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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稹的《莺莺传》向来被视为带有作者自传色彩的小说，众多学者对其本事进行考证，将张生与元稹等同，从而认定其为负心汉的形象。其实这场爱情悲剧的根源是崔张二人之间的不可调和性，而非张生的“始乱终弃”。鲁迅认为唐传奇是“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其中必有虚构化和艺术化的成分。张生是作者笔下的文学形象，虽有所本，却不能穿凿附会。本文试图从文本解析中寻求答案，为张生这一形象正名。
关键词：《莺莺传》；张生；形象解读
《莺莺传》简单来看讲述了一个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大凡天之所命尤物者，不妖其身，必妖于人。”[1]这样的言论竟然出自曾热烈追求过莺莺的张生之口，带给读者巨大的困惑和愤恨，使人们异口同声地谴责张生的薄情寡义。余冠英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对张生这样评述：“张生是一个玩弄女性而不以为耻的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对莺莺并没有真实深厚的爱情，他追求莺莺只是被她的美丽所动心，并且他又站在封建士大夫观点上把美丽的莺莺视为‘尤物’。因此，他不仅‘始乱之，终弃之’，而且还对自己的‘忍情’感到洋洋得意。”[2]然而从人性的角度上看，性爱活动本来是男女双方在感官和心理上的平等交流。细读文本，“始乱之，终弃之”的悲剧结局崔张二人皆早已料到，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面对爱情，莺莺和张生是平等的。
在《莺莺传》中，张生被描述成一个情窦初开的秉礼书生：“唐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然而对爱情的渴望和憧憬使他自认为是“真好色者”，而常常将“物之尤者”流连于心。初次见到莺莺，张生便找到了心目中的女神，“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立即被莺莺的美貌端庄吸引，“张惊，为之礼”。因色而生情，继而发展成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金圣叹在《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说：“人好色未有不淫者，……夫好色而晤不淫，是必其未尝好色者也。好色而曰吾大畏乎礼而不敢淫，是必其并不敢好色者也。”[3]张生因色生情，因情而乱，无可厚非。更重要的是，莺莺的自荐枕席也完全出于自愿。
对于莺莺的形象，笔者不赞同“娼妓说”。文中原有交待“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且莺莺“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加上其“工刀札、善属文”的出众才华，俨然一位大家闺秀。而与深居简出、秉礼自持的封建家庭的闺中丽人有所不同的是，莺莺具有叛逆色彩，“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对自由恋爱极其向往。而且，唐人的婚恋观念甚是开放，莺莺之母郑氏没有凭借封建家长的权威横加阻拦女儿自觅郎君。甚至在莺莺主动后，她也没有对其严厉责罚。这一点与流传于后世的“西厢故事”完全不同。
在请宴之前，莺莺谨言慎行，本能地对陌生男子“远嫌”，而“久之，辞疾”。但当见到“性温茂、美风容”的才子张生，莺莺不可能不为之留心。张生在请宴之时“以词导之”，莺莺虽然“不对，终席而罢”，却已在心底抹不去对张生的印象了。之后张生“自是惑之，愿致其情”，对崔之婢红娘“乘间遂道其衷”。莺莺从红娘口中得知张生的情意，亦借红娘之口表明己志：“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一个婢女即使有心于小姐的终身大事，也不敢去操控，这番话显然是莺莺的意思。待张生回答：“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红娘遂又出一计：“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恐怕也是莺莺授意，欲进一步试其才。于是张生“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莺莺得了张生写的情书，深为所感，由此心动，便亦作一首回复张生，题作《明月三五夜》。
笔者认为，接下来发生的“责生”事件源于一场误会，其间也可看出莺莺“自荐枕席”的些许端倪。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次事件的时间问题。文中说请宴“翼日”，即“岁二月旬有四日”，张生使红娘向莺莺传递所作两首《春词》，而莺莺回复一首《明月三五夜》：“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即相约二月十五日见面。张生对莺莺诗中之意“微谕其旨”，然而他却并未在月圆之夜来到西厢，而是在“既望之夕”，“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即所约之日后的第二天晚上。所以张生看到“户半开，红娘寝于床”，惊之，“骇曰：‘郎何以至？’”的场景。及崔至，莺莺“端服严容”，大数张。导致“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张生缘何弄错约会时间？莺莺又是否为此而不悦，才“端服严容”地出现在张生面前？虽然莺莺对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然而这话说得十分不合常理，使人困惑不解。
这里需要辨明一下“始乱终弃”之“乱”到底因何而生。张生第一次表白时，“婢果惊沮，腆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也。”张生还是那个“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的张生。再次尝试，却得到莺莺的一番数落，张生的表现是“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莺莺虽责张言：“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却是她先发出“待月西厢下”的见面邀请。有人说，“调情是一种暗示有进一步性接触可能的行为，但又不担保这种可能性一定能够兑现。换言之，调情是没有保证的性交承诺。”[4]若不是莺莺主动，这一场悲伤的艳遇根本没有继续发展下去的可能。“君乱之”，从何谈起？其次，张生既已打消亲近莺莺的念头，却在几日后“临轩独寝”时，突然见到莺莺自荐枕席。张生对莺莺思慕在先，表白在先，可是这一次的调情又是谁引起的呢？文中表明莺莺“自献”的时间：“是夕，旬有八日也”。仅仅隔了一天，莺莺就对爱情主动出击了，不可不说莺莺是个为了爱情而大胆敢为的女子。若以男权世界的视角看待崔张故事，这一说法很是不通。张生、莺莺、生之好友，以及后世诸多文人学者，无论责生之薄幸，抑或赞生之“善补过”，都更愿意接受是张生“始乱”，这也许是对“男主女从”心理的一种补偿。 《莺莺传》全文都让人迷惑，恰似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基调是悲伤的，场景是错乱的，引人遐思。莺莺首次出场便“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在二人缠绵时，亦是“娇啼婉转”，“泪光荧荧然，犹莹于枕席”。莺莺的“怨”看似无来由，实则是源于她对“终弃之”这一悲剧结局的预感。她体验的犯罪感就像原罪一样说不清。可是人只有一次生命，绝无可能用实验来证明假设，因此永远不可能知道为自己情感所左右到底是对还是错。所以即使终朝愁怨忧遽，莺莺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然而这样背离礼教传统的爱恋终究会是一场镜花水月，只能在享受过所有激情之后把记忆封存，“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莺莺既通达又执着，对这段感情的认识本身就是错乱的。
再来说“始乱终弃”之“弃”又是为何。笔者认为，在婚姻关系中，是张生抛弃了莺莺，而先于此行的，在恋爱关系中，是莺莺抛弃了张生。崔张中表相因，郑氏感念生之恩德，对二人的私情没有阻挠和责惩。当“张生常诘郑氏之情”，郑氏回答：“我不可奈何矣。”故郑氏和张生“因欲就成之”。张生开始有娶莺莺为妻之念。
可莺莺对张生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不明朗。请宴上莺莺对张生“以词导之”便“不对”，使张生“自是惑之”。在张生“绝望”后，莺莺对自己的情感丝毫没有表露，使得自荐枕席时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莺莺深慕其才，“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而当张生赶赴长安考取功名时，莺莺却未与张生送别，“将行之再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离别之后，张生仍对莺莺念念不忘，莺莺却对张生若即若离。“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莺莺把一腔深情藏在心底，自言“为郎憔悴却羞郎”，所以即便“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也“终不复鼓”。莺莺在最后写给张生的信中说：“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顾。君子有援琴之调，鄙人无投梭之拒。”莺莺为她自己的选择无悔地唱了这一曲风花雪月的挽歌。“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她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判定了，不给任何人改变它的机会，包括张生，也包括她自己。
莺莺的捉摸不定和张生对她的疑惑贯穿恋爱过程的始终，两人对此都无可奈何。“他们为彼此造了一座地狱，尽管他们彼此相爱。的确，他们彼此相爱，这足以证明错不在他们本身，不在他们的行为，也不在他们易变的情绪，错在他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5]“始乱”、“终弃”皆是崔张自己的选择，与他人无涉。时人站在男性的限制立场，认同张生所言莺莺为“尤物”，赞张生为“善补过者”。后人批评张生为负心之人，同情莺莺。尽管人们对崔张褒贬不一，也只是千人千面，各有各说。然而，“张生是一个玩弄女性而不以为耻的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6]这种说法似乎太过，恐怕有违作者的创作本义，严重破坏了小说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综上所述，在“西厢故事”的流传过程中，张生这一形象不断演变，最终成为王西厢中至真至诚的痴情才子。然而对故事源头《莺莺传》中张生形象的批判从未断绝，总免不了给他扣上“始乱终弃”的帽子。若细读《莺莺传》文本，在字里行间便可分析得知，崔张爱情悲剧的根源是他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而非因一人一事导致。张生也不是薄情寡义之人，相反地，他同样是这场悲剧的牺牲者。
参考文献：
[1]本文所引原文皆出自：鲁迅.唐宋传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余冠英.中国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金圣叹.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M].万卷出版社，2009.
[4]米兰·昆德拉.许均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米兰·昆德拉.许均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余冠英.中国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关键词：《莺莺传》；张生；形象解读
《莺莺传》简单来看讲述了一个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大凡天之所命尤物者，不妖其身，必妖于人。”[1]这样的言论竟然出自曾热烈追求过莺莺的张生之口，带给读者巨大的困惑和愤恨，使人们异口同声地谴责张生的薄情寡义。余冠英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对张生这样评述：“张生是一个玩弄女性而不以为耻的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对莺莺并没有真实深厚的爱情，他追求莺莺只是被她的美丽所动心，并且他又站在封建士大夫观点上把美丽的莺莺视为‘尤物’。因此，他不仅‘始乱之，终弃之’，而且还对自己的‘忍情’感到洋洋得意。”[2]然而从人性的角度上看，性爱活动本来是男女双方在感官和心理上的平等交流。细读文本，“始乱之，终弃之”的悲剧结局崔张二人皆早已料到，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面对爱情，莺莺和张生是平等的。
在《莺莺传》中，张生被描述成一个情窦初开的秉礼书生：“唐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然而对爱情的渴望和憧憬使他自认为是“真好色者”，而常常将“物之尤者”流连于心。初次见到莺莺，张生便找到了心目中的女神，“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立即被莺莺的美貌端庄吸引，“张惊，为之礼”。因色而生情，继而发展成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金圣叹在《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说：“人好色未有不淫者，……夫好色而晤不淫，是必其未尝好色者也。好色而曰吾大畏乎礼而不敢淫，是必其并不敢好色者也。”[3]张生因色生情，因情而乱，无可厚非。更重要的是，莺莺的自荐枕席也完全出于自愿。
对于莺莺的形象，笔者不赞同“娼妓说”。文中原有交待“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且莺莺“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加上其“工刀札、善属文”的出众才华，俨然一位大家闺秀。而与深居简出、秉礼自持的封建家庭的闺中丽人有所不同的是，莺莺具有叛逆色彩，“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对自由恋爱极其向往。而且，唐人的婚恋观念甚是开放，莺莺之母郑氏没有凭借封建家长的权威横加阻拦女儿自觅郎君。甚至在莺莺主动后，她也没有对其严厉责罚。这一点与流传于后世的“西厢故事”完全不同。
在请宴之前，莺莺谨言慎行，本能地对陌生男子“远嫌”，而“久之，辞疾”。但当见到“性温茂、美风容”的才子张生，莺莺不可能不为之留心。张生在请宴之时“以词导之”，莺莺虽然“不对，终席而罢”，却已在心底抹不去对张生的印象了。之后张生“自是惑之，愿致其情”，对崔之婢红娘“乘间遂道其衷”。莺莺从红娘口中得知张生的情意，亦借红娘之口表明己志：“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一个婢女即使有心于小姐的终身大事，也不敢去操控，这番话显然是莺莺的意思。待张生回答：“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红娘遂又出一计：“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恐怕也是莺莺授意，欲进一步试其才。于是张生“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莺莺得了张生写的情书，深为所感，由此心动，便亦作一首回复张生，题作《明月三五夜》。
笔者认为，接下来发生的“责生”事件源于一场误会，其间也可看出莺莺“自荐枕席”的些许端倪。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次事件的时间问题。文中说请宴“翼日”，即“岁二月旬有四日”，张生使红娘向莺莺传递所作两首《春词》，而莺莺回复一首《明月三五夜》：“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即相约二月十五日见面。张生对莺莺诗中之意“微谕其旨”，然而他却并未在月圆之夜来到西厢，而是在“既望之夕”，“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即所约之日后的第二天晚上。所以张生看到“户半开，红娘寝于床”，惊之，“骇曰：‘郎何以至？’”的场景。及崔至，莺莺“端服严容”，大数张。导致“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张生缘何弄错约会时间？莺莺又是否为此而不悦，才“端服严容”地出现在张生面前？虽然莺莺对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然而这话说得十分不合常理，使人困惑不解。
这里需要辨明一下“始乱终弃”之“乱”到底因何而生。张生第一次表白时，“婢果惊沮，腆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也。”张生还是那个“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的张生。再次尝试，却得到莺莺的一番数落，张生的表现是“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莺莺虽责张言：“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却是她先发出“待月西厢下”的见面邀请。有人说，“调情是一种暗示有进一步性接触可能的行为，但又不担保这种可能性一定能够兑现。换言之，调情是没有保证的性交承诺。”[4]若不是莺莺主动，这一场悲伤的艳遇根本没有继续发展下去的可能。“君乱之”，从何谈起？其次，张生既已打消亲近莺莺的念头，却在几日后“临轩独寝”时，突然见到莺莺自荐枕席。张生对莺莺思慕在先，表白在先，可是这一次的调情又是谁引起的呢？文中表明莺莺“自献”的时间：“是夕，旬有八日也”。仅仅隔了一天，莺莺就对爱情主动出击了，不可不说莺莺是个为了爱情而大胆敢为的女子。若以男权世界的视角看待崔张故事，这一说法很是不通。张生、莺莺、生之好友，以及后世诸多文人学者，无论责生之薄幸，抑或赞生之“善补过”，都更愿意接受是张生“始乱”，这也许是对“男主女从”心理的一种补偿。 《莺莺传》全文都让人迷惑，恰似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基调是悲伤的，场景是错乱的，引人遐思。莺莺首次出场便“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在二人缠绵时，亦是“娇啼婉转”，“泪光荧荧然，犹莹于枕席”。莺莺的“怨”看似无来由，实则是源于她对“终弃之”这一悲剧结局的预感。她体验的犯罪感就像原罪一样说不清。可是人只有一次生命，绝无可能用实验来证明假设，因此永远不可能知道为自己情感所左右到底是对还是错。所以即使终朝愁怨忧遽，莺莺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然而这样背离礼教传统的爱恋终究会是一场镜花水月，只能在享受过所有激情之后把记忆封存，“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莺莺既通达又执着，对这段感情的认识本身就是错乱的。
再来说“始乱终弃”之“弃”又是为何。笔者认为，在婚姻关系中，是张生抛弃了莺莺，而先于此行的，在恋爱关系中，是莺莺抛弃了张生。崔张中表相因，郑氏感念生之恩德，对二人的私情没有阻挠和责惩。当“张生常诘郑氏之情”，郑氏回答：“我不可奈何矣。”故郑氏和张生“因欲就成之”。张生开始有娶莺莺为妻之念。
可莺莺对张生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不明朗。请宴上莺莺对张生“以词导之”便“不对”，使张生“自是惑之”。在张生“绝望”后，莺莺对自己的情感丝毫没有表露，使得自荐枕席时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莺莺深慕其才，“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而当张生赶赴长安考取功名时，莺莺却未与张生送别，“将行之再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离别之后，张生仍对莺莺念念不忘，莺莺却对张生若即若离。“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莺莺把一腔深情藏在心底，自言“为郎憔悴却羞郎”，所以即便“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也“终不复鼓”。莺莺在最后写给张生的信中说：“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顾。君子有援琴之调，鄙人无投梭之拒。”莺莺为她自己的选择无悔地唱了这一曲风花雪月的挽歌。“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她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判定了，不给任何人改变它的机会，包括张生，也包括她自己。
莺莺的捉摸不定和张生对她的疑惑贯穿恋爱过程的始终，两人对此都无可奈何。“他们为彼此造了一座地狱，尽管他们彼此相爱。的确，他们彼此相爱，这足以证明错不在他们本身，不在他们的行为，也不在他们易变的情绪，错在他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5]“始乱”、“终弃”皆是崔张自己的选择，与他人无涉。时人站在男性的限制立场，认同张生所言莺莺为“尤物”，赞张生为“善补过者”。后人批评张生为负心之人，同情莺莺。尽管人们对崔张褒贬不一，也只是千人千面，各有各说。然而，“张生是一个玩弄女性而不以为耻的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6]这种说法似乎太过，恐怕有违作者的创作本义，严重破坏了小说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综上所述，在“西厢故事”的流传过程中，张生这一形象不断演变，最终成为王西厢中至真至诚的痴情才子。然而对故事源头《莺莺传》中张生形象的批判从未断绝，总免不了给他扣上“始乱终弃”的帽子。若细读《莺莺传》文本，在字里行间便可分析得知，崔张爱情悲剧的根源是他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而非因一人一事导致。张生也不是薄情寡义之人，相反地，他同样是这场悲剧的牺牲者。
参考文献：
[1]本文所引原文皆出自：鲁迅.唐宋传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余冠英.中国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金圣叹.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M].万卷出版社，2009.
[4]米兰·昆德拉.许均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米兰·昆德拉.许均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余冠英.中国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