或者借它夸人的情况，寥寥无几。
如果它去了西方，比如说英语世界，那是截然不同的待遇，英语说“Love me，love my dog”，可见人与狗有多亲密。夸人时说“big dog”，那是要人、是大人物。
有意思的是，猫在西方则是形象不佳，我们看欧美的童话、动画片，如《蓝精灵》《猫狗大战》，狗往往被塑造成邪恶、愚蠢的反派；中世纪英国流行烧女巫、烧猫。英文“fat cat”意指以权谋私的人。
那么，汉语中，一只狗狗的命运为何沦落至此？动物科学和畜牧史并没有为我提供答案。
语言是文化的精髓，浓缩着一个民族的隐秘心理。大概只有民族文化能够解释了。梳理汉语骂詈史后，狗在中国几千年骂人文化中的身影便清晰起来了。
但狗并非一开始就如此不堪。如果它生活在上古时代，以狗骂人，可算作对狗不尊重。动物詈语中，蛇鼠豺狼虎应有尽有，但没有狗。上古的狗狗们唯一的担心，就是祭台。当时盛行的宗教祭祀中，狗作祭品为“献”。构词上，献的古体字是器具“鬳（现音yan）”与“犬”的结合，《说文》：“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献之。”狗作为“至阳之畜”，还被当作图腾列入十二生肖。
生活在先秦时代的狗，随时会被吃，但也不辱狗格。孟老先生就觉得，鸡豚狗彘，吃上肉，乃国民昌盛的象征。那时候，走狗——走得很快的狗——还是对一只狗的生物性赞美，这是渔猎时代残留下来的人狗情谊，毕竟它曾是打猎的最佳搭档。只是在中国人的实用哲学面前，这点情谊很快挥发了。
据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魏晋以后，狗从中国人的餐桌上消失。其他有关食物的文献，也不见曾经风靡中原的狗肉。相反，北方游牧民族带来了更加鲜美的羊肉。
吃与用的价值都丧失了，狗狗被打发至大门口，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看家护院，施展狗叫的才能，“本取其吠”（《北齐书·宋游道传》）。与此同时，汉语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新词，“走狗”，意指被人唆使。于是，越来越忠诚的狗族获得第一个詈语“走狗”，也是它污名化的开始。
刘福根在他的《汉语詈词研究》中，提到了“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染上了贬义色彩，出现了诸如“狗辈”“庸狗”“死狗”等骂人话。“狗骂”渐多，但意思多是“受人嗾使”的变体。
隋唐后，“狗骂”变多，意味也变了，《旧唐书·突厥传上》记载小杀骂吐蕃人，斥之为“吐蕃狗种”。与之相应，大量狗组成的詈语里，无不具有卑劣、下贱的含义。在盛唐气象里，以狗骂人，骂得格外宽豁、刚烈。生活在唐朝的狗，自然也成了卑劣下贱的代名词，盛世之下，难以遁形。
宋元以降，狗背负的污名没变，但俗文学发展迅猛，戏剧小说中“狗骂”随市井烟火气而升腾，世俗的力量冲垮了恢宏气势，走向自由、低俗，骂出酣畅淋漓的境界。元戏《杨氏女杀狗劝夫》第三折中，杨氏女一口气骂出了11个“狗”字：“这等人是狗相识，这等人有甚么狗弟兄。这等人狗年间发迹来峥嵘。这等人脱的是狗气狗声，这等人使的是狗心狗行。有甚么狗肚肠般能报主，有甚么狗衣饭泼前程？是一个啜狗尾的乔男女，是一个拖狗皮的贼丑生。”
汉语中的詈词越来越丰富，以至泛滥。《金瓶梅》中，潘金莲、王婆等人的骂人技法登峰造极。《红楼梦》詈语统计下来，也接近五百次。《醒世姻缘传》更是触目惊心，俨然一部詈语词典。但不难发现，亲属、身份、性别等骂语已超过动物，狗狗也难见身影了。只不过，它的形象早已固定下来，牢不可破。
或许，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在所有时代里，我们都热衷用禽兽骂人，狗是最不幸的，在人类过完嘴瘾后，就彻底沦为卑贱的文化形象。在刘福根看来，动物詈语乃是礼乐规训下人们对“人之为人”的确定，动物詈语骂出了生活中的“禽兽”，于是我们才成为道德意义上的“人”。这是孔子《孝经》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
当然，孔圣人也有松下来的时候。那天他跟弟子来到郑国，一个人走丢了，立在城门外。路人见状跑去对子贡说，你家老师像个“丧家之狗”。回去后孔圣人听到这句话高兴坏了，直说：“然哉，然哉！”
21世纪的人们也乐于以狗自比。遇见成双成对的人恩爱满天秀，他们悻然自叹一声“单身狗”！深夜走出写字楼，他们拍下照片，发在朋友圈里，这是“加班狗”的日常。只不过，“路痴狗”孔圣人在自嘲中，为自己披上一道胸怀宽阔的人格光辉。而2000多年后，這些年轻人们的自嘲，化解不了内心的卑微。
真正揭示某种生活真相的，是老子。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刍狗就是用草扎的狗。祭祀仪式后，它被弃之荒野。
不过，时过境迁，随着饲养宠物狗的人越来越多，狗也被许多人视为家庭中的一员。体现在现代汉语中，狗的形象也出现了微妙变化，比如有了“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之说，“狗狗”一词也给人一种萌萌的感觉。
马上就是狗年了。狗狗的叫声是“汪汪”。恭祝读者朋友狗年旺旺。
我们是号称“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古国、礼乐之邦，其实詈语同样博大精深。所谓詈语，就是骂人话。一部汉语詈骂史，可以骂出一个文明体背后最粗俗、最污秽的一面。当然，这也是汉语最富表现力的地方，没有丰富以近泛滥的詈语，《金瓶梅》和《红楼梦》大概会失去一半的光彩。
汉语在它年幼的时候，就已开辟了动物詈语的新天地。先民们气急败坏了，嘴里挤出一句：“禽兽，你不是人！”
统计发现，在脏词秽语上，动物词汇不输于亲属词汇。用动物骂人，最能过嘴瘾的，便是狗了。“狗”字去声，一顿一挫，铿锵有力，劈头盖脸骂下去，接着回旋上扬，骂出力道，又骂得悠扬，有此天然优势，难怪它成为动物詈语的最佳选择。试想一下，用猫和猪骂人，骂着始终是一脸撒娇和萌感。可见，阴平调有其天然缺陷。
“狗”又有组词能力极其强大，统计各类熟语，“狗”族词汇上百个，其中，90%是贬义词，大多可为詈语所用。一只狗狗如果生活在中国，它被人夸或者借它夸人的情况，寥寥无几。
如果它去了西方，比如说英语世界，那是截然不同的待遇，英语说“Love me，love my dog”，可见人与狗有多亲密。夸人时说“big dog”，那是要人、是大人物。
有意思的是，猫在西方则是形象不佳，我们看欧美的童话、动画片，如《蓝精灵》《猫狗大战》，狗往往被塑造成邪恶、愚蠢的反派；中世纪英国流行烧女巫、烧猫。英文“fat cat”意指以权谋私的人。
那么，汉语中，一只狗狗的命运为何沦落至此？动物科学和畜牧史并没有为我提供答案。
语言是文化的精髓，浓缩着一个民族的隐秘心理。大概只有民族文化能够解释了。梳理汉语骂詈史后，狗在中国几千年骂人文化中的身影便清晰起来了。
但狗并非一开始就如此不堪。如果它生活在上古时代，以狗骂人，可算作对狗不尊重。动物詈语中，蛇鼠豺狼虎应有尽有，但没有狗。上古的狗狗们唯一的担心，就是祭台。当时盛行的宗教祭祀中，狗作祭品为“献”。构词上，献的古体字是器具“鬳（现音yan）”与“犬”的结合，《说文》：“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献之。”狗作为“至阳之畜”，还被当作图腾列入十二生肖。
生活在先秦时代的狗，随时会被吃，但也不辱狗格。孟老先生就觉得，鸡豚狗彘，吃上肉，乃国民昌盛的象征。那时候，走狗——走得很快的狗——还是对一只狗的生物性赞美，这是渔猎时代残留下来的人狗情谊，毕竟它曾是打猎的最佳搭档。只是在中国人的实用哲学面前，这点情谊很快挥发了。
据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魏晋以后，狗从中国人的餐桌上消失。其他有关食物的文献，也不见曾经风靡中原的狗肉。相反，北方游牧民族带来了更加鲜美的羊肉。
吃与用的价值都丧失了，狗狗被打发至大门口，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看家护院，施展狗叫的才能，“本取其吠”（《北齐书·宋游道传》）。与此同时，汉语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新词，“走狗”，意指被人唆使。于是，越来越忠诚的狗族获得第一个詈语“走狗”，也是它污名化的开始。
刘福根在他的《汉语詈词研究》中，提到了“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染上了贬义色彩，出现了诸如“狗辈”“庸狗”“死狗”等骂人话。“狗骂”渐多，但意思多是“受人嗾使”的变体。
隋唐后，“狗骂”变多，意味也变了，《旧唐书·突厥传上》记载小杀骂吐蕃人，斥之为“吐蕃狗种”。与之相应，大量狗组成的詈语里，无不具有卑劣、下贱的含义。在盛唐气象里，以狗骂人，骂得格外宽豁、刚烈。生活在唐朝的狗，自然也成了卑劣下贱的代名词，盛世之下，难以遁形。
宋元以降，狗背负的污名没变，但俗文学发展迅猛，戏剧小说中“狗骂”随市井烟火气而升腾，世俗的力量冲垮了恢宏气势，走向自由、低俗，骂出酣畅淋漓的境界。元戏《杨氏女杀狗劝夫》第三折中，杨氏女一口气骂出了11个“狗”字：“这等人是狗相识，这等人有甚么狗弟兄。这等人狗年间发迹来峥嵘。这等人脱的是狗气狗声，这等人使的是狗心狗行。有甚么狗肚肠般能报主，有甚么狗衣饭泼前程？是一个啜狗尾的乔男女，是一个拖狗皮的贼丑生。”
汉语中的詈词越来越丰富，以至泛滥。《金瓶梅》中，潘金莲、王婆等人的骂人技法登峰造极。《红楼梦》詈语统计下来，也接近五百次。《醒世姻缘传》更是触目惊心，俨然一部詈语词典。但不难发现，亲属、身份、性别等骂语已超过动物，狗狗也难见身影了。只不过，它的形象早已固定下来，牢不可破。
或许，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在所有时代里，我们都热衷用禽兽骂人，狗是最不幸的，在人类过完嘴瘾后，就彻底沦为卑贱的文化形象。在刘福根看来，动物詈语乃是礼乐规训下人们对“人之为人”的确定，动物詈语骂出了生活中的“禽兽”，于是我们才成为道德意义上的“人”。这是孔子《孝经》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
当然，孔圣人也有松下来的时候。那天他跟弟子来到郑国，一个人走丢了，立在城门外。路人见状跑去对子贡说，你家老师像个“丧家之狗”。回去后孔圣人听到这句话高兴坏了，直说：“然哉，然哉！”
21世纪的人们也乐于以狗自比。遇见成双成对的人恩爱满天秀，他们悻然自叹一声“单身狗”！深夜走出写字楼，他们拍下照片，发在朋友圈里，这是“加班狗”的日常。只不过，“路痴狗”孔圣人在自嘲中，为自己披上一道胸怀宽阔的人格光辉。而2000多年后，這些年轻人们的自嘲，化解不了内心的卑微。
真正揭示某种生活真相的，是老子。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刍狗就是用草扎的狗。祭祀仪式后，它被弃之荒野。
不过，时过境迁，随着饲养宠物狗的人越来越多，狗也被许多人视为家庭中的一员。体现在现代汉语中，狗的形象也出现了微妙变化，比如有了“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之说，“狗狗”一词也给人一种萌萌的感觉。
马上就是狗年了。狗狗的叫声是“汪汪”。恭祝读者朋友狗年旺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