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小说”为中国原有的术语,历史悠久,内涵复杂。中国古代小说18世纪开始在西方传播,“小说”一词由此进入西方学术话语系统,并根据西方知识谱系被重新定义。西人通过对小说进行逻辑分层,并运用多种术语对应小说的诸多亚文类来实现二者的中西对接。经过中西融通,“小说”的边界有所延伸,包含了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和翻译的西方小说,“小说”一词则演变为用散文写作的虚构性叙事文类的通称。清末民初,“小说”一词被日本学者借用与西方术语对译,又经晚清学人移植重建、古今转换,生成为现代学术新语。从20世纪初开始,小说研究逐渐成为中国
【基金项目】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典小说西传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7ZDA26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小说”为中国原有的术语,历史悠久,内涵复杂。中国古代小说18世纪开始在西方传播,“小说”一词由此进入西方学术话语系统,并根据西方知识谱系被重新定义。西人通过对小说进行逻辑分层,并运用多种术语对应小说的诸多亚文类来实现二者的中西对接。经过中西融通,“小说”的边界有所延伸,包含了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和翻译的西方小说,“小说”一词则演变为用散文写作的虚构性叙事文类的通称。清末民初,“小说”一词被日本学者借用与西方术语对译,又经晚清学人移植重建、古今转换,生成为现代学术新语。从20世纪初开始,小说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显学”,其学术研究体系正是以作为现代文学术语的“小说”为核心,以其现代内涵为基础加以构筑的。
其他文献
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时间视野中,回顾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早期“改革文学”,殊为必要。迄今为止,主流文学史多把早期“改革文学”与同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并称“新时期文学”。但仔细辨析,“改革文学”所建构的“现代”意识,在基本立场、历史判断、现实情感经验等向度上都与同时期的主流文学存在较大差异。在这些对“现代”的不同表述中,早期“改革文学”既分享着同时代的主流意识,试图在对历史的反思、调整中重构现代;也携带着20世纪中国革命与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情感、经验与记忆,对如何在现代世界结构中重新定位中国、
新文化人通过强调生育行为的偶然性和自然性,否定了父于子有恩,同时也将生育的意义从世系延续改写为个体生命事件。与此同时,自然亲情被新文化人建构为亲子关系的本体性价值,情感原则成为了代际交往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爱”取代“恩”成为亲子伦理的本体价值和总体原则,反映的是中国家庭伦理由“秩序型”伦理向“情感型”伦理转变的过程。
《白鹿原》的轰动问世,标志着陈忠实小说创作的巅峰状态,也预示着他重构寻根神话的精神危机。小说超越了启蒙、革命的书写模式,借助白鹿原、家族历史、乡绅文化和“白鹿精灵”的民间神话,真实还原了乡绅的崩溃这一“民族秘史”。在农村基层长期摸爬滚打的陈忠实,以其对于民间故事、秦腔故事的熟稔化用,匠心独运地将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永镇白鹿塔、重悟死生交这四个兄弟较量的连环故事,有机构成《白鹿原》的情节主线,实现了中国文学世情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寻根小说的文学现场和精神氛围中,陈忠实精神返乡却又无家可归:消失的“白鹿”
汪曾祺《受戒》中很少被注意到的佛徒生活与寺院经济在现代时期乃争议巨大的真实存在。通过以“新思想”改写“旧生活”,汪曾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受戒》等作品无意中触及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去信仰等问题,在为“事功”而抒情的同时,也为“事功”而忧虑,表现出矛盾困惑的一面。借用汪曾祺归纳的“抒情考古学”方法,将“旧生活”与“新思想”同时历史化,有助于考察《受戒》等小说历史与美学、抒情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进而揭示现代性悖论在汪曾祺作品中的显现方式。
关于田汉的左转,学界普遍聚焦于《我们的自己批判》,对1929年出版的《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鲜有关注。笔者认为,田汉译述的《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一书揭示了他政治转向前的某种心路历程。该书深入分析了威廉·莫里斯[1](William Morris,1834—1896)的艺术社会主义思想。莫里斯倡导“劳动快乐化”,基本解决了困扰田汉多年的劳动内在动力问题。通过深入剖析莫里斯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因和必然性,田汉重申了“人格就是诗”——真的诗人视劳动为艺术,因而就是真的社会主义者,从而实现自我转向逻辑上的圆满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申报·自由谈》(1933—1935)的关系十分重要,却始终未有详论。实则,《自由谈》改版之初本有既定路线,在主编黎烈文的摸索过程中,鲁迅、茅盾等作为著名作家被吸纳进入刊物作者群,拉开了刊物风格转变的序幕。但相较“在鲁迅引领下形成的‘兼容并包’风格”,《自由谈》的特征更应概括为在时势与编者的推动下“偶成”的鲜明“左翼主题”。同时,“左联”虽然在与《自由谈》的互动中相对被动,却在低谷期依靠这一绝佳机会努力运营,补充血液,渡过难关。二者的互动,亦体现出了“左联”内外对其本身认知上的巨大差距,
《伤逝》中的第一人称经验性视角和回顾性视角交融互渗,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召唤结构和意义域。涓生的经验性视角呈现出“五四”爱情话语的现实境遇;他的回顾性视角,不仅揭示了“五四”时代爱情话语的空洞化与符号化,反省了启蒙理性的负面价值,而且试图以“为爱所渗透的真”来解脱启蒙的道德困境。《伤逝》中“为爱所渗透的真”来自于罗曼·罗兰,也与儒家的仁有同构性,可以看作是“五四”的中国化方案。在这一方案中,子君所代表的女性爱情价值观得以凸显。涓生以“说谎和遗忘”为前导的新路选择既体现出“五四”先行者的人道情怀,又展示出其使徒
本文在美国现代诗的发展和汉学研究这两个脉络中勾勒王维诗的英译和研究状况。一方面,美国诗人在挣脱英国欧洲文化传统的束缚,推动诗歌观念和形式变革,以异质的中国古典诗作为资源的过程中,将王维的山水隐逸诗看作是中国诗的典范。另一方面,以深入了解中国文学为目标的汉学家则试图“纠正”美国读者对王维诗的片面认识,在研究中揭示王维人和诗的复杂性、丰富性。了解王维诗在美国的翻译研究状况和王维形象的历史变化,有助于我们思考文学跨地域传播中的取舍、误读和创造性转化,以及传播、阐释和接受地的文学创作、文学运动和文化思潮间的复杂互
汉赋对物态的描写是其创作的基本特征,“体物”论的出现最为典型。但元代学者陈绎曾将其说区分为“象体”等7种方法,则呈现出赋论史由汉人重“感物”到晋人论“体物”,再到唐宋以后其论趋向技术化的特征,而对汉赋“体物”的技法研究,正是这种追述式批评的呈现。作为诸多体物方法的一种,“象体”的写作形态被学界放在汉赋语言艺术范畴有所论列,却未能进一步认知其具有语言本质特征的“体物”意义,而“相如长于象体”则昭示了西汉赋基于“诵读”与“修辞”技艺的原生态写作风格。在汉赋体物论的范畴中,“象体”与“比体”最能反映赋体的语言表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具有同源性。两者的融合拓展了在“文学现代化”的整体论框架内重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研究视野。针对“泛化”与“窄化”两者关系的理论误区,本文提出“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旨在超越纯文学的本质主义与非文学的工具主义,将两者的互动共生关系置于现代中国动态文化语境中予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化研究的理论前提是系统把握两者各自发生发展的演变历程。本文在此基础上寻绎区隔与融通两者的机制,梳理其分立与融合的关系形态,辨析一体化研究的可能与局限,为重构立体化的现代中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