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中西社会，都存在过对人类性欲的负面评价，西方更多从宗教的角度，中国更多从“羞耻文化”的角度。性欲本来是一种源自人的生理机制的、中性的、相当无辜的欲望，就像食欲一样。为什么人们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像接纳自己的食欲一样坦然地接纳自己的性欲呢？
　　可以想到的原因有两类，一类是性行为与动物行为的接近——动物都做，人如果做就暴露了人的动物特征；另一类是来自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及道德伦理方面的压力——婚前守贞习俗、婚姻忠诚承诺等等。
　　尼采曾深刻指出：“认为一件事是坏的就是使它成为坏的。——如果我们认为某种激情是邪恶的和有害的，它们事实上就会变成邪恶的和有害的。基督教就是这样通过每当信仰者春情发动时所感到的良心的折磨，成功地把爱洛斯（爱神）和阿佛洛狄忒（美神）——所到之处理想的光芒闪烁和能够点石成金的伟大力量——变成了穷凶极恶的魔鬼和幽灵。把人类必然的和经常发生的感情变成内心痛苦的一个源泉，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内心痛苦成为每一个人类存在的家常便饭，这难道还不令人震惊吗？……性爱与同情感和崇拜之情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一个人通过做使他自己愉快的事同时也给另一个人以快乐，这样一种仁慈的安排在自然中并不多见！”
　　在这里，尼采盛赞了爱神和美神以及人的性欲，把它视为人类世界中罕见的仁慈的事物。因为人世间常见的事情是如果一个人快乐了，另一个人就会痛苦，是一种零和游戏，比如说权力、金钱的得与失。而性爱是一个美好的例外，是一种双赢游戏，一个人的快乐也导致另一个人的快乐，而非痛苦。而基督教却把这稀有的快乐变成人的痛苦，把爱神和美神变成魔鬼，把人的自然冲动变成罪恶，变成人应当为此感到羞惭的东西，真令人唏嘘。中国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不是从宗教的角度而是从世俗伦理道德的角度而已。
　　性欲值得肯定的原因不止于此，还因为它就是人的生命力的表现。换言之，性欲强者则生命力强；性欲弱者则生命力弱。
　　尼采指出：“一个人的性欲的强弱和类型通向其精神的最高点。”这个特征在艺术家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艺术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醉”。“为了使艺术能够存在，为了使任何一种审美行为或审美直观能够存在，有一种心理前提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醉。”“首先是性冲动的醉。”只有性冲动所达到的快感，才是最自然、最典型和最具有美感的状态。性高潮所带来的审美满足，最典型地将人的肉体和精神生命所需要的快感结合在一起，使人在性快感的满足中体会到审美的最高境界。性高潮是生存美学所追求的生存美的典范。
　　将性欲等同于生命力原来不是弗洛伊德的发明，而是由尼采首先提出的。人们一般会把性欲仅仅归结为肉欲，而尼采把它与精神连在一起。性欲的强与弱其实是生命力的强与弱，是精神的强与弱。我们不要再把性欲强烈当作一件可羞可耻的事情了，不要再把它视为道德低下的事情了。一个性欲强烈的人应当庆幸自己有较强的生命力，庆幸自己的灵魂有较强烈的色彩；而一个性欲很小很弱的人就躲在角落里反省或哀叹自己生命力的孱弱吧，不要再据此炫耀自己道德高尚了。
　　我始终感到，我目前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性欲从人们心目中的坏事重新转变为好事，这是我们改变病态性观念的关键。名不正则言不顺，一旦性欲得到正名，在我们的观念中从坏事变成了好事，我们就永远地摆脱了内心的矛盾、痛苦和折磨，我们的性文化、性观念和性法规就全都能够理顺了，这个领域中的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