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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满族文化,大多数学者从“汉文化如何对满族文化同化”的角度去研究,而从“满族文化如何影响汉文化”角度所做的研究并不是很多。本文从满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满族文化对汉文化影响的原因、满族文化对汉文化影响的启示这3个方面,粗浅地探讨了一下满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并有所启迪。
关键词:满族文化 汉文化 影响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东北地区是满族的发源地,从金帝国至清帝国,无论是入主中原的贵族还是留居东北的贵族,都明显大量地吸收了汉文化,并留下了种种繁杂的记录和信息繁衍。其实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都是双向的,所说的同化虽是文化的融合,但“本质上不能等同于文化交流,相对对等、双向互动才是文化交流的本质,同化顶多算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承认中原文化对关东土著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关东土著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特别在民间,满族风俗文化对汉族的影响,甚至一定意义上要胜于汉族对满族的影响,比如生产技术方面便如此。
一 满族文化对东北汉文化的影响
一定地域和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该地方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民俗虽具有社会传承的特性,但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的变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异族文化的渗入,都会使之发生重大变异。汉族流民进入东北后,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虽然对东北原有的土著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中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反受到了满族文化的影响而发生一些变异。
1 对东北语言文字的影响
在满汉人民长期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汉语吸收了大量的满语词语。至今在汉语中,特别是在东北方言中,还活跃着许多满语词汇。如:嘎拉哈(gǎlāhà),指的是部分动物身上的一块腿骨;哈拉巴(hǎlàbā),指的是肩胛骨;嘎肌窝(gǎjǐwō),就是腋窝;卡布裆(kǎbùdāng),指的是裤裆;萨其马(sàqímǎ),指的是一种民间食品;的咕(dīgù),就是“嘟囔”的意思;定嘎巴(dìnggábō),指的是结痂。
作为方言、地名,满语的一部分词语被保留下来,被东北各族人民所接受,成为东北各族人民日常交际中不可缺少的基本词语。这使得满语原来以民族为主的文化特征逐渐转化成以地域为主的文化特征,这一文化迁移现象既是汉族传统文化被异化的表征,也是满汉民族互相融合的历史见证。
2 对东北汉人社会风俗的影响
清军入关之前,从生活习俗角度来看,满人和汉人的差别是比较大的。比如汉族妇女由于受传统礼教的影响,尚保留着缠足的恶习。请军入关后,曾下令禁止妇女缠足。当时清政权下这样的命令不一定是为了把处于男权社会统治下的广大妇女解放出来的目的,同时也没有很好地执行这样的命令,最后不了了之,但这毕竟客观上为后来废止妇女缠足起到了一定作用。从饮食习惯来看,移居东北的汉人由于受满族饮食习惯的影响,开始喜食满族的食品,如黏食、苏叶饽饽、萨其玛、豆面卷子、酸汤子等。而满族的猪肉炖酸菜至今仍是东北人喜欢的一种菜肴。“白肉血肠”则更源于满族先民萨满祭祀中的供品“祭肉”。《宁古塔纪略》载:“将猪肉、头、足、肝、肠收拾极净,大肠以血灌满,一锅煮熟,请亲友列炕上”。这种杀年猪的特殊习俗,至今仍普遍流行于东北城乡。此外,由于东北冬季寒冷,没有新鲜蔬菜,满族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冬季贮藏蔬菜的方法:一是腌酸菜,二是窖藏蔬菜。《奉天通志》记载:“及至秋末,车载秋菘(即秋白菜),渍之瓮中,名曰酸菜;择其肥硕者,藏之窖中,名曰黄叶白”。这种腌酸菜和把新鲜萝卜、白菜下窖贮存的习俗,被关内各省来东北的汉人所接受,几乎到季了家家都要腌酸菜了,窖藏蔬菜至今仍是东北农村在使用的方法。在游艺上,汉人也学会玩“嘎拉哈”和“走百病”。在宗教习俗上,汉人也逐渐接受萨满教和跳神。
3 满族音乐对东北音乐的影响
东北地区能够体现满族音乐特征的艺术形式有东北大鼓、单鼓、二人转和部分汉族民歌。东北大鼓发展的过程,就是汉文化大量融入满族元素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过程,特别是“子弟书”的兴起和传入,对东北大鼓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子弟书也叫清音子弟书,是清代的一种曲艺形式,曾盛行于北京、沈阳等地。因其创始于八旗子弟并为八旗子弟所擅场,故名子弟书,约在乾隆年间开始流传,清末即已衰亡。二人转是具有浓郁东北风格的艺术形式,它兼有说唱和歌舞的特点。从诸多对二人转的研究资料表明,二人转融会了秧歌、民歌、什不闲、单鼓等音乐表演形式,其中也蕴含着较多的满族音乐文化特征。在东北民歌中,汉族民歌分布较广,由于满汉文化交融,曾一度使得满、汉民歌难以分辨。但现在是从大量的汉族民歌中,依然能找出满族民歌的痕迹。
二 满族文化对东北汉人文化影响的原因
满族文化之所以能对东北汉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其实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的。这可以从政治、经济、地域等多方面加以分析。
1 中原政权的软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势迫使北移汉人接受满族文化
在少数民族政权处于强势过程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汉人不得不接受少数民族文化,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从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过程中,都能看到这一特点。比如金代,统治者从关内虏迁大批汉人到东北,这些迁徙到东北的汉人,不少都成为女真人的奴婢。这些被迫成为奴婢的汉人,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信仰以迎合“主人”的喜好。金太宗于天会七年对其领内汉人下胡服髡发之令:“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时金国所命官刘陶守代州,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斩之。后韩常守庆源,耿守忠知解梁,见小民有衣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生民无辜被害不可胜纪。”因此,女真人统治下的汉人在服式、发式、居住、饮食方面都已相当程度的女真化。清政权崛起后,更是采取强力措施统治汉人和影响汉人文化。从对汉人头发的态度,则亦能说明这一点。皇太极时代在征讨过程中清军每到一处,必令该地人民发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从长城口龙井关入边,抵汉儿庄时,“招降汉儿庄官民,俱令发归顺”
无论是金政权,还是清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为加强统治、更好地驾驭汉人,他们都在使用类似“发”这样的高压手段。而汉人为了达到能生存下去或更好地生活下去的目的,必须顺应统治者的意志,调整甚至改变自己原有文化的信仰。
2 清初实行封禁政策,迫使北移汉人必须适应满族文化以求得自身发展
从乾隆年间开始,清政府实行了封禁政策,严禁汉人出关,严禁商船私载移民,并在东北境内“洗街”,清查户口,“凡非土著者,例逐之使归”。清政府这样做的首要目的,就是保证东北这块“祖宗发祥地”的神秘性和不可侵犯性;其次也是为了防止汉人的大量涌入导致这块土地竞争压力过大,进而影响东北满人的生活质量,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不和谐。为此,清廷颁布了封禁东北的法令。据《清高宗实录》记,乾隆五年四月甲午,(兵部侍郎)舒赫德面奉谕旨:“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所关甚重,今彼处聚集民人甚多,悉将地亩占种。盛京地方粮米充足,并非专恃民人耕种而食也,与其徒令伊等占种,孰若令旗人耕种乎!即旗人不行耕种,将地亩空闲,以备操兵围猎,亦无不可。尔至彼处,与额尔图详议具奏。”为加强“满化”,封禁措施规定专设满官治理州县、恢复满族旧俗。满族官员一律要称呼满语姓名,不准改汉姓呼汉名;山海关外州县,没有满语命名的都要翻改满语名字;满人都要学习满语;满族、蒙古、锡伯、巴尔虎佑领下之女,不许和汉人结亲等。在生活习俗上,还强迫汉人仿照满族剃发易服。
尽管清廷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但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流民出关求生的客观趋势是无法阻止的。特别是遇到灾荒之年,“民人多有携眷出关者”。这些出关的汉人,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得不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甚至是文化,以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北移汉人在服饰打扮、饮食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皆有意无意地向满族文化靠近,就不足为奇了。
3 北移汉人所代表的中原文化的非主流性,决定了这种文化的不稳定性
据可查证的史料记载,自金代的天会年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移居东北的汉人达1200万左右。近代迁往东北的关内移民,其职业构成呈现多样化的态势,总的看来,以农业移民为主,其次为劳务移民,再次为工商业者。从阶级构成来看,“由中国内部移往东北的居民,大多是一贫如洗的贫民和灾民”,据1925年在大连码头所做的统计,移民大约70%来自农家。因此,他们到达东北后,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多携带眷属和农具等零星杂物。特别是离铁路运输线较远的地区,从事农业的比例更高。”据沈阳难民救济会1927年四五月间的统计,在25,836人中,有20,191人从事与农业有关的职业,占全数的78%;长春难民救济会在同一时间对12,253人的调查,其中务农者为9,284人,占总人数的76%。又据满铁调查课的统计,1927年上半年关内移入东北的总人数为63万人,其中进入北满的有36万人,从事与农业有关工作的为28.8万人,占入北满总人数的80%;在入南满的27万人中,从事农业的为16.2万人,占南满总数的60%;而在全满中,从事农业的为45万人,占入满总数的71%。
从以上诸事实,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以来,移居东北的山东等地的流民基本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背井离乡而移居到东北。既然是生活在最底层,那么他们基本上没有能力接受正宗和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他们带来的文化也不可能是正宗和传统的中原文化,因此这种文化的稳固性和持久性就要大打折扣。那么这种非主流的中原文化遇到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满族文化,一定会受到冲击,甚至是变异。
三 满族文化对汉族文化影响的一点启示
从某种程度上讲,满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所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近300年之久。清朝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这与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是分不开的。虽然满族文化最终还是被汉文化同化了,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被同化不是满文化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满文化采取某种方式影响汉文化,最终变成汉文化的一部分。
由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样的问题:满族文化是被汉文化同化了,但我们不能因为其被同化就对经过历史积淀而成的满族文化彻底抛弃,我们要挖掘满族文化中宝贵的财富。如满族人心直口快、性情刚烈的性格特点;满族人具有组织本位意识、级别意识和注重功绩的组织程序特点;满族人重名声爱面子的人格特点;满族人尚武,喜好引进外族先进文化的包容特点;满族人注重合同、守信誉的诚信特点等等。这些特点只是满族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我们要挖掘和整理的宝贵财富,而这些东西正是我们今天经济至上时代所需要的。
参考文献:
[1] 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 范立君:《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清)吴振臣:《宁古塔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民国)《奉天通志》,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影印版。
[5]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1933年版。
[6] 吕荣寰:《北满与东省铁路》,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1927年版。
[7] 朱:《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12号),1928年。
[8] [日]满铁庶务部调查课:《民国十六年の满洲出稼者》,1927年日文版。
[9] 李治廷:《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薛俊生,男,1968—,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工作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王旭,女,1976—,吉林长春人,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先秦史,工作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高句丽研究中心。
关键词:满族文化 汉文化 影响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东北地区是满族的发源地,从金帝国至清帝国,无论是入主中原的贵族还是留居东北的贵族,都明显大量地吸收了汉文化,并留下了种种繁杂的记录和信息繁衍。其实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都是双向的,所说的同化虽是文化的融合,但“本质上不能等同于文化交流,相对对等、双向互动才是文化交流的本质,同化顶多算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承认中原文化对关东土著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关东土著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特别在民间,满族风俗文化对汉族的影响,甚至一定意义上要胜于汉族对满族的影响,比如生产技术方面便如此。
一 满族文化对东北汉文化的影响
一定地域和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该地方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民俗虽具有社会传承的特性,但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的变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异族文化的渗入,都会使之发生重大变异。汉族流民进入东北后,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虽然对东北原有的土著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中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反受到了满族文化的影响而发生一些变异。
1 对东北语言文字的影响
在满汉人民长期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汉语吸收了大量的满语词语。至今在汉语中,特别是在东北方言中,还活跃着许多满语词汇。如:嘎拉哈(gǎlāhà),指的是部分动物身上的一块腿骨;哈拉巴(hǎlàbā),指的是肩胛骨;嘎肌窝(gǎjǐwō),就是腋窝;卡布裆(kǎbùdāng),指的是裤裆;萨其马(sàqímǎ),指的是一种民间食品;的咕(dīgù),就是“嘟囔”的意思;定嘎巴(dìnggábō),指的是结痂。
作为方言、地名,满语的一部分词语被保留下来,被东北各族人民所接受,成为东北各族人民日常交际中不可缺少的基本词语。这使得满语原来以民族为主的文化特征逐渐转化成以地域为主的文化特征,这一文化迁移现象既是汉族传统文化被异化的表征,也是满汉民族互相融合的历史见证。
2 对东北汉人社会风俗的影响
清军入关之前,从生活习俗角度来看,满人和汉人的差别是比较大的。比如汉族妇女由于受传统礼教的影响,尚保留着缠足的恶习。请军入关后,曾下令禁止妇女缠足。当时清政权下这样的命令不一定是为了把处于男权社会统治下的广大妇女解放出来的目的,同时也没有很好地执行这样的命令,最后不了了之,但这毕竟客观上为后来废止妇女缠足起到了一定作用。从饮食习惯来看,移居东北的汉人由于受满族饮食习惯的影响,开始喜食满族的食品,如黏食、苏叶饽饽、萨其玛、豆面卷子、酸汤子等。而满族的猪肉炖酸菜至今仍是东北人喜欢的一种菜肴。“白肉血肠”则更源于满族先民萨满祭祀中的供品“祭肉”。《宁古塔纪略》载:“将猪肉、头、足、肝、肠收拾极净,大肠以血灌满,一锅煮熟,请亲友列炕上”。这种杀年猪的特殊习俗,至今仍普遍流行于东北城乡。此外,由于东北冬季寒冷,没有新鲜蔬菜,满族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冬季贮藏蔬菜的方法:一是腌酸菜,二是窖藏蔬菜。《奉天通志》记载:“及至秋末,车载秋菘(即秋白菜),渍之瓮中,名曰酸菜;择其肥硕者,藏之窖中,名曰黄叶白”。这种腌酸菜和把新鲜萝卜、白菜下窖贮存的习俗,被关内各省来东北的汉人所接受,几乎到季了家家都要腌酸菜了,窖藏蔬菜至今仍是东北农村在使用的方法。在游艺上,汉人也学会玩“嘎拉哈”和“走百病”。在宗教习俗上,汉人也逐渐接受萨满教和跳神。
3 满族音乐对东北音乐的影响
东北地区能够体现满族音乐特征的艺术形式有东北大鼓、单鼓、二人转和部分汉族民歌。东北大鼓发展的过程,就是汉文化大量融入满族元素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过程,特别是“子弟书”的兴起和传入,对东北大鼓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子弟书也叫清音子弟书,是清代的一种曲艺形式,曾盛行于北京、沈阳等地。因其创始于八旗子弟并为八旗子弟所擅场,故名子弟书,约在乾隆年间开始流传,清末即已衰亡。二人转是具有浓郁东北风格的艺术形式,它兼有说唱和歌舞的特点。从诸多对二人转的研究资料表明,二人转融会了秧歌、民歌、什不闲、单鼓等音乐表演形式,其中也蕴含着较多的满族音乐文化特征。在东北民歌中,汉族民歌分布较广,由于满汉文化交融,曾一度使得满、汉民歌难以分辨。但现在是从大量的汉族民歌中,依然能找出满族民歌的痕迹。
二 满族文化对东北汉人文化影响的原因
满族文化之所以能对东北汉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其实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的。这可以从政治、经济、地域等多方面加以分析。
1 中原政权的软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势迫使北移汉人接受满族文化
在少数民族政权处于强势过程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汉人不得不接受少数民族文化,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从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过程中,都能看到这一特点。比如金代,统治者从关内虏迁大批汉人到东北,这些迁徙到东北的汉人,不少都成为女真人的奴婢。这些被迫成为奴婢的汉人,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信仰以迎合“主人”的喜好。金太宗于天会七年对其领内汉人下胡服髡发之令:“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时金国所命官刘陶守代州,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斩之。后韩常守庆源,耿守忠知解梁,见小民有衣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生民无辜被害不可胜纪。”因此,女真人统治下的汉人在服式、发式、居住、饮食方面都已相当程度的女真化。清政权崛起后,更是采取强力措施统治汉人和影响汉人文化。从对汉人头发的态度,则亦能说明这一点。皇太极时代在征讨过程中清军每到一处,必令该地人民发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从长城口龙井关入边,抵汉儿庄时,“招降汉儿庄官民,俱令发归顺”
无论是金政权,还是清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为加强统治、更好地驾驭汉人,他们都在使用类似“发”这样的高压手段。而汉人为了达到能生存下去或更好地生活下去的目的,必须顺应统治者的意志,调整甚至改变自己原有文化的信仰。
2 清初实行封禁政策,迫使北移汉人必须适应满族文化以求得自身发展
从乾隆年间开始,清政府实行了封禁政策,严禁汉人出关,严禁商船私载移民,并在东北境内“洗街”,清查户口,“凡非土著者,例逐之使归”。清政府这样做的首要目的,就是保证东北这块“祖宗发祥地”的神秘性和不可侵犯性;其次也是为了防止汉人的大量涌入导致这块土地竞争压力过大,进而影响东北满人的生活质量,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不和谐。为此,清廷颁布了封禁东北的法令。据《清高宗实录》记,乾隆五年四月甲午,(兵部侍郎)舒赫德面奉谕旨:“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所关甚重,今彼处聚集民人甚多,悉将地亩占种。盛京地方粮米充足,并非专恃民人耕种而食也,与其徒令伊等占种,孰若令旗人耕种乎!即旗人不行耕种,将地亩空闲,以备操兵围猎,亦无不可。尔至彼处,与额尔图详议具奏。”为加强“满化”,封禁措施规定专设满官治理州县、恢复满族旧俗。满族官员一律要称呼满语姓名,不准改汉姓呼汉名;山海关外州县,没有满语命名的都要翻改满语名字;满人都要学习满语;满族、蒙古、锡伯、巴尔虎佑领下之女,不许和汉人结亲等。在生活习俗上,还强迫汉人仿照满族剃发易服。
尽管清廷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但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流民出关求生的客观趋势是无法阻止的。特别是遇到灾荒之年,“民人多有携眷出关者”。这些出关的汉人,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得不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甚至是文化,以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北移汉人在服饰打扮、饮食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皆有意无意地向满族文化靠近,就不足为奇了。
3 北移汉人所代表的中原文化的非主流性,决定了这种文化的不稳定性
据可查证的史料记载,自金代的天会年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移居东北的汉人达1200万左右。近代迁往东北的关内移民,其职业构成呈现多样化的态势,总的看来,以农业移民为主,其次为劳务移民,再次为工商业者。从阶级构成来看,“由中国内部移往东北的居民,大多是一贫如洗的贫民和灾民”,据1925年在大连码头所做的统计,移民大约70%来自农家。因此,他们到达东北后,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多携带眷属和农具等零星杂物。特别是离铁路运输线较远的地区,从事农业的比例更高。”据沈阳难民救济会1927年四五月间的统计,在25,836人中,有20,191人从事与农业有关的职业,占全数的78%;长春难民救济会在同一时间对12,253人的调查,其中务农者为9,284人,占总人数的76%。又据满铁调查课的统计,1927年上半年关内移入东北的总人数为63万人,其中进入北满的有36万人,从事与农业有关工作的为28.8万人,占入北满总人数的80%;在入南满的27万人中,从事农业的为16.2万人,占南满总数的60%;而在全满中,从事农业的为45万人,占入满总数的71%。
从以上诸事实,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以来,移居东北的山东等地的流民基本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背井离乡而移居到东北。既然是生活在最底层,那么他们基本上没有能力接受正宗和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他们带来的文化也不可能是正宗和传统的中原文化,因此这种文化的稳固性和持久性就要大打折扣。那么这种非主流的中原文化遇到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满族文化,一定会受到冲击,甚至是变异。
三 满族文化对汉族文化影响的一点启示
从某种程度上讲,满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所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近300年之久。清朝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这与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是分不开的。虽然满族文化最终还是被汉文化同化了,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被同化不是满文化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满文化采取某种方式影响汉文化,最终变成汉文化的一部分。
由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样的问题:满族文化是被汉文化同化了,但我们不能因为其被同化就对经过历史积淀而成的满族文化彻底抛弃,我们要挖掘满族文化中宝贵的财富。如满族人心直口快、性情刚烈的性格特点;满族人具有组织本位意识、级别意识和注重功绩的组织程序特点;满族人重名声爱面子的人格特点;满族人尚武,喜好引进外族先进文化的包容特点;满族人注重合同、守信誉的诚信特点等等。这些特点只是满族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我们要挖掘和整理的宝贵财富,而这些东西正是我们今天经济至上时代所需要的。
参考文献:
[1] 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 范立君:《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清)吴振臣:《宁古塔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民国)《奉天通志》,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影印版。
[5]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1933年版。
[6] 吕荣寰:《北满与东省铁路》,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1927年版。
[7] 朱:《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12号),1928年。
[8] [日]满铁庶务部调查课:《民国十六年の满洲出稼者》,1927年日文版。
[9] 李治廷:《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薛俊生,男,1968—,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工作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王旭,女,1976—,吉林长春人,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先秦史,工作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高句丽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