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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底到2008年初,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先后公布了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浙江传媒学院、杭州师范大学和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六个高校“非遗”研究基地。这标志着浙江省高校“非遗”教育传承的开始和浙江“非遗”研究进入多层次研究和保护阶段。
“非遗”研究基地工作进展的分析
2009年3月第二次浙江省非物质遗产研究基地工作交流会上六个高校“非遗”研究基地的工作交流报告全面的展现了目前基地的工作进展状况。
浙江大学举办了相关的专题研讨会和系列学术讲演;申报成功两项“钱江人才计划”课题等学术活动外,正着手编译“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丛书”,编写“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丛书”并加强国际交流,选送派遣研究基地成员学者赴外深造与考察。
中国美术学院在硕士生培养中增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方向,在本科教学阶段开设如《民俗艺术学》等文化遗产方面的课程;编写《民俗艺术研究》等著作;在《新设计》中开设“民俗民艺”研究专栏;在学院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展览。此外,还将出版相关专著,协助美院筹建民俗艺术馆。
浙江师范大学基地成员承担并完成了相关国家级课题3项,省重点课题13项,厅级课题4项;出版《浙江民俗史》等著作16部;参加各级别“非遗”学术会议32次;承担地方“非遗”申报文本制作13项(含影像文本2项);承办“2008浙江·中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此外,该研究基地还欲编写相关丛书,做好“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的信息建设工作。
杭州师范大学则整合31位专家,在“非遗”基地中设了民俗与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与手工艺生产技艺、传统体育4个研究所,与各地文化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在校内对师生进行“非遗”保护的宣传教育;出版《浙江民间故事史》等6种相关学术专著。此外,还将筹办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以适应社会对“非遗”人才的需求。
浙江传媒学院在“非遗”基地中设置了“基础理论”、“影像摄制”和“戏剧戏曲”三支研究团队,除完成三个国家级、部级课题外,还制作“非遗”申报片和相关的电视电影等进行“非遗”文化的宣传。并计划在校内开设相关课程,增进学生对“非遗”的理解,激发研究兴趣,增强“非遗”保护意识。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基地除参加文化厅举办主持的“非遗”合作与交流活动,还出版了4种相关专著;在学院学报开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栏,同时结合艺术院校的特点,将“非遗”研究和保护与教学相结合,计划在研究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将属于艺术的部分用舞台呈现的形式予以活化,不但取得社会宣传和艺术传承效果,还为“非遗”研究提供活态对象。
综上可知,六个高校“非遗”基地在由启动到运作至今,工作既趋向同化又各显特色。这种尝试往往源自校际的互补原则。在探讨浙江省高校“非遗”研究基地的任务与部署策略时,应给予充分重视和运用。
高校“非遗”研究基地
任务的解析思考和部署
高校“非遗”研究基地在“非遗”研究和保护工作中的任务有五项。
一是促使公众形成文化遗产的自我保护意识,并树立文化自立的信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乃是本民族基本识别标记,是维系民族、社区存在的血脉,是民族发展的源泉。高校“非遗”基地应当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的宣传教育责任。
宣传教育的方式有很多,不但可以利用专题讲座和展览的形式进行的相关活动,还可以利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因此高校在协助媒体加强“非遗”知识学习的同时,不但要给予他们方式上的指导,还要有学理的深化。
执行该任务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积极推进的当下, 在传媒与大众之间搭建起良好的沟通桥梁。这是保护的需要, 更是大众传媒必须面对的现实任务。”在六个高校“非遗”研究基地中,浙江传媒学院无疑是对大众媒体的运作原理最熟悉的。因此该校的“非遗”研究基地可担当该项任务主力,并且为其他五个高校“非遗”基地提供帮助。浙江师范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方面显然有师范类的优势,可以以本地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民族风俗与口头文学为乡土教材,开设选修课,培养学生的故土情结和文化自信,增强学生学习“非遗”知识的精神。
二是直接参与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工作。高校“非遗”基地为获得理论研究的原始材料,要积极参与针对“非遗”的田野调查等实践。田野调查可减少高校“非遗”基地理论研究中的主观失误,应该作为与理论研究同等重要的工作来部署。
笔者认为六个基地中的浙江师范大学最有开展该工作的优势,这不仅因为它具有极强的人文学科背景,而且它是惟一一个处于基层“非遗”文化机构紧密联系的中间位置,更容易开展田野调查。另外,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超过半个世纪的办学历程,培养的学生遍布全省各级各类文化单位,这是极有利于田野调查的人脉资源。
三是为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布和界定而被认定为来自非学术路径的外来式概念, 即便已经翻译且成为学术用语,其“在汉语语境中仍缺乏天然的学术土壤。” 因而,当务之急就是在理清基本概念的基础上, 构建理论体系, 从而让公众更透彻的认识“非遗”, 也为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支持。另一方面,高校的“非遗”研究在依托其他学科以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同时,同样会以自己实践性强的特色影响整个高校乃至学术界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这种因“非遗”研究所带来的学术范畴的理论延展和范式创新及其成果只有高校可以总结和消化。
这个任务非学科齐全的浙江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莫属。它们和杭州师范大学能短期内整合出一支各方面资源配备齐全的“非遗”研究团队,而且这三所大学人文学术底蕴丰厚,培养的“非遗”专门人才又与浙江师范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的师范性相吻合。
四是充分利用高校多元的文化资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其实质是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的重新展示。在经典的人文学术观念中,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是把一些“里程碑”性质的文化民俗现象按照某种规律或目的组织起来的逻辑过程。但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研究敏感点则是日常生活中不间断地延续、传承的文化资源。于是,保持并发扬“非遗”活态就成了高校“非遗”基地工作的第四个重心。
这个任务需要高校本身有一定的文化艺术积淀,所以中国美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和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当是最佳选择。
五是为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区域文化产业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提供政策参考。诚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必须首先建立在抢救保护的基础之上,只有很好地抢救这种文化, 保护非物质文化, 从形态和特点上去认识民族民间文化的精神内容和实质内涵,才能获得其存在的可能。”而保护和抢救“非遗”工作是长期持续的过程,高校“非遗”研究基地可以在综合各学科知识,结合实际工作,在将该工作作理论延伸的同时,找寻出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区域文化产业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的导向性结论。而且“非遗”保护当中,强调的是地方特色, 甚至是某个社会群体的特异性。所以,对每一个“非遗”项目的这种转换都需要高校素有严谨作风的学术力量的参与。
浙江大学因其在六个基地中最完整的经济学科建设而对此项任务责无旁贷。不仅“非遗”保护需要理论支撑,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区域文化产业和经济的一体化的“无依据实践”更需要理论前瞻。
结论
以上便是笔者对浙江省高校“非遗”研究基地的任务与部署策略的思考,当然,职司部门在以凸显专长、互补联动为原则对浙江省高校“非遗”研究基地的工作进行部署的时候,也不可绝对地突出各自特色做限定式部署;同时,各高校“非遗”研究基地又应该在加强交流的同时,自觉地将自身纳入到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局工作中去考量,以便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促成已经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更大的进步。
作者简介:
刘斐(1983年—),女,汉族,助理馆员,本科。(浙江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松阳,323400)
高铮(1974年—),男,汉族,讲师,硕士。(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杭州,310053)
郭希(1978年—),女,汉族,助理研究员,本科。(浙江传媒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责编:耿国彪)
“非遗”研究基地工作进展的分析
2009年3月第二次浙江省非物质遗产研究基地工作交流会上六个高校“非遗”研究基地的工作交流报告全面的展现了目前基地的工作进展状况。
浙江大学举办了相关的专题研讨会和系列学术讲演;申报成功两项“钱江人才计划”课题等学术活动外,正着手编译“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丛书”,编写“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丛书”并加强国际交流,选送派遣研究基地成员学者赴外深造与考察。
中国美术学院在硕士生培养中增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方向,在本科教学阶段开设如《民俗艺术学》等文化遗产方面的课程;编写《民俗艺术研究》等著作;在《新设计》中开设“民俗民艺”研究专栏;在学院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展览。此外,还将出版相关专著,协助美院筹建民俗艺术馆。
浙江师范大学基地成员承担并完成了相关国家级课题3项,省重点课题13项,厅级课题4项;出版《浙江民俗史》等著作16部;参加各级别“非遗”学术会议32次;承担地方“非遗”申报文本制作13项(含影像文本2项);承办“2008浙江·中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此外,该研究基地还欲编写相关丛书,做好“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的信息建设工作。
杭州师范大学则整合31位专家,在“非遗”基地中设了民俗与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与手工艺生产技艺、传统体育4个研究所,与各地文化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在校内对师生进行“非遗”保护的宣传教育;出版《浙江民间故事史》等6种相关学术专著。此外,还将筹办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以适应社会对“非遗”人才的需求。
浙江传媒学院在“非遗”基地中设置了“基础理论”、“影像摄制”和“戏剧戏曲”三支研究团队,除完成三个国家级、部级课题外,还制作“非遗”申报片和相关的电视电影等进行“非遗”文化的宣传。并计划在校内开设相关课程,增进学生对“非遗”的理解,激发研究兴趣,增强“非遗”保护意识。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基地除参加文化厅举办主持的“非遗”合作与交流活动,还出版了4种相关专著;在学院学报开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栏,同时结合艺术院校的特点,将“非遗”研究和保护与教学相结合,计划在研究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将属于艺术的部分用舞台呈现的形式予以活化,不但取得社会宣传和艺术传承效果,还为“非遗”研究提供活态对象。
综上可知,六个高校“非遗”基地在由启动到运作至今,工作既趋向同化又各显特色。这种尝试往往源自校际的互补原则。在探讨浙江省高校“非遗”研究基地的任务与部署策略时,应给予充分重视和运用。
高校“非遗”研究基地
任务的解析思考和部署
高校“非遗”研究基地在“非遗”研究和保护工作中的任务有五项。
一是促使公众形成文化遗产的自我保护意识,并树立文化自立的信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乃是本民族基本识别标记,是维系民族、社区存在的血脉,是民族发展的源泉。高校“非遗”基地应当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的宣传教育责任。
宣传教育的方式有很多,不但可以利用专题讲座和展览的形式进行的相关活动,还可以利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因此高校在协助媒体加强“非遗”知识学习的同时,不但要给予他们方式上的指导,还要有学理的深化。
执行该任务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积极推进的当下, 在传媒与大众之间搭建起良好的沟通桥梁。这是保护的需要, 更是大众传媒必须面对的现实任务。”在六个高校“非遗”研究基地中,浙江传媒学院无疑是对大众媒体的运作原理最熟悉的。因此该校的“非遗”研究基地可担当该项任务主力,并且为其他五个高校“非遗”基地提供帮助。浙江师范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方面显然有师范类的优势,可以以本地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民族风俗与口头文学为乡土教材,开设选修课,培养学生的故土情结和文化自信,增强学生学习“非遗”知识的精神。
二是直接参与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工作。高校“非遗”基地为获得理论研究的原始材料,要积极参与针对“非遗”的田野调查等实践。田野调查可减少高校“非遗”基地理论研究中的主观失误,应该作为与理论研究同等重要的工作来部署。
笔者认为六个基地中的浙江师范大学最有开展该工作的优势,这不仅因为它具有极强的人文学科背景,而且它是惟一一个处于基层“非遗”文化机构紧密联系的中间位置,更容易开展田野调查。另外,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超过半个世纪的办学历程,培养的学生遍布全省各级各类文化单位,这是极有利于田野调查的人脉资源。
三是为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布和界定而被认定为来自非学术路径的外来式概念, 即便已经翻译且成为学术用语,其“在汉语语境中仍缺乏天然的学术土壤。” 因而,当务之急就是在理清基本概念的基础上, 构建理论体系, 从而让公众更透彻的认识“非遗”, 也为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支持。另一方面,高校的“非遗”研究在依托其他学科以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同时,同样会以自己实践性强的特色影响整个高校乃至学术界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这种因“非遗”研究所带来的学术范畴的理论延展和范式创新及其成果只有高校可以总结和消化。
这个任务非学科齐全的浙江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莫属。它们和杭州师范大学能短期内整合出一支各方面资源配备齐全的“非遗”研究团队,而且这三所大学人文学术底蕴丰厚,培养的“非遗”专门人才又与浙江师范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的师范性相吻合。
四是充分利用高校多元的文化资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其实质是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的重新展示。在经典的人文学术观念中,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是把一些“里程碑”性质的文化民俗现象按照某种规律或目的组织起来的逻辑过程。但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研究敏感点则是日常生活中不间断地延续、传承的文化资源。于是,保持并发扬“非遗”活态就成了高校“非遗”基地工作的第四个重心。
这个任务需要高校本身有一定的文化艺术积淀,所以中国美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和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当是最佳选择。
五是为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区域文化产业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提供政策参考。诚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必须首先建立在抢救保护的基础之上,只有很好地抢救这种文化, 保护非物质文化, 从形态和特点上去认识民族民间文化的精神内容和实质内涵,才能获得其存在的可能。”而保护和抢救“非遗”工作是长期持续的过程,高校“非遗”研究基地可以在综合各学科知识,结合实际工作,在将该工作作理论延伸的同时,找寻出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区域文化产业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的导向性结论。而且“非遗”保护当中,强调的是地方特色, 甚至是某个社会群体的特异性。所以,对每一个“非遗”项目的这种转换都需要高校素有严谨作风的学术力量的参与。
浙江大学因其在六个基地中最完整的经济学科建设而对此项任务责无旁贷。不仅“非遗”保护需要理论支撑,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区域文化产业和经济的一体化的“无依据实践”更需要理论前瞻。
结论
以上便是笔者对浙江省高校“非遗”研究基地的任务与部署策略的思考,当然,职司部门在以凸显专长、互补联动为原则对浙江省高校“非遗”研究基地的工作进行部署的时候,也不可绝对地突出各自特色做限定式部署;同时,各高校“非遗”研究基地又应该在加强交流的同时,自觉地将自身纳入到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局工作中去考量,以便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促成已经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更大的进步。
作者简介:
刘斐(1983年—),女,汉族,助理馆员,本科。(浙江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松阳,323400)
高铮(1974年—),男,汉族,讲师,硕士。(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杭州,310053)
郭希(1978年—),女,汉族,助理研究员,本科。(浙江传媒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责编:耿国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