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任教的大学里，摄影是美术系的选修项目，一个学年过后，大部分的学生就会回到主修的路上，很少会像这阵子这么投入。当老师的总是想多给学生一点，因此，每学期的最后一堂课，我总是在台北家里上，藉此向他们传达一些比较生活面的东西。孩子们也很能把握机会，平时爱请假的，这时也都出现了。30多位同学把我家的客厅、餐厅挤得满满的。
　　我要他们尽量提问，内容不限摄影，什么都可以问。有个女孩问：“老师，您的梦想是什么?”在回答之前，我先讲了最近的一段经验，因为我明白她想寻找的，其实是自己的梦想；会这么问我，应该是想找一点参考。
　　前不久，我的黑胶唱盘上的那支唱臂，有一根比头发还细的尼龙线断了。它的功能是系住一个小小的吊锤，让唱臂平衡，不至于往圆心偏移。其实，用不用这个小吊锤，影响不是那么大，可是知道什么坏了，心里总是不踏实。于是，我便带着尼龙线与那半颗花生米大小的吊锤，到一家已经光顾了将近40年的音响店修理。
　　这家店的老板小刘，在台北音响界是位特立独行的人物，对音响器材的知识有如一本小百科。然而，他却从不卖发烧友追逐的昂贵器材，对名气大的厂牌，抗拒到了固执的地步。每回我告诉他，在哪儿听到或看到什么好玩意儿，他的表情差不多就是“嗤之以鼻”。
　　在小刘看来，整个录音工业的黄金时期已过，只有在那些年代所生产的器材、零件才能用。所以，他费尽心力，遍收在那个年代里生产的真空管及电子零件，自己组装、贩售。每部音响都像是他的孩子，就算是卖出几十年了，他也记得那位买主和每个唱机、喇叭、前击、后击的细节。
　　他的小店面坐落在公园旁，还没结婚时，晚上就歇在店面天花板上的半层楼里，四周都是零组件。好些年没来了，推开店门，内部陈设还是那样，让我吃惊的却是，小刘变了。他本来就清瘦，整个人现在又缩了一半，陷在一张座椅当中，显然是病得不轻。看到我，他高兴得笑了，笑容从没这样清澈、灿烂过。
　　向来默默在一旁递零件、印象中好像没听过她讲话的小刘太太，正坐在旁边小板凳上帮他捶腿。怎么啦?我问得紧张，他答得轻松，说是胃癌旧疾复发，正在做化疗，全身肌肉无处不疼。“没什么，”他说，“医师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该吃药的时候吃药，该治疗的时候治疗，不去医院的时候就在店里顾着，只有跟这个病好好相处了，要不然，日子难过。”
　　患了病的小刘，仿佛卸下了所有的包袱，唯一的挂念就是这几十年来辛辛苦苦收藏的组件。太太不懂，两个女儿没兴趣，同业中也没人觉得有啥价值。听了他的话，我感慨万千。年轻时，我们一再地追求，一再地拥有，累积下的一大堆宝贝，到头来反成了不好处理的难题。
　　见我掏出那个小吊锤，小刘马上把唱臂的型号、唱机的机种都准确地说出来，再起身从满屋子的零件中找出我需要的东西；几分钟就解决了我的问题。那天，我们难得地聊了好一会儿，小刘还放音乐给我听。他挺清楚我爱听什么，因为早期我的黑胶唱片几乎都是跟他买的。
　　当贝多芬大公三重奏从他的自制音箱中清晰温暖地传出来时，我诧异了!这不是卡萨尔斯拉大提琴的那个版本吗?怎么录得这么好!原来，现在有了新的技术，可以把从前录音母带的杂质消除，效果堪与现在的发烧片比拟。我以为那是卡萨尔斯在30年代末于德国波昂贝多芬馆音乐厅举行的那场历史性的实况录音；应该没有比那次更好的了。小刘却说不是，是几年后又录的版本。
　　这张唱片，一下子把我跟贝多芬与卡萨尔斯的距离拉到了前所未有的贴近。认识这么久，每回见面都是谈音响，直到如今，我才知道固执的、呆板的小刘对音乐涉入如此之深，而且还是个道道地地的卡萨尔斯迷，大师的所有录音版本他都收集了。
　　那天，出于减轻他库藏品的心意，我跟他买了一样平时根本不感兴趣的东西——洗唱片机。我相信用自己的双手洗唱片，比什么都可靠；何况这个洗唱片机还价格不菲。没想到，回家一使用就让我发现，手洗的效果与它根本没得比。关键在于，这台机器的最后一道清洁手续是用吸的，把唱片沟槽中残留的微量清洁液和灰尘吸得一丝不漏，让张张旧唱片的音质仿佛新买的那样剔透。
　　过了两天，我再去帮儿子买一部；推开店门，同样看见小刘坐在那把椅子上，蹲在那儿帮他捶腿的却不是小刘太太，而是一位曾在这儿见过几次的音响爱好者。我跟那位顾客不熟，但无法不被眼前的这一幕撼动。做买卖可以做到老板、顾客仿佛成了亲人，世间的动人画面，也不过就是如此了。
　　小刘还以为我又有什么东西坏了，听到我想再买一台洗唱片机，表情仿佛是心窝在刹那间融化了一角。
　　我告诉跟了我一年的这班同学，老师已经60岁了，不会再梦想更有名、更有钱或是拥有更多。而天下也没有更快乐这回事，快乐就是快乐，没什么“更”不“更”的。我倒是希望，如果哪天生病了，能够像小刘那样老实认命、与病共处：而要是有朋友病了，我也能蹲在地上帮他捶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