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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丽时期的史学发展较之前的三国时期和统一新罗时期的有着 很大的不同，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修史机构、专门的修史人员、更多的史书体 裁和保管制度。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中华文化的吸收充分体现在史书编撰中。 史学观念也从神异史观逐步向儒教史观发展，但发展中包含着当时民族意识和 道德意识。
关键词：高丽时期;历史观;史学成就
前言
高丽的创建者王建是一位崇尚道德政治的君王，他结束了后三国的分裂，完 成了民族的统一，迎来了社会发展的新契机。高丽中期门阀贵族的文化的发展和 高丽后期元朝对高丽的政治干涉和入侵，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更高的要求，史学 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一、 高丽时期史学成就
1.建立了修史机构。高丽大抵仿唐制，兼采宋制，从立国开始就建立了修史机构——春秋馆，即史馆。春秋馆有时称史馆，有时又与艺文馆（掌制撰词命）合并，如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新即位的忠宣王将其并入文翰署，称艺文春秋馆。忠肃王十二年（1326），又分为艺文、春秋二馆。恭愍王五年（1356），“复称史馆”，置编修官一人，检阅一人，直馆二人。但不论是分是合，史馆这一修史机构依然存在，仍然进行正常的修史工作。这是三国时期或统一新罗时代所不曾有的。
2.设置史官。高丽王朝建立了专门修史机构，也设置了众多的修史官员，但历朝官名不同。《高丽史·百官志一》称：“春秋馆置修撰、注簿各一人，检阅二人，后改供奉，正七品，修撰正八品，检阅正九品。又有领馆事、监馆事，首相为之;知馆事、同知馆事，二品以上为之。充修撰官、充编修官、兼编修官，三品以下为之。”此外频见于同书的史官还有修国史、同修国史，直史馆、直馆等。宰相兼领馆事和监修国史制度一如唐宋，其史官设置较唐完备，大体与宋相当。
高丽史官同样受到君主的重视，他们除了编修史书外，还要随时记录君主的言行与政事。恭让王元年（1389），史官崔蠲等上书说：“史官之任，君上之言行、时政、百官之是非皆得直书，以示后世而垂劝戒，故自古有国家者，莫不以史职为重。”他的上书，可以说道明了史官的职能和地位。
3.史书体裁多样化。如果说统一新罗时代修史体裁多是编年或传记体裁的话，那么到了高丽时期，随着史学的兴盛，史书体裁也更加丰富多彩了，它主要表现在：首先，编年体进一步发展。据《高丽史》记载，这时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编年体史书。郑可臣曾编写《千秋金镜录》，忠烈王以其未为完善，复命宰相闵渍编撰《千秋金镜录》。忠烈王时期，监修国史元溥、修国史许珙等撰成了《古今录》，还命同修国史致仕任翊、史馆修撰金撰《先帝事迹》。至恭愍王时，再次命李仁复编修《古今录》。这都是高丽时期修成的编年体史书。在编年体史书中，盛极一时的是编修历代高丽王实录。实录系以年代为序的编年体史书，它起源于南朝的萧梁，至唐代已十分盛行，而且后代编修前朝实录已制度化。
其次，撰成了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纪传体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以后成为修国史的通用体例。《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是高丽仁宗朝宰相监修国史，曾参与撰写《睿宗实录》与《仁宗实录》。《三国史记》用汉文写成，是记载三国史事最详备的一部古文献。本书仿《史》、《汉》体例，共有三国本纪28卷，依次为新罗本纪12卷，高句丽本纪10卷，百济本纪6卷，年表3卷，志9卷，列传10卷，总计为50卷，是纪表志传俱全的完整的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的问世，不仅开朝、韩古史纪传体的先河，也是高丽时期纪传体史书成熟的一个标志。
再次，撰成了纲目体史书——《编年纲目》。纲目体创始于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司马光所撰《通鉴》内容宏富，卷帙浩瀚，一般人很难通读。朱熹从《通鉴》中节取事实，编为纲目，纲为提要，模仿《春秋》;目以叙事，模仿《左传》，具有纲举目张之效。这种体例传到高丽，颇受史家青睐。忠烈王朝的闵渍在撰成《世代编年节要》后，又着手编撰了本国《编年纲目》，纲目体已被高丽史家所采用，成为编撰史书的重要体裁之一。
最后，杂史有所增多。早在三国时期，金大问所撰《鸡林杂传》当属这类史书。高丽时期也撰著了不少杂史，其中较著名的是僧一然编撰的《三国遗事》。全书共5卷，没有一定的体例，分类收编了一些历史片断。其中有新罗乡歌20多首，轶闻琐事数十篇，反映了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记佛事活动较多，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该书可补《三国史记》的缺陷，二书可称为姊妹篇。
4.建立了史籍保管制度。中国自汉代以来，多将史籍藏之于“石室金匮”，宋代则更多地藏之于馆或阁，以妥善保管。高丽多将史籍藏之于宫阙保管，如遇有戰乱，为避兵焚，即随时转移到安全之处。仁宗朝发生了李资谦之乱，“宫阙连烧”，直史馆金守雌时在禁中当直，便“负国史至山呼亭北，掘地藏之，得不焚”。宣宗七年，出使宋的使臣李资义归国，上奏说：“（宋）帝闻我国书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就其所求的诸书目录来看，计80多种，5千余卷，其中有经书、史书、地理书、医药书、文集等。有些书如《东观汉记》，唐以后中国已失传，而高丽却保存有127卷本。可见高丽对典籍的保存还是比较完善的。
二、高丽时期的史学特点
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高丽朝的史学历经艰难，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并呈现出其发达的态势和本民族的特色。
第一，褒贬善恶，以垂劝戒。以高丽朝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为 例，金富轼受命编辑时，即对当时高丽尚无一部称得上正规的史书而深感遗憾。他在《进三国史记表》写道：“是以君后之善恶，臣下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皆不得发露以垂劝戒。宜得三长之才，克成一家之史，贻之万世，炳若日悬。”可见，金富轼对史书的重要性及其“劝诫”作用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其后，丽朝君臣，尤其是那些职掌记事的史官，对此更有具体的发挥。例如《高丽史》直接采用高丽朝著名学者崔冲、金富轼、金良镜、李齐贤等数十条史评性质的赞语，便充分表达了种以史为戒、褒贬善恶的观点。对国王的过错（如任奸、佞佛、重敛、昏庸），武人专权弑君、贪污腐败等劣迹，都直书抨击不讳。有时还借灾异以警朝政的得失。而要做到史书“以垂劝戒”，史官争持其职责的尊严和独立性就很必要。 第二，寻根记祖，以兴国脉。以《三国遗事》为例，它第一次提出“檀君开国”的神话传说，这个檀君不是外来移民集团的首领，而是朝鲜半岛上最早住民的首领。据推算，“檀君开国”这一纪事，虽距檀君朝鲜三千多年，但这个故事却成为寻觅朝鲜半岛古代历史与文化起源的根，折射出强烈的民族意识。而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日益成为高丽朝以来海东史学的重要特色。高丽著名史学家李齐贤在
《太祖赞》记叙高丽太祖的功勋，把王建与宋太祖相提并论，意在以先王激励后王。李齐贤在《成宗赞》中，又赞颂成宗能继承祖业，移风易俗，改革创新，为国家长虑，是位有志有为的国王，尤其表彰反抗外族的事迹。其他高丽史家，无论是记事，或是史评，也都强烈地表述了这种观点。还有，对于高丽朝佞佛一事，史官们亦大多主张戒止，但遇到外族入侵，记载僧俗反抗斗争，不少僧侣便成了英雄好汉，富有很强烈的爱国精神。
第三，渊源中华，交流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一样，高丽朝史学深受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据记载，中国代史书在魏晋时期已输入朝鲜半岛。《北史·高句丽传》上说，“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中国史书的传入，深深影响了海东国家史学的发展。高丽朝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与中国文化交流由来已久。高丽史学渊源于中华，这从史学体裁、史学思想、史学观点乃至记叙方法诸方面都能清楚地反映出来。例如，《三国史记》的体裁就是傲照司马迁的《史记》，其治史的基本观点亦是参考《史记》、《汉书》。对此，金富轼本人在《进书表》以及《三国史记》各有关篇章，已作了明确的说明。高丽朝从太祖开始，就十分重视吸取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主张进行交流，同时他们又不是简单照搬中国，而是在广泛交流中有所取舍、有所发展。现存《高丽史》记载了大量高丽朝与中国五代历朝、宋、辽、金、元、明的文化交流，可以清楚看出其中很多原始材料是高丽朝史库保存下来的，足以说明高丽朝史学与中国史学交流发展的“小中华”特色。
三、史学思想的变化
高丽前期随着民族大统一的实现而强烈表现出的国家自信心，开始排斥此前以新罗为中心的三国统一观，强调三国的大统一。由此在历史学中开始重视一直以来被忽视的从檀君到高句丽时期的北方系的历史，而由此形成的进取意识则成为击退外民族的入侵的精神原动力。高丽前期的历史学积极向中国学习。在内容上努力摆脱神异性的观点，开始按照曾是中世社会普遍理念的佛教或儒教合理主义观点来考察过去的历史。但即使这样高丽前期的史学还是依旧带有神秘主义体制的遗产。
高丽中期的传统思想有所发展，但并没有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界的主流。因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学是以儒教或佛教的普遍真理为基础来编撰历史，在内容和形式上追求普遍性和国际性，从而确立了典型的中世时期史学。面临这一时期的武臣执政的时期对过去以文臣为主的历史记述进行批判，这一时期的史学并没有脱离追求普遍性和合理性的中世时期历史学的大趋势。
高丽末期的史学编撰极为活跃。这不仅是反元民族意识的产物，同时也源于力图摆脱武臣政权时期颠沛的政治命运并恢复合理道德政治的儒教政治意识。高丽后期依据对韩国上古史起源的深化意识以及力图实现儒教道德政治的政治意识进行了活跃的史书编纂，高丽后期史学承担着克服民族危机和进行引进新儒学的时代性课题，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意识和道德意识奠定了朝鲜初期的史学的基础。
结语
高丽时期随着中国史籍的大量东传，以及其自身的修史机构逐渐完善，作为 其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史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纵观高丽时期史学的 发展全过程，中国史学对高丽史学的影响极大，从史书体裁和史学观念的发展都 能看见中国史学的影子，但这一时期的史学保留着自己的特色，在編撰的过程中保留着民族意识和道德意识。
参考文献
[1]朴仁镐著.全莹等译.韩国史学史[M].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12.
[2]朴真奭等.朝鲜简史 [M].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
[3]姜孟山主编.朝鲜通史 [M].第一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
[4]崔岩.慕华与事大背后的“国家意识”：高丽王朝的史馆与修史[J].史学史研究，2013（04）：81-87+98.
[5]周海宁. 中国文化对高丽、朝鲜时代史学之影响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3.
[6]徐健顺.朝鲜早期史书辨析[J].东疆学刊，2006（02）：45-63.
[7]杨渭生.高丽朝鲜两朝的史学成就（上篇）[J].韩国学论文集，2000（00）：120-133.
[8]田廷柱.朝鲜、韩国古代史学略述[J].史学史研究，1998（03）：65-70.
作者简介：刘俊泽（1997.10—），男，汉族，籍贯：吉林长春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世界史，研究方向：朝鲜古代史
关键词：高丽时期;历史观;史学成就
前言
高丽的创建者王建是一位崇尚道德政治的君王，他结束了后三国的分裂，完 成了民族的统一，迎来了社会发展的新契机。高丽中期门阀贵族的文化的发展和 高丽后期元朝对高丽的政治干涉和入侵，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更高的要求，史学 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一、 高丽时期史学成就
1.建立了修史机构。高丽大抵仿唐制，兼采宋制，从立国开始就建立了修史机构——春秋馆，即史馆。春秋馆有时称史馆，有时又与艺文馆（掌制撰词命）合并，如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新即位的忠宣王将其并入文翰署，称艺文春秋馆。忠肃王十二年（1326），又分为艺文、春秋二馆。恭愍王五年（1356），“复称史馆”，置编修官一人，检阅一人，直馆二人。但不论是分是合，史馆这一修史机构依然存在，仍然进行正常的修史工作。这是三国时期或统一新罗时代所不曾有的。
2.设置史官。高丽王朝建立了专门修史机构，也设置了众多的修史官员，但历朝官名不同。《高丽史·百官志一》称：“春秋馆置修撰、注簿各一人，检阅二人，后改供奉，正七品，修撰正八品，检阅正九品。又有领馆事、监馆事，首相为之;知馆事、同知馆事，二品以上为之。充修撰官、充编修官、兼编修官，三品以下为之。”此外频见于同书的史官还有修国史、同修国史，直史馆、直馆等。宰相兼领馆事和监修国史制度一如唐宋，其史官设置较唐完备，大体与宋相当。
高丽史官同样受到君主的重视，他们除了编修史书外，还要随时记录君主的言行与政事。恭让王元年（1389），史官崔蠲等上书说：“史官之任，君上之言行、时政、百官之是非皆得直书，以示后世而垂劝戒，故自古有国家者，莫不以史职为重。”他的上书，可以说道明了史官的职能和地位。
3.史书体裁多样化。如果说统一新罗时代修史体裁多是编年或传记体裁的话，那么到了高丽时期，随着史学的兴盛，史书体裁也更加丰富多彩了，它主要表现在：首先，编年体进一步发展。据《高丽史》记载，这时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编年体史书。郑可臣曾编写《千秋金镜录》，忠烈王以其未为完善，复命宰相闵渍编撰《千秋金镜录》。忠烈王时期，监修国史元溥、修国史许珙等撰成了《古今录》，还命同修国史致仕任翊、史馆修撰金撰《先帝事迹》。至恭愍王时，再次命李仁复编修《古今录》。这都是高丽时期修成的编年体史书。在编年体史书中，盛极一时的是编修历代高丽王实录。实录系以年代为序的编年体史书，它起源于南朝的萧梁，至唐代已十分盛行，而且后代编修前朝实录已制度化。
其次，撰成了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纪传体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以后成为修国史的通用体例。《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是高丽仁宗朝宰相监修国史，曾参与撰写《睿宗实录》与《仁宗实录》。《三国史记》用汉文写成，是记载三国史事最详备的一部古文献。本书仿《史》、《汉》体例，共有三国本纪28卷，依次为新罗本纪12卷，高句丽本纪10卷，百济本纪6卷，年表3卷，志9卷，列传10卷，总计为50卷，是纪表志传俱全的完整的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的问世，不仅开朝、韩古史纪传体的先河，也是高丽时期纪传体史书成熟的一个标志。
再次，撰成了纲目体史书——《编年纲目》。纲目体创始于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司马光所撰《通鉴》内容宏富，卷帙浩瀚，一般人很难通读。朱熹从《通鉴》中节取事实，编为纲目，纲为提要，模仿《春秋》;目以叙事，模仿《左传》，具有纲举目张之效。这种体例传到高丽，颇受史家青睐。忠烈王朝的闵渍在撰成《世代编年节要》后，又着手编撰了本国《编年纲目》，纲目体已被高丽史家所采用，成为编撰史书的重要体裁之一。
最后，杂史有所增多。早在三国时期，金大问所撰《鸡林杂传》当属这类史书。高丽时期也撰著了不少杂史，其中较著名的是僧一然编撰的《三国遗事》。全书共5卷，没有一定的体例，分类收编了一些历史片断。其中有新罗乡歌20多首，轶闻琐事数十篇，反映了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记佛事活动较多，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该书可补《三国史记》的缺陷，二书可称为姊妹篇。
4.建立了史籍保管制度。中国自汉代以来，多将史籍藏之于“石室金匮”，宋代则更多地藏之于馆或阁，以妥善保管。高丽多将史籍藏之于宫阙保管，如遇有戰乱，为避兵焚，即随时转移到安全之处。仁宗朝发生了李资谦之乱，“宫阙连烧”，直史馆金守雌时在禁中当直，便“负国史至山呼亭北，掘地藏之，得不焚”。宣宗七年，出使宋的使臣李资义归国，上奏说：“（宋）帝闻我国书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就其所求的诸书目录来看，计80多种，5千余卷，其中有经书、史书、地理书、医药书、文集等。有些书如《东观汉记》，唐以后中国已失传，而高丽却保存有127卷本。可见高丽对典籍的保存还是比较完善的。
二、高丽时期的史学特点
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高丽朝的史学历经艰难，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并呈现出其发达的态势和本民族的特色。
第一，褒贬善恶，以垂劝戒。以高丽朝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为 例，金富轼受命编辑时，即对当时高丽尚无一部称得上正规的史书而深感遗憾。他在《进三国史记表》写道：“是以君后之善恶，臣下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皆不得发露以垂劝戒。宜得三长之才，克成一家之史，贻之万世，炳若日悬。”可见，金富轼对史书的重要性及其“劝诫”作用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其后，丽朝君臣，尤其是那些职掌记事的史官，对此更有具体的发挥。例如《高丽史》直接采用高丽朝著名学者崔冲、金富轼、金良镜、李齐贤等数十条史评性质的赞语，便充分表达了种以史为戒、褒贬善恶的观点。对国王的过错（如任奸、佞佛、重敛、昏庸），武人专权弑君、贪污腐败等劣迹，都直书抨击不讳。有时还借灾异以警朝政的得失。而要做到史书“以垂劝戒”，史官争持其职责的尊严和独立性就很必要。 第二，寻根记祖，以兴国脉。以《三国遗事》为例，它第一次提出“檀君开国”的神话传说，这个檀君不是外来移民集团的首领，而是朝鲜半岛上最早住民的首领。据推算，“檀君开国”这一纪事，虽距檀君朝鲜三千多年，但这个故事却成为寻觅朝鲜半岛古代历史与文化起源的根，折射出强烈的民族意识。而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日益成为高丽朝以来海东史学的重要特色。高丽著名史学家李齐贤在
《太祖赞》记叙高丽太祖的功勋，把王建与宋太祖相提并论，意在以先王激励后王。李齐贤在《成宗赞》中，又赞颂成宗能继承祖业，移风易俗，改革创新，为国家长虑，是位有志有为的国王，尤其表彰反抗外族的事迹。其他高丽史家，无论是记事，或是史评，也都强烈地表述了这种观点。还有，对于高丽朝佞佛一事，史官们亦大多主张戒止，但遇到外族入侵，记载僧俗反抗斗争，不少僧侣便成了英雄好汉，富有很强烈的爱国精神。
第三，渊源中华，交流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一样，高丽朝史学深受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据记载，中国代史书在魏晋时期已输入朝鲜半岛。《北史·高句丽传》上说，“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中国史书的传入，深深影响了海东国家史学的发展。高丽朝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与中国文化交流由来已久。高丽史学渊源于中华，这从史学体裁、史学思想、史学观点乃至记叙方法诸方面都能清楚地反映出来。例如，《三国史记》的体裁就是傲照司马迁的《史记》，其治史的基本观点亦是参考《史记》、《汉书》。对此，金富轼本人在《进书表》以及《三国史记》各有关篇章，已作了明确的说明。高丽朝从太祖开始，就十分重视吸取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主张进行交流，同时他们又不是简单照搬中国，而是在广泛交流中有所取舍、有所发展。现存《高丽史》记载了大量高丽朝与中国五代历朝、宋、辽、金、元、明的文化交流，可以清楚看出其中很多原始材料是高丽朝史库保存下来的，足以说明高丽朝史学与中国史学交流发展的“小中华”特色。
三、史学思想的变化
高丽前期随着民族大统一的实现而强烈表现出的国家自信心，开始排斥此前以新罗为中心的三国统一观，强调三国的大统一。由此在历史学中开始重视一直以来被忽视的从檀君到高句丽时期的北方系的历史，而由此形成的进取意识则成为击退外民族的入侵的精神原动力。高丽前期的历史学积极向中国学习。在内容上努力摆脱神异性的观点，开始按照曾是中世社会普遍理念的佛教或儒教合理主义观点来考察过去的历史。但即使这样高丽前期的史学还是依旧带有神秘主义体制的遗产。
高丽中期的传统思想有所发展，但并没有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界的主流。因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学是以儒教或佛教的普遍真理为基础来编撰历史，在内容和形式上追求普遍性和国际性，从而确立了典型的中世时期史学。面临这一时期的武臣执政的时期对过去以文臣为主的历史记述进行批判，这一时期的史学并没有脱离追求普遍性和合理性的中世时期历史学的大趋势。
高丽末期的史学编撰极为活跃。这不仅是反元民族意识的产物，同时也源于力图摆脱武臣政权时期颠沛的政治命运并恢复合理道德政治的儒教政治意识。高丽后期依据对韩国上古史起源的深化意识以及力图实现儒教道德政治的政治意识进行了活跃的史书编纂，高丽后期史学承担着克服民族危机和进行引进新儒学的时代性课题，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意识和道德意识奠定了朝鲜初期的史学的基础。
结语
高丽时期随着中国史籍的大量东传，以及其自身的修史机构逐渐完善，作为 其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史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纵观高丽时期史学的 发展全过程，中国史学对高丽史学的影响极大，从史书体裁和史学观念的发展都 能看见中国史学的影子，但这一时期的史学保留着自己的特色，在編撰的过程中保留着民族意识和道德意识。
参考文献
[1]朴仁镐著.全莹等译.韩国史学史[M].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12.
[2]朴真奭等.朝鲜简史 [M].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
[3]姜孟山主编.朝鲜通史 [M].第一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
[4]崔岩.慕华与事大背后的“国家意识”：高丽王朝的史馆与修史[J].史学史研究，2013（04）：81-87+98.
[5]周海宁. 中国文化对高丽、朝鲜时代史学之影响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3.
[6]徐健顺.朝鲜早期史书辨析[J].东疆学刊，2006（02）：45-63.
[7]杨渭生.高丽朝鲜两朝的史学成就（上篇）[J].韩国学论文集，2000（00）：120-133.
[8]田廷柱.朝鲜、韩国古代史学略述[J].史学史研究，1998（03）：65-70.
作者简介：刘俊泽（1997.10—），男，汉族，籍贯：吉林长春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世界史，研究方向：朝鲜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