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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译者在任何翻译活动中都扮演着决定性的主体角色。翻译应当更多地研译者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所发挥的协调作用。本文从词汇、语言形式和文化典故三个方面分析了译者的协调作用。
【关键词】译者;角色;协调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9）16-0030-01
传统的翻译研究主要是从文本或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入手，中国早期的翻译家严复提出“信”、“达”、“雅”原则，西方翻译家强调的“等值翻译”。从中西方翻译史来看，传统的翻译研究基本束缚在“忠实”和“对等”观念的下，几乎完全忽视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和角色。
一、主体的隐身
20世纪翻译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学科相互渗透的特点，语言学理论也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语言学派的代表尤金·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形式对等，强调“动态对等”要高于“形式对等”，并且“动态对等”是基于“等效原则”之上的，即译文与译文读者的接受效果和原文与原文读者的阅读效果等同[1]。80年代，纽马克认为翻译研究的对象是语言之间的关系，翻译实践就是寻找对等语，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就是确定对等的性质和条件[2]。英国著名的翻译家卡特·福特认为翻译就是在所有潜在的等值译语中为源语寻找最合适的等值语的过程。德国的威尔斯、卡德和纽伯特都认为翻译就是寻找语法等值、语义等值、读者感受等值等简单的问题[3]。译者的能动性作用被长期忽略，译者也处于尴尬的边缘文化地位，其主体意识也处于遮蔽状态。
二、主体的凸现
20世纪60年代新兴起的“接受美学”强调以读者为研究中心，凸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70年代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进入到从文本意义转移到文本以外的因素的研究，译者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变成了与原作者、读者并列的主体存在。以霍姆斯、勒弗菲尔、左哈尔和圖里为代表的“翻译研究学派”，对译者主体力量的彰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霍姆斯认为译者对文本的形式、意义、功能等具备完全的决断权，是一个能动的、创作的主体[4]。图里把翻译规范的研究置于目标语文化系统下进行，使其更具有操作性[5]。
阐释学强调文学翻译中译者和积极作用。每次翻译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译者自己的精神和文化观。女性主义者鼓励译者的现身，认为为翻译的过程掺有更宽更深的意识形态上的色彩。解构主义打破了作者文本意义的权威，倡导多元意义的、开放的文本，因此创造性的、主体的读者/译者诞生了。译者低微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不再被认为是原文和作者的被动的无用的接受者;相反，他们是翻译过程中积极的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他们的重要作用，跨文化协调方法的使用在遇到文化问题时她们的初衷是促进沟通顺利进行，而不是拘泥于文字形式或文化现象。
三、《荆棘鸟》汉译本中译者的协调作用
翻译过程中，译者是不同文化的中介，并起着协调作用。译者通过阅读原语文本与原作者实现视野融合，使译语读者了解原语文本的表达意图。通过译语文本最大化的再现原作者意图。译者在翻译过程起着举足轻重的协调作用，他协调原作者与译文读者、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协助不同语言及文化背景的人群去理解另一文化群体的表达方式、创作意图以及情感期待。曾胡根据原作相应的采用押韵、对仗，合理的使用长短句，既保留原文的异质性同时还流畅易读;挖掘其意义潜势，尽可能地接近其精神实质，充分体现出曾胡在翻译过程中的协调作用。
1.词汇的协调作用。
翻译是一种艺术，中英两种语言文字在形、音、文法、修辞、思考习惯、美感经验以及文化背景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字、词、句之间很少有现成的对译法。语言都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有监测和确定词汇“语境义”的能力。例如：
（1）So Meggie passed the last few days of school ‘in Coventry，’ as they called it， which meant she was totally ostracized.
这样，梅吉在校的最后几天，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在处处受人冷眼的情况下度过的，也就是说她被完全排斥在外了。
在《荆棘鸟》“Coventry”是指英格兰沃里克郡中部区的县市，中文为“考文垂”，意味着“放逐;受排斥的状态”，曾胡翻译成“受人冷眼”，再根据后面的“ostracized”，译者琢磨译该词在语境中的意义，寻找最恰当的匹配词汇“在处处受人冷眼的情况下”，生动形象的描绘出梅吉在学习被排挤的景象。与上文中“Being thick with somebody”“搞得太热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冷”与“热”体现了译者的语言水平和文化视野的感知能力。
一个词不仅有直接的、表面的意义，还有内涵的、牵涉许多联想的意义，这就需要译者必须能够驾驭词的内涵。在《荆棘鸟》中曾胡想描述梅吉在圣心女修道院度过的悲惨的童年。所以他把Sister Agatha翻译成“阿加莎嬷嬷”，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尤其是在晚清时期，“嬷嬷”代指皇宫里那些经常惩戒年轻的宫女的长辈女仆。这种文化背景深深植根于曾胡的世界观之中，这在他翻译的《荆棘鸟》中得到了很大的体现。此外，一个词的意义有时不是从自身的形式和行为中能看清楚，而必须通过上下文才能确定，这就有要求译者有“统观全局”的能力。以英文译中文为例，因此， 译者要调动主观能动性，运用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将作者的意思创造性地再现。
2.语言形式的协调作用。
语言文字所承载的思想或信息受语言形式，即语言符号的排列和特定语言语法编码的制约，仅就英语语法编码而言，英语喜欢采用并列的形容词、动词和名词等而中文则喜欢采用成语或者排比的短语体现出语言的对仗和工整。曾胡不仅精通英语和汉语，还深谙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这也为他翻译《荆棘鸟》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 （3）And he was like Fee， also. Quiet， self-contained， not one to air his feelings or opinions.
而且，他也像菲。沉静，富于自制力，感情不形于色，见解不闻于声。
曾胡采用一个典型的中文表达式的排列句“感情不形于色，见解不闻于声”来解释“air his feelings or opinions.”，这样可以让中国读者完全感受到此句的优雅感。类似的表达还有：将“settle-down，know each other， get along.” 翻译成“安家立业，互相了解，相敬如宾”;将“upset， anxious， contrite.”翻译成“心烦意乱，焦急如焚，追悔莫及”;将“looking sick and bewildered.”翻译成“脸色苍白，手足无措”。这些成语以及四字短语的排比更突显出译者的中文造诣水平。
3.文化典故中的协调作用。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文化身份应顺应主流意识，既要尊重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接受幅度，又要满足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读者所需。[6]译者要发挥文化协调能力，适当的吸收异质文化。译者要增强跨文化意识，保持客观的文化态度，防止文化偏见，缓和文化冲突，根据读者的兴趣和利益，满足其期待视野，促进跨文化交流。如：
（4）“I mean it，Luke！” Meggie said as soon as they were out of Arne’s hearing. “The worm’s turning， do you hear me？”
“我就是这个意思，卢克！”他们一走到阿恩听不到的地方，梅吉便说道，“逼人太甚，兔子也会蹬两脚的，你听见了吗？”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曾胡将“The worm’s turning” 译成“逼人太甚，兔子也会蹬两脚的”。显然，译者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而做出的妥协。虽然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可能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不同的文化中也会有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文化的相似性使目标读者在阅读目标文本的同时，能够欣赏到源文本中的文化元素。如果曾胡从字面意义翻译成“蠕虫的转折”，这将使目标读者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这句话要表达什么意思。所以在《荆棘鸟》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翻译成“逼人太甚，兔子也会蹬两脚的”，这就是目标读者所熟悉的文化典故，能轻易理解其意思。因此，他刻意按照目标文化的审美标准而不是源文化的主流审美标准来探讨这些文化元素，以促进目标读者的理解。又如：“It '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描述的是当一个人不听你的想法，也不接受你说的话，这会让你觉得你在浪费时间和精力。胡曾翻译为“对牛弹琴”，因为这是所有的中国读者都非常熟悉的惯用表达式。“我们该舔她的靴子、拍她的马屁的”而在后文中曾胡将“We’re supposed to lick her boots.”翻译成“我们该舔她的靴子，拍她的马屁的”，对原文进行了补充说明，显示了译者作为调解者和创造者的角色，尽其最大努力挖掘和传达作品的潜在意义，填补空白，将不确定性具体化。
一部好的翻译作品，不仅是对原文简单的重复，而是需要译者在此过程中，选择使用恰当的语言词汇、合适的语言形式、恰当的文化典故，以避免由于地理位置、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带来的文化冲突。因此，一个好的译者，不仅应该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需要拥有外交官一樣的协调意识，这样才能促进文化的交流，经济的合作，政治的共赢，促进地球村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金堤.翻译探索[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25-301.
[2]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Ltd.1996：13.
[3]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312-319.
[4]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2-60.
[5]Toury，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Amsterdam / Philadelphia：Benjamins.1995.62-70.
[6]王金玉，孙静.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译者文化身份和文化协调能力[J].教育教学论坛，2014.10（44期）.
[7]Colleen McCullough. The Thorn Bird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ing Press，1997.
[8]麦卡洛，考琳.荆棘鸟（The Thorn Birds）.曾胡，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
【关键词】译者;角色;协调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9）16-0030-01
传统的翻译研究主要是从文本或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入手，中国早期的翻译家严复提出“信”、“达”、“雅”原则，西方翻译家强调的“等值翻译”。从中西方翻译史来看，传统的翻译研究基本束缚在“忠实”和“对等”观念的下，几乎完全忽视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和角色。
一、主体的隐身
20世纪翻译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学科相互渗透的特点，语言学理论也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语言学派的代表尤金·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形式对等，强调“动态对等”要高于“形式对等”，并且“动态对等”是基于“等效原则”之上的，即译文与译文读者的接受效果和原文与原文读者的阅读效果等同[1]。80年代，纽马克认为翻译研究的对象是语言之间的关系，翻译实践就是寻找对等语，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就是确定对等的性质和条件[2]。英国著名的翻译家卡特·福特认为翻译就是在所有潜在的等值译语中为源语寻找最合适的等值语的过程。德国的威尔斯、卡德和纽伯特都认为翻译就是寻找语法等值、语义等值、读者感受等值等简单的问题[3]。译者的能动性作用被长期忽略，译者也处于尴尬的边缘文化地位，其主体意识也处于遮蔽状态。
二、主体的凸现
20世纪60年代新兴起的“接受美学”强调以读者为研究中心，凸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70年代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进入到从文本意义转移到文本以外的因素的研究，译者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变成了与原作者、读者并列的主体存在。以霍姆斯、勒弗菲尔、左哈尔和圖里为代表的“翻译研究学派”，对译者主体力量的彰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霍姆斯认为译者对文本的形式、意义、功能等具备完全的决断权，是一个能动的、创作的主体[4]。图里把翻译规范的研究置于目标语文化系统下进行，使其更具有操作性[5]。
阐释学强调文学翻译中译者和积极作用。每次翻译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译者自己的精神和文化观。女性主义者鼓励译者的现身，认为为翻译的过程掺有更宽更深的意识形态上的色彩。解构主义打破了作者文本意义的权威，倡导多元意义的、开放的文本，因此创造性的、主体的读者/译者诞生了。译者低微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不再被认为是原文和作者的被动的无用的接受者;相反，他们是翻译过程中积极的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他们的重要作用，跨文化协调方法的使用在遇到文化问题时她们的初衷是促进沟通顺利进行，而不是拘泥于文字形式或文化现象。
三、《荆棘鸟》汉译本中译者的协调作用
翻译过程中，译者是不同文化的中介，并起着协调作用。译者通过阅读原语文本与原作者实现视野融合，使译语读者了解原语文本的表达意图。通过译语文本最大化的再现原作者意图。译者在翻译过程起着举足轻重的协调作用，他协调原作者与译文读者、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协助不同语言及文化背景的人群去理解另一文化群体的表达方式、创作意图以及情感期待。曾胡根据原作相应的采用押韵、对仗，合理的使用长短句，既保留原文的异质性同时还流畅易读;挖掘其意义潜势，尽可能地接近其精神实质，充分体现出曾胡在翻译过程中的协调作用。
1.词汇的协调作用。
翻译是一种艺术，中英两种语言文字在形、音、文法、修辞、思考习惯、美感经验以及文化背景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字、词、句之间很少有现成的对译法。语言都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有监测和确定词汇“语境义”的能力。例如：
（1）So Meggie passed the last few days of school ‘in Coventry，’ as they called it， which meant she was totally ostracized.
这样，梅吉在校的最后几天，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在处处受人冷眼的情况下度过的，也就是说她被完全排斥在外了。
在《荆棘鸟》“Coventry”是指英格兰沃里克郡中部区的县市，中文为“考文垂”，意味着“放逐;受排斥的状态”，曾胡翻译成“受人冷眼”，再根据后面的“ostracized”，译者琢磨译该词在语境中的意义，寻找最恰当的匹配词汇“在处处受人冷眼的情况下”，生动形象的描绘出梅吉在学习被排挤的景象。与上文中“Being thick with somebody”“搞得太热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冷”与“热”体现了译者的语言水平和文化视野的感知能力。
一个词不仅有直接的、表面的意义，还有内涵的、牵涉许多联想的意义，这就需要译者必须能够驾驭词的内涵。在《荆棘鸟》中曾胡想描述梅吉在圣心女修道院度过的悲惨的童年。所以他把Sister Agatha翻译成“阿加莎嬷嬷”，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尤其是在晚清时期，“嬷嬷”代指皇宫里那些经常惩戒年轻的宫女的长辈女仆。这种文化背景深深植根于曾胡的世界观之中，这在他翻译的《荆棘鸟》中得到了很大的体现。此外，一个词的意义有时不是从自身的形式和行为中能看清楚，而必须通过上下文才能确定，这就有要求译者有“统观全局”的能力。以英文译中文为例，因此， 译者要调动主观能动性，运用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将作者的意思创造性地再现。
2.语言形式的协调作用。
语言文字所承载的思想或信息受语言形式，即语言符号的排列和特定语言语法编码的制约，仅就英语语法编码而言，英语喜欢采用并列的形容词、动词和名词等而中文则喜欢采用成语或者排比的短语体现出语言的对仗和工整。曾胡不仅精通英语和汉语，还深谙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这也为他翻译《荆棘鸟》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 （3）And he was like Fee， also. Quiet， self-contained， not one to air his feelings or opinions.
而且，他也像菲。沉静，富于自制力，感情不形于色，见解不闻于声。
曾胡采用一个典型的中文表达式的排列句“感情不形于色，见解不闻于声”来解释“air his feelings or opinions.”，这样可以让中国读者完全感受到此句的优雅感。类似的表达还有：将“settle-down，know each other， get along.” 翻译成“安家立业，互相了解，相敬如宾”;将“upset， anxious， contrite.”翻译成“心烦意乱，焦急如焚，追悔莫及”;将“looking sick and bewildered.”翻译成“脸色苍白，手足无措”。这些成语以及四字短语的排比更突显出译者的中文造诣水平。
3.文化典故中的协调作用。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文化身份应顺应主流意识，既要尊重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接受幅度，又要满足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读者所需。[6]译者要发挥文化协调能力，适当的吸收异质文化。译者要增强跨文化意识，保持客观的文化态度，防止文化偏见，缓和文化冲突，根据读者的兴趣和利益，满足其期待视野，促进跨文化交流。如：
（4）“I mean it，Luke！” Meggie said as soon as they were out of Arne’s hearing. “The worm’s turning， do you hear me？”
“我就是这个意思，卢克！”他们一走到阿恩听不到的地方，梅吉便说道，“逼人太甚，兔子也会蹬两脚的，你听见了吗？”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曾胡将“The worm’s turning” 译成“逼人太甚，兔子也会蹬两脚的”。显然，译者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而做出的妥协。虽然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可能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不同的文化中也会有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文化的相似性使目标读者在阅读目标文本的同时，能够欣赏到源文本中的文化元素。如果曾胡从字面意义翻译成“蠕虫的转折”，这将使目标读者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这句话要表达什么意思。所以在《荆棘鸟》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翻译成“逼人太甚，兔子也会蹬两脚的”，这就是目标读者所熟悉的文化典故，能轻易理解其意思。因此，他刻意按照目标文化的审美标准而不是源文化的主流审美标准来探讨这些文化元素，以促进目标读者的理解。又如：“It '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描述的是当一个人不听你的想法，也不接受你说的话，这会让你觉得你在浪费时间和精力。胡曾翻译为“对牛弹琴”，因为这是所有的中国读者都非常熟悉的惯用表达式。“我们该舔她的靴子、拍她的马屁的”而在后文中曾胡将“We’re supposed to lick her boots.”翻译成“我们该舔她的靴子，拍她的马屁的”，对原文进行了补充说明，显示了译者作为调解者和创造者的角色，尽其最大努力挖掘和传达作品的潜在意义，填补空白，将不确定性具体化。
一部好的翻译作品，不仅是对原文简单的重复，而是需要译者在此过程中，选择使用恰当的语言词汇、合适的语言形式、恰当的文化典故，以避免由于地理位置、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带来的文化冲突。因此，一个好的译者，不仅应该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需要拥有外交官一樣的协调意识，这样才能促进文化的交流，经济的合作，政治的共赢，促进地球村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金堤.翻译探索[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25-301.
[2]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Ltd.1996：13.
[3]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312-319.
[4]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2-60.
[5]Toury，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Amsterdam / Philadelphia：Benjamins.1995.62-70.
[6]王金玉，孙静.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译者文化身份和文化协调能力[J].教育教学论坛，2014.10（44期）.
[7]Colleen McCullough. The Thorn Bird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ing Press，1997.
[8]麦卡洛，考琳.荆棘鸟（The Thorn Birds）.曾胡，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