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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阶段性增长的原因在于农地产权性质发生变迁。1978-1992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多地赋予了农民剩余索取权，农民并不拥有多少剩余控制权；1993年后，农民不仅获得了剩余索取权，而且获得了剩余控制权。与第一轮土地承包相比，第二轮土地承包赋予了农民更长的承包期，并在农民这一层面上实现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统一，因此，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更利于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增长因而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