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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夏，甫放暑假，一日，先君子文通公谓余日：“吾老友伍非百先生办西山书院于南充，伍先生学问渊博，尤精先秦名辩之学，李源澄已前去襄助，汝可前往就读。”余日诺。盖父最钟爱余。余亦素不违父命。不数日，适有乡邻去果(南充)，遂相伴同往。时蓉果间已有公路，然路面劣，且无定期班车，逾二日乃至。西山去果城约十里，无公路，遂雇肩舆往。山高约百馀米，书院所在未及半山，原为天主教修道院，除经堂院外，有屋数椽，其较大者二幢，皆二层楼阁，高者倚坡横列，低者竖置，二楼呈品字，有房十馀间，旧为外国传教士往来住所，现因二战爆发，传教士多已撤走，所留三五神父、修士，皆住经堂院内，馀房闲置，伍师因租以办学。四周颇多竹木花草，山麓一湾流水可以濯足，近处无他农户，亦无鸡犬之扰，颇清静幽雅，实为读书修道佳处。李源澄先生眷属未来，长只身住书院，伍师城内有家，不常来院。是日适伍师在，余到后，李师即介往见。盖伍师虽为先君老友，而余则系初见也。师身材不高，稍胖，四五十岁，面常微笑，慈祥可亲。时值大暑，师着中长裤，上穿麻布背心，手执团扇，言语随和，平易近人。行礼毕，师问汝父母好否?余答平安，严以杂事多，且启程匆匆，未及修书，代叩安好。师谓汝旅途劳累，请李先生安排，住下休息。时李师之弟源委及李师蜀华弟子钟博约皆先在，于是余三人共住一室。
不数日，伍师以“述志”为题命作一文，余以数十年来世界大战者再，皆以各大国政治家不明国与国相亲、人与人相爱之理，唯强权是逞、侵略是务，战火连年，生灵涂炭，吾将学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上说下教，以冀世界和平，穷则独善吾身，达则兼善天下之云云数百字以应。师不以为妄，批日：“志趣可嘉，文亦畅达。”以相勗勉。其实此皆耳食之言、抗战八股之变种，今日思之，不觉汗颜。时书院初办，来学者止十馀人，分精修、博习两班，不惠被编入精修班，遂亦得忝列二先生之门墙。
时李师讲《论语》及《经学通论》。《论语》，余旧已能背诵，得免听讲。然虽能背诵，而于其中义理则不甚了了，故令读朱熹《四书集注》，而以读注为主，逐字逐句细读，并需圈点。此外，则阅读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作者为名重一时之老学者。此书亦为当时史著中之上乘，近年仍由某出版社再印。此书不仅有作者之论述，且于论述下附有“替读者搜集了一些很方便有用的材料。”(胡适语)故令于正文及所附史料均须细读。其不解处则李师负答疑解惑之责，以此，余曾多次请教李师，亦确受益匪浅。《经学通论》为李师于四川大学授经学之讲义(时已由成都路明书店印行)，余至今仍以此书为近世概论经学之最佳者，以学者基础差，故尔逐句讲解。余亦以此得略知经学。伍师于时未开课，只偶相值时，问近读何书?有何问题?愤启而悱发之。此种书院生活似简单，亦似枯燥，然此实为余日后略知读书为学之始，是亦颇堪回首者也。
一日，伍师聚诸生于教室，言将讲《墨子》，众皆喜，皆知师为海内著名墨学大师也。然不知将讲何事。及至开讲，始知为《墨经》之第一章：“故，所待而后成也。说日：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若尺有端。大故，有之必然，兼也。若尺之成尺也。”未发讲义，仅凭板书。且诸生前此皆未有接触，《经》也，《说》也，“故”也，“大故”、“小故”，众皆茫然。师自校勘、训诂，及于其意义，逐字逐句详予讲解，惜我诸生基础太差，不堪承担，不仅不克领会其深意，即欲粗知其旨，亦感吃力。日后重读《解诂》此章，始见师所定章句与时贤所定者多不同，于一字之增，一字之减，一字之改，一字之乙，莫不皆有深意，莫不皆有所据。而此章之“故”字尤有大义，其于《墨经》中之意义，于当世诸子名辩中之意义，并皆旁征博引阐其微旨，始悉师说之颇多精义奥论，较之前贤实多胜义，深惜当日之未能及此也。遂致虽教者不倦“诲尔谆谆”，而学者祷昧竞多“听我藐藐”，诚所“辜负此翁”者也。此讲疑为伍师对诸生接受能力之试探，或即有鉴于此，此后未再续讲，然诸生咸望续昕，冀能于多听中渐有所入也。然师终未续讲，私心迄今犹有馀憾焉。于此知中国古名辩之学(特以《墨经》为甚)非仅研习唯艰，即以已之昭昭欲使他人昭昭亦至难也。故学者或言《墨辩》为先秦艰深学术中之尤艰深者，洵非虚语。师讲论于杏坛者多历年所，从游亦众，而师名辩之学竞无传人，诚有以已哉!有以已哉!此讲虽六十六年前事，以印象深刻，历历若犹在目前。是年冬，余返蓉度假，竟未再回西山，又复读新学制学校去也。余去后，书院生徒日众，不数年，渐多至百馀人，不审师曾再讲《墨辩》否?
一九五一年，余毕业于四川大学，工作系统一分配，折腾于行政工作数年，后乃得调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习秦汉史，一九六一年底又再调四川大学历史系，乃得从先君子读史学，始重操旧业，还我宿愿，讲习先秦秦汉及西南民族，虽于诸子之书亦颇涉猎，而对诸子之学则未尝致力，于艰深之古名辩家言则更不敢问。家中虽有师著《中国古名家言》(乃师赠先严之一九四九年石印线装本)，亦未克研读。与师同处蓉城有年，而登师门者则仅有可数，今日思之，未尝不汗流而愧深也。然亦当日环境使然，无之奈何也。迨二00二年，余已退休且整理先人遗稿毕，虽多得闲适，可以肆意博览，然贱躯已届衰年多病之秋，无力另启新图矣，乃取师书断续通读一过，始惊骇于此书之博大精深、超绝奇伟，深悔昔日坐失聆教研习之良机。盖《墨辩》之书，世称绝学，自战国成书后，至西晋鲁胜始为之注，然胜注不久即佚，《隋志》已未著录，至晚清千数百年后始再有研治之者，而吾蜀学术自宋后大衰退，清世尤甚，至清末张之洞主川学政，吴皖之学始入蜀中；然所言者，经术而已，其他皆非所及。师治墨学，上无师承，下乏讲友，始为于众人不为之时，而又此素称艰深之绝学，其难可以想见。然师以聪颖过人之资，又好深覃之思，自辟蹊径，潜探默索，日孜孜于兹，得间有获，辄笔之于札，月日积累，至于民元竟得成《墨经说章句》稿，时始二十二岁。略于一九一七年修改为《墨子辩经解》，一九二一年又改定为《墨辩解诂》，一九二三年由北京中国大学晨光社出版，当时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所见即此。梁氏大加赞赏，称之为“颇信其为斯学一大创作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是学林知有伍非百先生矣。然师以此稿犹有未尽，次年收回版权继续改，一九二六年改定《解诂》，别出校勘文字为《校勘记》，附《解诂》后。且又扩大研治范围，《大小取》、《公孙龙子》、《齐物论》、《尹文子》、《荀子·正名》、《邓析子》，以及他子书中之形名杂言并皆网罗，于一九三二年成《中国古代名家者言》，计八种。一九三七年陈柱将其中《公孙龙子发微》稿之太半录入所著《公孙龙子集解》(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而《大小取章句》亦于同年发表于无锡《论学》月刊之第一至第四期，二稿得较早公于学林。一九四八年《中国古名家言》基本定稿，一九四九年于南充 石印线装百馀部分送师之友好及各大图书馆。五十年代尝与中华书局签约，嗣以反右事起，中华爽约，此稿后又略有修改。“十年浩劫”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得此稿，于一九八0年请著名逻辑学专家、北京大学沈有鼎教授审读。沈氏对该稿“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并写了一篇序文”。序文首句称：“伍非百的《中国古名家言》一书，是对中国古代逻辑史的巨大贡献。”(《中国古名家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前言》及《沈序》)自“五四”而后，治古名辩之学者渐盛，蔚成大国，其有著述可得而称者数十家。虽然，其获大家之令闻美誉则未有过于吾师此书者也。然而梁、沈二先生其言也简，余读师书，犹颇有不能已于言者焉。
一、八书一体 博大精深
旧日治理古名家言者，率群趋《墨子》之《经》、《说》上下四篇，或并及于《大小取》，六篇而已。民元而后，渐有及于《公孙龙子》及惠施者，他家之论则罕闻知。而伍师此书，则共八种。盖师之解诂《墨辩》也，见其说与《公孙龙子》颇相訾应，于是并治公孙书，迨《解诂》脱稿，而《公孙龙子发微》大体已成。于疏理二书时，又见庄生《齐物论》名辩之言显与《墨辩》、《公孙》皆相对立，故又作《齐物论新义》。而《大取》、《小取》二篇实《墨辩》之馀论，其说与《墨辩》相发明，且又颇具统系之意，故又作《章句》二卷，连第《墨辩》之后，以完一家之学。尹文则本墨学之徒，其书虽杂，尚犹是“刑名”正宗，故又作《尹文子略注》。荀卿生当战国晚期，其书以儒学为宗主，而其论辩之术则上承《墨经》、并取龙、庄，而以“正名”为旨要，以辟百家之诐辞，实集古名辩之大成者，因作《荀子正名解》，以为先秦名辩学之归宿。师于撰述六书时，左右采获，见诸子莫不皆有名辩学术，其间亦颇有足资参验互证者，因师鲁胜学意，作《形名杂论》六章，采摭《管子》以下至《淮南》凡十一家，以示指归。《汉志》名家首列《邓析》，师原拟作《邓析子章句》，然世传邓书实为伪品。据诸书载邓析行事，实一好辩深思之士，因郑国宿有议政之习，据《刑书》而教民兴讼，遂致力于诤辩之术，谓其后学遂衍为刑名之流而开名学一派，尚非诬说。师因溯《邓析子》伪书之源、并辑邓析行事作《邓析子辩伪》，作为《古名家言》附录。于是说先秦诸名辩之学及应用之术者尽皆囊括书中矣。而本书遂以“规模宏大”为世所推重。一九八三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出版前言》中称：“如此规模宏大的校勘、诠释工作还没有人做过。”至二00四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周云之主编之《中国逻辑史》犹重复此言：
伍非百的《中国古名家言》是20世纪40年代一本大型校释著作，内容包括……八个部分，该书校勘、注释工作规模宏大，不仅前人没有，而且后人也没人如此做过。更为突出的是，伍非百不仅结合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学，用逻辑的观点疏解中国古代名学，而且突破历来以墨说墨、以道说庄、以儒说荀的陋见，见解颇为独到，颇受当时学术界的重视。该书还对中国古代名辩学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一一作出阐明。尽管许多说法不一定合理准确，也不一定能得到学者们的赞同，但此书仍不失为一本规模宏大、有一定见解和学术价值的名学注释本，对当今研究中国逻辑史有较多参考价值。
周书固于“规模宏大”外已见及其学术见解之意义，虽仍存有见仁见智之异议，此亦当如《沈序》所言：“这里有些问题还没有提出，有些说法还不能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赞同，这是无可避免的。将来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上大家共同协力，步步深入，必能对古代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和高潮以及其间产生的不同派别达到全面的、系统的科学认识。”是作为《中国古名家言》之“巨大贡献”固有其不可忽视、不可动摇之“坚实基础”者在。
先秦诸子相争，莫不出以名辩，而其名辩之学或术则颇有异同，或相辅相承，或相荡相激，或相反而又相成，师于此等处皆特重视，从多方予以较比分疏，考论其相互出入、分合、对抗、发展之关系，干诠释中颇有论说。师于《序录》言：“不能通一家，则不能通两家。不能通两家，亦无由通一家以至三家之循环论战。”“古名家言篇籍，有正，有反，有合，墨子《辩经》，正也，《公孙龙子》，反也，庄周《齐物论》、《荀子·正名》，合也。《齐物论》为破坏性的合，《正名》为建设性的合。”“由孔子之‘正名’发展到墨子《辩经》，及再由墨家之‘辩’，回到荀子之《正名》，是一线相承，回环往复的。这篇书是战国名家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结论。”此实为本书之中心及总结。故此八书虽然各自独立，而自先秦名辩学术回环发展之内在联系视之，则八书实又为一整体，此整体即先秦名辩学术发展之轨迹是也。故余于本书之“规模宏大”外，又必强调八书之为一体，此其所以不仅为“博大”，而其见解又最为“精深”者也。
二、较比分疏 多创新解
《古名家言》书虽八种，而八书实以《墨辩解诂》为核心、为典范。《解诂》之作也，《墨辩释例》中立有校解义例五条：“(一)以经证经(默案：原作‘以经证说’。‘说’字应为‘经’字之误，今改)。(二)经所不明，于说求之。说所不明，于经求之。(三)经、说俱不能明，则求之名家言。(四)又不能明，则求之并世诸子。(五)若俱不可得，则阙疑焉，不妄说也。”此五义例深有合于清代朴学家以元典释元典之家法。且师于诸子之书“真积力久”(荀子语)，精熟深透，故其运用也皆能左右逢源，前后贯通，旁征曲证，各得其宜。虽亦时用逻辑因明疏释《墨经》文字，于其同者常以“略类”、“相似”出之，于其异者则予厘别区分以明之，故其诠释也，咸能阐发古名辩学之奥义微旨，又多有独创之卓识新解，而又不沦于牵强附会，殆皆以师之善以元典释元典、以相关诸典诸学较比分疏之效也。沈有鼎先生评师书曰：“作者以敏锐的眼光，紧紧抓住了逻辑学和其他学问所以不同的特点，因此他能不囿于俗见，对古书常有独创的新解。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和有关逻辑的学说，所有不同的家数和歧异的方向，在书中皆已一一阐明，可供今日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史时的参考。”斯为实事求是之语，并非虚誉。
师尝言：“治《墨辩》之难，不难于解而难于校，余于此经，寝馈其中几三十年，定稿者屡矣，而仍不免时时发现前误，有校勘已定，而解诂时发现校误。又有解诂已惬，而复校时发现其解误，诚难之也。此稿成于一九二六年，大体已定，其后又屡有修正。”(《校勘记后语》)师之初撰《解诂》，盖附校勘文字于经文之下，然校勘论说綦繁，尽附经下，则引据枝蔓，旁行斜上，不便阅览，且碍注文本义；太简又不足以资证明，使经文脱误及勘改理由不明著，易滋歧误。于是乃将《校勘记》别写，附《解诂》之后。而读时则须互参，亦不得已也。校论之文且十二倍于经文，其校事之勤不难概见，而创见亦颇多。沈有鼎氏尝评曰：“《墨辩校勘记》二卷乃伍君最精之作，结论虽多未确，改字亦过多，然以用力方 向而言，自较诸家为胜矣。”又谓：“治墨学者，慎勿以其繁琐而忽之也。”(见所著《论墨经四篇之编判》)亦尚不失为持平之论，至于“多未确”、“亦过多”之说，则亦见仁见智之异，不足辩也。
三、古名辩学理论体系之首次提出
近时之论先秦逻辑史者，多以古名辩中之名、辞、说、辩四范畴为古代逻辑学之理论体系(其具体解析容有见仁见智之异)，此既符合逻辑思维形式，又符古名辩元典精神，余深佩其为有真知灼见之卓识。此名、辞、说、辩四范畴，初见于《墨子·小取》，只言其三，而完成于《荀子·正名》，此实为一形成过程；近世学人对此四范畴之认识亦有其过程。梁启超、胡适辈皆已知重视《小取》，胡且以之“是一篇有条理有格局的文章。”然《小取》所提之具体条理或具体格局为何，则胡氏未能揭出，更无论“理论体系”之识矣。近时学者据此四范畴以论以说者虽多，然此说之始创于何人，则皆未曾言及。唯周云之主编之《中国逻辑史》指出沈有鼎先生之《墨经的逻辑学》为第一次概括出此一理论体系之作品：
《墨经》的逻辑学在1954年公开发表时，就第一次为《墨经》逻辑概括指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他首先指出“孔子提出了‘正名’这口号，到了《墨经》才发展为有系统的逻辑学。”该书就逻辑学本身内容而言，主要包括《“指”和“名”》、《“辞”和同异》、《“说”和“辩”的原则及个别方式》三个部分。正如作者所说：“逻辑学的叙述，通常由概念开始，进而判断，进而推理和论证，《小取》所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已经明白清楚地把这三个步骤依次标举出来了。”所以作者把《墨经》中的逻辑思想概括为一个主要讨论“名”(概念)、“辞”(命题或判断)、“说”(推理和论证)及逻辑规律的理论体系。
这是符合《墨经》中逻辑思想的真实内容的。据上所述，沈氏文内仅止指出名、辞、说三范畴为《小取》所提逻辑思想之“三个步骤”，还没能达到将名、辞、说视为“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之认识高度。后之学者以此三范畴为“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应为后来认识水平之发展提高，然以此一认识可上溯至沈氏该文，固亦无可厚非。然此“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毕竟非沈氏所明确认识者，故沈氏“三个步骤”说，实只为“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之模糊认识而已。然而，相当于(或相类于)此模糊认识之论断，在学术界中则早已存在。伍非百师在《墨辩释例》述“辩经内容”时言：
《辩经》研究之范围，为名、辞、说、辩四事然亦非仅四者原理及方法而已，而关于原理之原料，及应用方法、所解决之问题，亦附其中
文中第言名、辞、说、辩四者为《辩经》研究之范围，各有其原理及方法，而未疏说四者之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是为不足。师另于《墨辩定名答客问》中言则稍详，并将名、辞、说、辩又提为正名、析辞、立说、明辩，指出名、辞、说、辩之说本自《荀子·正名》，且谓：“命(名)、期(辞)、说、辩四者，各有等伦。”并皆略作疏释。又以之与《小取》互证：“以名举实者，正名之事也。以辞抒意者，析辞之事也。以说出故者，立说之事也。三者皆明辩之所有事。不能正名，无以析辞，不能析辞，无以立说，不能立说，无以明辩。”是四者间之先后层次言之亟明。此师一九z，-年之说也。二文载一九二二年八、九月出版之上海《学艺杂志》第四卷第二、三期(后皆收入《墨辩论文集》，民国十二年排印本。此二文与此书余皆未见原本，唯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00三年所印《墨子大全》第二十七册所录。二文后皆收入《中国古名家言》，个别文字有改动)。后文较前文为详，所说四等伦之关系，其意显与沈氏“三个步骤”相同。
师所撰《大小取章句》则说更详。其言曰：“名、辞、说，为构成‘辩’之三要件。”且予以分疏云：
一、以名举实。名，今言“名词”……
二、以辞抒意。辞，即“命题”……
三、以说出故。说，今谓之“推理”……
此疏释径用西洋逻辑学名词为说，亦与沈氏相同。又日：
名、辞、说、辨四者层累而上。名也者，所以举实也。辞也者，兼两名而抒一意也说也者，兼两辞而明其故也、辩也者，兼两说而判其是非也。名、辞、说、辩为古代名学之四级，本文仅举名、辞、说，而不及辩者，因辩为第四级，包名、辞、说在内。本文主旨在明辩，其全篇内容皆叙述辩之要义，故不赘也
此又兼以荀子《正名》之意为释，而名、辞、说、辩层累四级之说，与上述四等伦说全同，亦与沈氏“三个步骤”之说不殊；又于《小取》仅举名、辞、说而不及辩者予以解说。《大小取章句》现亦在《古名家言》中，而其最初发布则在一九三七年一至四月无锡《论学》月刊第一、二、三、四期。
伍、沈二先生之说中国古名辩学术中之名、辞、说、辩四范畴也，虽皆未达“古逻辑学理论体系”之认识高度，然皆已洞见此四范畴在古名辩学中之重要地位，且已指出其在古名辩学中之纲领性意义。无论称之为“四等伦”、“层累四级”，或“三个步骤”，其所涵大意皆同，诚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者也。而自时间论之，则伍师之作公开发表之时早于沈氏之作且二三十年。伍师前二文发表时，沈氏尚未入清华，《大小取章句》发表后不三数月即爆发抗日战争，学人多流离失所，宜沈氏皆未尝得见。唯此三作后皆收入《中国古名家言》一九四九年石印线装本(文字无大改动)，印数虽不多，国内各大图书馆皆有收藏。沈氏勤于博览，所著《墨经》的逻辑学已有征引，此书或当为沈氏所及见，不审于伍师名、辞、说、辩层累四级等说沈氏尝注意及之否?
《中国古名家言》一九六二年师所撰《序录》言：先秦名辩之学“乃研究‘名’、‘辞’、‘说’、‘辩’四者之原理及应用的，详言之，就是研究‘正名’、‘析辞’、‘立说’、‘明辩’的规律和有关问题。”且明确指出此名、辞、说、辩四级之说明白清楚完成于《荀子·正名》，唯皆言之甚略，然已显有以四级为名辩学体系之意味。师之言此四范畴也，始自一九二二年，至此已四十年，其书中数次论及，盖重之也，故不惮其烦，而认识亦有所提高。然终未达“理论体系”之明确认识，仍与沈氏同处于模糊认识之阶段，然亦仅“未达一间”耳。然若论此模糊认识之首倡，则吾师实当仁不敢让，而其对后学之启迪，固又未可忽也。
四、层次分明 旨要洞见
师尝言：“《辩经》之文，句各为经，经各一义，昔人多能言之；然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上下两篇成一有统系之学科，而世莫之省。”盖师于《墨经》揣摩历年久，故能悉知各条上下间之内在联系，遂据原书次序，揭其义例，分别层次，以类相从，各设标题，以明义旨。《经》上为“正名”，其下分二编：首编“散名”，次编“专名”。《经》下为“立说”，下分三编：首编“名辩本论”，次编“名理遗说”，三编“名辩问题”。编下各若干章，章有标题，章各统若干条，于每条或数条后各缀简语，略示指归。如此。则《墨经》一书之整体统系俨然可见而 条贯井然。于全书之旨要皆可洞见，旨要明乃可以升堂而入室矣。此种诠释方法，与古今之家皆不同，盖有取于近世科学著作之意也。梁启超氏言：“伍非百著《墨辩解诂》，从哲学科学上树一新观察点，将全部《墨经》为系统的组织。”殆即此耶!虽此系统尚未臻成熟，其层次分类亦尚待完善，然此自当时名辩学水平固如是也。然此作不仅可明《墨经》为一有系统组织之著作而非琐碎繁文之杂集，且亦有便于学者之研读检索，唯慎勿拘泥于此目次标题耳。
伍师以不世奇才，于古名辩之学，独力探寻，精益求精，孜孜矻矻，逾五十年，竞得成此精湛罕匹之杰作——《中国古名家言》，斯亦伟矣。然先生之学竞不传，四川大学出版社将再版此书，幸能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读先生之书而光大先生之学，则所至愿也。默愚呆不学，未尝致力于古名辩之书，于师书读之又未能尽通，近人名辩之作亦所少读，实不足以论先生之书，然承尚仁大姐命序，义不敢辞，谨勉述所闻以应，谬误之处，幸予指正。
伍师近世墨学大师，既见誉于前修，又令闻满于学林，此世所尽知；然师又一革命家也，则世人鲜知，是不可不有以言之。师四川蓬安县人，一八九。年正月生于蓬安利溪乡桥亭子老宅，年十三应科举，中秀才，人称神童。一九0五年，清廷废科举，办学校，师入四川省合川实业学校，受新思潮影响，要求民主办学，被勒令休学。一九一0年，参加孙中山领导之中国同盟会，投身推翻清王朝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成功，任四川省议员。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利用临时大总统职位倒行逆施，专制独裁，孙中山发动讨袁之第二次革命，先生出任四川讨袁总司令之秘书长，投入讨袁之战。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背叛共和而称帝，次年一月，蔡锷、唐继尧在云南发动讨袁护国之役。三月，革命党人石青阳等起义于川东，次月，建立中华革命党四川司令部，先生任石部秘书长。六月，袁世凯忧惧而死。袁死后，北京政府实权落入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段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及国会。一九一七年九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十一月，大元帅任命石青阳为川北招讨使，后又改为四川靖国军第三师，先生仍为石部秘书长，不仅运筹于帷幄，且亦驰骋于沙场，数年之间，皆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为我民主革命克尽辛劳。然而不幸，蜀中革命之旅，不三载竟衍为争城夺地之师，而与孙中山有直接关系之石(青阳)、吕(超)、卢(师谛)诸部竟皆失败。然此乃大势使然，非先生之罪也，唯先生亦以此而退出军伍，得不陷入蜀中祸国殃民之军阀混战，亦云幸矣。且先生固读书种子也，虽居军旅。犹手不释卷，白昼处理军务，入夜则仍操觚著述，名辩诸稿已在此时略皆成竹在胸也。退出军伍后，先生仍任川省议员，并与吴玉章、戴传贤等被推为省宪起草委员。然先生淡泊名利、不乐仕进，目以读书著述为事，不数年问，《墨辩》诸稿先后发表，受知于梁(启超)、栾(调甫)诸大家而获令誉。一九二六年，被张澜聘为国立成都大学教授。一九二八年。移居南京，任考试院参事、考选委员，盖清流也，不治庶事，又兼任中央大学特约教授，乃得博极群书。修改旧稿，一九三二年《中国古代名家者言》稿成。抗战起返川，一九三八年，弃职退隐南充西山，得以优游修改《名家者言》稿。一九四三年，创办西山书院，不数年，生徒至百馀人。先生轻财仗义，乐于助人，不仅皆免学费，其尤困者，又为工读以助之，而自奉则甚薄也。一九四六年，受聘为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此二三年，常往来蓉果间。一九四九年，在果创川北文学院，西山书院与川北文学院合，先生任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解放后，川北文学院与川北农工学院合为川北大学，先生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九五二年，四川省恢复建置，调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兼省图书馆馆长。一九五七年，错划右派，调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任研究员。一九六。年取消右派之称。一九六五年病逝，享年七十五岁。先生另稿《墨子大义述》，一九三三年由南京亚细亚学会排印发行。遗稿有《东维子文集校注》、《铁崖古乐府校注》，及诗文集等数十万言，尚待刊布。
先生初娶杜氏，继室罗氏，皆蓬安人，并不幸早病故，成无所出。续弦王元德，南充人，曾就读国立成都大学，能诗文，兼通百家之书，任教中学有年，暇时辄侍先生著席，或助检索，或代操管，虽竟日未尝有倦色。先生之书，师母与有力焉。治家有度，性素节俭，唯以财资先生兴学则不稍吝。子女六人，督教亦慈亦严，咸能恪遵庭训，皆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勤学苦读，或文史或理工，业各有成，并膺特高职衔，有声行辈中。
学者言：中国古代名辩之学“是中国学术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不仅在古代，就在现时，也还是逻辑学的宝库。”它能“在广泛基础上再度发挥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效能。”(沈有鼎语)学者又言：“认真做好名辩古籍的校诠工作，是提高中国逻辑史研究水平的基础。”(周云之语)而先生此《中国古名家言》实不啻一校释古名辩元典之典范。然此书自一九八三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来近三十年，书肆早已绝迹，读者求书无门。今承四川大学出版社以宏扬优秀国学遗产之卓识，再版此书以飨读者，服务现实，且又详为校勘，改正原版错漏，非仅为读者之幸，亦且为作者之幸也。笔者亦谨并此致谢。
不数日，伍师以“述志”为题命作一文，余以数十年来世界大战者再，皆以各大国政治家不明国与国相亲、人与人相爱之理，唯强权是逞、侵略是务，战火连年，生灵涂炭，吾将学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上说下教，以冀世界和平，穷则独善吾身，达则兼善天下之云云数百字以应。师不以为妄，批日：“志趣可嘉，文亦畅达。”以相勗勉。其实此皆耳食之言、抗战八股之变种，今日思之，不觉汗颜。时书院初办，来学者止十馀人，分精修、博习两班，不惠被编入精修班，遂亦得忝列二先生之门墙。
时李师讲《论语》及《经学通论》。《论语》，余旧已能背诵，得免听讲。然虽能背诵，而于其中义理则不甚了了，故令读朱熹《四书集注》，而以读注为主，逐字逐句细读，并需圈点。此外，则阅读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作者为名重一时之老学者。此书亦为当时史著中之上乘，近年仍由某出版社再印。此书不仅有作者之论述，且于论述下附有“替读者搜集了一些很方便有用的材料。”(胡适语)故令于正文及所附史料均须细读。其不解处则李师负答疑解惑之责，以此，余曾多次请教李师，亦确受益匪浅。《经学通论》为李师于四川大学授经学之讲义(时已由成都路明书店印行)，余至今仍以此书为近世概论经学之最佳者，以学者基础差，故尔逐句讲解。余亦以此得略知经学。伍师于时未开课，只偶相值时，问近读何书?有何问题?愤启而悱发之。此种书院生活似简单，亦似枯燥，然此实为余日后略知读书为学之始，是亦颇堪回首者也。
一日，伍师聚诸生于教室，言将讲《墨子》，众皆喜，皆知师为海内著名墨学大师也。然不知将讲何事。及至开讲，始知为《墨经》之第一章：“故，所待而后成也。说日：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若尺有端。大故，有之必然，兼也。若尺之成尺也。”未发讲义，仅凭板书。且诸生前此皆未有接触，《经》也，《说》也，“故”也，“大故”、“小故”，众皆茫然。师自校勘、训诂，及于其意义，逐字逐句详予讲解，惜我诸生基础太差，不堪承担，不仅不克领会其深意，即欲粗知其旨，亦感吃力。日后重读《解诂》此章，始见师所定章句与时贤所定者多不同，于一字之增，一字之减，一字之改，一字之乙，莫不皆有深意，莫不皆有所据。而此章之“故”字尤有大义，其于《墨经》中之意义，于当世诸子名辩中之意义，并皆旁征博引阐其微旨，始悉师说之颇多精义奥论，较之前贤实多胜义，深惜当日之未能及此也。遂致虽教者不倦“诲尔谆谆”，而学者祷昧竞多“听我藐藐”，诚所“辜负此翁”者也。此讲疑为伍师对诸生接受能力之试探，或即有鉴于此，此后未再续讲，然诸生咸望续昕，冀能于多听中渐有所入也。然师终未续讲，私心迄今犹有馀憾焉。于此知中国古名辩之学(特以《墨经》为甚)非仅研习唯艰，即以已之昭昭欲使他人昭昭亦至难也。故学者或言《墨辩》为先秦艰深学术中之尤艰深者，洵非虚语。师讲论于杏坛者多历年所，从游亦众，而师名辩之学竞无传人，诚有以已哉!有以已哉!此讲虽六十六年前事，以印象深刻，历历若犹在目前。是年冬，余返蓉度假，竟未再回西山，又复读新学制学校去也。余去后，书院生徒日众，不数年，渐多至百馀人，不审师曾再讲《墨辩》否?
一九五一年，余毕业于四川大学，工作系统一分配，折腾于行政工作数年，后乃得调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习秦汉史，一九六一年底又再调四川大学历史系，乃得从先君子读史学，始重操旧业，还我宿愿，讲习先秦秦汉及西南民族，虽于诸子之书亦颇涉猎，而对诸子之学则未尝致力，于艰深之古名辩家言则更不敢问。家中虽有师著《中国古名家言》(乃师赠先严之一九四九年石印线装本)，亦未克研读。与师同处蓉城有年，而登师门者则仅有可数，今日思之，未尝不汗流而愧深也。然亦当日环境使然，无之奈何也。迨二00二年，余已退休且整理先人遗稿毕，虽多得闲适，可以肆意博览，然贱躯已届衰年多病之秋，无力另启新图矣，乃取师书断续通读一过，始惊骇于此书之博大精深、超绝奇伟，深悔昔日坐失聆教研习之良机。盖《墨辩》之书，世称绝学，自战国成书后，至西晋鲁胜始为之注，然胜注不久即佚，《隋志》已未著录，至晚清千数百年后始再有研治之者，而吾蜀学术自宋后大衰退，清世尤甚，至清末张之洞主川学政，吴皖之学始入蜀中；然所言者，经术而已，其他皆非所及。师治墨学，上无师承，下乏讲友，始为于众人不为之时，而又此素称艰深之绝学，其难可以想见。然师以聪颖过人之资，又好深覃之思，自辟蹊径，潜探默索，日孜孜于兹，得间有获，辄笔之于札，月日积累，至于民元竟得成《墨经说章句》稿，时始二十二岁。略于一九一七年修改为《墨子辩经解》，一九二一年又改定为《墨辩解诂》，一九二三年由北京中国大学晨光社出版，当时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所见即此。梁氏大加赞赏，称之为“颇信其为斯学一大创作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是学林知有伍非百先生矣。然师以此稿犹有未尽，次年收回版权继续改，一九二六年改定《解诂》，别出校勘文字为《校勘记》，附《解诂》后。且又扩大研治范围，《大小取》、《公孙龙子》、《齐物论》、《尹文子》、《荀子·正名》、《邓析子》，以及他子书中之形名杂言并皆网罗，于一九三二年成《中国古代名家者言》，计八种。一九三七年陈柱将其中《公孙龙子发微》稿之太半录入所著《公孙龙子集解》(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而《大小取章句》亦于同年发表于无锡《论学》月刊之第一至第四期，二稿得较早公于学林。一九四八年《中国古名家言》基本定稿，一九四九年于南充 石印线装百馀部分送师之友好及各大图书馆。五十年代尝与中华书局签约，嗣以反右事起，中华爽约，此稿后又略有修改。“十年浩劫”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得此稿，于一九八0年请著名逻辑学专家、北京大学沈有鼎教授审读。沈氏对该稿“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并写了一篇序文”。序文首句称：“伍非百的《中国古名家言》一书，是对中国古代逻辑史的巨大贡献。”(《中国古名家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前言》及《沈序》)自“五四”而后，治古名辩之学者渐盛，蔚成大国，其有著述可得而称者数十家。虽然，其获大家之令闻美誉则未有过于吾师此书者也。然而梁、沈二先生其言也简，余读师书，犹颇有不能已于言者焉。
一、八书一体 博大精深
旧日治理古名家言者，率群趋《墨子》之《经》、《说》上下四篇，或并及于《大小取》，六篇而已。民元而后，渐有及于《公孙龙子》及惠施者，他家之论则罕闻知。而伍师此书，则共八种。盖师之解诂《墨辩》也，见其说与《公孙龙子》颇相訾应，于是并治公孙书，迨《解诂》脱稿，而《公孙龙子发微》大体已成。于疏理二书时，又见庄生《齐物论》名辩之言显与《墨辩》、《公孙》皆相对立，故又作《齐物论新义》。而《大取》、《小取》二篇实《墨辩》之馀论，其说与《墨辩》相发明，且又颇具统系之意，故又作《章句》二卷，连第《墨辩》之后，以完一家之学。尹文则本墨学之徒，其书虽杂，尚犹是“刑名”正宗，故又作《尹文子略注》。荀卿生当战国晚期，其书以儒学为宗主，而其论辩之术则上承《墨经》、并取龙、庄，而以“正名”为旨要，以辟百家之诐辞，实集古名辩之大成者，因作《荀子正名解》，以为先秦名辩学之归宿。师于撰述六书时，左右采获，见诸子莫不皆有名辩学术，其间亦颇有足资参验互证者，因师鲁胜学意，作《形名杂论》六章，采摭《管子》以下至《淮南》凡十一家，以示指归。《汉志》名家首列《邓析》，师原拟作《邓析子章句》，然世传邓书实为伪品。据诸书载邓析行事，实一好辩深思之士，因郑国宿有议政之习，据《刑书》而教民兴讼，遂致力于诤辩之术，谓其后学遂衍为刑名之流而开名学一派，尚非诬说。师因溯《邓析子》伪书之源、并辑邓析行事作《邓析子辩伪》，作为《古名家言》附录。于是说先秦诸名辩之学及应用之术者尽皆囊括书中矣。而本书遂以“规模宏大”为世所推重。一九八三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出版前言》中称：“如此规模宏大的校勘、诠释工作还没有人做过。”至二00四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周云之主编之《中国逻辑史》犹重复此言：
伍非百的《中国古名家言》是20世纪40年代一本大型校释著作，内容包括……八个部分，该书校勘、注释工作规模宏大，不仅前人没有，而且后人也没人如此做过。更为突出的是，伍非百不仅结合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学，用逻辑的观点疏解中国古代名学，而且突破历来以墨说墨、以道说庄、以儒说荀的陋见，见解颇为独到，颇受当时学术界的重视。该书还对中国古代名辩学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一一作出阐明。尽管许多说法不一定合理准确，也不一定能得到学者们的赞同，但此书仍不失为一本规模宏大、有一定见解和学术价值的名学注释本，对当今研究中国逻辑史有较多参考价值。
周书固于“规模宏大”外已见及其学术见解之意义，虽仍存有见仁见智之异议，此亦当如《沈序》所言：“这里有些问题还没有提出，有些说法还不能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赞同，这是无可避免的。将来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上大家共同协力，步步深入，必能对古代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和高潮以及其间产生的不同派别达到全面的、系统的科学认识。”是作为《中国古名家言》之“巨大贡献”固有其不可忽视、不可动摇之“坚实基础”者在。
先秦诸子相争，莫不出以名辩，而其名辩之学或术则颇有异同，或相辅相承，或相荡相激，或相反而又相成，师于此等处皆特重视，从多方予以较比分疏，考论其相互出入、分合、对抗、发展之关系，干诠释中颇有论说。师于《序录》言：“不能通一家，则不能通两家。不能通两家，亦无由通一家以至三家之循环论战。”“古名家言篇籍，有正，有反，有合，墨子《辩经》，正也，《公孙龙子》，反也，庄周《齐物论》、《荀子·正名》，合也。《齐物论》为破坏性的合，《正名》为建设性的合。”“由孔子之‘正名’发展到墨子《辩经》，及再由墨家之‘辩’，回到荀子之《正名》，是一线相承，回环往复的。这篇书是战国名家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结论。”此实为本书之中心及总结。故此八书虽然各自独立，而自先秦名辩学术回环发展之内在联系视之，则八书实又为一整体，此整体即先秦名辩学术发展之轨迹是也。故余于本书之“规模宏大”外，又必强调八书之为一体，此其所以不仅为“博大”，而其见解又最为“精深”者也。
二、较比分疏 多创新解
《古名家言》书虽八种，而八书实以《墨辩解诂》为核心、为典范。《解诂》之作也，《墨辩释例》中立有校解义例五条：“(一)以经证经(默案：原作‘以经证说’。‘说’字应为‘经’字之误，今改)。(二)经所不明，于说求之。说所不明，于经求之。(三)经、说俱不能明，则求之名家言。(四)又不能明，则求之并世诸子。(五)若俱不可得，则阙疑焉，不妄说也。”此五义例深有合于清代朴学家以元典释元典之家法。且师于诸子之书“真积力久”(荀子语)，精熟深透，故其运用也皆能左右逢源，前后贯通，旁征曲证，各得其宜。虽亦时用逻辑因明疏释《墨经》文字，于其同者常以“略类”、“相似”出之，于其异者则予厘别区分以明之，故其诠释也，咸能阐发古名辩学之奥义微旨，又多有独创之卓识新解，而又不沦于牵强附会，殆皆以师之善以元典释元典、以相关诸典诸学较比分疏之效也。沈有鼎先生评师书曰：“作者以敏锐的眼光，紧紧抓住了逻辑学和其他学问所以不同的特点，因此他能不囿于俗见，对古书常有独创的新解。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和有关逻辑的学说，所有不同的家数和歧异的方向，在书中皆已一一阐明，可供今日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史时的参考。”斯为实事求是之语，并非虚誉。
师尝言：“治《墨辩》之难，不难于解而难于校，余于此经，寝馈其中几三十年，定稿者屡矣，而仍不免时时发现前误，有校勘已定，而解诂时发现校误。又有解诂已惬，而复校时发现其解误，诚难之也。此稿成于一九二六年，大体已定，其后又屡有修正。”(《校勘记后语》)师之初撰《解诂》，盖附校勘文字于经文之下，然校勘论说綦繁，尽附经下，则引据枝蔓，旁行斜上，不便阅览，且碍注文本义；太简又不足以资证明，使经文脱误及勘改理由不明著，易滋歧误。于是乃将《校勘记》别写，附《解诂》之后。而读时则须互参，亦不得已也。校论之文且十二倍于经文，其校事之勤不难概见，而创见亦颇多。沈有鼎氏尝评曰：“《墨辩校勘记》二卷乃伍君最精之作，结论虽多未确，改字亦过多，然以用力方 向而言，自较诸家为胜矣。”又谓：“治墨学者，慎勿以其繁琐而忽之也。”(见所著《论墨经四篇之编判》)亦尚不失为持平之论，至于“多未确”、“亦过多”之说，则亦见仁见智之异，不足辩也。
三、古名辩学理论体系之首次提出
近时之论先秦逻辑史者，多以古名辩中之名、辞、说、辩四范畴为古代逻辑学之理论体系(其具体解析容有见仁见智之异)，此既符合逻辑思维形式，又符古名辩元典精神，余深佩其为有真知灼见之卓识。此名、辞、说、辩四范畴，初见于《墨子·小取》，只言其三，而完成于《荀子·正名》，此实为一形成过程；近世学人对此四范畴之认识亦有其过程。梁启超、胡适辈皆已知重视《小取》，胡且以之“是一篇有条理有格局的文章。”然《小取》所提之具体条理或具体格局为何，则胡氏未能揭出，更无论“理论体系”之识矣。近时学者据此四范畴以论以说者虽多，然此说之始创于何人，则皆未曾言及。唯周云之主编之《中国逻辑史》指出沈有鼎先生之《墨经的逻辑学》为第一次概括出此一理论体系之作品：
《墨经》的逻辑学在1954年公开发表时，就第一次为《墨经》逻辑概括指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他首先指出“孔子提出了‘正名’这口号，到了《墨经》才发展为有系统的逻辑学。”该书就逻辑学本身内容而言，主要包括《“指”和“名”》、《“辞”和同异》、《“说”和“辩”的原则及个别方式》三个部分。正如作者所说：“逻辑学的叙述，通常由概念开始，进而判断，进而推理和论证，《小取》所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已经明白清楚地把这三个步骤依次标举出来了。”所以作者把《墨经》中的逻辑思想概括为一个主要讨论“名”(概念)、“辞”(命题或判断)、“说”(推理和论证)及逻辑规律的理论体系。
这是符合《墨经》中逻辑思想的真实内容的。据上所述，沈氏文内仅止指出名、辞、说三范畴为《小取》所提逻辑思想之“三个步骤”，还没能达到将名、辞、说视为“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之认识高度。后之学者以此三范畴为“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应为后来认识水平之发展提高，然以此一认识可上溯至沈氏该文，固亦无可厚非。然此“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毕竟非沈氏所明确认识者，故沈氏“三个步骤”说，实只为“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之模糊认识而已。然而，相当于(或相类于)此模糊认识之论断，在学术界中则早已存在。伍非百师在《墨辩释例》述“辩经内容”时言：
《辩经》研究之范围，为名、辞、说、辩四事然亦非仅四者原理及方法而已，而关于原理之原料，及应用方法、所解决之问题，亦附其中
文中第言名、辞、说、辩四者为《辩经》研究之范围，各有其原理及方法，而未疏说四者之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是为不足。师另于《墨辩定名答客问》中言则稍详，并将名、辞、说、辩又提为正名、析辞、立说、明辩，指出名、辞、说、辩之说本自《荀子·正名》，且谓：“命(名)、期(辞)、说、辩四者，各有等伦。”并皆略作疏释。又以之与《小取》互证：“以名举实者，正名之事也。以辞抒意者，析辞之事也。以说出故者，立说之事也。三者皆明辩之所有事。不能正名，无以析辞，不能析辞，无以立说，不能立说，无以明辩。”是四者间之先后层次言之亟明。此师一九z，-年之说也。二文载一九二二年八、九月出版之上海《学艺杂志》第四卷第二、三期(后皆收入《墨辩论文集》，民国十二年排印本。此二文与此书余皆未见原本，唯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00三年所印《墨子大全》第二十七册所录。二文后皆收入《中国古名家言》，个别文字有改动)。后文较前文为详，所说四等伦之关系，其意显与沈氏“三个步骤”相同。
师所撰《大小取章句》则说更详。其言曰：“名、辞、说，为构成‘辩’之三要件。”且予以分疏云：
一、以名举实。名，今言“名词”……
二、以辞抒意。辞，即“命题”……
三、以说出故。说，今谓之“推理”……
此疏释径用西洋逻辑学名词为说，亦与沈氏相同。又日：
名、辞、说、辨四者层累而上。名也者，所以举实也。辞也者，兼两名而抒一意也说也者，兼两辞而明其故也、辩也者，兼两说而判其是非也。名、辞、说、辩为古代名学之四级，本文仅举名、辞、说，而不及辩者，因辩为第四级，包名、辞、说在内。本文主旨在明辩，其全篇内容皆叙述辩之要义，故不赘也
此又兼以荀子《正名》之意为释，而名、辞、说、辩层累四级之说，与上述四等伦说全同，亦与沈氏“三个步骤”之说不殊；又于《小取》仅举名、辞、说而不及辩者予以解说。《大小取章句》现亦在《古名家言》中，而其最初发布则在一九三七年一至四月无锡《论学》月刊第一、二、三、四期。
伍、沈二先生之说中国古名辩学术中之名、辞、说、辩四范畴也，虽皆未达“古逻辑学理论体系”之认识高度，然皆已洞见此四范畴在古名辩学中之重要地位，且已指出其在古名辩学中之纲领性意义。无论称之为“四等伦”、“层累四级”，或“三个步骤”，其所涵大意皆同，诚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者也。而自时间论之，则伍师之作公开发表之时早于沈氏之作且二三十年。伍师前二文发表时，沈氏尚未入清华，《大小取章句》发表后不三数月即爆发抗日战争，学人多流离失所，宜沈氏皆未尝得见。唯此三作后皆收入《中国古名家言》一九四九年石印线装本(文字无大改动)，印数虽不多，国内各大图书馆皆有收藏。沈氏勤于博览，所著《墨经》的逻辑学已有征引，此书或当为沈氏所及见，不审于伍师名、辞、说、辩层累四级等说沈氏尝注意及之否?
《中国古名家言》一九六二年师所撰《序录》言：先秦名辩之学“乃研究‘名’、‘辞’、‘说’、‘辩’四者之原理及应用的，详言之，就是研究‘正名’、‘析辞’、‘立说’、‘明辩’的规律和有关问题。”且明确指出此名、辞、说、辩四级之说明白清楚完成于《荀子·正名》，唯皆言之甚略，然已显有以四级为名辩学体系之意味。师之言此四范畴也，始自一九二二年，至此已四十年，其书中数次论及，盖重之也，故不惮其烦，而认识亦有所提高。然终未达“理论体系”之明确认识，仍与沈氏同处于模糊认识之阶段，然亦仅“未达一间”耳。然若论此模糊认识之首倡，则吾师实当仁不敢让，而其对后学之启迪，固又未可忽也。
四、层次分明 旨要洞见
师尝言：“《辩经》之文，句各为经，经各一义，昔人多能言之；然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上下两篇成一有统系之学科，而世莫之省。”盖师于《墨经》揣摩历年久，故能悉知各条上下间之内在联系，遂据原书次序，揭其义例，分别层次，以类相从，各设标题，以明义旨。《经》上为“正名”，其下分二编：首编“散名”，次编“专名”。《经》下为“立说”，下分三编：首编“名辩本论”，次编“名理遗说”，三编“名辩问题”。编下各若干章，章有标题，章各统若干条，于每条或数条后各缀简语，略示指归。如此。则《墨经》一书之整体统系俨然可见而 条贯井然。于全书之旨要皆可洞见，旨要明乃可以升堂而入室矣。此种诠释方法，与古今之家皆不同，盖有取于近世科学著作之意也。梁启超氏言：“伍非百著《墨辩解诂》，从哲学科学上树一新观察点，将全部《墨经》为系统的组织。”殆即此耶!虽此系统尚未臻成熟，其层次分类亦尚待完善，然此自当时名辩学水平固如是也。然此作不仅可明《墨经》为一有系统组织之著作而非琐碎繁文之杂集，且亦有便于学者之研读检索，唯慎勿拘泥于此目次标题耳。
伍师以不世奇才，于古名辩之学，独力探寻，精益求精，孜孜矻矻，逾五十年，竞得成此精湛罕匹之杰作——《中国古名家言》，斯亦伟矣。然先生之学竞不传，四川大学出版社将再版此书，幸能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读先生之书而光大先生之学，则所至愿也。默愚呆不学，未尝致力于古名辩之书，于师书读之又未能尽通，近人名辩之作亦所少读，实不足以论先生之书，然承尚仁大姐命序，义不敢辞，谨勉述所闻以应，谬误之处，幸予指正。
伍师近世墨学大师，既见誉于前修，又令闻满于学林，此世所尽知；然师又一革命家也，则世人鲜知，是不可不有以言之。师四川蓬安县人，一八九。年正月生于蓬安利溪乡桥亭子老宅，年十三应科举，中秀才，人称神童。一九0五年，清廷废科举，办学校，师入四川省合川实业学校，受新思潮影响，要求民主办学，被勒令休学。一九一0年，参加孙中山领导之中国同盟会，投身推翻清王朝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成功，任四川省议员。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利用临时大总统职位倒行逆施，专制独裁，孙中山发动讨袁之第二次革命，先生出任四川讨袁总司令之秘书长，投入讨袁之战。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背叛共和而称帝，次年一月，蔡锷、唐继尧在云南发动讨袁护国之役。三月，革命党人石青阳等起义于川东，次月，建立中华革命党四川司令部，先生任石部秘书长。六月，袁世凯忧惧而死。袁死后，北京政府实权落入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段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及国会。一九一七年九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十一月，大元帅任命石青阳为川北招讨使，后又改为四川靖国军第三师，先生仍为石部秘书长，不仅运筹于帷幄，且亦驰骋于沙场，数年之间，皆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为我民主革命克尽辛劳。然而不幸，蜀中革命之旅，不三载竟衍为争城夺地之师，而与孙中山有直接关系之石(青阳)、吕(超)、卢(师谛)诸部竟皆失败。然此乃大势使然，非先生之罪也，唯先生亦以此而退出军伍，得不陷入蜀中祸国殃民之军阀混战，亦云幸矣。且先生固读书种子也，虽居军旅。犹手不释卷，白昼处理军务，入夜则仍操觚著述，名辩诸稿已在此时略皆成竹在胸也。退出军伍后，先生仍任川省议员，并与吴玉章、戴传贤等被推为省宪起草委员。然先生淡泊名利、不乐仕进，目以读书著述为事，不数年问，《墨辩》诸稿先后发表，受知于梁(启超)、栾(调甫)诸大家而获令誉。一九二六年，被张澜聘为国立成都大学教授。一九二八年。移居南京，任考试院参事、考选委员，盖清流也，不治庶事，又兼任中央大学特约教授，乃得博极群书。修改旧稿，一九三二年《中国古代名家者言》稿成。抗战起返川，一九三八年，弃职退隐南充西山，得以优游修改《名家者言》稿。一九四三年，创办西山书院，不数年，生徒至百馀人。先生轻财仗义，乐于助人，不仅皆免学费，其尤困者，又为工读以助之，而自奉则甚薄也。一九四六年，受聘为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此二三年，常往来蓉果间。一九四九年，在果创川北文学院，西山书院与川北文学院合，先生任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解放后，川北文学院与川北农工学院合为川北大学，先生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九五二年，四川省恢复建置，调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兼省图书馆馆长。一九五七年，错划右派，调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任研究员。一九六。年取消右派之称。一九六五年病逝，享年七十五岁。先生另稿《墨子大义述》，一九三三年由南京亚细亚学会排印发行。遗稿有《东维子文集校注》、《铁崖古乐府校注》，及诗文集等数十万言，尚待刊布。
先生初娶杜氏，继室罗氏，皆蓬安人，并不幸早病故，成无所出。续弦王元德，南充人，曾就读国立成都大学，能诗文，兼通百家之书，任教中学有年，暇时辄侍先生著席，或助检索，或代操管，虽竟日未尝有倦色。先生之书，师母与有力焉。治家有度，性素节俭，唯以财资先生兴学则不稍吝。子女六人，督教亦慈亦严，咸能恪遵庭训，皆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勤学苦读，或文史或理工，业各有成，并膺特高职衔，有声行辈中。
学者言：中国古代名辩之学“是中国学术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不仅在古代，就在现时，也还是逻辑学的宝库。”它能“在广泛基础上再度发挥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效能。”(沈有鼎语)学者又言：“认真做好名辩古籍的校诠工作，是提高中国逻辑史研究水平的基础。”(周云之语)而先生此《中国古名家言》实不啻一校释古名辩元典之典范。然此书自一九八三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来近三十年，书肆早已绝迹，读者求书无门。今承四川大学出版社以宏扬优秀国学遗产之卓识，再版此书以飨读者，服务现实，且又详为校勘，改正原版错漏，非仅为读者之幸，亦且为作者之幸也。笔者亦谨并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