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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州市国土资源局的机关大院里有这么一种说法，说王中法同志是冲着局长的位子来到国土局的。现在谣言已经被粉碎，原局长黄立武已经去了人大，新局长章玉兰下午就要到任，我还是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大家习惯称呼我“双副”），二把手。偶尔有要好的下属在我面前调侃“负负得正”，我就不得不一次次地指出，此“副”非彼“负”。我在这个位子上已经待了三年了。三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对我来说，感受更在后者。
当然，我宁可谣言成为现实。来到国土局之前，我是市委组织部的办公室主任。而且我直接跟着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因为我是办公室主任，为部领导鞍前马后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政治待遇”，不是谁想要为领导服务都有机会的。我跟过两任部长，第一任部长在调任邻近的一个市担任市委专职副书记之前，把我的办公室副主任转了正。第二任部长叫白兴平，是从东山省农业厅副厅长的任上下来的。我跟着白部长一干就是四年。兢兢业业四年下来，白部长就谋划着给我弄一个不仅体面、而且有进一步发展空间的职位。
白部长开始的思路是把我下派到哪个县、区里担任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一条线的，下去工作好开展一些。其时白部长为我的事抓得比较紧，因为五年一个任期，他已经在嘉州待了四年，随时会动。如果要把我派到下面担任组织部长，最理想的就是嘉州市下辖的金先县。金先县是嘉州市下辖县里面经济总量最大的县。
呯，呯……
两声有节制的敲门声惊醒了我，把我从遐想中拉了出来。我放在桌子上的右手竟然毫无缘由地哆嗦了一下，我的脑子也出现了一阵子的眩晕。我下意识地叫了一声，请进。我发出来的竟然是颤音。
进来的人竟然是副局长林晋化。他随手带上门，朝我走来。我想说“欢迎”、“稀客啊”什么的，但是我张了张嘴，竟然没发出声音。我实在感到意外，要知道，在机关里，副职不能随便串副职的门，特别是正职不在单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除非你愿意顶着人家骂你拉帮结派的恶名。
我只能这么想，在新局长到任之前，我临时“主持”局里的工作，其他副职找我商量工作也是正常的，我不好自大地说他们是找我汇报工作。黄立武名义上还是国土局长，要下午组织部的领导陪着他和章玉兰过来，当众宣布任免文件后才算正式卸任。黄立武辛辛苦苦地为市委书记、市长“打工”五年，到头来没能上一个台阶，谋上他梦寐已久的市人大副主任或者市政协副主席，而只能平调到市人大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过渡到退休。就工作岗位而言，“专业”上倒算是基本对口。当然，官到了一定层次上，“专业”倒不是领导们所关心的。所以，黄立武心里有“气”，任了市人大的“城乡委”主任后，就借口那边工作忙，基本上不来国土局了。所以我的临时“主持”是出于无奈，而不是组织部的人来宣布过了。这段青黄不接的时间里，各位副职把能压下的工作都压下了，等着新局长上任。像今天这样林晋化亲自上门，实属罕见。
我從椅子上腾起身，向着来客做了个请坐的手势，嘴里说着，林局长啊，请坐，请坐。又拿了一个纸杯，泡了一杯茶放在林晋化面前。
林晋化本来坐下了，见我泡茶，又站了起来，见帮不上什么忙，又坐下了。他说过谢谢，竟然一下子就拿起纸杯喝茶。他这个有违常识的举动把我搞糊涂了，我忘记了制止他，告诉他水还烫。我是二把手，我今天有点乱，还算情有可原，难道林晋化也琢磨过要当一把手？想到这里，我的脸有些发烫，生怕我的心思被对面的人看穿。但真正被烫着的人不是我，恰恰是我对面的人。他果然被烫着了，慌张地放下纸杯，抿了抿嘴唇说，有点烫。
我画蛇添足地说，水还热。
林晋化瞥了我一眼，坐着品茶，不说话。我就觉得奇怪了，按理说，工作上如有什么事，也不必找我商量啊，下午新局长就到了，难道他是为了下午怎么迎接新局长的事？也不至于，下午组织部领导陪新局长过来，局里只要安排一个会议室就可以了。我分管办公室，昨天下午下班前我已通知办公室主任高宗明今天上午来我办公室一趟，就是安排一下会场，通知一下局里的中层干部，很简单的事。
我只得问道，林局长有事吧？只管直言就是。
哦，林晋化像是没反应过来，又端起纸杯吹了一口泛在水面上的茶叶，说，下午章玉兰局长要到任了，高主任告诉我了。
是的，我说，我们做副职的终于盼来了主心骨。
林晋化一下子又没有了声音。我怕冷场，挑起话题说，章局长到我们国土局，是委屈了。
我这么说是有缘由的。去年底召开了嘉州市第十次党代会，“创新”了一回，常委实行差额选举。候选名单里是12人，金先县委书记章玉兰排在最后面。要从12人里选举产生新的11人常委班子。名单里的人员排列次序是充分体现了组织意图的，既不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序，也不是按照姓氏拼音字母排序。结果也是，章玉兰幸福地陪选了一回。三个月后的市“两会”上，章玉兰被任命为嘉州市国土局局长。从县委书记平调到市级部门一把手，一般人会认为，从省管干部降格为市管干部，基本上宣告了这个人仕途的“死缓”。当然话也不能说死，国土局也是嘉州市直部门里权力比较大的一个，曾经也有局长最后上到了副市长。当然，像没有把握住机会的黄立武这样的倒霉蛋，也正常。章玉兰也许是在国土局过渡呢，市领导的职位暂时没空，也许过一阵子就有了。
我引导得不错，林晋化很快接话说，章局长到国土局，应该是过渡，按她的年龄，一届期满，自然还可以再上个台阶。
我在组织部待过多年，这方面情况比较了解。我就说，这近二十年来，金先县委书记不是升任嘉州市委常委，就是嘉州市副市长，所以不出意外的话，章局长自然也能上去。
话是这么说，我心里却在揣测势头很好的章玉兰为何在仕途上被“耽搁”了一下。如果她不是被放到国土局过渡，浪费几年光阴，而是已经进了市委常委，按她这个年龄，又是女干部，将来谋个正厅也不成问题。而现在，正厅基本上没戏了，副厅也悬着。
林晋化先是肯定了我的观点，话锋一转说，王局啊，我怎么听说章局长要从金先县带了驾驶员和车子过来，但是秘书没带？ 林晋化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自然，林晋化不可能自己跑去给章玉兰做秘书，他是在为他的“爱徒”徐福阳投石问路啊。林晋化原是嘉州市下辖的安昌县国土局局长，据说搭上了当时省国土厅某个重要领导的线，该神秘领导建议嘉州市委把他调到嘉州市国土局任副局长。这样的提拔比较罕见，县里的国土局长一般是就地提拔，在本县解决副县级。徐福阳是林晋化任安昌县局长时的秘书，林晋化到了嘉州市局，把徐福阳也带到了市局，还是在办公室做秘书，但是不能给林晋化做专职秘书了。无论是市局还是县局，按照惯例，都只有局长一人可以配专职秘书，副职可不能托大。实践表明，做了一把手专职秘书的，都能够升到中层副职，运气好的还能升到中层正职。而在办公室里做普通秘书的，只能在仕途上慢慢爬，爬得上去爬不上去还不一定。
很显然，林晋化之所以找我，是因为我不仅是局里的二把手，还直接分管着办公室，在确定新局长秘书人选上有一定发言权。但是，这事说穿了只能由新局长章玉兰自己敲定。
我说，我和林局长一样关心章局长秘书的人选，毕竟，局长秘书名义上只跟着局长一个人，但实际上是我们局长室的集体秘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比一般科室负责人的地位还要重要。
林晋化适时地端出一副笑，恭维道，王局长管这一块，有向章局长推荐的合适人选了吗？如果没有，我想提点建议。
尽管这段时间我心情郁闷，但我偏不能表现出来。而且我還笑眯眯地说，局长秘书人选很要紧，我相信章局长也肯定尊重各位副职的意见，集思广益嘛，林局长但说无妨。
林晋化向我展露了一个感激的微笑，说，我举贤不避亲，我觉得徐福阳可以考虑，他有这方面的经验，在安昌县局为我服务多年，工作表现非常出色，工作能力有目共睹，而且他年轻，精力充沛，干劲十足，这一点也很重要，而且他老婆孩子在一个学校，老婆教书，孩子才刚上小学，他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专心致志为领导服务。
我说，我还以为徐福阳是一个人跑到嘉州来的。
开始是一个人，他老婆是小学老师，现在也调到嘉州市区的学校了，我出了一点力。林晋化谦虚地解释说。
我郑重地点头说，我完全赞同林局长的意见，如果有机会，我会重点向章局长推荐，当然啦，最后拿主意的还是章局长本人，林局长自己也要露露面，说个话。
林晋化几乎是开心地笑了，他也许没料到事情会如此顺利，他一开口我就答应他的请求了。他说，谢谢王局长，徐福阳……
呯，呯，呯……
突然响起的敲门声打断了林晋化的话，他见好就收地站了起来，说，领导工作忙，我先告辞了。
我断定门外的人是高宗明，我来到国土局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办公室主任，敲门一向是敲三下。我连忙挽留说，林局长只管坐，是高宗明，我叫他过来议一下下午的事，让他在外头等一会儿就是。
但是林晋化觉得目的已经达到，摆手说，下午的事重要，我不多打搅了。
我也只得站起来，但林晋化往下一压手，意思是不用送了。
林晋化出了门，进门的却是办公室的文书夏伊蔓，她在我办公桌上放下一摞报纸就走了。我愣是没反应过来，高宗明什么时候把他的敲门习惯传宗接代下去啦？
林晋化来得早，我刚从食堂吃了早餐回到办公室，他就找上门了。但在这个事上，我还真不能在章玉兰面前替他说话，或者说替他的爱徒说话，因为我另有“受托”。而且由于“委托人”的显赫身份，可以说是“重托”。
显赫的委托人，就是下午我将要见面的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彭庆元。我在组织部担任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彭庆元是分管办公室的副部长，是我的顶头上司。虽然我把主要精力用在“对付”白兴平部长，但是该向彭庆元请示、汇报的，自然也不会落下。那时彭庆元还有一个虚职，正县级组织员。我感觉得出来，他努力要把这个虚职弄成实的。果然，在白兴平把我弄到国土局坐第二把交椅的第二年，原来的常务副部长去了政协做秘书长，彭庆元就顺势而上，做了常务。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就是名正言顺的正县级。我第一时间打电话向他表示了祝贺。
白兴平安排好了我的事不久，他自己的事也有着落了，却不是他自己料想的那样，回省农业厅当厅长，而是就地当了嘉州市委专职副书记，还是个副厅级。白兴平就地安排，就显得三年前我执意来到国土局是失算了。如果三年前我按照白兴平最初提议的，去了金先县任常委、组织部长，三年下来，只要白兴平稍微动点心思，我基本上就会被提拔到金先县的专职副书记。从实践来看，县、区的专职副书记比较容易就地安排为政府一把手。那么我梦寐以求的正县级也就解决了。
而现在呢，在国土局这样的大局里，我虽然名义上是二把手，但是说实在话，任何一个单位里，一把手的地位太显赫了，所有的副职都显得无足轻重，彼此之间也分不出高下。三年前我赴任国土局，白兴平部长亲自送我到任，不仅史无前例，恐怕也是后无来者。规格之高，已经坏了官场“规矩”。像下午章玉兰赴任，就是常务副部长彭庆元陪着来。
当时黄立武主持召开局党组会议，专门研究班子分工问题。黄立武觉得我是白部长亲自送过来的宝贝，所以会前拟订的方案是准备让我挑大梁的，相当一部分重要科室要划到我名下分管。但是到了会上，其他副局长寸土不让，黄立武也显得无能为力了。最后几位业务副局长只让出了四个相对次要的科室，纪检组长郑伟宝让出了办公室，会议才算有了结果。
黄立武确定要走，新局长还没有眉目的时候，我征求白兴平副书记的意见。他说，国土局不是一般的局，要书记、市长点头才行，你如果愿意去别的单位任一把手，我会留意，但也不一定会一步到位。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希望不大，不要说我国土工作的资历尚浅，二十年来，什么时候见过嘉州市国土局局长是从副局长中提拔的？他们可都是从别的单位一把手任上平调过来的。这叫做“以史为鉴”。
但马上让自己缴械投降，也不是我的风格。刚好有个部门领导召集的饭局，邀请的人里面有彭庆元和我。饭后，我邀请彭庆元去了一个朋友开的精致茶室。他告诉我，首先要明确大方向，即黄立武走了以后，新局长是从局里面考虑还是在全市范围内考虑，这一点组织部无权建议。只能等书记、市长交代下来是在局内还是局外，组织部才能在相应的范围内组织考察。如果交代下来是在国土系统内部，组织部就会全力向市委举荐你，我相信白兴平副书记也是这个意思。 我从去年底的市党代会，到今年春的市“两会”，开始是关注是否有新局长人选浮出水面，即我自己是否还有一丝希望。后来是关注我将与谁共事，即我渐渐“认命”了，继续做“二把手”。直至在市“两会”前夕最终确定章玉兰过来。
我开始考虑白兴平的建议，即离开国土局，到别的部门重新寻找机会。在国土局履职的几年，别的没有，就算是增添了一点资质和经验吧。
我的屁股在大大的真皮椅子上面扭了扭，又幅度很小地伸了个懒腰，宽宽的椅背就夸张地来回晃动。以往我伏案阅读很久的时候也是这么放松的，但今天不同，我脑子里除了胡思乱想，什么正经事都还没有考虑过。但是身体一动，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眼前，想到了刚刚离去的林晋化，也想到了彭庆元交代给我的重要任务。
上个月，省委书记在嘉州市视察。其时市“两会”还没有开，市人大常委会已经任命黄立武为市人大“城乡委”主任。他难得地一身兼了两职，因为他的市国土局局长职务暂时还在。他的局长职务“免去”与新局长任命，市里决定放在随后召开的市“两会”上。有一个时间差。
省委书记一走，市委就召开了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传达贯彻省委书记在嘉州市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直部门一把手自然参加，但是黄立武借口刚接手市人大“城乡委”工作，忙得脱不开身，不肯去坐在写着“国土局”牌子的位置上。我硬着头皮坐到了那个显摆的位置上。去了以后，我发现自己与彭庆元坐在一排，他前面的牌子上写着“市委组织部”，他代表组织部。部长是市领导，坐在台上。我与彭庆元中间隔着另外一个部门的领导。
散会后，彭庆元向我打招呼：中法同志，“主持”国土工作还顺利吧？
我自然知道彭庆元是在开玩笑，显然，他也听说了黄立武在闹情绪。我也半开玩笑说，“主持”工作很顺利，市委什么时候把我转正？
彭庆元安慰说，你还年轻，对了，金先县委书记章玉兰转任嘉州市国土局局长，这一批人事名单，市委已正式提交给市人大，要在接下来的市“两会”上过一下。
我说，从省管干部到市管干部，不是掉价了吗？
彭庆元轻描淡写地说，凡事都可以变通，你受组织部培养多年，谁规定省管干部就不可以暂时担任嘉州市重要市直部门的一把手？
这么说，章玉兰仍然是省管干部？我这个老“组织”，也有點吃不准了。
看我迷惑的样子，彭庆元说，不管可以不可以，是还没有明确。
我更加晕了。
彭庆元言归正传了，说，国土局是不是有个叫南光泽的秘书？
我点着头，同时把耳朵竖了起来。南光泽和徐福阳一样，目前也是市国土局办公室里的普通秘书，而且南光泽资历更浅，是前年才通过公务员考试招进来的。但他的学历是全日制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徐福阳和其他秘书好像都应该只是本科学历。
彭庆元问道，听说南光泽是全日制毕业出来的中文硕士，工作表现、工作能力怎么样啊？
彭庆元这句话本身很中性，没有感情色彩，但是他在我面前把这个人提出来了，就不可能是“中性”的了。我肯定地说：南光泽是市国土局秘书中惟一的硕士生，而且还是科班出身，不像有些人是在职读过来的，从将近两年时间的工作表现来看，工作表现出色，工作能力出众，当然，年轻人嘛，一定要给他磨练的机会。
彭庆元说，要给年轻人创造机会，这个很重要。
我故作神秘地说，彭部长，你知道南光泽写的材料为什么那么快得到各位局领导的认可吗？
彭庆元说，应该是文字功底深厚，又能够自觉学习国土业务知识，两者相结合，写出的材料自然有血有肉。
我说，彭部长分析得精辟，但是南光泽还有一个绝招，恐怕不是彭部长能想象得到的。
哦？彭庆元好奇心上来了，问，写材料主要靠积累嘛，还能有绝活？
我说，南光泽写材料，不仅身体力行“性感”理论，而且还在其他秘书中大力宣扬，试图发扬光大，所以风声传到了我耳朵里。
什么理论？彭庆元清楚地听到了我的话，但显然不能肯定自己听到的内容。
我回答说，南光泽主张，在领导的讲话稿里要多写“性”的东西，比如必要性、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等等，也要多写“感”的东西，比如使命感、责任感、危机感、紧迫感、荣誉感等等，这样“性感”的材料不仅领导喜欢，而且念出来朗朗上口，台下的人也喜欢听啊。
彭庆元哈哈大笑。随即抬手抹了一下嘴巴，把笑声抹掉。他笑容可掬地说，怪才，歪才，旁门左道嘛，不过正好说明了他没有被学校里的八股教条束缚住，既然是人才，中法同志你就要量体裁衣、量才而用。
我说，章玉兰局长到任后，我会推荐南光泽担任她的秘书。
彭庆元却说，这可是你说的啊，我知道国土局的办公室归你分管，我不干涉国土局的内政。
我说，但主意最终还得章玉兰局长自己拿。
彭庆元马上说，我明白，我明白，不能让中法同志独揽大权嘛。
彭庆元的用意是和尚头上的虱子，寻求“双保险”，他在外面用力（直接给章玉兰打招呼），里面又有分管局领导极力推荐。章玉兰想不用南光泽，还真的需要掂量掂量。
在这种情况下，林晋化或者说徐福阳，基本上已经没有机会了。
新局长还没有到任呢，他们都已经乐此不疲地活动开了。我突然很羡慕这些年轻人，朝气蓬勃，有奋斗目标，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们的前途存在无数的可能性。而我呢，谁解我心头愁苦？空有理想，却不知何处着力。我攥紧了拳头，却不知砸向何方。再徘徊几年，我所谓的年龄优势也将荡然无存。更加可悲的是，此刻，我还得收拾起万般凄凉的心境，强颜欢笑，带领国土局其他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迎娶”下午过门来的“新娘子”章玉兰。
高宗明在我对面坐下，瞅了一眼我桌子上的烟缸。我就说，你想要抽烟就只管抽，我开窗户就是了。我说着，就欠过半个身子，推开了一扇窗户。 高宗明烟瘾大，作为国土局的大内总管，事杂且多，难免劳心苦力，抽烟也许可以舒缓他疲惫的神经。我不抽烟，但我办公桌上和茶几上也各摆着一个烟缸，就是为客人准备的。高宗明卻不领受我的好意，咽了一下口水，说，谢谢领导，我熬不住了再抽。
我突然很想抽烟，说，给我来一支。
高宗明明显地吃了一惊，随即善解人意地说，是啊，是啊，王局好学，什么都要学一点。
我接过了高宗明递过来的烟，并任由他帮我点上。高宗明自然乐得陪我来一支。
香烟有点辣口，我喉咙里还有点痒。我开始憋着，但还是呛口，连连咳嗽。待气理顺了，我苦笑说，好的坏的都要学一点。
高宗明基本上不在我办公室里抽烟。我知道那多半是我们之间存在“距离”的缘故。我分管他三年，也曾试图与他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但我伸出的触角神经末梢反馈过来的信息是，这个事情有难度。按照时下的一个说法，高宗明与我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所以，他一般是宁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先抽足了烟再过来。
高宗明意味深长地说，刚才林晋化副局长来过啦……
他这话说得平平淡淡，我甚至搞不清楚这是一句陈述句还是疑问句。我就说，来过了，说了一下下午的事。
趁他还没有答话，我撇开话题说，夏伊蔓传承了你的优良传统。
什么？高宗明一时回不过神来。
我说，刚才她送报纸过来，听敲门声，我还以为是你。
高宗明略微有些尴尬，讪笑着说，净不学好的，偏学这个。
我说，好的做法就值得推广，你不要谦虚。我举了一下手里的烟，自以为俏皮地说，比如抽烟。
高宗明故作夸张地哈哈大笑，却扫了一眼堆满我半张桌子的各式文件资料，无话找话地说，我国政府就是一个文件政府，哪天没有红头文件出台过？我看国土部今年的文件已经编到了两百多号……
好了，好了，我打断他说，我们的章局长要到任了，昨天下午快下班时小韩打电话来，说今天下午彭部长和他要送章局长到国土局赴任，他们要先送发改委的主任赴任，到我们这里大概三点半左右，不会超过四点。
高宗明自然知道我所说的“小韩”，就是组织部干部一科的科长韩招远。高宗明说，昨天下午我接了你的电话，已经通知各位副局长，上午一上班，马上群发短信通知中层干部们了。
我说，小事情你安排就是了。
那我们这边会务怎么安排，韩科长有没有具体指示？
我说，你问的问题我也问过小韩，这小子滑溜得很，反问我国土局怎么安排他怎么知道，你看，你看，我离开组织部也还没几天。
如果我说得没错的话，高宗明说，王局您离开组织部的时候，韩招远，不，韩科长还是干部一科的科员吧？人走茶凉啊。
我本是在高宗明面前摆谱，表明我是“老组织”了，也顺便表扬韩招远，仅用了三年多时间就从科员上到副科长，再上到科长。不料反被高宗明讽刺了一把。
我轻轻地敲了一下桌子说，我们研究一下这个会怎么安排。
把戴科长唤过来吧，高宗明出主意说，他有经验。
戴九江是人事教育科科长。我觉得找不找他商量这个事都说得过去。找他的理由是，他这个科长与“人事”沾点边；不找他的理由是，他这个科长仅与国土局里面的“人事”有关，管不到局领导。仅仅会务安排，办公室就够了。我就说，我看没必要，我们议一下就可以了。
高宗明愣了一下，随即醒悟，如果把戴九江叫过来，那么也要把分管人教科的纪检组长郑伟宝叫过来。而两位局领导坐一起商量事情，加上两位科长（主任），一般总得搞一个小会议室。如果以我的名义直接把郑伟宝招到我的办公室，我是不是有把自己当成一把手的嫌疑？
那黄局长那边？高宗明试探道。
这个小韩倒是说了，黄局长他们会通知的。
高宗明明白了，也就是说，组织部会通知黄立武参加这个会。这边会怎么安排，已经和他没有关系。
高宗明装作小心翼翼，实则是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按照惯例，历届局长的宣布任命，我们局里基本上是局领导班子与中层正职、副职参加，但是有一次局长过来，中层也只有正职参加。
我说，这次中层副职也参加。
高宗明说，那就1号会议室？
国土局科室多，中层干部也多，加上局领导，加上下午的客人，那就是五十来人的规模，那就只能放国土局最大的会议室，也就是1号会议室。
我说，就1号。
我觉得也就是1号，高宗明表示赞同说，昨天下午我和各位局领导说的就是1号。
我表扬了他一句，不错，我们想到一处了。
那会场怎么摆，是座谈式还是主席台式？
我觉得高宗明简直弱智，如果他不是故意这样说。我懒得计较，说，领导坐台上，台上摆四个人的人名牌：彭部长、韩科长、黄局长、章局长，其他人我看就不要了，你觉得呢？
高宗明说，除了黄局长、章局长，其他局领导都坐下面吗？
高宗明的意思是，他也觉得其他局领导应该坐下面，但如果其他局领导里面有谁心里不爽呢？而现在如果是我拿的主意，就不关他的事了。
我想想还是不放心，问道：你准备怎么摆四位领导的牌子？
我递给他一张纸与一支笔。
高宗明负责安排过国土部、省国土厅领导的会务接待，那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次数连他自己都记不上来了。至于人名牌怎么摆，那一套规则他应该早就谙熟于心。但是前面的事下来，我觉得还是一并都摆明了讲比较好，免得万一出错，他又故意装弱智。
高宗明抓起笔迅疾地写下四个字，递过来说：王局，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看着纸，按照字从左到右的顺序念过去是：黄、彭、章、韩。
四位领导是面向大家坐的吧？我作了个手势，合拢的双手向两边分开。
是的。高宗明肯定地回答。 那就是说，黄坐在彭的右边，章坐在彭的左边？
是的，高宗明还是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还是弄不明白我要说什么。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我盯着高宗明的眼睛，认真地问。
高宗明摇头。
我不与他兜圈子了，直白地问，黄局长大还是章局长大？
高宗明不明其意，只得含糊地说，一样大，都是正县级。
那国土局这么多副局长，开会都挤在一张椅子上吗，总有个先来后到是不是？
高宗明一下子开窍了，连忙说，王局，我错了，左边为大，应该是黄局长。
高宗明以检讨的语气说道，王局，真是对不起，本来我以为章局长是今天的主角，应该坐在彭部长的左边，你看，原来次序是章局长坐在彭部长与韩科长的中间，体现着组织部对新任领导干部的呵护和信任，而黄局长只是个配角，现在看来不对啊，今天真正的主角应该是黄局长。
你又错了，我和颜悦色地开导道，今天的主角当然还是章局长，但你想，既然大家都知道她是主角了，她有必要非把自己突出在主角的位置上吗？而黄局长呢，在任免文件宣读之前，他还是主角，你说彭部长是先坐下来再宣读文件呢，还是先站着宣读完文件再坐下来？
我又说，黄局长毕竟是最后一次坐在国土局的会议室里了，你觉得呢？
是的，是的，高宗明点头说，谢幕演出。
我目送着高宗明出了办公室，突然就觉得自己获得了某种解脱，推开椅子站了起来，双手撑过头顶，伸了个惬意的懒腰，还左右扭摆了几下身子。目光不经意间就斜到了楼前的院子里，公务员们正三五成群地往食堂的方向走去。食堂在办公楼前面的一座两层矮楼里的二楼，一楼是医务室和乒乓球室。公务员们去食堂要穿过院子，上一段楼梯。
我没有胃口，但是我不能不吃饭，以免下午坐在会场里肚子里像猫挠痒一样。被人看见了，还以为我对没有当上一把手闹情绪呢。那不好。我告诫自己，我真的没有闹情绪。
饭点一到，这些公务员们就急哄哄地奔赴食堂。我平时有事没事都拖上半小时，也就是就餐时间快结束的时候去食堂。我发现所有的局领导在这一点上都非常自觉，以体现自己的日理万机。其实谁心里都明白，哪有那么多的事。不过，局领导去得迟，不用担心没有饭菜，食堂里会专门为我们留着。有一次出了点事，一个没有任何职位的干部因外出办公事，回来过了饭点，看见食堂里还有几个盛满饭菜的托盘，但是服务员不给，大闹了一场。他明知道这是给日理万机的局领导们留着的，还在食堂里指桑骂槐，真是不地道，也难怪他提不起来。当然，闹就闹了，局党组也不会拿这个干部怎么样，领导肚子里能撑船。
我不仅要正常吃中饭，我还突然决定，要一改往日的作风，现在，立刻，马上去食堂吃饭。我要给同事们一个信号，我，“双副”王中法，不仅没有闹情绪，而且胃口还很好。
我感觉自己是飘到了食堂。一路上，我一反常态主动和众多的下属打招呼，弄得很多人一脸的莫名其妙。招呼打是打了，到了食堂，我已经想不起来一路上都和谁打过招呼了。只记得，有一个科长平时喜欢开玩笑的，大概是诧异于我今天“提早”到食堂吃饭，竟然欢呼雀跃道，欢迎领导亲自到食堂用餐，今天的食堂高朋满座蓬荜生辉。
食堂就餐区有一张圆桌，是给局领导们用的，其余的都是长方形桌子。我打菜的时候考虑，今天能不能“混”到普通干部里吃一次，以体现我的平易近人，或者说是和群众打成一片。但是我手里端着托盘，从取菜窗口转身，面对一众“吃客”的时候，发现没有一个人朝我微笑，或者有任何和我打招呼的企图，更加没有人举手相邀我坐到他们中间去。我的心凉了半截，乖乖地去坐那张惟一的圆桌。目前还只有我一个人。
我今天的胃口果然好，很快把托盘里的菜吃光了。自始至终我总觉得今天的菜和平时有点不一样，但是我没有细想，只管吃，吃，吃。及至我拿着空托盘起身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还没有去打饭。我恨不得自己化成一阵烟从窗口飘走。因为我想起刚才为何周边那么多诧异的目光。这些目光的主人有的是要找桌子坐下来吃饭，有的是吃好了饭要回去，他们都要路过我边上的通道。
我得庆幸我来得早，圆桌上还只有我一人就餐。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一开始圆桌上就有人提醒我，我忘记打饭了，我也就不用招致后面那么多的目光，这是些类似于看精神病人的目光。
我不好意思再去窗口要飯，此时再去，我颜面已经荡然无存，与街面上的“要饭”已经没有区别。别的不说，还得遭受在窗口给干部们盛菜打饭的“叔叔阿姨们”的嘲笑，虽然他们不会当面爆笑。
我干脆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把托盘送去传送带上，半饥不饱地从食堂灰溜溜地出来了。我下楼梯的时候，习惯性地一拍口袋，口袋空空，我意识到手机落桌子上了。我不知啥时养成的习惯，吃饭、开会的时候都把手机摆在眼前的桌面上。手机在视线之内，我才有一种安全感。我只能折身回去拿手机，饭可以不吃，手机不能不拿回来。
手机还在桌子上。我倒也没多少欣喜，因为我相信不会丢，所以本来也没有多少惊慌。这是在单位食堂里，不是在外面的快餐店里。我怕在这个短暂的几分钟里，有人联系过我，不管是电话还是微信。于是我边走边查看手机。这个年代，没有几个人不是低头族了。低头族又能怎么样呢，不要走着走着走到河里去就是了。我真不是胡说八道，前个月，嘉州电视台晚间新闻里播出一个新闻，配视频画面。金先县一个年轻女子边走路边低头玩手机，她走在河边的一条水泥路上，可能是她眼角的余光帮助她成功地避开了一棵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榕树，但是她扭转身子的时候方向搞错了，身子蹦跳着朝岸边晃荡而去，那姿势从后面看就像是一只跳舞的天鹅。然后她一脚踩空，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的同时，手机也高高地飞了出去……主播说，由于当时岸上有人，年轻女子很快被人救了起来，但是苹果手机在河里泡坏了。主播提醒观众朋友们，走路不玩手机，玩手机不要走路……
当我意识到自己一脚踩空的时候，我脑子里转过的第一个念头是抓住楼梯的扶手。我走在楼梯靠右一侧，不巧的是，我的右手刚好拿着手机，是的，也是害人的苹果。于是我迟疑了一下，因为我考虑着是先把手机交给左手，还是拿着手机的右手直接去抓在可抓距离之内的楼梯扶手，如果是后者，手机势必会像砖头一样被我拍在坚硬的楼梯扶手上，或者在我的手掌心拍上楼梯扶手之前，手机已经像我在电视里看到的那样，从女子的，不，从我的手里高高地飞了出去…… 最终的结果是，我像一个皮球那样从楼梯上骨碌碌地滚下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的脑子没有被撞坏，而且身上暂时也没有哪里疼痛，更加没有见血。我只是想要站起来的时候，感觉膝盖有点酸酸的，刚刚直起来的身子又不由自主地矮了下去。
两位我不大认识的干部——也许是认识的，是我脑子撞坏了，一时没有认出他们；但是他们肯定认识我，恭敬地叫唤着“王局”——一左一右搀扶着我去医务室。却吃了个闭门羹，医务室的门被锁了。不过才过了一两分钟，医务室值班的医生就从食堂被人唤了回来。
我的裤子被捋起，发现一只膝盖被撞乌青了。医生吩咐人去食堂拿冰块给我冷敷。医生试探地按我的背的时候，我的脊柱一阵钻心地痛，冷汗也冒了出来。医生紧张了，向我解释说，王局，我平时主要看内科，我建议我们立即去大医院拍片检查。我立即否决说，下午新局长过来，我怎能走得开？
嘴上这么说，我心里却是欣喜，也许不用出席下午的“迎新会”了，而且理由充分。但我随即又想，不怀好意的人会说我使“苦肉计”，故意让新来的一把手难堪。那么我该强撑着病体出席迎新会？问题是，如果我这样做了，又有人会说闲话，说王中法摔成那样了，还舍不得放弃出现在场面上，是不是惟恐天下人遗忘他啊？他还真的把自己当一把手了，好像地球离开了他就会停止转动一样……
我虽然否决了医生的建议，但是态度并不坚决，医生再次建议我立即去大医院。边上的人看我痛苦模样，也纷纷附和。我觉得应该要给高宗明打个电话，也许他还不知道我“出事”了。这时候，我意识到我的手机又丢了，至于是不是像电视里那个女的那样，手机从她的手里高高地飞出去，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奇妙的事发生了，就像我的心灵感应一样，高宗明的脑袋从人群后面冒了出来，随即他的手也冒了出来，他高举着的手里握着一部手机。
高宗明挤到了我的跟前，半蹲着身子，把手机递给我，又关切地问，王局没伤着身子吧？医生！医生自然认识高宗明，医务室的后勤保障就是由办公室负责。醫生也蹲下身子，说，高主任，我建议王局立即去大医院检查，我问了目击者，王局是背部先着地的。
好像是呼应医生的话，我的背部又是一阵剧痛。我不由得皱紧了眉头。高宗明看在眼里，满脸关切，果断地说，立即去医院，医生你照顾着王局，坐我的车。医生说，要不要叫救护车？我正要制止，高宗明却像我那肚子里的蛔虫，说道，不用，王局要低调，救护车呼啸着开进国土大院，叫下午的新局长怎么想？
高宗明说话的时候微微斜视着我，明察秋毫的我捕捉到了他嘴角边的一丝嘲讽，对他的话形成了一道注解。本来他只要告诉医生不用叫救护车即可，却节外生枝地把下午的新局长扯了进来。挤在医务室里我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十几号人马，或许还听出了更深层次的意味：哦，做不了一把手的双副，是要给新来的一把手制造血光之灾……
我背部的疼痛更加剧烈了，像是有人拿锥子在钻我的脊椎，并且深入骨髓……
责任编辑：刘照如
当然，我宁可谣言成为现实。来到国土局之前，我是市委组织部的办公室主任。而且我直接跟着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因为我是办公室主任，为部领导鞍前马后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政治待遇”，不是谁想要为领导服务都有机会的。我跟过两任部长，第一任部长在调任邻近的一个市担任市委专职副书记之前，把我的办公室副主任转了正。第二任部长叫白兴平，是从东山省农业厅副厅长的任上下来的。我跟着白部长一干就是四年。兢兢业业四年下来，白部长就谋划着给我弄一个不仅体面、而且有进一步发展空间的职位。
白部长开始的思路是把我下派到哪个县、区里担任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一条线的，下去工作好开展一些。其时白部长为我的事抓得比较紧，因为五年一个任期，他已经在嘉州待了四年，随时会动。如果要把我派到下面担任组织部长，最理想的就是嘉州市下辖的金先县。金先县是嘉州市下辖县里面经济总量最大的县。
呯，呯……
两声有节制的敲门声惊醒了我，把我从遐想中拉了出来。我放在桌子上的右手竟然毫无缘由地哆嗦了一下，我的脑子也出现了一阵子的眩晕。我下意识地叫了一声，请进。我发出来的竟然是颤音。
进来的人竟然是副局长林晋化。他随手带上门，朝我走来。我想说“欢迎”、“稀客啊”什么的，但是我张了张嘴，竟然没发出声音。我实在感到意外，要知道，在机关里，副职不能随便串副职的门，特别是正职不在单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除非你愿意顶着人家骂你拉帮结派的恶名。
我只能这么想，在新局长到任之前，我临时“主持”局里的工作，其他副职找我商量工作也是正常的，我不好自大地说他们是找我汇报工作。黄立武名义上还是国土局长，要下午组织部的领导陪着他和章玉兰过来，当众宣布任免文件后才算正式卸任。黄立武辛辛苦苦地为市委书记、市长“打工”五年，到头来没能上一个台阶，谋上他梦寐已久的市人大副主任或者市政协副主席，而只能平调到市人大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过渡到退休。就工作岗位而言，“专业”上倒算是基本对口。当然，官到了一定层次上，“专业”倒不是领导们所关心的。所以，黄立武心里有“气”，任了市人大的“城乡委”主任后，就借口那边工作忙，基本上不来国土局了。所以我的临时“主持”是出于无奈，而不是组织部的人来宣布过了。这段青黄不接的时间里，各位副职把能压下的工作都压下了，等着新局长上任。像今天这样林晋化亲自上门，实属罕见。
我從椅子上腾起身，向着来客做了个请坐的手势，嘴里说着，林局长啊，请坐，请坐。又拿了一个纸杯，泡了一杯茶放在林晋化面前。
林晋化本来坐下了，见我泡茶，又站了起来，见帮不上什么忙，又坐下了。他说过谢谢，竟然一下子就拿起纸杯喝茶。他这个有违常识的举动把我搞糊涂了，我忘记了制止他，告诉他水还烫。我是二把手，我今天有点乱，还算情有可原，难道林晋化也琢磨过要当一把手？想到这里，我的脸有些发烫，生怕我的心思被对面的人看穿。但真正被烫着的人不是我，恰恰是我对面的人。他果然被烫着了，慌张地放下纸杯，抿了抿嘴唇说，有点烫。
我画蛇添足地说，水还热。
林晋化瞥了我一眼，坐着品茶，不说话。我就觉得奇怪了，按理说，工作上如有什么事，也不必找我商量啊，下午新局长就到了，难道他是为了下午怎么迎接新局长的事？也不至于，下午组织部领导陪新局长过来，局里只要安排一个会议室就可以了。我分管办公室，昨天下午下班前我已通知办公室主任高宗明今天上午来我办公室一趟，就是安排一下会场，通知一下局里的中层干部，很简单的事。
我只得问道，林局长有事吧？只管直言就是。
哦，林晋化像是没反应过来，又端起纸杯吹了一口泛在水面上的茶叶，说，下午章玉兰局长要到任了，高主任告诉我了。
是的，我说，我们做副职的终于盼来了主心骨。
林晋化一下子又没有了声音。我怕冷场，挑起话题说，章局长到我们国土局，是委屈了。
我这么说是有缘由的。去年底召开了嘉州市第十次党代会，“创新”了一回，常委实行差额选举。候选名单里是12人，金先县委书记章玉兰排在最后面。要从12人里选举产生新的11人常委班子。名单里的人员排列次序是充分体现了组织意图的，既不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序，也不是按照姓氏拼音字母排序。结果也是，章玉兰幸福地陪选了一回。三个月后的市“两会”上，章玉兰被任命为嘉州市国土局局长。从县委书记平调到市级部门一把手，一般人会认为，从省管干部降格为市管干部，基本上宣告了这个人仕途的“死缓”。当然话也不能说死，国土局也是嘉州市直部门里权力比较大的一个，曾经也有局长最后上到了副市长。当然，像没有把握住机会的黄立武这样的倒霉蛋，也正常。章玉兰也许是在国土局过渡呢，市领导的职位暂时没空，也许过一阵子就有了。
我引导得不错，林晋化很快接话说，章局长到国土局，应该是过渡，按她的年龄，一届期满，自然还可以再上个台阶。
我在组织部待过多年，这方面情况比较了解。我就说，这近二十年来，金先县委书记不是升任嘉州市委常委，就是嘉州市副市长，所以不出意外的话，章局长自然也能上去。
话是这么说，我心里却在揣测势头很好的章玉兰为何在仕途上被“耽搁”了一下。如果她不是被放到国土局过渡，浪费几年光阴，而是已经进了市委常委，按她这个年龄，又是女干部，将来谋个正厅也不成问题。而现在，正厅基本上没戏了，副厅也悬着。
林晋化先是肯定了我的观点，话锋一转说，王局啊，我怎么听说章局长要从金先县带了驾驶员和车子过来，但是秘书没带？ 林晋化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自然，林晋化不可能自己跑去给章玉兰做秘书，他是在为他的“爱徒”徐福阳投石问路啊。林晋化原是嘉州市下辖的安昌县国土局局长，据说搭上了当时省国土厅某个重要领导的线，该神秘领导建议嘉州市委把他调到嘉州市国土局任副局长。这样的提拔比较罕见，县里的国土局长一般是就地提拔，在本县解决副县级。徐福阳是林晋化任安昌县局长时的秘书，林晋化到了嘉州市局，把徐福阳也带到了市局，还是在办公室做秘书，但是不能给林晋化做专职秘书了。无论是市局还是县局，按照惯例，都只有局长一人可以配专职秘书，副职可不能托大。实践表明，做了一把手专职秘书的，都能够升到中层副职，运气好的还能升到中层正职。而在办公室里做普通秘书的，只能在仕途上慢慢爬，爬得上去爬不上去还不一定。
很显然，林晋化之所以找我，是因为我不仅是局里的二把手，还直接分管着办公室，在确定新局长秘书人选上有一定发言权。但是，这事说穿了只能由新局长章玉兰自己敲定。
我说，我和林局长一样关心章局长秘书的人选，毕竟，局长秘书名义上只跟着局长一个人，但实际上是我们局长室的集体秘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比一般科室负责人的地位还要重要。
林晋化适时地端出一副笑，恭维道，王局长管这一块，有向章局长推荐的合适人选了吗？如果没有，我想提点建议。
尽管这段时间我心情郁闷，但我偏不能表现出来。而且我還笑眯眯地说，局长秘书人选很要紧，我相信章局长也肯定尊重各位副职的意见，集思广益嘛，林局长但说无妨。
林晋化向我展露了一个感激的微笑，说，我举贤不避亲，我觉得徐福阳可以考虑，他有这方面的经验，在安昌县局为我服务多年，工作表现非常出色，工作能力有目共睹，而且他年轻，精力充沛，干劲十足，这一点也很重要，而且他老婆孩子在一个学校，老婆教书，孩子才刚上小学，他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专心致志为领导服务。
我说，我还以为徐福阳是一个人跑到嘉州来的。
开始是一个人，他老婆是小学老师，现在也调到嘉州市区的学校了，我出了一点力。林晋化谦虚地解释说。
我郑重地点头说，我完全赞同林局长的意见，如果有机会，我会重点向章局长推荐，当然啦，最后拿主意的还是章局长本人，林局长自己也要露露面，说个话。
林晋化几乎是开心地笑了，他也许没料到事情会如此顺利，他一开口我就答应他的请求了。他说，谢谢王局长，徐福阳……
呯，呯，呯……
突然响起的敲门声打断了林晋化的话，他见好就收地站了起来，说，领导工作忙，我先告辞了。
我断定门外的人是高宗明，我来到国土局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办公室主任，敲门一向是敲三下。我连忙挽留说，林局长只管坐，是高宗明，我叫他过来议一下下午的事，让他在外头等一会儿就是。
但是林晋化觉得目的已经达到，摆手说，下午的事重要，我不多打搅了。
我也只得站起来，但林晋化往下一压手，意思是不用送了。
林晋化出了门，进门的却是办公室的文书夏伊蔓，她在我办公桌上放下一摞报纸就走了。我愣是没反应过来，高宗明什么时候把他的敲门习惯传宗接代下去啦？
林晋化来得早，我刚从食堂吃了早餐回到办公室，他就找上门了。但在这个事上，我还真不能在章玉兰面前替他说话，或者说替他的爱徒说话，因为我另有“受托”。而且由于“委托人”的显赫身份，可以说是“重托”。
显赫的委托人，就是下午我将要见面的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彭庆元。我在组织部担任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彭庆元是分管办公室的副部长，是我的顶头上司。虽然我把主要精力用在“对付”白兴平部长，但是该向彭庆元请示、汇报的，自然也不会落下。那时彭庆元还有一个虚职，正县级组织员。我感觉得出来，他努力要把这个虚职弄成实的。果然，在白兴平把我弄到国土局坐第二把交椅的第二年，原来的常务副部长去了政协做秘书长，彭庆元就顺势而上，做了常务。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就是名正言顺的正县级。我第一时间打电话向他表示了祝贺。
白兴平安排好了我的事不久，他自己的事也有着落了，却不是他自己料想的那样，回省农业厅当厅长，而是就地当了嘉州市委专职副书记，还是个副厅级。白兴平就地安排，就显得三年前我执意来到国土局是失算了。如果三年前我按照白兴平最初提议的，去了金先县任常委、组织部长，三年下来，只要白兴平稍微动点心思，我基本上就会被提拔到金先县的专职副书记。从实践来看，县、区的专职副书记比较容易就地安排为政府一把手。那么我梦寐以求的正县级也就解决了。
而现在呢，在国土局这样的大局里，我虽然名义上是二把手，但是说实在话，任何一个单位里，一把手的地位太显赫了，所有的副职都显得无足轻重，彼此之间也分不出高下。三年前我赴任国土局，白兴平部长亲自送我到任，不仅史无前例，恐怕也是后无来者。规格之高，已经坏了官场“规矩”。像下午章玉兰赴任，就是常务副部长彭庆元陪着来。
当时黄立武主持召开局党组会议，专门研究班子分工问题。黄立武觉得我是白部长亲自送过来的宝贝，所以会前拟订的方案是准备让我挑大梁的，相当一部分重要科室要划到我名下分管。但是到了会上，其他副局长寸土不让，黄立武也显得无能为力了。最后几位业务副局长只让出了四个相对次要的科室，纪检组长郑伟宝让出了办公室，会议才算有了结果。
黄立武确定要走，新局长还没有眉目的时候，我征求白兴平副书记的意见。他说，国土局不是一般的局，要书记、市长点头才行，你如果愿意去别的单位任一把手，我会留意，但也不一定会一步到位。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希望不大，不要说我国土工作的资历尚浅，二十年来，什么时候见过嘉州市国土局局长是从副局长中提拔的？他们可都是从别的单位一把手任上平调过来的。这叫做“以史为鉴”。
但马上让自己缴械投降，也不是我的风格。刚好有个部门领导召集的饭局，邀请的人里面有彭庆元和我。饭后，我邀请彭庆元去了一个朋友开的精致茶室。他告诉我，首先要明确大方向，即黄立武走了以后，新局长是从局里面考虑还是在全市范围内考虑，这一点组织部无权建议。只能等书记、市长交代下来是在局内还是局外，组织部才能在相应的范围内组织考察。如果交代下来是在国土系统内部，组织部就会全力向市委举荐你，我相信白兴平副书记也是这个意思。 我从去年底的市党代会，到今年春的市“两会”，开始是关注是否有新局长人选浮出水面，即我自己是否还有一丝希望。后来是关注我将与谁共事，即我渐渐“认命”了，继续做“二把手”。直至在市“两会”前夕最终确定章玉兰过来。
我开始考虑白兴平的建议，即离开国土局，到别的部门重新寻找机会。在国土局履职的几年，别的没有，就算是增添了一点资质和经验吧。
我的屁股在大大的真皮椅子上面扭了扭，又幅度很小地伸了个懒腰，宽宽的椅背就夸张地来回晃动。以往我伏案阅读很久的时候也是这么放松的，但今天不同，我脑子里除了胡思乱想，什么正经事都还没有考虑过。但是身体一动，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眼前，想到了刚刚离去的林晋化，也想到了彭庆元交代给我的重要任务。
上个月，省委书记在嘉州市视察。其时市“两会”还没有开，市人大常委会已经任命黄立武为市人大“城乡委”主任。他难得地一身兼了两职，因为他的市国土局局长职务暂时还在。他的局长职务“免去”与新局长任命，市里决定放在随后召开的市“两会”上。有一个时间差。
省委书记一走，市委就召开了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传达贯彻省委书记在嘉州市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直部门一把手自然参加，但是黄立武借口刚接手市人大“城乡委”工作，忙得脱不开身，不肯去坐在写着“国土局”牌子的位置上。我硬着头皮坐到了那个显摆的位置上。去了以后，我发现自己与彭庆元坐在一排，他前面的牌子上写着“市委组织部”，他代表组织部。部长是市领导，坐在台上。我与彭庆元中间隔着另外一个部门的领导。
散会后，彭庆元向我打招呼：中法同志，“主持”国土工作还顺利吧？
我自然知道彭庆元是在开玩笑，显然，他也听说了黄立武在闹情绪。我也半开玩笑说，“主持”工作很顺利，市委什么时候把我转正？
彭庆元安慰说，你还年轻，对了，金先县委书记章玉兰转任嘉州市国土局局长，这一批人事名单，市委已正式提交给市人大，要在接下来的市“两会”上过一下。
我说，从省管干部到市管干部，不是掉价了吗？
彭庆元轻描淡写地说，凡事都可以变通，你受组织部培养多年，谁规定省管干部就不可以暂时担任嘉州市重要市直部门的一把手？
这么说，章玉兰仍然是省管干部？我这个老“组织”，也有點吃不准了。
看我迷惑的样子，彭庆元说，不管可以不可以，是还没有明确。
我更加晕了。
彭庆元言归正传了，说，国土局是不是有个叫南光泽的秘书？
我点着头，同时把耳朵竖了起来。南光泽和徐福阳一样，目前也是市国土局办公室里的普通秘书，而且南光泽资历更浅，是前年才通过公务员考试招进来的。但他的学历是全日制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徐福阳和其他秘书好像都应该只是本科学历。
彭庆元问道，听说南光泽是全日制毕业出来的中文硕士，工作表现、工作能力怎么样啊？
彭庆元这句话本身很中性，没有感情色彩，但是他在我面前把这个人提出来了，就不可能是“中性”的了。我肯定地说：南光泽是市国土局秘书中惟一的硕士生，而且还是科班出身，不像有些人是在职读过来的，从将近两年时间的工作表现来看，工作表现出色，工作能力出众，当然，年轻人嘛，一定要给他磨练的机会。
彭庆元说，要给年轻人创造机会，这个很重要。
我故作神秘地说，彭部长，你知道南光泽写的材料为什么那么快得到各位局领导的认可吗？
彭庆元说，应该是文字功底深厚，又能够自觉学习国土业务知识，两者相结合，写出的材料自然有血有肉。
我说，彭部长分析得精辟，但是南光泽还有一个绝招，恐怕不是彭部长能想象得到的。
哦？彭庆元好奇心上来了，问，写材料主要靠积累嘛，还能有绝活？
我说，南光泽写材料，不仅身体力行“性感”理论，而且还在其他秘书中大力宣扬，试图发扬光大，所以风声传到了我耳朵里。
什么理论？彭庆元清楚地听到了我的话，但显然不能肯定自己听到的内容。
我回答说，南光泽主张，在领导的讲话稿里要多写“性”的东西，比如必要性、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等等，也要多写“感”的东西，比如使命感、责任感、危机感、紧迫感、荣誉感等等，这样“性感”的材料不仅领导喜欢，而且念出来朗朗上口，台下的人也喜欢听啊。
彭庆元哈哈大笑。随即抬手抹了一下嘴巴，把笑声抹掉。他笑容可掬地说，怪才，歪才，旁门左道嘛，不过正好说明了他没有被学校里的八股教条束缚住，既然是人才，中法同志你就要量体裁衣、量才而用。
我说，章玉兰局长到任后，我会推荐南光泽担任她的秘书。
彭庆元却说，这可是你说的啊，我知道国土局的办公室归你分管，我不干涉国土局的内政。
我说，但主意最终还得章玉兰局长自己拿。
彭庆元马上说，我明白，我明白，不能让中法同志独揽大权嘛。
彭庆元的用意是和尚头上的虱子，寻求“双保险”，他在外面用力（直接给章玉兰打招呼），里面又有分管局领导极力推荐。章玉兰想不用南光泽，还真的需要掂量掂量。
在这种情况下，林晋化或者说徐福阳，基本上已经没有机会了。
新局长还没有到任呢，他们都已经乐此不疲地活动开了。我突然很羡慕这些年轻人，朝气蓬勃，有奋斗目标，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们的前途存在无数的可能性。而我呢，谁解我心头愁苦？空有理想，却不知何处着力。我攥紧了拳头，却不知砸向何方。再徘徊几年，我所谓的年龄优势也将荡然无存。更加可悲的是，此刻，我还得收拾起万般凄凉的心境，强颜欢笑，带领国土局其他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迎娶”下午过门来的“新娘子”章玉兰。
高宗明在我对面坐下，瞅了一眼我桌子上的烟缸。我就说，你想要抽烟就只管抽，我开窗户就是了。我说着，就欠过半个身子，推开了一扇窗户。 高宗明烟瘾大，作为国土局的大内总管，事杂且多，难免劳心苦力，抽烟也许可以舒缓他疲惫的神经。我不抽烟，但我办公桌上和茶几上也各摆着一个烟缸，就是为客人准备的。高宗明卻不领受我的好意，咽了一下口水，说，谢谢领导，我熬不住了再抽。
我突然很想抽烟，说，给我来一支。
高宗明明显地吃了一惊，随即善解人意地说，是啊，是啊，王局好学，什么都要学一点。
我接过了高宗明递过来的烟，并任由他帮我点上。高宗明自然乐得陪我来一支。
香烟有点辣口，我喉咙里还有点痒。我开始憋着，但还是呛口，连连咳嗽。待气理顺了，我苦笑说，好的坏的都要学一点。
高宗明基本上不在我办公室里抽烟。我知道那多半是我们之间存在“距离”的缘故。我分管他三年，也曾试图与他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但我伸出的触角神经末梢反馈过来的信息是，这个事情有难度。按照时下的一个说法，高宗明与我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所以，他一般是宁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先抽足了烟再过来。
高宗明意味深长地说，刚才林晋化副局长来过啦……
他这话说得平平淡淡，我甚至搞不清楚这是一句陈述句还是疑问句。我就说，来过了，说了一下下午的事。
趁他还没有答话，我撇开话题说，夏伊蔓传承了你的优良传统。
什么？高宗明一时回不过神来。
我说，刚才她送报纸过来，听敲门声，我还以为是你。
高宗明略微有些尴尬，讪笑着说，净不学好的，偏学这个。
我说，好的做法就值得推广，你不要谦虚。我举了一下手里的烟，自以为俏皮地说，比如抽烟。
高宗明故作夸张地哈哈大笑，却扫了一眼堆满我半张桌子的各式文件资料，无话找话地说，我国政府就是一个文件政府，哪天没有红头文件出台过？我看国土部今年的文件已经编到了两百多号……
好了，好了，我打断他说，我们的章局长要到任了，昨天下午快下班时小韩打电话来，说今天下午彭部长和他要送章局长到国土局赴任，他们要先送发改委的主任赴任，到我们这里大概三点半左右，不会超过四点。
高宗明自然知道我所说的“小韩”，就是组织部干部一科的科长韩招远。高宗明说，昨天下午我接了你的电话，已经通知各位副局长，上午一上班，马上群发短信通知中层干部们了。
我说，小事情你安排就是了。
那我们这边会务怎么安排，韩科长有没有具体指示？
我说，你问的问题我也问过小韩，这小子滑溜得很，反问我国土局怎么安排他怎么知道，你看，你看，我离开组织部也还没几天。
如果我说得没错的话，高宗明说，王局您离开组织部的时候，韩招远，不，韩科长还是干部一科的科员吧？人走茶凉啊。
我本是在高宗明面前摆谱，表明我是“老组织”了，也顺便表扬韩招远，仅用了三年多时间就从科员上到副科长，再上到科长。不料反被高宗明讽刺了一把。
我轻轻地敲了一下桌子说，我们研究一下这个会怎么安排。
把戴科长唤过来吧，高宗明出主意说，他有经验。
戴九江是人事教育科科长。我觉得找不找他商量这个事都说得过去。找他的理由是，他这个科长与“人事”沾点边；不找他的理由是，他这个科长仅与国土局里面的“人事”有关，管不到局领导。仅仅会务安排，办公室就够了。我就说，我看没必要，我们议一下就可以了。
高宗明愣了一下，随即醒悟，如果把戴九江叫过来，那么也要把分管人教科的纪检组长郑伟宝叫过来。而两位局领导坐一起商量事情，加上两位科长（主任），一般总得搞一个小会议室。如果以我的名义直接把郑伟宝招到我的办公室，我是不是有把自己当成一把手的嫌疑？
那黄局长那边？高宗明试探道。
这个小韩倒是说了，黄局长他们会通知的。
高宗明明白了，也就是说，组织部会通知黄立武参加这个会。这边会怎么安排，已经和他没有关系。
高宗明装作小心翼翼，实则是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按照惯例，历届局长的宣布任命，我们局里基本上是局领导班子与中层正职、副职参加，但是有一次局长过来，中层也只有正职参加。
我说，这次中层副职也参加。
高宗明说，那就1号会议室？
国土局科室多，中层干部也多，加上局领导，加上下午的客人，那就是五十来人的规模，那就只能放国土局最大的会议室，也就是1号会议室。
我说，就1号。
我觉得也就是1号，高宗明表示赞同说，昨天下午我和各位局领导说的就是1号。
我表扬了他一句，不错，我们想到一处了。
那会场怎么摆，是座谈式还是主席台式？
我觉得高宗明简直弱智，如果他不是故意这样说。我懒得计较，说，领导坐台上，台上摆四个人的人名牌：彭部长、韩科长、黄局长、章局长，其他人我看就不要了，你觉得呢？
高宗明说，除了黄局长、章局长，其他局领导都坐下面吗？
高宗明的意思是，他也觉得其他局领导应该坐下面，但如果其他局领导里面有谁心里不爽呢？而现在如果是我拿的主意，就不关他的事了。
我想想还是不放心，问道：你准备怎么摆四位领导的牌子？
我递给他一张纸与一支笔。
高宗明负责安排过国土部、省国土厅领导的会务接待，那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次数连他自己都记不上来了。至于人名牌怎么摆，那一套规则他应该早就谙熟于心。但是前面的事下来，我觉得还是一并都摆明了讲比较好，免得万一出错，他又故意装弱智。
高宗明抓起笔迅疾地写下四个字，递过来说：王局，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看着纸，按照字从左到右的顺序念过去是：黄、彭、章、韩。
四位领导是面向大家坐的吧？我作了个手势，合拢的双手向两边分开。
是的。高宗明肯定地回答。 那就是说，黄坐在彭的右边，章坐在彭的左边？
是的，高宗明还是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还是弄不明白我要说什么。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我盯着高宗明的眼睛，认真地问。
高宗明摇头。
我不与他兜圈子了，直白地问，黄局长大还是章局长大？
高宗明不明其意，只得含糊地说，一样大，都是正县级。
那国土局这么多副局长，开会都挤在一张椅子上吗，总有个先来后到是不是？
高宗明一下子开窍了，连忙说，王局，我错了，左边为大，应该是黄局长。
高宗明以检讨的语气说道，王局，真是对不起，本来我以为章局长是今天的主角，应该坐在彭部长的左边，你看，原来次序是章局长坐在彭部长与韩科长的中间，体现着组织部对新任领导干部的呵护和信任，而黄局长只是个配角，现在看来不对啊，今天真正的主角应该是黄局长。
你又错了，我和颜悦色地开导道，今天的主角当然还是章局长，但你想，既然大家都知道她是主角了，她有必要非把自己突出在主角的位置上吗？而黄局长呢，在任免文件宣读之前，他还是主角，你说彭部长是先坐下来再宣读文件呢，还是先站着宣读完文件再坐下来？
我又说，黄局长毕竟是最后一次坐在国土局的会议室里了，你觉得呢？
是的，是的，高宗明点头说，谢幕演出。
我目送着高宗明出了办公室，突然就觉得自己获得了某种解脱，推开椅子站了起来，双手撑过头顶，伸了个惬意的懒腰，还左右扭摆了几下身子。目光不经意间就斜到了楼前的院子里，公务员们正三五成群地往食堂的方向走去。食堂在办公楼前面的一座两层矮楼里的二楼，一楼是医务室和乒乓球室。公务员们去食堂要穿过院子，上一段楼梯。
我没有胃口，但是我不能不吃饭，以免下午坐在会场里肚子里像猫挠痒一样。被人看见了，还以为我对没有当上一把手闹情绪呢。那不好。我告诫自己，我真的没有闹情绪。
饭点一到，这些公务员们就急哄哄地奔赴食堂。我平时有事没事都拖上半小时，也就是就餐时间快结束的时候去食堂。我发现所有的局领导在这一点上都非常自觉，以体现自己的日理万机。其实谁心里都明白，哪有那么多的事。不过，局领导去得迟，不用担心没有饭菜，食堂里会专门为我们留着。有一次出了点事，一个没有任何职位的干部因外出办公事，回来过了饭点，看见食堂里还有几个盛满饭菜的托盘，但是服务员不给，大闹了一场。他明知道这是给日理万机的局领导们留着的，还在食堂里指桑骂槐，真是不地道，也难怪他提不起来。当然，闹就闹了，局党组也不会拿这个干部怎么样，领导肚子里能撑船。
我不仅要正常吃中饭，我还突然决定，要一改往日的作风，现在，立刻，马上去食堂吃饭。我要给同事们一个信号，我，“双副”王中法，不仅没有闹情绪，而且胃口还很好。
我感觉自己是飘到了食堂。一路上，我一反常态主动和众多的下属打招呼，弄得很多人一脸的莫名其妙。招呼打是打了，到了食堂，我已经想不起来一路上都和谁打过招呼了。只记得，有一个科长平时喜欢开玩笑的，大概是诧异于我今天“提早”到食堂吃饭，竟然欢呼雀跃道，欢迎领导亲自到食堂用餐，今天的食堂高朋满座蓬荜生辉。
食堂就餐区有一张圆桌，是给局领导们用的，其余的都是长方形桌子。我打菜的时候考虑，今天能不能“混”到普通干部里吃一次，以体现我的平易近人，或者说是和群众打成一片。但是我手里端着托盘，从取菜窗口转身，面对一众“吃客”的时候，发现没有一个人朝我微笑，或者有任何和我打招呼的企图，更加没有人举手相邀我坐到他们中间去。我的心凉了半截，乖乖地去坐那张惟一的圆桌。目前还只有我一个人。
我今天的胃口果然好，很快把托盘里的菜吃光了。自始至终我总觉得今天的菜和平时有点不一样，但是我没有细想，只管吃，吃，吃。及至我拿着空托盘起身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还没有去打饭。我恨不得自己化成一阵烟从窗口飘走。因为我想起刚才为何周边那么多诧异的目光。这些目光的主人有的是要找桌子坐下来吃饭，有的是吃好了饭要回去，他们都要路过我边上的通道。
我得庆幸我来得早，圆桌上还只有我一人就餐。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一开始圆桌上就有人提醒我，我忘记打饭了，我也就不用招致后面那么多的目光，这是些类似于看精神病人的目光。
我不好意思再去窗口要飯，此时再去，我颜面已经荡然无存，与街面上的“要饭”已经没有区别。别的不说，还得遭受在窗口给干部们盛菜打饭的“叔叔阿姨们”的嘲笑，虽然他们不会当面爆笑。
我干脆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把托盘送去传送带上，半饥不饱地从食堂灰溜溜地出来了。我下楼梯的时候，习惯性地一拍口袋，口袋空空，我意识到手机落桌子上了。我不知啥时养成的习惯，吃饭、开会的时候都把手机摆在眼前的桌面上。手机在视线之内，我才有一种安全感。我只能折身回去拿手机，饭可以不吃，手机不能不拿回来。
手机还在桌子上。我倒也没多少欣喜，因为我相信不会丢，所以本来也没有多少惊慌。这是在单位食堂里，不是在外面的快餐店里。我怕在这个短暂的几分钟里，有人联系过我，不管是电话还是微信。于是我边走边查看手机。这个年代，没有几个人不是低头族了。低头族又能怎么样呢，不要走着走着走到河里去就是了。我真不是胡说八道，前个月，嘉州电视台晚间新闻里播出一个新闻，配视频画面。金先县一个年轻女子边走路边低头玩手机，她走在河边的一条水泥路上，可能是她眼角的余光帮助她成功地避开了一棵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榕树，但是她扭转身子的时候方向搞错了，身子蹦跳着朝岸边晃荡而去，那姿势从后面看就像是一只跳舞的天鹅。然后她一脚踩空，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的同时，手机也高高地飞了出去……主播说，由于当时岸上有人，年轻女子很快被人救了起来，但是苹果手机在河里泡坏了。主播提醒观众朋友们，走路不玩手机，玩手机不要走路……
当我意识到自己一脚踩空的时候，我脑子里转过的第一个念头是抓住楼梯的扶手。我走在楼梯靠右一侧，不巧的是，我的右手刚好拿着手机，是的，也是害人的苹果。于是我迟疑了一下，因为我考虑着是先把手机交给左手，还是拿着手机的右手直接去抓在可抓距离之内的楼梯扶手，如果是后者，手机势必会像砖头一样被我拍在坚硬的楼梯扶手上，或者在我的手掌心拍上楼梯扶手之前，手机已经像我在电视里看到的那样，从女子的，不，从我的手里高高地飞了出去…… 最终的结果是，我像一个皮球那样从楼梯上骨碌碌地滚下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的脑子没有被撞坏，而且身上暂时也没有哪里疼痛，更加没有见血。我只是想要站起来的时候，感觉膝盖有点酸酸的，刚刚直起来的身子又不由自主地矮了下去。
两位我不大认识的干部——也许是认识的，是我脑子撞坏了，一时没有认出他们；但是他们肯定认识我，恭敬地叫唤着“王局”——一左一右搀扶着我去医务室。却吃了个闭门羹，医务室的门被锁了。不过才过了一两分钟，医务室值班的医生就从食堂被人唤了回来。
我的裤子被捋起，发现一只膝盖被撞乌青了。医生吩咐人去食堂拿冰块给我冷敷。医生试探地按我的背的时候，我的脊柱一阵钻心地痛，冷汗也冒了出来。医生紧张了，向我解释说，王局，我平时主要看内科，我建议我们立即去大医院拍片检查。我立即否决说，下午新局长过来，我怎能走得开？
嘴上这么说，我心里却是欣喜，也许不用出席下午的“迎新会”了，而且理由充分。但我随即又想，不怀好意的人会说我使“苦肉计”，故意让新来的一把手难堪。那么我该强撑着病体出席迎新会？问题是，如果我这样做了，又有人会说闲话，说王中法摔成那样了，还舍不得放弃出现在场面上，是不是惟恐天下人遗忘他啊？他还真的把自己当一把手了，好像地球离开了他就会停止转动一样……
我虽然否决了医生的建议，但是态度并不坚决，医生再次建议我立即去大医院。边上的人看我痛苦模样，也纷纷附和。我觉得应该要给高宗明打个电话，也许他还不知道我“出事”了。这时候，我意识到我的手机又丢了，至于是不是像电视里那个女的那样，手机从她的手里高高地飞出去，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奇妙的事发生了，就像我的心灵感应一样，高宗明的脑袋从人群后面冒了出来，随即他的手也冒了出来，他高举着的手里握着一部手机。
高宗明挤到了我的跟前，半蹲着身子，把手机递给我，又关切地问，王局没伤着身子吧？医生！医生自然认识高宗明，医务室的后勤保障就是由办公室负责。醫生也蹲下身子，说，高主任，我建议王局立即去大医院检查，我问了目击者，王局是背部先着地的。
好像是呼应医生的话，我的背部又是一阵剧痛。我不由得皱紧了眉头。高宗明看在眼里，满脸关切，果断地说，立即去医院，医生你照顾着王局，坐我的车。医生说，要不要叫救护车？我正要制止，高宗明却像我那肚子里的蛔虫，说道，不用，王局要低调，救护车呼啸着开进国土大院，叫下午的新局长怎么想？
高宗明说话的时候微微斜视着我，明察秋毫的我捕捉到了他嘴角边的一丝嘲讽，对他的话形成了一道注解。本来他只要告诉医生不用叫救护车即可，却节外生枝地把下午的新局长扯了进来。挤在医务室里我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十几号人马，或许还听出了更深层次的意味：哦，做不了一把手的双副，是要给新来的一把手制造血光之灾……
我背部的疼痛更加剧烈了，像是有人拿锥子在钻我的脊椎，并且深入骨髓……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