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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闷了一辈子的花甲农妇邵玉珍，心底始终潜藏着不愿平庸过一生的热望。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到北京城里参加培训，学会了使用ＤＶ。从此，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在她面前徐徐打开。小小ＤＶ机让她精神世界更加丰富的同时，也收获了人生的自信和尊严……
歪打正着，村妇“瞎拍”的ＤＶ短片获得一等奖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下旬，北京顺义区杨镇沙子营村的乡亲们发现，村民张松山的老伴邵玉珍神秘地“消失”了。
三天后，邵玉珍才在村里出现，手上却多了个村民没见过的物件，邵玉珍说这是ＤＶ，能把人录进去，还能从电视里放出来。听着邵玉珍的话，村民们半信半疑——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呢？事情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那天，邵玉珍正在家吃饭，邻居吴家在《大众ＤＶ》杂志工作的闺女吴砚华来找她，对她说：“大婶子，有件事儿，我觉得你参加比较合适。”
这件事就是“村民ＤＶ计划”，是国内资深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应“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委托策划的。“村民ＤＶ”是影像计划的一部分，２００５年９月开始面向全国征选１０位村民，打算经过拍摄技术培训后，让他们拿着ＤＶ回自己村拍摄。参加者必须是村民身份，围绕着村民自治，还要有自己的拍摄主题。
在吴砚华的鼓动下，邵玉珍报了名。很快，她接到通知，自己被录取了。这个时候，邵玉珍有些忐忑，她觉得自己已是５５岁的人了，这么多年一直围着地头、灶台转，冷不丁让她拿起机器拍片子，能行吗？
权衡再三，邵玉珍决定接受挑战，她对自己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不出去，一辈子就没啥亮点了。
村里同龄妇女中，邵玉珍是文化最高的，当年她以高分考上了重点中学牛栏山一中，因为家里穷，勉强读到了初三。当年像她这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进城工作去了，邵玉珍家里穷，没路子，只得走上了嫁人、务农的道路。其实，这些年来，她从未甘心就这样庸庸碌碌地走完一生。
几天后，邵玉珍到了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参加培训。学会开机关机后，她就和其他９位同学到外边去拍，先拍静止画面，再拍人物。两天过后，她就拍得像模像样了。
第三天，吴文光让１０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村民上报想拍的选题，有想拍村里采石场的，有想拍扶贫款发放的，有想拍选举的，邵玉珍的选题是拍“包地”。吴文光同意了。
带着这项“作业”，邵玉珍拎着一台ＤＶ、１０盘带子回到沙子营。吴文光告诉她，万一“包地”拍不成，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随意拍。总之，一个月内，要把１０盘带子拍满。
吴导演预料的“万一”还真的出现了，村里包地的会议一拖再拖。邵玉珍只好见到什么就拍什么，她拍了村民在马路边截车卖大白菜，拍了人们如何砍价，怎样把买家领地里看菜，砍菜，最后装车。她还拍了在马路边等车时，村民们谈天说地、插科打诨、开玩笑、发牢骚的场景。
一天晚上，邵玉珍正吃着饭，前院两口子又吵起来了。她放下饭碗，拎着ＤＶ就去劝架。她心想，把他们吵架时的样子录下来，到时放给他们看，他们就不好意思再吵了。那两口子看邵玉珍来了，吵得更凶了，根本没留意邵玉珍在拍他们，该怎么吵还怎么吵。过后，邵玉珍给他们放了吵架时的录像，那两口子挺尴尬，以后吵架的频率少多了。
快到交“作业”的日子了，邵玉珍还剩大半盘带子没有拍满。进城交差的前一天，邵玉珍拽着老伴，让他当解说员，围着村子拍了一天，总算把带子拍满了。
交“作业”那天，包括邵玉珍在内的１０位村民都来了，其他９位村民如约拍到了上报的选题，只有邵玉珍未能拍到自己的选题，她有些不好意思。
让邵玉珍深感意外的是，“作业”评比的时候，她随手“瞎拍”的作品《我拍我的村子》征服了挑剔的评委，获得了村民ＤＶ计划一等奖，评委的意见是，邵玉珍的作品真实得让人震撼。
ＤＶ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京城“跟拍”挨打痴心依旧
“村民ＤＶ计划”活动结束了，邵玉珍使用的ＤＶ成了她的奖品。以前拍ＤＶ是为了交差，现在，她的拍摄兴趣则被激发出来了。她按照计划，分别拍了《我们村里的人》、《我们村里的农活》、《我们村的文艺演出》，等等，越拍越觉得村里有好多东西可拍，拍摄ＤＶ渐渐成了她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邵玉珍的拍摄计划里，有拍《我的亲戚》这一主题。２００７年７月，有个亲戚因为瓜棚被人放火烧毁，警方介入后抓住了纵火者，但只关了几天就放了出来，亲戚家也没得到赔偿，亲戚四处告状，光是局长接待日就去了４次。邵玉珍觉得这是个不错的素材，决定全程跟拍。
８月初的一天，亲戚到北京城里上访，邵玉珍也跟了过去，想记录下亲戚讨说法的经过。邵玉珍和亲戚一早赶到信访地点，亲戚排队时，她顺便拍摄一下周边的场景，没想到一个穿警服的人很快过来阻止她，很凶地呵斥她说：“不准拍，不然没收你的摄像机！”邵玉珍倔劲儿上来了，她跟那人理论起来：“我只是拍一下街景，凭什么不让拍？哪条法律规定不让拍，你拿出来我看看？”邵玉珍越说越激动，还拍下了那人的警号。
邵玉珍据理力争的态度一下激怒了对方，那个穿警服的男子一挥手，过来几个人揪住她的胳膊，把她拖进一间小屋子，那个男子上前打了她一耳光，骂道：“你个傻×女人，不在家种地，跑这儿来撒野，欠打！”他一挥手，另外几个人对着邵玉珍就动了拳脚。挨打后，邵玉珍又在附近派出所里被关了三个多小时，最后还是家乡派出所来人把她接了回去。
邵玉珍被打得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在床上躺了几天，然而这只是皮肉上的伤痛，她心里的伤更痛更重。白天在地里干活时，她反反复复在想：那个像她儿子一样大的年轻人，凭什么对一个农村老太太下手这么狠？自己到底错在哪里？想来想去，邵玉珍觉得自己没有错，错在农民的弱势地位以及某些执法人员极低的素质。
邵玉珍挨打的消息村里人很快都知道了，有的乡亲劝她：“你以为外头都跟咱沙子营似的，想拍啥就拍啥呀！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别拍了。”有的说，咱们天生地里刨食的命，别五迷三道地整那些没用的东西了，你拍那么多东西，还不如在自己地里多打些粮食。
面对村民们各种各样的说法，邵玉珍的家人当然也不会无动于衷。邵玉珍挨打家人当然最心疼，丈夫张松山对邵玉珍着了迷似的拍ＤＶ早就有意见，当初，邵玉珍报名参加培训班，他觉得让老伴到城里转转也不错，还能免费吃住，没想到老伴回来后，像着了魔，就连干地里的活，也得把ＤＶ机架好才开始。有一次，一场暴雨眼看就要来临，张松山拉着老伴把塑料大棚用石块压好，以免被风掀开。邵玉珍觉得这样的场景不能错过，就支好三脚架，想抓拍些镜头，张松山吼着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捣鼓那破玩意儿，回到家我就给你砸了！”邵玉珍回敬他说：“你敢动动它，我跟你没完！”张松山知道老伴的脾气，不吭了。
借着这次被打，张松山和儿女们劝邵玉珍收手。邵玉珍没有同意，她说你们都不懂我，我活了大半辈子，现在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我不但要拍，还要把亲戚这件事儿跟拍下去，看看最后到底是个啥结果。邵玉珍通过自己挨打这件事儿，觉得农民确实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尊严可言。
就这样，邵玉珍继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她的拍摄计划。２００７年年底，邵玉珍自己动手，把全年拍的７０多个小时的录像带素材剪辑成８０分钟的片子，片名就叫《我拍我的村子——２００７年》，这个片子荣获《大众ＤＶ》杂志“鼓舞２００８”年度ＤＶ人物大奖，并入选主题为“从乡村到都市”优秀纪录片展播，在深圳市何香凝美术馆公开播放展映，获得业内人士及观众的好评。
村妇开启“民间记忆”工程， 赴欧洲、进高校交流收获人生自信
２００８年春节后，邵玉珍接到通知，她将作为中国农民代表赴欧洲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
消息传来，整个沙子营村都轰动了。乡亲们蜂拥到邵玉珍家，七嘴八舌地向她道贺，在大家的簇拥下，邵玉珍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激动。这么多年来，她从未想到自己到了老年，还能获得做人的成就感。
在法国巴黎，那些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专家看了邵玉珍的作品后，大为赞赏，称赞这种原生态的作品才更具震撼力，并真诚地向她取经。业务交流之余，邵玉珍还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古迹。站在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前，她想到了遥远的沙子营村的乡亲们，为人生的时空转换感慨万千。
从国外回来后，邵玉珍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台电脑，请求清华大学毕业的儿子为她扯上宽带，让儿子教她打字、上网发邮件。她要和吴文光老师以及同行们保持网络联系，相互勉励共同提高。
由于当年的拼音基础还在，邵玉珍很快学会了打字，她在电脑上写起了工作日记。按照拍摄计划，邵玉珍对自己每天的生活都有所记录。多少个夜晚，劳累一天的老伴早已酣然入睡，邵玉珍戴着老花镜在电脑前用心地记录着一天的见闻及感受。
邵玉珍写工作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了下来，２０１０年６月，她的电脑中毒无法上网，儿子回到家里给老妈重装系统，由于没有交代清楚，结果把母亲两年来的工作日记给删掉了。
这可是自己两年的心血啊！尽管儿子不是故意的，邵玉珍还是难过得流了泪。儿子看到老妈哭了，连声道歉。几年来，儿子对老妈痴迷ＤＶ并没有反对，他觉得这只不过是老人精神生活的一种补充，充其量是一种爱好。邵玉珍则认为儿子并不了解她的内心，不懂她的精神世界，更不理解这份工作对她的人生意义。
电脑重装事件以后，邵玉珍开始给自己的工作日记进行备份，以免发生不测。生活中，她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己的拍摄计划。
在沙子营村，邵玉珍成了“名人”，村里有啥值得纪念的事情，都会叫邵玉珍过去拍一拍。２０１０年国庆节，村里青年张华结婚那天，提前约定的摄像师突然撂挑子不干了。张华的家人情急之下，请邵玉珍前去救火。一开始，邵玉珍信心还有些不足，生怕拍不好辜负了人家的心意，但她懂得救场如救火的道理，拎着ＤＶ机就上了场。
结婚现场热闹非凡，乡亲们趁这个机会难得地放松一下，搞笑的、逗乐的场面贯穿婚礼的整个过程，邵玉珍拍得极为投入。过后，她有些忐忑地把带子在电视上放了一遍，刚看了几分钟，邵玉珍心里就有了底，她觉得自己拍的比专业摄像师并不差。比起那些专业摄像师，她更懂得几十年来一起生活的乡亲们，能更好地捕捉他们的表情。张华夫妻及家人看过邵玉珍的带子后，都非常满意。自此，村里有了婚丧嫁娶，邵玉珍都成了忠实的记录者。
六年多来，邵玉珍拍摄了三百多盘录像带，从这些带子中，她剪辑出《我拍我的村子——２００６》一直到《我拍我的村子——２０１０》，导师吴文光对她的这些作品欣赏有加，并推荐这些作品参加各项比赛，获得了不同等级的奖项，邵玉珍成了国内小有名气的民间纪录片作者。
让邵玉珍想不到的是，首都一些高校也向她发来邀请，请她到校与新闻专业的学子们进行交流。于是，邵玉珍拎着ＤＶ走进象牙塔，把她多年来拍摄ＤＶ的心得体会讲了出来，她真诚地对那些大学生说，她在记录村子变化的同时，也是在记录自己的生活。拍摄ＤＶ之后，她得以接触到一些更新的东西，视野得到了拓展，人生的境界得到进一步提高。
眼下，在吴文光的支持下，邵玉珍又开启了一项更有意义的“民间记忆”计划，就是用ＤＶ寻访周围的一些高龄老人，把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作为一份珍贵的资料保存。目前，她已摄录了数十位老人，那些耄耋之年的老人面对邵玉珍的镜头，总有说不完的话语，老人们极强的倾诉欲给了邵玉珍无尽的动力，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件事情干得更好。
六年多的ＤＶ拍摄，在邵玉珍面前打开了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让她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小小的ＤＶ机让这位农村妇女收获了一份自信，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邵玉珍同样认为，农村妇女除了生儿育女、田间劳作外，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从这些事情中，她们能找到做人的价值以及成就感。
编辑 / 尤 雅
歪打正着，村妇“瞎拍”的ＤＶ短片获得一等奖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下旬，北京顺义区杨镇沙子营村的乡亲们发现，村民张松山的老伴邵玉珍神秘地“消失”了。
三天后，邵玉珍才在村里出现，手上却多了个村民没见过的物件，邵玉珍说这是ＤＶ，能把人录进去，还能从电视里放出来。听着邵玉珍的话，村民们半信半疑——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呢？事情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那天，邵玉珍正在家吃饭，邻居吴家在《大众ＤＶ》杂志工作的闺女吴砚华来找她，对她说：“大婶子，有件事儿，我觉得你参加比较合适。”
这件事就是“村民ＤＶ计划”，是国内资深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应“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委托策划的。“村民ＤＶ”是影像计划的一部分，２００５年９月开始面向全国征选１０位村民，打算经过拍摄技术培训后，让他们拿着ＤＶ回自己村拍摄。参加者必须是村民身份，围绕着村民自治，还要有自己的拍摄主题。
在吴砚华的鼓动下，邵玉珍报了名。很快，她接到通知，自己被录取了。这个时候，邵玉珍有些忐忑，她觉得自己已是５５岁的人了，这么多年一直围着地头、灶台转，冷不丁让她拿起机器拍片子，能行吗？
权衡再三，邵玉珍决定接受挑战，她对自己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不出去，一辈子就没啥亮点了。
村里同龄妇女中，邵玉珍是文化最高的，当年她以高分考上了重点中学牛栏山一中，因为家里穷，勉强读到了初三。当年像她这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进城工作去了，邵玉珍家里穷，没路子，只得走上了嫁人、务农的道路。其实，这些年来，她从未甘心就这样庸庸碌碌地走完一生。
几天后，邵玉珍到了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参加培训。学会开机关机后，她就和其他９位同学到外边去拍，先拍静止画面，再拍人物。两天过后，她就拍得像模像样了。
第三天，吴文光让１０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村民上报想拍的选题，有想拍村里采石场的，有想拍扶贫款发放的，有想拍选举的，邵玉珍的选题是拍“包地”。吴文光同意了。
带着这项“作业”，邵玉珍拎着一台ＤＶ、１０盘带子回到沙子营。吴文光告诉她，万一“包地”拍不成，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随意拍。总之，一个月内，要把１０盘带子拍满。
吴导演预料的“万一”还真的出现了，村里包地的会议一拖再拖。邵玉珍只好见到什么就拍什么，她拍了村民在马路边截车卖大白菜，拍了人们如何砍价，怎样把买家领地里看菜，砍菜，最后装车。她还拍了在马路边等车时，村民们谈天说地、插科打诨、开玩笑、发牢骚的场景。
一天晚上，邵玉珍正吃着饭，前院两口子又吵起来了。她放下饭碗，拎着ＤＶ就去劝架。她心想，把他们吵架时的样子录下来，到时放给他们看，他们就不好意思再吵了。那两口子看邵玉珍来了，吵得更凶了，根本没留意邵玉珍在拍他们，该怎么吵还怎么吵。过后，邵玉珍给他们放了吵架时的录像，那两口子挺尴尬，以后吵架的频率少多了。
快到交“作业”的日子了，邵玉珍还剩大半盘带子没有拍满。进城交差的前一天，邵玉珍拽着老伴，让他当解说员，围着村子拍了一天，总算把带子拍满了。
交“作业”那天，包括邵玉珍在内的１０位村民都来了，其他９位村民如约拍到了上报的选题，只有邵玉珍未能拍到自己的选题，她有些不好意思。
让邵玉珍深感意外的是，“作业”评比的时候，她随手“瞎拍”的作品《我拍我的村子》征服了挑剔的评委，获得了村民ＤＶ计划一等奖，评委的意见是，邵玉珍的作品真实得让人震撼。
ＤＶ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京城“跟拍”挨打痴心依旧
“村民ＤＶ计划”活动结束了，邵玉珍使用的ＤＶ成了她的奖品。以前拍ＤＶ是为了交差，现在，她的拍摄兴趣则被激发出来了。她按照计划，分别拍了《我们村里的人》、《我们村里的农活》、《我们村的文艺演出》，等等，越拍越觉得村里有好多东西可拍，拍摄ＤＶ渐渐成了她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邵玉珍的拍摄计划里，有拍《我的亲戚》这一主题。２００７年７月，有个亲戚因为瓜棚被人放火烧毁，警方介入后抓住了纵火者，但只关了几天就放了出来，亲戚家也没得到赔偿，亲戚四处告状，光是局长接待日就去了４次。邵玉珍觉得这是个不错的素材，决定全程跟拍。
８月初的一天，亲戚到北京城里上访，邵玉珍也跟了过去，想记录下亲戚讨说法的经过。邵玉珍和亲戚一早赶到信访地点，亲戚排队时，她顺便拍摄一下周边的场景，没想到一个穿警服的人很快过来阻止她，很凶地呵斥她说：“不准拍，不然没收你的摄像机！”邵玉珍倔劲儿上来了，她跟那人理论起来：“我只是拍一下街景，凭什么不让拍？哪条法律规定不让拍，你拿出来我看看？”邵玉珍越说越激动，还拍下了那人的警号。
邵玉珍据理力争的态度一下激怒了对方，那个穿警服的男子一挥手，过来几个人揪住她的胳膊，把她拖进一间小屋子，那个男子上前打了她一耳光，骂道：“你个傻×女人，不在家种地，跑这儿来撒野，欠打！”他一挥手，另外几个人对着邵玉珍就动了拳脚。挨打后，邵玉珍又在附近派出所里被关了三个多小时，最后还是家乡派出所来人把她接了回去。
邵玉珍被打得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在床上躺了几天，然而这只是皮肉上的伤痛，她心里的伤更痛更重。白天在地里干活时，她反反复复在想：那个像她儿子一样大的年轻人，凭什么对一个农村老太太下手这么狠？自己到底错在哪里？想来想去，邵玉珍觉得自己没有错，错在农民的弱势地位以及某些执法人员极低的素质。
邵玉珍挨打的消息村里人很快都知道了，有的乡亲劝她：“你以为外头都跟咱沙子营似的，想拍啥就拍啥呀！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别拍了。”有的说，咱们天生地里刨食的命，别五迷三道地整那些没用的东西了，你拍那么多东西，还不如在自己地里多打些粮食。
面对村民们各种各样的说法，邵玉珍的家人当然也不会无动于衷。邵玉珍挨打家人当然最心疼，丈夫张松山对邵玉珍着了迷似的拍ＤＶ早就有意见，当初，邵玉珍报名参加培训班，他觉得让老伴到城里转转也不错，还能免费吃住，没想到老伴回来后，像着了魔，就连干地里的活，也得把ＤＶ机架好才开始。有一次，一场暴雨眼看就要来临，张松山拉着老伴把塑料大棚用石块压好，以免被风掀开。邵玉珍觉得这样的场景不能错过，就支好三脚架，想抓拍些镜头，张松山吼着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捣鼓那破玩意儿，回到家我就给你砸了！”邵玉珍回敬他说：“你敢动动它，我跟你没完！”张松山知道老伴的脾气，不吭了。
借着这次被打，张松山和儿女们劝邵玉珍收手。邵玉珍没有同意，她说你们都不懂我，我活了大半辈子，现在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我不但要拍，还要把亲戚这件事儿跟拍下去，看看最后到底是个啥结果。邵玉珍通过自己挨打这件事儿，觉得农民确实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尊严可言。
就这样，邵玉珍继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她的拍摄计划。２００７年年底，邵玉珍自己动手，把全年拍的７０多个小时的录像带素材剪辑成８０分钟的片子，片名就叫《我拍我的村子——２００７年》，这个片子荣获《大众ＤＶ》杂志“鼓舞２００８”年度ＤＶ人物大奖，并入选主题为“从乡村到都市”优秀纪录片展播，在深圳市何香凝美术馆公开播放展映，获得业内人士及观众的好评。
村妇开启“民间记忆”工程， 赴欧洲、进高校交流收获人生自信
２００８年春节后，邵玉珍接到通知，她将作为中国农民代表赴欧洲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
消息传来，整个沙子营村都轰动了。乡亲们蜂拥到邵玉珍家，七嘴八舌地向她道贺，在大家的簇拥下，邵玉珍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激动。这么多年来，她从未想到自己到了老年，还能获得做人的成就感。
在法国巴黎，那些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专家看了邵玉珍的作品后，大为赞赏，称赞这种原生态的作品才更具震撼力，并真诚地向她取经。业务交流之余，邵玉珍还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古迹。站在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前，她想到了遥远的沙子营村的乡亲们，为人生的时空转换感慨万千。
从国外回来后，邵玉珍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台电脑，请求清华大学毕业的儿子为她扯上宽带，让儿子教她打字、上网发邮件。她要和吴文光老师以及同行们保持网络联系，相互勉励共同提高。
由于当年的拼音基础还在，邵玉珍很快学会了打字，她在电脑上写起了工作日记。按照拍摄计划，邵玉珍对自己每天的生活都有所记录。多少个夜晚，劳累一天的老伴早已酣然入睡，邵玉珍戴着老花镜在电脑前用心地记录着一天的见闻及感受。
邵玉珍写工作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了下来，２０１０年６月，她的电脑中毒无法上网，儿子回到家里给老妈重装系统，由于没有交代清楚，结果把母亲两年来的工作日记给删掉了。
这可是自己两年的心血啊！尽管儿子不是故意的，邵玉珍还是难过得流了泪。儿子看到老妈哭了，连声道歉。几年来，儿子对老妈痴迷ＤＶ并没有反对，他觉得这只不过是老人精神生活的一种补充，充其量是一种爱好。邵玉珍则认为儿子并不了解她的内心，不懂她的精神世界，更不理解这份工作对她的人生意义。
电脑重装事件以后，邵玉珍开始给自己的工作日记进行备份，以免发生不测。生活中，她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己的拍摄计划。
在沙子营村，邵玉珍成了“名人”，村里有啥值得纪念的事情，都会叫邵玉珍过去拍一拍。２０１０年国庆节，村里青年张华结婚那天，提前约定的摄像师突然撂挑子不干了。张华的家人情急之下，请邵玉珍前去救火。一开始，邵玉珍信心还有些不足，生怕拍不好辜负了人家的心意，但她懂得救场如救火的道理，拎着ＤＶ机就上了场。
结婚现场热闹非凡，乡亲们趁这个机会难得地放松一下，搞笑的、逗乐的场面贯穿婚礼的整个过程，邵玉珍拍得极为投入。过后，她有些忐忑地把带子在电视上放了一遍，刚看了几分钟，邵玉珍心里就有了底，她觉得自己拍的比专业摄像师并不差。比起那些专业摄像师，她更懂得几十年来一起生活的乡亲们，能更好地捕捉他们的表情。张华夫妻及家人看过邵玉珍的带子后，都非常满意。自此，村里有了婚丧嫁娶，邵玉珍都成了忠实的记录者。
六年多来，邵玉珍拍摄了三百多盘录像带，从这些带子中，她剪辑出《我拍我的村子——２００６》一直到《我拍我的村子——２０１０》，导师吴文光对她的这些作品欣赏有加，并推荐这些作品参加各项比赛，获得了不同等级的奖项，邵玉珍成了国内小有名气的民间纪录片作者。
让邵玉珍想不到的是，首都一些高校也向她发来邀请，请她到校与新闻专业的学子们进行交流。于是，邵玉珍拎着ＤＶ走进象牙塔，把她多年来拍摄ＤＶ的心得体会讲了出来，她真诚地对那些大学生说，她在记录村子变化的同时，也是在记录自己的生活。拍摄ＤＶ之后，她得以接触到一些更新的东西，视野得到了拓展，人生的境界得到进一步提高。
眼下，在吴文光的支持下，邵玉珍又开启了一项更有意义的“民间记忆”计划，就是用ＤＶ寻访周围的一些高龄老人，把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作为一份珍贵的资料保存。目前，她已摄录了数十位老人，那些耄耋之年的老人面对邵玉珍的镜头，总有说不完的话语，老人们极强的倾诉欲给了邵玉珍无尽的动力，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件事情干得更好。
六年多的ＤＶ拍摄，在邵玉珍面前打开了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让她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小小的ＤＶ机让这位农村妇女收获了一份自信，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邵玉珍同样认为，农村妇女除了生儿育女、田间劳作外，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从这些事情中，她们能找到做人的价值以及成就感。
编辑 / 尤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